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对派的屠刀面前，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总方针，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武装起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同时开始创建军队的政治工作，开始了政治建军的历程。
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锲而不舍的探索，不仅创建和巩固了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钢铁红军队伍，而且形成了军队政治工作、政治指挥、政治建军的一系列理论原则、组织制度和内容方法。
第三节 毛泽东“三湾改编”与朱德“赣南三整”
一、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及士兵委员会的诞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党在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次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并派毛泽东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秋收起义武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毛泽东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而分散退入农村的部队，他们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军民。
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多没有经过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一套的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计划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以及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部队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损失很大。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辞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境三湾村。三湾处在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是较大的村庄。
由于连续作战和疲劳、饥饿、疾病的袭扰，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但也有少数未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面前悲观动摇。很显然，不改变部队这种状况，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党怎样领导、建设自己的军队？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迅速着手解决这个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整顿组织，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离队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原则，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谭政大将回忆这段历史说：
远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部队从战场上收拾下来。每天总是从天未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着手改编部队。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自从长寿街战斗失败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种子，一下弄个精光。没有经过锻炼的“小娃娃”，那容易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弄得病的病，死的死，累的累，怕的怕，情绪非常不好。真像打了几十个败仗一样。
到了三湾的第二天，师长集合部队讲话：“……现在人员减少，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不下去了，只看到全场的人都瞪着眼睛，痴呆似的望着他，非常难过。
忽然，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登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大家不住地点头微笑，特别兴奋。队伍解散以后，只看到一群一群地在那里谈论着：
“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99]
其次，是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毛泽东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这以前，支部设在团里，各连只有小组），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逐步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深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
赖毅在《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一文中具体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泸溪失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队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逃亡现象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党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革命部队正在烈火中经受着锤炼！就在这支革命部队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展开了最紧张的工作。那时，我是一营二连一班的班长，每天行军，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体，出没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今天在这个连，明天又在另一个连。他和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里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最初，一连有些同志不认识他，以为是老百姓，便要拉他挑担子。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见过他的战士便说：“怎么能叫他挑担子！他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于是，战士们都惊奇地围到毛委员身边，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谁都从心里和他更亲近了，纷纷向他诉说自己的经历。
当时连队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是大革命时期在各地搞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革命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摧残，在家乡站不住脚，便跑出来参加革命队伍。这些经历过失败和艰苦斗争，从反动派的刀口下跑出来的人们，对于目前这次的失利和艰苦生活，并不放在眼里。对他们来说，能够继续革命，能够拿着枪杆和反动派干，就是十分幸运的事。可是大家都还为一件事苦恼着，那就是当革命组织遭受破坏时，人都跑散了，谁也没有带组织介绍信，因而原来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现在都失掉了组织关系。
毛泽东同志自从在文家市收集秋收起义的余部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以来，每天不倦地找战士们谈话。正是为了了解部队情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另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候，由于党缺乏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虽然共产党员们在黄埔军校、在北伐军队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却没有抓住军权，也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从而掌握群众。因而，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共产党员们不但抓不住军队，反而不得不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甚至遭受迫害。
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调查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那就是开始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且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100]
再次，建立连队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毛泽东在军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新兴事物给当时的士兵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们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
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上将回忆说：
我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经过，首先是在党小组里面酝酿，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按党小组酝酿的名单提名，经大会一推举就行了。不是那么复杂的，也没有搞什么候选人，选举的名额，由连里面选出一些委员来，三个连的委员组成营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只是遇事开会研究。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务工作，一个就是抓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这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1]
自从实行了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三湾改编的历史意义，罗荣桓元帅曾经指出：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102]
二、“赣南三整”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出南昌城，向广东方向进军。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严重失败。朱德所在的部队在敌人的猖狂反攻下，一路转移，最后到了三河坝地区，在同敌人激战三天三夜后，又主动转移到饶平。这时，部队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2000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这支革命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5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气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这支队伍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另外，这支部队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也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在此一发千钧之际，朱德分析了敌我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认为，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于是，朱德率领部队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经过武平和石迳岭战斗，部队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赣南山区，边打边走，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
部队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部队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朱德带领部队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此时已是10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官兵，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官兵。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该走向何处？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朱德、陈毅挺身而出，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
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朱德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气魄教育和掌握部队。他经常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身为副军长和长者的朱德，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打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看成是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杨至诚曾在《艰苦转战》一文中回忆说：
这时，人们的思想也和队伍一样的乱。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我们边打边走，经过筠门岭，到达了天心圩。这时，部队更加混乱，跑的人很多，连有些负责人都走了。这天傍晚，照例又要准备出发了，忽然传来了命令：排长以上军官到南面的河坝子里集合。是什么事呢？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到达了指定地点。河滩上早已坐满了人，大家懒洋洋地躺着、坐着，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什么。刚坐下没多久，朱德同志和几个领导干部走来了。我认出走在朱德同志后面的是我们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同志，还有王尔琢同志。朱德同志还是在饶平会合时的那个样子：一身灰布军衣，背顶斗笠，穿双草鞋；草鞋早已破了，用条什么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的脸颊比会合时瘦多了，胡子长得老长，但两只眼睛却还是那么和蔼、慈祥。他走到队前，四下里看了看，招招手让大家坐拢些。“同志们！”等大家坐好，朱德同志开始讲话了，“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接着他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但却是非常严肃坚定地说道：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同志略略停了一停，眼睛缓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地响。朱德同志又把声音提高了点，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人群里一个人低声地问。“打游击呀！”朱德同志向着发问的方向望了一眼，弯下身来对大家说，“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
“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接着，朱德同志又反复地讲了革命的前途和保存力量、继续革命的道理。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
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象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103]
这时候，师、团级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了。南昌起义分散时，陈毅正在武汉，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的负责人。8月2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又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104]
陈毅积极协助朱德带领着部队。他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困难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陈毅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都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也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105]陈毅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7年10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远天心圩镇时，只剩下千余人了。当地老表对起义军不了解，大都关门闭户。朱德立即命令部队撤出天心圩镇，就在镇外的河滩上点起篝火宿营。
第二天，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积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陈毅在会议上也诚恳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106]
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和陈毅领导部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开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这次整顿就是“赣南三整”的第一整——“天心圩整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坚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反动武装在关口上把守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44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回顾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107]
1927年10月底，这支部队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所预料的，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斗，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这就是“赣南三整”中的第二整——“大庾整编”。
总的来说，朱德、陈毅领导的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成为了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兵痞、流氓也占一定数量，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部队中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就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要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公里，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作风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陈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108]
杨至诚回忆说：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部队像一炉矿砂，在熔炼中，受不起锻炼的渣滓被淘汰了，剩下的却冶炼成了纯净、坚韧的钢铁。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便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负责同志，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只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切实掌握好部队。那时候，党的组织很不健全，更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一切活动都靠党员个别进行。干部在行军中要和士兵们谈心，休息时要讲话，宿营了要检查纪律、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士兵扔掉的枪支要背起，有病的同志要扶起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朱德、陈毅同志对部队纪律的整顿也是从不放松的。还记得到达信丰的那天，发现城里有一家当铺，几个不良分子一鼓劲，战士们一轰而上，抢钱的抢钱，抢东西的抢东西，乱成了一团。事情很快被陈毅同志发现了，他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队伍仓促地拉出了城，在一个山根下集合起来。陈毅同志气愤地批评这种现象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了！”接着又谆谆地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讲得那些犯纪律的人都垂下了头，红着脸把抢来的东西交出来。
在党的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到了十月底，来到了大庾，部队暂时停住了脚。混乱也终于终止了。因为，在天心圩时朱德同志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就在这时，宁汉战争打起来了，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果然顾不上追我们了。[109]
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部队在大庾地区驻扎下来，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个别部队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部队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十分之一。那时候朱德、陈毅他们尽管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的做法，从而加强了党的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1个特务连，总共10个连，合组成一个团，共计800余人。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这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龙、叶挺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因此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便取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这次整编后，党组织的作用更加明显，思想政治工作也愈加活跃。部队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
