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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在那里大家彼此相识，甚至互相来往。但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又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在这上流社会三个不同的集团里都有朋友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集团，包括他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又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安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她起初对这些人所抱着的那种近似畏惧的虔敬之感了。现在她熟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村镇上的人们互相熟识一样；她知道他们的习惯和弱点，以及他们每个人的苦衷；她知道他们相互的关系和从属的情形；知道谁袒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在哪些方面意见相合，哪些方面发生分歧；但是这个男性的官僚集团，虽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屡次劝诱，却从来不曾引起她的兴味，她避开它。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集团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借以发迹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这是一个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聪明人之一称它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重视这个集团，安娜凭着她那善于和人相处的禀性，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和这个集团有了交谊。现在，自从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集团变得使她不能忍受了。在她看来好像她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她在这个集团里觉得厌倦和不舒服，她尽量地少去拜访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了。

与安娜有关系的第三个集团是地道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集团中的人自以为鄙视娼妓，虽然她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和这个集团的联系是通过她的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而保持着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现于社交界时她就格外喜欢她，给了她许多的照顾，把她拉进她的集团来，嘲笑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一群。

“当我又老又丑的时候，我也会那样的，”贝特西常说，“但是像你这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进那种养老院还未免太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地避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集团，因为这里需要的花费超过她的进项，而且她心里也的确比较爱第一个集团；但是自从她去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她避开她的正义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她在那些地方遇见了弗龙斯基，每次相逢都体验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她在贝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原来贝特西是弗龙斯基一族，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弗龙斯基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就向她倾诉爱情。她并没有给他鼓励，但是每次遇见他的时候，她心里就涌起她在火车中第一次与他相逢时候所产生的那种生气勃勃的感觉。她自己意识到了，只要一看到他，她的欢喜就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她的嘴唇挂上了微笑，她抑制不住这种欢喜的表情。

开头安娜老老实实地以为她是不满意他那么大胆追求她的；可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不久，她赴一个她原以为会遇见他的晚会，而他却没有出现时，她由于失望的袭击才清楚地理解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这种追求她不但不讨厌，而且成为她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了。

名歌星^[5]在举行第二场演出，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剧场来。弗龙斯基从正厅前排的座位上看见了他堂姐，没有等到幕间休息时间，就走到她的包厢里。

“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真诧异情人们的千里眼，”她微笑着补充说，只让他听到，“她没有在。等歌剧演完了的时候来吧。”

弗龙斯基询问般地望了她一眼。她点了点头。他以微笑向她表示感谢，就在她身旁坐下。

“可是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啊!”贝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特别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种热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哪里去了呢?您被抓住了吧，我亲爱的。”

“我但愿被抓住，”弗龙斯基浮着沉静的善良微笑回答，“老实说，如果我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我给人抓得还不够牢哩。我开始失去希望了。”

“哦，您能抱什么样的希望呢。”贝特西说，为她的朋友生气了，“大家开诚布公吧^[6]……”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光辉，表示她跟他一样清楚他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哩。”弗龙斯基说，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补充说，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开始越过她赤裸的肩膊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变得很可笑了吧。”

他十分明白他在贝特西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人们的眼里并没有成为笑柄的危险。他十分明白在他们心目中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女性的单恋者的角色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位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她勾引到手，这个男子的角色就颇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气概，而绝不会是可笑的；因此他的胡髭下面隐隐藏着一种夸耀的快乐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着他的堂姐。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她说，一面赞赏着他。

“我得告诉您呢。我忙不过来，您猜我在做什么?我让你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中。我在替一个丈夫和一个侮辱了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哩。是的，当真!”

“哦，您调解成功了吗?”

“差不多。”

“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下一次休息时间来我这里吧。”

“我不能够；我要到法兰西剧场去了。”

“不听尼尔松唱吗?”贝特西惊愕地问，虽然她自己也辨别不出尼尔松的嗓子和任何别的歌星有什么两样。

“没有办法。我和人约好在那里会面，都是为我那调解的使命。”

“‘和事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进天国。’”贝特西说，隐约地记起了她听见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好，请坐下，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于是她又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