参加抗战

我们找到了陈军长，战争时期，军队正需要补充兵员，我们的到来恰逢时机。我读过书，在部队里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了70军上士译电员，后又升任准尉、少尉译电员，办公桌就在军部旁边。

1944年年初，日军在福建登陆，占领了福州。70军被迫转移到了连江县驻防，部队在福州、连江一带活动，成立了闽东前线指挥部。部队与日军有过多次正面接触。我以译电员的身份，参与了福建前线的抗战。

1944年4月，我被司令部保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陆军官校在江西瑞金有一个分校，我奉命到瑞金分校报到。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赣州已经失守，日寇步步紧逼，瑞金随时可能受到敌军攻击。因是非常时期，学校缩短了受训时间。我们只在军校学习了一年多。1945年5月，大家提前离校上前线了。我是保送生，军校毕业后又回到了70军。此时，我已升任中尉排长，不再做译电员了。

又过了几个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闽东前线指挥部撤销，70军奉命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部队立即开拔，我们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船，在高雄登陆。

刚到台湾时，满目疮痍，到处是战火留下的痕迹。当时，陈仪成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接收完成后，70军进行了整编。我所在的师番号为74师，陈孔达军长已调任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全师开始在台整训，部队由台北调到台中，又从台中调到高雄凤山训练营。在凤山，我们训练从台湾本土补充的新兵。

1946年12月，我所在的74师奉调回大陆，驻防山东（当时师长是陈颐鼎）。次年，我忽然接到家里接二连三发来的加急电报，只有几个字：“母病危，速回。”战争时期，部队很难请假，不过，长官还是特例批准我回家探亲。我拿着电报，连夜匆忙赶回嵊县。

到了老家，进门后才知道，母亲虽说生病，但还不至到“病危”的程度。那时父母正在为我担忧，二哥已经为国捐躯，大哥患病致残，他们不想让我再冒生命危险继续参加内战了。

回到江南，耳闻目睹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与前线的你死我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也不想再回去。于是我到了杭州，在西冷冰厂（今“五丰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家厂专门制作冷藏冰块、冰棍之类的冰冻品，在杭州算是一个比较新式的厂家。我成为这家厂的业务员，一直干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