“大庾整编”后，朱德、陈毅等带领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11月上旬，他们离开大庾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大革命时期，这里农民运动热情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陈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进驻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部队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在休息整顿、养精蓄锐的同时，加强了军事训练，将过去的“一线式”战斗队形改变为“人字型”，并进行了游击战战术训练；除了集中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此前，该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开始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部队在上堡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20天左右，但是意义是重大的。这是这支部队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只是初步尝试。这次整训就是“赣南三整”的第三整——“上堡整训”。
历史证明，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实施的“三湾改编”，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大的历史突破，迈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第一步。通过“赣南三整”，部队加强了团结，恢复了实力，提高了素质，为1928年1月开始的湘南起义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这支部队5个月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通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粟裕同志这样回忆这历史性的一天：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师。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木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彩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110]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红四军从此成为了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建军方略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茅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地打击敌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个理想的落脚点。
一、毛委员在连队建党
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抓军队党的建设看做一切的根本。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因为当时时间仓促，许多措施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6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参加。
赖毅回忆说：
就在泸溪受挫后的一次行军途中，副班长刘炎同志和我谈话，问我家庭的情况和个人经历。我猜想他是党员，便告诉他，我原是造纸工人，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后来从家乡逃出来，到修水找到了这支革命队伍，并诉说了想入党而找不到党组织的心情。他听完我的叙述就说：“好吧！我们找找看，我想党代表一定是党员，去向他要求入党吧。”后来，连党代表果然把我找去，对我说：“你要求入党，那很好。毛委员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努力争取入党！”
没隔几天，党代表又找我谈话，这次叫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部队开到酃县的水口休息下来，第二天下午，党代表就秘密通知我，晚上跟他一路去团部开会。
会议的地点选在靠水口街的一个大祠堂里。我和五班长李恒同志跟着党代表上了阁楼，屋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其余的大部是各连的班长。毛委员也来了，正在和几个同志低声谈话。房间里放着几张长板凳，靠北墙有一张四方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我知道要举行入党宣誓了，心不禁剧烈地跳动起来，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等人到齐了，毛委员便站到方桌旁边宣布开会。
先由各个入党介绍人（都是各连党代表）分别介绍各个新党员的简历。接着，毛委员便走到排列在最前面的六个新党员面前，依次询问了很多问题。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心中既紧张又激动。
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的革命！”
毛委员点了点头说：“很好。”
接着，毛委员又把那三个我们几个人从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字念“西西皮”（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以后，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
会场上充满了严肃的气氛。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亲自带领我们宣誓。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洪亮、庄严的声音，在这间破旧的小阁楼中回荡。
宣誓结束了，会场里活跃起来，同志们互相勉励，老党员谆谆嘱咐，都使我十分感动。特别是毛委员讲的话：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作宣传，多作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秘密……这许多嘱咐，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底。
临走时，毛委员又叮嘱各连党代表们：回去后要抓紧发展工作。以后，各连都要像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111]
不久，秋收起义部队中连里的支部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之前，支部设在团里，各连只有小组）。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支部当时布置党员们做好三件工作：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解除他们的顾虑；注意培养和发展新党员。支部每天都要研究一下当天的情况。对革命意志坚定、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同志，党员就积极教育他，帮助他，然后介绍他入党。这样，群众就更加和支部靠拢了。
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队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基层党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连队也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并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当一些经受不住严酷环境考验的军官走上可耻的逃亡道路时，有党支部领导的连队并没有因此垮台。
二、毛泽东提出“三大任务”，教部队发动群众
1927年10月间，湘桂军阀混战，井冈山周围各县城防空虚。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湖南的茶陵县城，这一任务就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去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他在对部队作战前动员时说：我是很想和大家一起去打茶陵的，可是我的脚不让我去，这真让我没有办法。他要求部队到茶陵后要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广泛进行游击战争。
11月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了茶陵县城，并活捉了敌县长。但是，由于陈浩等人受旧军队的影响很深，他们把毛泽东的指示甩到了脑后，既不深入发动群众，也不打土豪筹款，军队在茶陵1个多月，每天的活动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茶陵人民委员会是成立了，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新的政府依然沿用旧政权的那套办事制度，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感觉不出共产党政权和旧政权的区别。
宛希先十分着急，将这种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立刻派人送信给陈浩，要他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在宛希先的努力下，12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宣告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12月下旬，湘桂军阀混战告一段落。湘军当地地主武装开始向茶陵反扑。红军在经过激战后最终退出茶陵县城。这时，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思想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企图把部队往南带，去投靠湘南国民党军。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他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迅速赶来茶陵，并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人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部队全部带回了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团指战员会议，他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他还总结了工农革命军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旧式的军队。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不只是单纯地会打仗，还要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组织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发动群众起来和我们一道革命。他宣布，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建军学说的巨大贡献，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后来，毛泽东关于“三大任务”的思想，随着革命战争的实践而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思想，在人民军队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这段历史，赖毅在《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一文中回忆说：
十一月中旬，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走到大井，一、三连也赶到了。这时才听说毛委员要我们下山去打茶陵，大家兴奋极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大陇。等整理好队伍之后，毛委员就给我们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现在宁汉军阀混战，反动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接着便命令我们向茶陵方向行动。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说到这里，毛委员用手指了指脚，脸带微笑，诙谐地说：可是我的脚不让我革命，这真叫我没办法。原来，在秋收起义前后，由于长途跋涉，他的脚被草鞋磨坏，一直没有好，行动不便。
我们又一次离开毛委员，下山去了。
一路上很顺利，打茶陵也没有遇到对手，一下就占领了。没几天就在旧县政府的大衙门成立起县政府。并且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是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样搞法，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也曾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去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
我们在茶陵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了毛委员那里。他写来指示：立即撤销县政府，组织工农兵政府，并派谭震林同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还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
毛委员的指示下来之后，旧县政府的一套搞法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在茶陵诞生了。
正当我们欢欣鼓舞庆祝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时候，宁汉战争停止了，湖南的敌人吴尚派了一个团，开到了茶陵，企图把我们一举消灭。当时我们对毛委员教导我们的游击战术，体会不深，也不能灵活运用。因此，竟和敌人展开了拼消耗的阻击战。顽强的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才撤出茶陵一直向南，开向湖口，又奉毛委员的命令返回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砻市。
有一天，毛委员又来到我们这里，召集大家讲话。他开头先表扬了我们茶陵战斗打得勇敢。接着又指出：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
这时，毛委员开始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记得大意是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态度和蔼，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毛委员停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茶陵所犯错误的老根子，明确了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透亮。从此，我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糊涂了。
在砻市那次讲话中，毛委员还再次向我们讲解了三大纪律，要我们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后来，我们都把三大纪律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认真地照着它做。连的党支部还把它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
以后，毛委员集合部队讲话的次数更多了，每一次都要给我们讲解当前的形势、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道理、井冈山的地势和周围群众的生活情形……同时，毛委员还经常教给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记得他说过：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又有一天，毛委员把部队集合起来说：上次你们从井冈山西边的茶陵来，这次我们一起到东边的遂川去。那个县里地主武装很少，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都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部队随着毛委员下山了，迎着深冬的寒风，走着畸岖的山路，向遂川挺进。我们的军装虽已磨损得破烂不堪，然而几个月前由于挫折而带来的张惶、不振的情绪早已一扫而光。个个精神抖擞，步伐雄壮，都想到山下轰轰烈烈地干它一番。
队伍经过黄坳，来到大坑。出发前，听说大坑是个集镇，来到一看，完全不像集镇的样子；老百姓都跑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些老头、老婆婆。
按照毛委员的指示，我们打开土豪紧锁的大门，里面真是五光十色，什么都有。光是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鸡、腊鱼和各种各样的油炸果子，就有好几大缸。土豪们已经把过年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了。可是，走到穷人家一看，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里，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以外，啥都没有。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同志们都气鼓鼓的，立即把土豪家搞了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搞到的那些资财，一部分送到当地穷人家里。一部分带着，沿途送给穷人。
来到遂川，情况和大坑相仿。我们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他们多半都不理睬；把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谁都不接受。于是我们就从小处着手，先分一些可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以后，我们加强宣传，消除群众顾虑，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我们。
工农革命军爱护群众的行动，很快传开来。两三天里，穷人们都陆续回来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也繁忙起来。由班、排干部组成小组，每个组都有红布做的小旗子，旗子上横写着三个大字：宣传队。红旗到处，群众团团围住，静听红军战士讲话。因为我会湖南客家话，小组就常推我出来讲。也不知怎么的，一看见站在前面这许多穷人，自己在家受苦的事，一下就涌上心头。我高声说：“我在家跟你们一样，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没命地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土豪劣绅，要分他们的田，要组织起革命委员会来跟他们斗啊！……”这么一讲，小组的同志和群众就一起呼一阵口号，然后我们就带着群众到土豪家里去分东西：用具、衣服、谷子，连猪也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分给穷人。穷人们欢天喜地地抬着东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没几天，县城的局面打开了。毛委员就派我们到郊区去开展工作。我们连被派到离城二十多里的和尚坪。在那里活动了近二十天，毛委员从城里传来指示，要部队回遂川过春节。
走的那一天，群众都来送行。时间虽短，却已和群众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
回到城里，只见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家家户户挂灯结彩，男女老幼穿得整整齐齐。卖年货的店铺里，更是人流不断。人们发现了我们一队队军容整齐、容光焕发的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下就围了上来，像迎接远出归来的亲人一样，问长问短，亲热得很。
各路部队带着胜利，带着筹集的物资、款项，陆续回来了。见了面，大家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谈着各地情况，那种兴奋、激动的情绪，只有打了大胜仗的时候才会有。
除夕那天，毛委员宣布放假三天。每人发给几块银元，夜里还举行了大会餐。我们二连在一个古祠堂里摆上一张张方桌，不分干部战士，团聚共乐。街上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军民沉浸在欢乐中，整个遂川城灯火辉煌，彻夜不熄。
我们就这样欢欢乐乐地过了第一个胜利年。休息几天之后，除了留下在遂川城和郊区工作的少数部队以外，又分成好几路，下乡去开展全县的工作。
我们这一路，由营长陈毅安同志带着去左安。到了左安又分成几路。我们一路走，一路举着宣传队的红旗，向群众作宣传，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起初，群众也不敢来，到后来，只要把红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人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
在左安，我们筹款时，便在土豪劣绅的门口贴上一张罚款布告，上写：某某是土豪劣绅，平时欺压穷人，现在决定罚款××元，限×天内交来，到期不交，定严惩不贷。土豪劣绅害怕，大都在限期里派人把钱交来。
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毛委员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例如进行了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没收和分发了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都要作详细的汇报，并按级上送，直到毛委员那里。行动委员会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头猪分给群众，留下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件事让行动委员会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以后成了一条纪律：凡是好东西要尽先分给群众，任何人都不准擅自拿打土豪得来的东西。
遂川全县就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土豪劣绅打倒了，反动政权垮台了，贫苦群众站起来了，工农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赤卫队、游击队保护着革命胜利的果实。我们从左安回来以后，毛委员亲自领导着大家，总结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三四天以后，又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开展工作。我们二连这次是去遂川西北的五斗江。出发前，每人都穿上了灰色的新军装，戴八角形的工人帽，还发给一套白布衬衣，连子弹带、干粮袋也换了新的。
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工农革命武装，就这样在毛委员亲自领导下，在井冈山四周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建立并扩大革命根据地。它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井冈山四周的广大农村，到处点燃起革命的烽火。[112]
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来的。
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非常注意军队的群众纪律。1927年10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集合，准备上井冈山。出发前，毛泽东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原来在井冈山地区活动的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他强调，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接着，他庄严地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要归公。
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最早表述。
茶陵事件后，工农革命军撤到了宁冈。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发动起义，再次攻占了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一方面在城里开展宣传活动，同时还派人下乡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群众工作红红火火。但是，毛泽东在进城后通过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红军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铺草，用后没有主动归还；有些人以打土豪的名义，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
于是，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六项注意宣布后，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几天后，毛泽东又听到群众的反映，说红军纪律确实是好，借了门板能够还回来，不过要是能够替我们上上去就好了，要不还是有许多麻烦。毛泽东听在耳朵里面，记在心里。
1928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圩总结了执行群众纪律的经验，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1月，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根据革命斗争形势任务的需要，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作了修改、补充和完善。“三大纪律”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以后又改成“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则成为了“八项注意”，增加两项：“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式提出。
毛泽东不仅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身体力行，严格执行，并且经常搜集典型事例，向部队进行教育。有一次，毛泽东带领部队返回井冈山，途中，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毛泽东得知后，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将两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毛泽东曾经用类似绕口令的方式教育官兵做到“损坏东西要赔”。他说：“打破群众一个旧水缸，要赔他一个新水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赔总比不赔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军队建设意义重大。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由于不了解这支军队的性质，往往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最终自身也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宣传几句“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等等是没有用的，老百姓固然听其言，但更多的是观其行。红军官兵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真正认识了人民军队。当时，井冈山地区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老百姓开始真心把红军看做一家人和自己的保护神，红军同群众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这是红军能够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修改、补充，于1947年10月10日重行颁布，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这些内容一直沿用至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来历则另有故事。
大家都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革命军人的入门歌、启蒙歌，也是人民军队的政治歌、纪律歌、规矩歌。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革命歌曲，其歌词曲作者又是谁呢？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大加推崇，并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这首歌。后来斯诺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曾经询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作者是谁？毛泽东表示，这首歌很好，不知道作者是谁，但不是他（指毛本人）。
1981年1月8日，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原监察部副部长程坦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程子华致悼词。
悼词中说：程坦“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为了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内容，利用鄂豫皖地区一首民间歌曲的唱腔，改编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小报上，很快在红军干部战士中广泛流行开来。以后，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这是第一次在公众集会场合提到程坦在编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的历史作用。
不久，《解放军歌曲》1981年第3期发表了该刊采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首歌的编作过程，第一次在媒体上明确该歌的歌词编写者是程坦。
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几十年，但当初，它的出现很偶然。
1935年9月，我们与陕甘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进行了合编。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政治部机关，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改编的。政治部下面设科，我仍当宣传科长。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他和我们宣传科重点负责新兵教育。
劳山、榆林桥战斗后，陕甘苏区掀起了参军热潮，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两次战斗中的大批解放战士也补入部队。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秘书长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我完全赞同。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事项，我觉得太麻烦，也曾有过把它编成歌曲的想法。但是，天天赶路很疲劳没有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也就作罢。现在真是不谋而合，但程坦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唱过来哼过去，一唱一哼很合拍，于是在《红色战士报》登出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
这首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歌词做过相应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便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由红二十五军先唱起来，然后在红军各部队中传唱开的。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份成绩，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干的，是他的历史功绩，我只是协助，作了个“媒人”，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113]
四、宽待俘虏的四项政策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为部队制定了宽待俘虏的四项政策。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激励军队的斗志，在对内宣传中肆意丑化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军官欺骗部下说：“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对俘虏是要剥皮抽筋的！”于是，许多白军士兵在与红军作战时拼命抵抗，宁死不投降。仗打得十分艰苦。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了宁冈新城，俘虏敌军约400人。如何处理这些俘虏，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从长远来讲，也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由于蒋介石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红军很多战士与反动军队有着深仇大恨。面对这些俘虏，很多人想出出气，复仇情绪十分严重。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毛泽东此时宣布了宽待俘虏的四项政策：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歧视、不虐待、不搜腰包。第二，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待遇和红军平等。第三，愿去愿留自由。愿去者，发给路条、路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愿留者，开“欢迎新兄弟”大会，热烈欢迎。第四，热情、积极治疗伤员，并和红军战士享受同样的医疗待遇；治愈者，亦分愿去愿留两种。
这四项政策宣布后，在部队炸开了锅，有人赞成，更多人则想不通。为此，毛泽东专门给部队作了一次讲话。他耐心开导说：“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是很好算吗？”[114]
毛泽东这样一讲，许多人想通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半信半疑。这办法真有那么好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400来名俘虏兵集中在茅坪进行教育。通过引导他们控诉豪绅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的种种罪行，大多数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最后，有300多人主动申请，要求留下来参加红军。其他人或者因为对红军政策不相信，或者有别的考虑，提出要走，红军按照四项政策规定，痛快地发给路费、路条，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一情景使得这些人十分感动。
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井冈山当时有个“三当俘虏”的士兵曹福海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曹福海是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子。一次和红军作战时，因为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子弹打完了也不肯投降，硬是跟红军拼刺刀。后来，他当了俘虏，心里十分恐惧，担心被剥皮抽筋，然而，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宣传完全是欺骗人的，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令他感动，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去，他说：“红军好是好，就是没有钱。国民党军队是坏，但是每个月能够发几个大洋，我家里还有老母亲靠我生活。”红军为他开了欢送会让他走了。没有多久，他又随所在部队来攻打红军，又被俘虏了。这回他可不怕了，他对红军官兵说：“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放的。”红军又放他走了。一段时间后，他第三次被我军俘虏。这次，他高高兴兴地带了十几个白军士兵一起来投降，并且表示：“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了十几个兄弟。”红军指挥员笑着问他们：“怎么，不怕剥皮抽筋吗？”他们笑着回答：“谁听那些狗屁！我们早就听说了，你们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意在那边挨打受气？”[115]
这些人加入红军后，个个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尤其是曹福海，很快就当了排长，后来在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红军优待俘虏的四项政策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它不仅揭穿了国民党反对派的欺骗宣传，而且有力地瓦解了敌军。毛泽东曾经总结经验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116]
五、“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十分重视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的多次讲话，在红军战士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和反复的“围剿”，红军供给十分困难。战士们吃的是糙米南瓜，穿的是破布旧军装，寒冬腊月，许多战士还是穿两层单衣，住的是岩洞和柴房，睡的是稻草。由于作战频繁，营养不良，加上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伤病很多，可是连碘片这类最普通的药都没有。“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分外香，战士吃得精打光”，就是那种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井冈山向红军指战员发出号召：“没有粮，我们种；没有菜，我们栽；没有布，我们织；没有鞋，我们自己动手编草鞋！”
一天夜里，毛泽东回到住处。房东谢慈俚老汉拿出一堆草鞋说：“毛委员，工农革命军来到这里，给我分了房子分了田，我没什么好东西，打了一些草鞋送给咱部队表表心意。”毛泽东接下草鞋，把钱塞到谢老汉手里，并说：“我们还要求你帮大忙呢？”“啥忙？”谢老汉立刻抖擞起精神。毛泽东诚恳地说：“请你教我打草鞋。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必须自力更生。打草鞋，材料到处都有，战士们都能自己动手，我先向你学学可以吧？”谢老汉当即教毛泽东打起草鞋。他一边打，一边讲。毛泽东坐在一旁仔细地听，仔细地看。不一会儿，一只草鞋打好了。毛泽东拾起地上的稻草，对老人说：“让我来试试吧！”说着接过老人递上的工具。他学着老人的样子，细细琢磨着老人讲的每一个要领，有时还问上几句，很快一只草鞋打成了。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拿起他打的那双草鞋，来到操场，看士兵们操练。休息的时候，士兵们纷纷围到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懂得多，故事多，说话又生动有趣，士兵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哎，你们哪位看过《封神榜》啊？”毛泽东笑眯眯地问。有人摇头，也有人说：“没看过，可是听说书的讲过，都是神仙的故事。”“《封神榜》里有个土行孙，身子一扭就不见了，他是钻到地里去了，在地底下日行五百里。书里还写到一个哪吒，脚踩两只风火轮，会腾云驾雾。这两个人上天入地，能打能走。我们大家也要学会这种本事。”战士们议论说：“人家都是成仙入道的人物，神通广大，咱们这肉体凡胎，哪能学来那种本事？”“我看能。”毛泽东说得认真、肯定。士兵们不由得睁大了惊讶的眼睛。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只要我们做到两条就不难学会这种本事。”“真的？”士兵们激动了，“哪两条？”“第一，我们要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组织起来，用模范行动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和他们打成一片，就能打也能走；敌人看不到我们，找不到我们，我们却能看到敌人，这不就像有了土行孙的本事吗？第二，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拿出他新打的那双草鞋：“这是我跟谢老汉学习，打的第一双草鞋。这就是我们的风火轮。稻草随处可见，大家抓紧空余时间向群众学习打草鞋，我们就能走遍天下！”
针对此时行军作战频繁，一些官兵流露出“翻山怕苦”“打向城市”，不愿意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绪，1928年秋季的一天，毛泽东集合部队作了一次讲话。他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了吗？我们每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拥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117]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突出强调了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
朱良才回忆说：
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比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118]
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总结红四军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情况：
（1）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
（2）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则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地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
（3）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列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4）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5）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
（6）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追悼会，俱乐会，亦为政治教育之另一种。
（7）在士兵委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及工作批评，亦为训练的方法之一。[119]
对于群众的宣传工作，红四军从一开始不重视，到后来十分重视，乃至做得十分出色。红军在成立初期，很多人出于对原来国民党军队虚假宣传的反感，对宣传工作有偏见，认为军队是打仗的，宣传工作是卖假膏药，令人讨厌。在经过许多次战斗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觉得我军宣传工作做得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贴上几张标语，群众根本就不知道红军是什么军队，甚至有些地方群众把红军当做土匪打。
为了使群众了解红军，支持红军，宣传工作逐渐进步了。
红四军建立了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称就叫宣传兵。
这五人分成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他们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到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按户宣传，半天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通过宣传，让群众“懂得红军这个怪物，及朱毛的仪容”。另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用正楷，愈大愈好，并且用梯子写得高高的，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到达一个城市后，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暗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就可以遍及全城。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120]
第五节 古田会议决议定型政治建军原则
自著名的闽西经济文化中心的龙岩北行不到30公里，汽车便在堆青叠翠的群山间逶迤行驶。不多久，便进入一个狭长盆地，只见一路亭亭翠柏，簇簇农舍。猛然间，在一片浓郁得发黑的密林山脚，“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几个大红字，醒目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誉满神州的上杭县古田村。
这是一个方圆10余公里的山村，位于龙岩、上杭、连城三县交界处，曾是联结上杭、龙岩、长汀、连城、宁化等县的交通要道。村庄北靠笔架山，南依彭军岩，两山之间横亘一道彩眉岭。
古田会议会址就坐落在古田村的中心。这里原是廖氏宗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在此办了所“和声小学”，红四军来到古田后，学校改名为“曙光小学”。古田会议，就是在这座祠堂的上厅召开的。如今，会场已按当时复原：正面墙上，挂着当年闽西列宁书局印刷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上端悬挂着一面镰刀斧头党旗，顶端有一横红布会标。厅中央摆着一排排开会时坐的桌椅。据老同志回忆，开会期间，古田下了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代表们衣着单薄，便围在厅中央燃起火堆取暖。至今在三合土地板上，一块块被火烤成焦黑色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会址左厢房，有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是当时担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会议期间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在会址旁，有一清澈的莲花池，种着稀有的午时莲，花如白菊，午盛开，早晚谢落，一年四季不败。尤其严冬，正当“万花纷谢一时稀”时节，它却傲雪而怒放。据回忆，在会间休息时，毛泽东和代表们沐浴着雪后暖阳，漫步莲池边，欣赏着雪里莲花，议论着会议精神，心情非常豪爽。至今，这午时莲年年盛开。在会址院墙两旁，有副对联：“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使人们从中可以领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人们祈求变革的愿望。会址左边外墙壁上，尚留有一幅珍贵的红军标语：“保护学校”。
古田不大，又很偏僻，但因为古田会议，使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一、红四军政治建军的路线之争
1928年，井冈山发生了三件大事。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宜章暴动农民军近万人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近三千人武装会师，实现了“朱毛”的历史性结合。
4月底，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成立（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和红四军军委书记。
12月，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800余人带着500余条枪来到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武装达到了鼎盛时期。
“人多好办事”“人少好吃饭”此时就成为了一对矛盾。一方面，队伍壮大了，红四军有了反国民党围剿以及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另一方面，井冈山地狭人稀，如此众多的部队的生活问题面临困境。要解决这对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因此，1929年初，彭德怀带部队在井冈山坚持斗争，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红四军主力开始向赣南进军，以求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封锁，解决经济困难。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斗争，赣南、闽西根据地初具规模。
红四军在不断发展壮大，军队人员成分也愈加复杂，有农民，有旧军人，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成员，俘虏兵也不断增加。
由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不得不提拔大量中下级干部，使得一些政治上不成熟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人担任了领导工作。
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地处上海的党中央相继向红四军派出了一批干部，使一些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践经验又一味主张照搬苏军那一套的同志进入了红四军领导班子。
这些组织和领导的变化，妨碍了部队的思想统一。在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开始产生怀疑和动摇，各种议论也随之产生了。
比如，部队是实行党代表制，“支部建在连上”，还是取消党代表，减少支部的权力？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是用“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是走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还是实行“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红军的路线？是“政治部对外”还是“司令部对外”，司令部与政治部是并列关系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建立军内民主制度和新型的官兵关系，还是取消士兵委员会，单纯提倡军官权威，或者搞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党和红军的纪律问题上，是严肃党纪军纪，还是认为只要仗打胜了，纪律差一点不要紧？
更为严重的分歧出现在红四军机构设置和职权分工上。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红四军的组织沿革：
1928年4月成立红四军时，毛泽东是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20日举行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当选为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则改由陈毅担任。6月，中央指定毛泽东、朱德和一名工人同志、一名农民同志以及前委所在地党部书记等5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作为中央代表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11月中旬，红四军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军委，朱德当选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其时，红四军没有设立政治部，只有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政治部的前身，毛泽东任主任，谭震林任副主任。
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后，前委由在井冈山地区时既管红军又管所在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变成了专管红军工作的机构。鉴于前委与军委形成了机构重叠，为应付恶劣环境，便于决断，前委开会决定军委暂停办公。同年3月，部队整编，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从建立之日起，就是在前委领导下的代表党的工作机关，除负责军内政治工作外，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工作，统由政治部负责，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对外号召和联系”，政治部主任仍由毛泽东兼任。
应当讲，根据当时情况，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由于在人事安排上不尽合理，前委书记兼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党代表，这样毛泽东一人就身兼了三职。而且，因为他从井冈山时期将主要精力放在根据地建设方面，而下山以后则转为全力以赴处理军中事务，就给人以争权的误解。有人认为“党代表权力过大”，毛泽东的行动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妨碍司令部的工作，主张恢复军委组织。
5月间，由于根据地的扩大，地方工作多起来了，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为了便于领导，前委又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就使得问题愈加复杂化了。
刘安恭，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1927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回国，不久就被派往红四军工作。由于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思想路线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想作风又热衷于抓权和搞宗派主义，因此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催化作用。
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而毛同志是不服从中央指示的。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这种极不负责的非组织活动在红四军的干部战士中制造了猜疑，甚至引起一部分人拥毛和拥朱的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他还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一次，刘安恭在由他组织的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直接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从而使处于部队核心领导地位的党的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实际上这是对毛泽东“三湾改编”以来实行的党对军队领导制度的否定。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这场争议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在6月初红四军前委召开白砂会议前五个小时，他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导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势力形成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现象而纠正，并且被这少数有领导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迷惑，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121]平时，林彪也常散布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部的分歧，也使朱毛之间产生了隔阂。
为了统一部队的思想，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设置问题。毛泽东向前委提出了书面意见，并且提出辞职。他说：“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况”，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的领导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由于组织上的根本原则发生了问题，因此前委的工作“完全做不起来”，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122]但是，会议没有同意毛泽东的请求，而是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表决，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也就自然免除了，而且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散布了许多挑拨红四军主要领导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临时军委虽然被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议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要不要军委这个问题争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认为：“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123]
毛泽东对于红四军存在的这种现象忧心忡忡，面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部队陷入思想涣散之中，他心急如焚，他迫切地想改变这种现状。
6月14日，他给林彪写信说：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的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时间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124]
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推动下，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来解决这些分歧。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城内召开了。由于毛泽东提出辞职的要求，因此前委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于是在会议前，他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希望陈毅能支持他，使大会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决议。但是，由于陈毅一方面对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另外他也害怕红四军的分裂，所以宁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没有重视毛泽东的意见。
由于召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会前没有充分准备，提出主要议题，也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政治上分清是非，引导大家统一认识，只是仓促地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造成了议题广泛，偏于枝节，导致了会议的失败。
陈毅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大会上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某些错误思想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的。但他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了毛泽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他强调说，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和当时陈毅的思想认识水平应该说是一致的。
陈毅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小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陈毅还说，他是很敬佩毛泽东和朱德的，但是他认为革命同志是可以批评的。
朱德、毛泽东在会议上也都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陈毅批评的反映，两人则各不相同，朱德没有反驳，毛泽东则极为失望。
会议进行得很不正常，由争论变成了争吵。刘安恭企图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他提出要实行“完全选举制度”，又主张用轮流更换领导人的办法来解决纠纷，其用意显然是要毛泽东下台。
陈毅号召全军以团结为重，停止争论，团结战斗。他认为这些不应有的争吵，在群众中会产生不良影响，朱毛对此都有责任，而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责任更大。
陈毅的发言和刘安恭提出的“完全选举制度”在会议上引起了共鸣。结果，在会议结束进行新的前委选举时，大多数人选举陈毅当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和士兵代表共13人当选为新的前委委员。
这一选举实际上也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因为，红四军前委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前敌指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中央指定的。那么，作为下级的红四军不经过中央同意，其党代会怎能用选举方式另立前委书记呢？
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也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所谓红四军有拥护和反对中央两派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是凭空臆断的”。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是错误的。
红四军“七大”没有能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却引起了领导层的波动，这大大出乎陈毅本人的意料。他自知难当此重任，因此宣称这只是“过渡内阁”[125]。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当时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认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七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26]
“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行者有谭震林、江华等人。由于过度劳累，身心疲惫，不久，他生病了。
二、朱德表示欢迎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工作
1929年7月，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仍以毛泽东为自己上级，和朱德一起赶到蛟洋召开前委会。会议决定陈毅前往上海。陈毅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拒绝了。前委乃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陈毅到上海开会，红四军就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工作，他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9月上旬，朱德率领红四军攻克上杭，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旬，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争论问题。但是，由于陈毅去上海开会没有回来，毛泽东则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养病，导致会议无法做好充分准备。另外，红四军开党的“七大”时就有人认为毛泽东主张民主集中制，但是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因此这种民主集中制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实际上也就是极端民主化。因此，红四军党的“八大”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开幕的。结果，会议开成了一个“大民主”的会议，大会在“无组织状态开了3天，毫无结果”，引起了多数同志的不满。一些人痛切地感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在会上，时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和其他几位同志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斗争。与会同志七嘴八舌地喊着：“同意！”
面对此情此景，朱德也深切体会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他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实事求是地讲，朱德、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等大的原则是非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几乎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中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的同时，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实行了“赣南三整”，其中的“大庾整编”，就是整顿部队中的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就像粟裕所回忆的：“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127]
朱德领导的部队，陈毅担任党代表，部队经过湘南起义扩大后，各部队也都实行党代表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行，对朱德来讲，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作为旧军人出身的他，又是难能可贵的。
在朱德的支持下，会议专门派人去请毛泽东，并且带去了部分代表要求他回红四军工作的联名信。但是，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经历他自己称为是“鬼门关”的病魔的折磨。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在距此时将近一个月以后的10月18日，红四军军长兼代前委书记朱德向福建省委和中央报告中也能够得到证实。报告说：“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泽东同志久病，现虽能起床，尚不能行步，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128]
身体状况是如此，心情又是很不舒畅，因此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
毛泽东的态度自然引起了会议上许多人的不满，大会采纳很多代表的意见，致信希望他务必到会并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在严肃的党纪面前，毛泽东只能强打起精神坐着担架来到上杭，但是他来到时，红四军党的八大已经在闹哄哄中结束了。大家看到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休息养病。
10月13日，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信，信中要求前委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将红军全部开往东江。而朱德对进军广东一直持谨慎态度，认为江西的敌人力量比较弱，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广东则不然。之前的4月15日，东江的特委曾来信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他们计划发动的东江暴动。朱德回信婉言谢绝。这次福建省委来信说中央的要求，而且正遇到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战争爆发，朱德有些动心。
前委多数人的意见是执行中央指示，全部出兵东江。
10月19日，朱德令第四纵队留守闽西，率第一、二、三纵队向东江地区出击。然而此次行动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部队冒进东江，红四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1000多人。第二纵队收容的六七百名俘虏兵几乎跑光了。红四军的三个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不得已，朱德于11月13日率领剩余部队转回闽西长汀。
由于战斗失利，红四军内部思想愈加混乱，逃亡现象加重。许多同志都感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军队思想工作、强化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朱德也有同感，他曾经心情沉重地对康克清说：看来，要想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必须确立政治上的中心，加强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设，这都离不开毛委员，他的领导是正确的。
红军主力出征时，毛泽东带着贺子珍来到永定县的苏家坡养病。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朱德专门调了一个连来担任警卫任务，并向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张鼎丞作交代，要求他尽力关照好毛泽东的生活和安全。
在朱德、县委和苏家坡群众的关心、照顾和掩护下，36岁的毛泽东仗着旺盛的生命力，逐渐恢复了身体的健康。
毛泽东虽在养病，可无时不在关心着部队的行动和战友的安危，渴望重返战斗岗位。这在他当年重阳节写的《采桑子》一词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三、陈毅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再谈谈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开会的陈毅。
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厦门之后乘船到达香港，转乘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在胞兄陈孟熙接应下下了轮船。陈孟熙此时担任国民党川陕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少将军衔。有这层关系做掩护，陈毅住进了一家在英租界的旅馆。
肩负重任的陈毅刚到上海就开始工作。在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简要汇报红四军情况后，他一连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准备系统全面地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工作。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详细报告。
8月2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秘密处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以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对全国红军乃至全党建设十分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继续深入讨论，提出决议草案后再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9月1日，陈毅写完了中央要求的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
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内容完全一致。他襟怀坦荡，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全面建设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1930年初，中央把《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创办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我们很值得宝贵的报告”，文章揭示的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
从8月底开始，李立三、周恩来就一次次地来到陈毅的客房，和陈毅一同讨论。这些讨论对深化陈毅的认识应该说是有帮助的。
需要提到的是，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中央曾经给红四军前委一封指示信，也称作“八月来信”。这封信是中央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后，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于8月21日发出的。这封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回答。
陈毅到上海才看到这封信。因此，围绕信的内容和中央领导人作一些交流、探讨也是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把中央的指示、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全国的形势、毛泽东的思想以及自己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思考，使陈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有些甚至产生质的转变。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坚持的一些重要原则是正确的，红四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旗帜，它的道路就代表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通过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同中央领导人进行接触，使他感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都达不到毛泽东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他意识到红四军“七大”选掉毛泽东可能不仅是与红四军发展有关的，甚至是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大错误了。
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使陈毅感受很深刻，以至于他多少年以后还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个人经过近一个月的研究和讨论，陈毅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得到周恩来同意并在中央政治局获得了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
“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129]
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党的“六大”组织决议案的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对于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问题做出指示：
“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130]
可以看出，后来部队广泛实行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就有了雏形。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的议论，“九月来信”断言：
“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131]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主要有“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132]
“九月来信”十分严厉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危害。认为，“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133]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34]。
陈毅坚定地向中央表示，回红四军后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为了方便陈毅工作，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了一段：
“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135]
四、陈毅三请毛泽东，古田会议终成功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了离别近四个月的红四军。由于他是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回来的，因此心情是愉快和轻松的。见到朱德后，他首先向朱德询问毛泽东的情况，希望尽快将中央的指示告诉毛泽东，并且请毛泽东回来当领导。
然而朱德告诉他的消息则使他感到震惊。
朱德说：毛泽东还在养病，10月初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上，有许多支部提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彭祜、郭化若等还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他不肯回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不能回来的理由，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136]
陈毅看了这封言词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想到“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用“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使一贯乐观、大大咧咧的陈毅沉默了，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他已经在党中央“训练班”经过训练并且毕业了。他已经真诚地认识到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所谓的“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想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是实际效果却是不好的，实际上是压抑了正确主张。他此次回来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
正因为陈毅有这种认识，因此他很快就释然了，他襟怀坦荡地对朱德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137]
陈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他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的一切。当晚陈毅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批评“七大”“八大”的错误。会后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
他和前委委员们广泛谈话，同时直接向红军官兵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他公开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是有缺点错误的，“七大”没有开好，如果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陈毅的这种坦诚负责的态度在红四军党的前委以及广大官兵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得中央“九月来信”开始被红四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所接受。朱德在一些会议上再三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11月2日，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促请其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3日，红四军再战长汀后，陈毅又一次主持召开前委会做出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并派出部队专门去接。
陈毅这三次充分表达诚意的举动深深地打动毛泽东的心。这一次，尽管毛泽东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他还是立刻于“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
毛泽东、朱德、陈毅这三位红四军的创始人历经曲折又走到了一起，不过这次合作是建立在思想认识高度一致的基础之上了。
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诚恳地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向毛泽东作了诚恳的检讨，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上海之行，转达了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就自己写的那封信向陈毅作了解释，他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希望陈毅谅解。
毛泽东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是大家讨论，我起草的，周恩来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毛泽东看到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这么快，非常高兴。他在随后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已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138]
11月28日，在朱德、毛泽东、陈毅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红四军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召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陈毅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在于摸清部队中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加强与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措施。两个人白天开会调查，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毛泽东和陈毅房里的灯彻夜不灭。朱德则负责军事整训。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移驻上杭的古田镇，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个开会的好地方。毛泽东、朱德、陈毅在这里又组织召开了纵队、支队、大队党代表联席会议，罗荣桓等党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并且积极发言。
1929年12月下旬，在古田的廖氏宗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
大会由陈毅主持。他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做了详细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在大会上还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经过大会讨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得到通过。
《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但是又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的内容，特别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方面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强调。
《决议》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决议》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重中之重。
《决议》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139]
《决议》将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结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个方面。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决议》明确指出其具体表现是：“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要求：“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扫除了单纯军事观点。《决议》鲜明地指出：“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140]这为确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关于极端民主化。《决议》强调，纠正的方法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41]
关于非组织观点。《决议》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142]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决议》强调：“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143]
关于主观主义。《决议》认为，“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44]
关于个人主义。《决议》将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归纳为“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六个方面表现，“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145]
关于流寇思想。《决议》强调，“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要“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146]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主要是“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军纪松懈”，等等，“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147]
《决议》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决议》从“党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松懈问题”“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士兵会党团问题”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决议》明确规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决议》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党内教育问题”。
《决议》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148]
《决议》归纳了党内教育十八种方法：“（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149]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是《决议》的第四个大问题。《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150]
《决议》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提出了“纠正的路线”。强调在宣传的内容方面，“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不能搞“一刀切”。在宣传的技术方面，包括“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壁报”，“革命歌谣”，“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化装宣传”，“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等等。[151]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是《决议》的第五个大问题。《决议》归纳了（一）上政治课；（二）早晚点名说话；（三）集合讲话；（四）个别谈话；（五）游艺；（六）改良待遇；（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八种士兵政治训练方法。
《决议》提炼的政治课十大教授法，后来成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教学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52]
《决议》的第六个大问题是“废止肉刑问题”。《决议》指出，“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纠正的方法：“坚决地废止肉刑”“举行废止肉刑运动”“修改红军惩罚条例”等。[153]
《决议》第七个大问题是“优待伤病兵问题”。
《决议》最后的问题是阐述“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方面，《决议》规定了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平等、并行关系。
“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另一方面，《决议》规定了“政治部对外”的原则。
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154]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熊寿祺、李长寿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因此它就成为红四军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在红四军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学习贯彻，而且全国红军也先后程度不同地贯彻了《决议》的精神，使得《决议》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红四军。
古田会议只是红四军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其《决议》为什么会在全国红军中得以贯彻呢？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红四军在全国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各根据地都把朱毛红军看成是全国红军的楷模，红四军的建军措施、方针、经验，对各地红军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是《决议》得到了党中央充分肯定，特别是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的大力推荐。党中央从1930年开始，多次把“古田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朱德建设红四军的经验，向全国各地红军推广。各地红军政治、思想上得到了逐步提高，组织上日益巩固并迅速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十多个军，约十余万人，红军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1929年6月至12月近半年的时间，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三人之间从争论到意见统一，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又回到红四军，看似平常，但事实证明，它对红军的成长、壮大影响至深。以“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为标志，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有了新的更加牢固的基础，红军有了更加团结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民军队的成长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
古田会议之后，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革命特点和中国军队特色的、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1951年8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毛泽东选集》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题解中指出：
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基本的路线还是这个决议的路线。[155]
罗荣桓元帅指出：
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156]
习近平也在古田会议八十五周年之际的2014年10月，指出：
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157]
第六节 红军政治指挥制度正规化、制度化的尝试
从1927年8月1日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经过近3年的艰苦斗争，到1930年夏，红军已经发展到约10万人，创建了遍及11个省的十多块较大规模的农村根据地，并且已经开始建立正规军、军团和方面军。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提出了建立铁的红军的任务。从1930年开始，红军政治工作向正规化、制度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一、红军总政治部的成立
总政治部的成立从形式上看，最早时间应当是1930年3月。当时，党中央决定，将1928年根据党的六大决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军事部改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与此同时，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了总政治部，并由鲁易任主任。但是，总政治部设立接近一年，除了主任鲁易外，并没有设立具体机构，也没有扩充其他组成人员。
直至1931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才正式成立，毛泽东兼任主任。2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6号》，规定《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对成立总政治部的意义作了说明，对总政治部的职权作了规定。
《通令》解释说：
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是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创造铁的红军，要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且坚决的去执行；同时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战区之内的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就成了我们的迫切任务。执行这些任务的，是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统辖各地红军的这些任务就要有个总政治部。现在全国各地红军有大的发展，统一和加强他们的政治领导，成了迫切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在本会内面设立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为了事实需要，本会总政治部，暂时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职务。
《通令》规定：
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的命令，红军之中政治部要绝对的服从。而关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则政治委员同样要接受并服从。各红军中的政治部要经常的按级向总政治部作报告。政治委员除向上级的政治委员报告外，同时并向上一级的政治部作政治工作报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是各有单独的组织系统，但在工作上则下级政治部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服从上级政治委员的指导，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158]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取代原来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统一领导各个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建设，总政治部也随之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聂荣臻（后由贺昌接任）。总政治部下设了组织部、宣传部、敌工部、地方工作部、青年部和红军最高裁判所，组织机构已经基本完备。
1932年1月，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但是正副主任和组织机构都没有变化。
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转移至政府所在地瑞金，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属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贺昌代理），副主任贺昌、袁国平。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革军委一度改称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撤销，总政治部也改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王稼祥（李富春、杨尚昆代），副主任杨尚昆。
在红军西征期间，总政治部还曾经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
1936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总政治部又改称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为任弼时），副主任杨尚昆（后为邓小平）。
在上述过程中，尽管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总政治部的隶属关系、名称、领导人几经变动，机构也有增减，但它作为全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关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直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也是如此。
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我军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红军相继组织了军、军团、方面军。为了加强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克服政治工作系统中的不协调现象，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参照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总结3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于1930年11月或12月初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
《条例》统一规定了全国红军政治工作的组织和制度，明确了各级政治机关的职权、任务、工作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共分“总则”“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三大部分。其中“条例”部分有规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政治委员工作、政治处工作、军师政治部工作、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总政治部工作、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党务委员会工作、青年团工作9个暂行条例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暂行条例草案》共十个条例草案组成。
《条例》明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和目的。指出：
中国红军为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任务，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他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还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中坚。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
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要靠他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瓦解敌人军队，使广大的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在红军中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和党的机关都是向这唯一的目的来进行工作。[159]
《条例》“总则”规定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的设置。指出：
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起见，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红军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是红军中政治指导者。[160]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
为直接指导并进行红军中党和政治工作及训练个别军人加强阶级的团结及共产主义教育起见，在团、师、军、独立营，独立作战的营以及红军直属机关学校内，任命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强最勇敢，并有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最好是工人党员）为政治委员[161]。
四个有关政治机关工作的条例草案规定：在团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处，军、师及军区、集团军设立政治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总政治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指导全国红军中党与政治工作的机关”，下设立组织处、调查统计处、宣传鼓动处、秘书处、出版处等部门。
《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基本单位组织，每连中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得成立支部”。
《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红军中的青年团员是党与非党群众接近的链锁，同时又是红军中党之基本后备军”[162]。青年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并在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直接指导之下进行工作。
应该说，我军颁发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建设，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条例草案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它脱离中国红军建设的实际，照搬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一些条文，不适当地扩大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权力。比如，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而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他是代表政权及党的双重意义，执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并且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上级指示之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在发现该部一切人员（由同级军事指挥员以至战斗员）有反革命或以破坏军队组织为目的的行动时，政治委员有执行革命法律之权，但必须即刻将事变经过报告上级机关。”[163]等等，这些规定把政治委员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势必在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的关系上造成不应有的隔阂和矛盾。这种规定，加上条例草案中没有党委会工作条例，也没有提出由党委来统一领导和指挥部队一切工作这个根本问题，反而明确规定，“党在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指导之下进行工作”。[164]这也在事实上造成了用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代替了党委的集体领导，用政治委员制代替了我军在南昌起义开始就实行、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并且一再得到中央肯定的党委制。条例草案确实反复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是通过政治委员，而不是通过各级党委来实施的。这种领导制度的弊端在后来一些部队开展错误的“肃反”过程中体现得十分充分，给党和军队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与政治委员的地位相对应，政治机关的地位也不适当地被抬高了。条例草案规定，“团、营政治处须依照上级政治机关命令，与军事指挥员协商进行工作。”[165]从这条规定可见，政治机关和军事指挥员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是平行关系的概念。政治机关凌驾于军事机关之上，从某种程度来讲，政治机关地位也在军事指挥员之上。
另外，《条例草案》对于红军特别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所创造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如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士兵委员会及其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的原则和方法等等，都没有给予应有的体现和反映。有的则用苏联红军的某些做法作了代替，比如《条例草案》没有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的规定，但是规定，团政治处设俱乐部主任，连队设立列宁室，列宁室受俱乐部主任领导，这实际上是用俱乐部和列宁室代替了士兵委员会，但是这些组织在发扬军内民主方面的职能又不如士兵委员会，实际上是我军民主建设的倒退。
三、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2月7日下午5时，红军创立后第一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江西瑞金隆重开幕。到会代表共258人，来自红军第一、三、五、七、九军团，红军各军及学校，江西、福建、闽赣、浙赣四省军分区，湘鄂赣、湘赣、闽浙赣红军，红一方面军警卫师、独立师、补充师及军委直属队，赤卫队与地方武装，医院、兵站等。会议进行了6天。
对于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总政治部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33年8月23日，总政治部就发出《关于决定举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
中国工农红军在几年来残酷的斗争中，锻炼了强大了自己。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了显著的成绩和许多的经验。但是可惜这些进步，这些成绩，还不能在全国红军中都一样的表现出来，许多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依然异常的落后。因为许多事实上的困难，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普遍的应用于全国红军部队中去。
革命战争的剧烈地开展，迫切地要求在红军中加紧政治工作，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保障。
总政治部为着适应目前战争的紧迫的需要，特决定于今年广暴日的全苏大会闭幕之后，接着举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几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政治工作方向，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应用到全国每个红军部队中去。
这一会议的完成，全靠着我们准备工作的充分，因此，希望你们接此通知后，即刻进行：一、马上开始搜集材料，准备向大会的报告。二、在出席全苏大会代表中注意政治工作人员的数目，其中要有一个人能作报告并传达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决议。[166]
11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总政治部训令第七号——关于举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训令》指出，“工农红军在几年来的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政治工作最低限度的基础。特别是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与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之下，政治工作已提高到水平线之上。为了初步的总结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并确定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本部特决定在二次全苏大会后，立即举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训令》明确了这一会议两项主要议程是：“一、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基本原则问题）——总政治部报告”；“二、在目前战斗中战时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战时政治工作），红一方面军指定同志报告。”[167]
围绕这两个议程，《训令》提出十个中心问题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搜集材料，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在所属报纸上展开讨论，广泛征求红色战士的意见，进行拥护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及慰劳全国代表运动。并且要“立即准备详细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至迟于12月15日前送来本部。”
因此，尽管当时红军正面临反五次“围剿”的艰巨任务，但是会议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
在大会开幕时，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他说：
现在正是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战当中，我们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集合许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这里来开会，这是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几年来，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很多的英勇战斗，把红军从游击队变成现在正规的红军，把很小的苏区发展成现在这样很大的苏区。红军在几年艰苦斗争中坚强了自己，壮大了自己，积蓄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不惜从战场上抽出一些同志来开会，为了总结几年来的经验，为了克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的弱点，为了确定将来政治工作的方向与具体的办法。
大家都明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我们在今天来研究几年来的经验与教训，这在中国红军的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要使这一次会议能担负起他的伟大任务，更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红军，去打败我们的敌人，打败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海陆空军。[168]……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在大会开幕式上分别致词。
朱德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是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在我们今后红军指挥的统一上，在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上，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胜全国国民党反动统治上，有决定的意义。
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也就是从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更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他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的，他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收得的伟大效果。尤其是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成立了总政治部，红军政治工作特别进步，特别表现其伟大力量出来。在四、五次“围剿”中，我们红色战士与敌人肉搏，饭有时吃不饱，衣有时穿不暖，但没有什么怨言，一样英勇的作战，这可证明政治工作的进步，巩固了红军，从事实上表现了出来。[169]
他希望大会从“检阅”过去的成绩和缺点、加强赤少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集中一切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成为战术家的军队”、“瓦解白军、消灭白军”五个方面讨论出办法并且形成决议。
周恩来在强调了朱德提出的会议的几个主要任务后充满激情地说：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我们为着前线的胜利，我们相信大会一定能够完成这些光荣的任务，我相信，大会的成功，将要决定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胜利，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去，把帝国主义国民党葬送到血海中去！[170]
由于前方正在进行着异常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因此大会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根据《红星报》1934年2月11日、2月18日记载：
第二日（八日）的全天，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同志作关于五中全会总结的报告。晚上进行分组的讨论。
第三日（九日）的全天，王主任（王稼祥）作政治工作报告。晚上，工农剧社组织了晚会。
第四日（十日），李卓然同志（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作政治工作副报告（战时政治工作），经过四点半钟的时间，下午进行大会的讨论，仅有朱主席的演说与袁国平、李翔梧两同志的发言。晚间举行分组的讨论。
第五日（十一日），继续进行大会的讨论。全天发言者有十六人，并有凯丰、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顾作霖三同志作关于团与青年工作、白军工作、边区工作的演说。晚间仍分组讨论。
第六日（十二日），上午继续大会的讨论，计有贺副主任（指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等十一人的发言，下午有周副主席关于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演说，经过了一点半钟的时间。最后有王主任作会议结论，贺副主任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171]
根据资料记载，在十一日的大会发言中，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知名人士外，其他为人们熟知的还有：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就训练赤卫队成为红军预备队的问题讲了话，中共中央少年先锋队队长张爱萍就少先队与红军的关系发了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也就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登峰造极，毛泽东被排除了红军的领导权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会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左”的倾向。如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几位领导人的讲话中就提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同敌人“最后的决战”，是“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李德的讲话更是极力鼓吹“左”的军事冒险主义思想，多次把游击性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作为所谓“游击主义残余”“浓厚的保守主义”来批判，而宣扬所谓“阵地战”“堡垒战”的错误主张。
但是，毛泽东倡导的一些政治工作方针原则还是在红军部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许多主张已经被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认可并接受，因此，在朱德、周恩来亲自指导、王稼祥直接主持下召开的这次政治工作会议，就其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主要的或者基本的方面来说，还是正确的。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工作指导方针和原则，对指导当时和后来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确立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观念。把政治工作比作生命线，是当时红军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认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讲话不止一次地提及这一点。
第二，明确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的政治工作指导思想。如朱德在开幕时指出：“在国内战争的时候，一切工作要服从战争，要集中一切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我们政治工作同志不仅是在前方红军中进行工作，在后方机关都要有很好的工作，很好地配合起来。”[172]周恩来指出：“我们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173]“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政治工作要保障每一战斗胜利”。他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批评说：
首先，要打破一种观念，这就是过去与现在，有人认为政治工作人员不是一个红色军人。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是知识分子，就是说一方面工农分子不能做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政治工作人员只是“文人”。这是错误的观念，政治工作人员同样是红色军人。
过去政治工作人员对军事技术的学习及战术上的素养是非常不够的，这也是错误的。自然，我们反对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只注重军事，而放弃了主要的政治上的领导和工作的倾向，另外还要反对以为政委打仗可以在后面一点，政治部在打仗时没有什么事的怪论。至于说做政治委员只是监督，打仗可以不去，这种离开火线的政治工作，我们更是反对的。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上的胜利。政治工作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的周围，来实施部队的政治工作。[174]
第三，提出了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的观点。朱德指出：“两年来政治工作有很大的进步，哪样都有很大的成绩，但红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比政治工作要落后，所以常常与敌人作战时胜利大，牺牲也大”，“以后我们还要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我们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是领导，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战术很艺术的来打仗。”[175]周恩来也指出：“我们还要加紧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还要从政治工作来保障。”贺昌则强调：“从政治工作上来保证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首先要求每个政治工作人员都来学习新的战术，也成为重要的任务”，“要使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的素养与红军的政治自觉、英勇的与坚定性的巩固同时并进，才能更高度的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向铁的红军的道路迈进”。[176]
第四，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支部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会议开幕时，周恩来就提出了“反对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巩固政委制度，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党在红军中的支部生活，成为红军的血脉一样，更加保证战斗力的提高”[177]的要求。朱德则在演说中指出，要使“党在部队中起核心作用”，“我们的支部党员要至死不背叛阶级，在最危急的时候要准备拼命，子弹完了，刺刀用不得了，用牙齿都要咬他几口，直至最后的一刻。”[178]贺昌的发言则直接指出：“党的支部工作，对于巩固红军与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政治工作的进行主要的应依靠于支部，支部是直接接近红军战士的，是政治机关与红军战士群众联系的枢纽”。[179]
第五，系统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会议所作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系统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在行军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在战斗环境中巩固扩大部队和党的组织的工作、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工作等诸多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对指导红军战时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改进工作方式。周恩来指出：“为着要保障每一个战斗的胜利，政治工作要非常机动、紧张、灵活、坚定和迅速。”[180]贺昌在闭幕词中强调：“我们要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刻板的工作方式，从工作中坚决洗刷出去！在大会后，要与这些工作方式作坚决的斗争！要用具体的活的领导来真正的进行政治工作。”[181]
第七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挫败张国焘分裂行径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官兵经过长途跋涉、浴血奋战，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如果两支主力红军能够在党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地统一行动，一个革命的新局面必定会很快创造出来。革命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身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成向党争权的资本，向党闹独立性，严重威胁党和红军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同张国焘这种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最终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曾经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一、懋功会师，红军官兵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师长的韩东山可以说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见证人。作为红四方面军派出的代表，他专门带领部队赶到达维镇迎接刚刚翻过夹金山的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
6月14日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两军会师联欢会。
6月15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离开达维开始向懋功前进。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达懋功后，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并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他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182]
为庆祝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总政治部在懋功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部队联欢庆祝大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战友深情。会上，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代表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词，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一定虚心向中央红军学习，团结奋斗，并肩前进，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和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会后，两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在天主教堂里，进行了会餐。战士剧团则为两军官兵演出了自编的话剧《一只烂草鞋》等文艺节目。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地放声欢唱《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
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国民党反动派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他们的失败。反动将领胡羽高在《“共匪”西窜记》一文中说：“国军防止朱毛西窜之声，早已传之数年，今朱毛毕竟西窜，而达其预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窜当中，行营三令五申，严防朱毛与徐匪向前会合，声犹在耳，墨尚未干，而朱毛毕竟与徐匪向前、张匪国焘会合矣。”
可以说，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彻底剿灭红军的野心，坚定了红军官兵革命必胜的信心，中国革命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二、张国焘骑着骏马来到两河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路口等候迎接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从他的简历看，标标准准算得上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或者说是创始人之一。
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主任。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他这种党内“老资格”的优越感，加上刚愎自用的个性恶性发作，给党和人民军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张国焘与党中央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就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要求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后，1935年6月16日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中央的这个方针，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认为，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容易。徐向前还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对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问题进行探讨，一致认为还是实行川陕甘计划比较好。
然而，貌似尊重党中央、要求中央指示“今后两军行动大计”的张国焘，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却露出了真面目。他没有同徐向前商量，就以张国焘、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的名义于17日复电中共中央，表面上接受向川陕甘发展，但强调了种种理由，主张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实际上是不同意中央的战略。
中央接到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十分着急，于6月18日、20日连发2封电报，说服张国焘、陈昌浩，并要张国焘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首长首先赶到了懋功县两河口。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十分照顾历经千辛万苦、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不但给官兵送来了粮食、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
为欢迎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天下着大雨，为了表示对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尊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站在路旁，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张国焘骑着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来到了两河口。
在欢迎会上，朱德首先热情洋溢地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讲话。他一阵寒暄后，公开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西进方针。他认为，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这个讲话，给两军会师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晚上，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这两位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这期间，陈昌浩也来看张闻天，这两位在莫斯科留学的同学，畅叙旧谊倒很投机，但是当张闻天一问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和今后的打算时，陈昌浩却闪烁其词，环顾左右而言它。
张闻天在和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作了通报。他认为，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他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他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厚，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观念。
针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就如何维持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利形势，如何搞好两军的团结，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商讨。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因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在发言中也都赞同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以前他曾对部队宣传过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这时他得知了中央红军经过长途征战仅剩两万余人的情况，顿时野心膨胀。
此时，他心中反对北上，不愿攻打松潘，也意图保存实力，不愿承担攻打松潘的重任。但是，他明里又不好反对攻打松潘，于是，他摆出了种种困难，如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敌人强大，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等等。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由于大多数人同意中央的意见，加上毛泽东看透张国焘的心理后，十分耐心诚恳地讲道理，使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两河口决议，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而载入史册。
尽管张国焘已经对中央逐步表现出了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认为：张国焘领导着红四方面军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在红军中特别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尽最大可能团结争取他一起北上抗日。另外，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中革军委也应当吸收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参加。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当时，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两军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随后，红军按照计划分头开始行动。
三、毛泽东说，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这是原则问题
两河口会议表面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张国焘表态也不错。但是，会议之后，他就采取两面派手法，对会议《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首先，他采取政客手腕，拉拢中央红军的将领。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他的手首先伸向这两个军团。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就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去吃饭，对聂、彭二人表示关怀，并说他准备拨两个团给聂、彭补充部队。
彭德怀在红军的影响力张国焘早有耳闻，尤其听说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对中央领导发表过不同意见，所以他特别在彭德怀身上下功夫。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张国焘）主席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183]
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信任，并带领红军为保卫中央安全赴汤蹈火、浴血奋战的聂荣臻和彭德怀当然不会听张国焘这一套。
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派出了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的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张国焘听说后，也赶忙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他对慰问团表面上很客气，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陪同，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而且，慰问团还在杂谷脑期间，他就背着慰问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大肆散布他反对北上的主张。在会议上，他歪曲事实真相，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向北发展的主张是“右倾逃跑”。
本来，中央考虑让李维汉参加慰问团后，就留在那里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或者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然而张国焘不但不欢迎，反而派人看着李维汉，不让他出去与人接触。后来，中央又发电报改任李维汉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但是，事实上已经身处囹囵的李维汉感到无法担任这一职务，他不好和中央明说，只能向中央发报，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一职。中央这才明白李维汉的处境不妙，于是立即回电要他回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的一个重要干部，就这样被张国焘软顶了回去。
已经担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兵强马壮，加紧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他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并且背着总指挥徐向前煽动一些人，向中共中央建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致电中革军委，称自己十分希望红军能够统一指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要挟中央“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当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进时，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他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在紧急关头，为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同志商量后作了妥协。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表态说：我这个党的总负责人（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妥，他认为，张国焘要抓军权，认为有军队就有一切，把党的总负责人的位置给他，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就麻烦了，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这时，朱德也提出把自己的职位让出，毛泽东也不同意。他经反复考虑，认为可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但军权不能让他全抓，于是同正在生重病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主动表示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出。这样，中革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184]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对于这次解决组织问题，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回忆说：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185]
为了统一指挥，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一、三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联系，而与中央的联系便隔绝了，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系也隔绝了。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给蒋介石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的时间，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失去了东出北上的机会，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
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但是大权在握的张国焘不关心这些，他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何为“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一时都摸不清张国焘的真实意图。毛泽东通过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终于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他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地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认为，中央委员可以增加几个，但是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张国焘尽管不服气，甚至对博古的批评大喊大叫，但是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他还是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红四方面军中3人为正式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2人进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在会前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同意的名单。然而，张国焘出尔反尔，会上要求再多提几个人。毛泽东机智地把他顶了回去。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增补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达到全部目的，而且受到严肃批评，于是对中央十分不满，对在会议上发挥主要作用的毛泽东尤其有意见。他一回到毛儿盖，就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通过的《决定》，又提出了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要求他率领部队按照原定计划，立即出动。徐向前也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赶快向北出动，他回忆说：当时已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我想，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186]
在中央催促、徐向前等同志劝说以及客观环境的逼迫下，张国焘终于迈出了非常难迈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北上。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周恩来有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去左路军，他们均没有参加会议，四方面军出席会议的是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
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认为，目前红军存在两个前进方向：一个是向东转入反攻，然后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他认为，向西是退却。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陈昌浩、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强调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会议还认为，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陈昌浩、徐向前都表示赞成。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的正确性。
8月20日和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知其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新决定，接着，中央政治局也将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
四、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迅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向大草原进军。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军。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大军经历过草地行军。红军经过的这块草地，是一块纵横数百里、人迹罕至的一片大沼泽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看过草地后，这样描绘：“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人和马在草地上行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茫茫荒野，找不到粮食，野菜、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一道，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带领右路军横跨草地，到了班佑。随之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但是，张国焘抵制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他率领的左路军迟迟不肯按照中央计划行动。为督促左路军迅速北进，党中央曾于8月24日致电张国焘，试图说服他接受中央决定，同时严令其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徐向前得知张国焘的态度后，也与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对着干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中央的决策也是上策，陈昌浩也有同感。因而徐、陈也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强调“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对中央命令和徐向前、陈昌浩的这些劝告置之不理。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把这一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要求其率领部队迅速出动。然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
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徐向前也非常焦急。毛泽东专门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徐向前表示，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毛泽东很赞同，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并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这些又推又拖的措施采取后，张国焘终于开始率左路军向草地前进。
但是，张国焘很快变了卦。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强调部队不能继续前进而要返回的两点困难：其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但是，当时随左路军行动并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渡过的。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以前的电报曾强调这点，但是现在为了政治需要，他改变了腔调。
他不听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以总司令名义与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朱德当然给予严词拒绝，他没有止步，竟然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从而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公然抗衡。
同时，张国焘还给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建议其报告中央。中央开会研究后，以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再一次解释张国焘南下的不可行，要求他们迅速率部北上。
然而，陈昌浩一面同意中央这份电报，一面却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于同一天深夜命令红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日，张国焘再电徐、陈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陈昌浩明确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即去中央驻地，向毛泽东等转告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并反映他与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结果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严肃批评。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和陈昌浩态度的变化，彭德怀等中央红军领导人是有警觉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我们反对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187]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坚持真理，不怕挑战。在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党中央当天致电张国焘命令他速即率部北上。毛泽东还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摸徐向前对张国焘来电的态度。徐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了解到徐的态度，未再表示什么，遂告辞而归。
张国焘的野心恶性发作。他在同一天密电陈昌浩，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188]
这份电报已经向陈昌浩暗示要危害党中央。
电报是9月9日约中午时分到达前敌总指挥部的。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一方面军调来的）和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这份密电后，俩人大吃一惊，立即把正在开会的叶剑英从会议室请了出来，并把密电当面交给他。
叶剑英看完电文后郑重嘱咐他俩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之后他寻找机会亲赴毛泽东处，把密电面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迅速抄下电文，并要叶剑英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解决办法。他只当不知道有这份电报，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叫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有察觉到这是脱身之计，同意了。
毛泽东等来到了彭德怀所在的三军团司令部，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企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后来评价说：
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189]
杨尚昆则评价说：
长征中有个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区单独北上的事。那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190]
北上红军凌晨2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作为右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的行动则是单独的。当晚，他来到作战科，悄悄地向吕黎平要来了一份包座战斗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全图。深夜时分，他悄悄起床，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筹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因叶剑英与陈昌浩同住一处，担心他能否脱身，正怀疑之际，叶剑英率二局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智大勇，果断机敏，为党立了大功。
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毛泽东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1]这句话，来高度称赞叶剑英的历史功绩。
周恩来1972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长征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192]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强调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同时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得知中央带领部分部队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召集4军、30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
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忆长征路上的叶剑英同志》一文中回忆说：
陈说，他们（指党中央）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尾追，但徐向前和其他到会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迫于这种形势，陈昌浩不得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会后，陈昌浩还是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当李特追上第3军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接见了他，对他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中央一再要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我听到李特回来传达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193]
彭德怀也回忆：“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来追击。”[194]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南下无望，便退一步说，要带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毛泽东答应了。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毛泽东运用高度的智慧、超人的胆略，高瞻远瞩，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域，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五、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毛泽东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
9月11日，中央率领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在到达俄界的当天和第二天晚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会议发言中，多数同志对张国焘非常气愤，要求给他做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从党和红军的前途考虑，毛泽东没有顺应这种呼声，而是充分表现出了卓越的斗争艺术。他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对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
会议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红一、三军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地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在《自述》中评价这次会议说：
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195]
俄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将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很快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电张国焘，恳切要求他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但是，此时的张国焘已经决心和中央分道扬镳了。严厉的批评、充分的说服、恳切的劝说，对他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在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上，他越走越远了。
六、朱德坚定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开始南下，这支部队总数达八万余人，远远超过了北上红军的数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更加尖锐了。
9月中旬，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他屡电一、三军表示“诚意”：“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
张国焘率部队回到阿坝后，立即开始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且对留在左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进行围攻，要他们表态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但是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
之后，他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横幅，张国焘在会议上发言，大肆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自己南下是“进攻路线”，并且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
会上，一些受张国焘蒙蔽的干部逼迫朱德当场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大义凛然，不予理睬。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出来要朱德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坚定地对张国焘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德这么一讲，会场气氛就更加紧张了。有人对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坚定地回答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会议在张国焘操纵下，通过了反党分裂的《阿坝会议决议》。指责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
1935年10月初，张国焘南下来到松岗卓木碉，此时，他的分裂活动达到了高潮，10月5日，他在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且自封为主席，同时还成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机构。他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其党籍，下令通缉；杨尚昆和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行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徐向前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196]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刘伯承等一直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朱德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是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197]
对朱德这段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后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称赞朱德“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自任“主席”的张国焘率领这支部队继续向南征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打了不少胜仗，但是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减员很大。特别是11月中旬红军在百丈地区经过一场恶战，毙伤敌1.5万余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百丈失利，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徐向前总结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198]
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关心着这支部队，经常告以全国形势，通报敌情，指示行动方针，转告红一方面军的胜利消息。
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党中央立即把会议精神通报红四方面军，使红四方面军干部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
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央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强烈，张国焘逐渐开始孤立起来。
1935年11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积极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并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以后，他又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陈昌浩首先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也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劝他取消自立的“中央”。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他们还提出了过渡办法：这边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张国焘见处境孤立，被迫表示接受这个建议；中央从维护党内统一考虑，也表示同意。于是，张国焘于1936年1月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但是一直拖到6月6日，他才被迫公开宣布取消伪“中央”，准备成立西北局。自此，历时8个月的张国焘伪“中央”，终于寿终正寝。
1936年7月1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到达甘孜，实现了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随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对配合朱德、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执行，有着重大的意义。张国焘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是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主要领导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在任弼时、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同志共同努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实现了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了。
七、许世友说：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被迫跟随他南下的8万多人的部队，到1936年4月进行整编时，只剩下了4万余人，损失接近一半。和北上红军相比，这些部队吃了更多的苦，仅仅被人们视为禁区的草地，他们就过了三回，这其中包括跟随他们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
人们深刻地体验到了张国焘南下方针造成的恶果。所以，三大红军胜利会师之后，不少同志提出清算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一系列罪行。
中央和毛泽东为了等待一部分受蒙蔽的四方面军同志的觉悟，使全党、全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这样做，而是耐心说服那些要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志。对张国焘本人，毛泽东以诚相待。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
张国焘很会演戏，出于形势所迫，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也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作了检查，原则上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对具体事实拒不认错，进行狡辩。出席会议的同志包括大多数四方面军干部积极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在会上假惺惺地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为了给张国焘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中央决定暂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错误。“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199]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200]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指出：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201]
这次会议以后，1937年4月至6月，在党内和军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这是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大量事实，红四方面军一些原来不明真相，对反张国焘路线心存疑虑的同志，都转变了观念。一些人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在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一度也出现过扩大化和过火行为。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后，都坚决地进行了制止和纠正，保证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健康发展。
抗大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一度把矛头指向了四方面军学员，引起这些同志强烈不满。许世友策划了30个干部准备离开陕北，另起炉灶干革命。这个计划被党中央发觉并制止了。
当时有人将许世友的行为定性为领导暴动。许世友听说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思想极端苦闷。
他在《我的军人生涯》一文中，谈到了毛泽东挽救他的情景。他说：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主席对我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敬意。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而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我觉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202]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促进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奉命率领西路军向甘肃、青海方向发展，最后由于敌众我寡，遭到了严重失败。他历尽艰辛只身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亲切温暖的谈话。
徐向前回忆道：“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203]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但坚持原则，也给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而且，毛泽东还多次找他谈话，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挽救。但是，张国焘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一会儿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全盘翻案，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毛泽东曾经感叹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204]
事实证明，张国焘确实是块顽石。1938年4月，他借口代表中共中央去祭黄帝陵，寻机逃往了西安、武汉，不顾我党的再三劝阻，卖身投靠了蒋介石。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可叹的是，张国焘这位自恃很高、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叛逃时，竟然连警卫员都不愿意跟他走，因此他连一个人也没能带走。而且，这个背叛共产党的人，最终也被国民党抛弃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2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发言，全面总结了党反对张国焘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犯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205]
毛泽东强调：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