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院
几百年的老槐树遮住了场院的一大半空间，西场院边上有一道小土坡，家族中的许多故事是从这小土坡开始的。
它通向外面的广阔世界，也像瓜蔓一样牵起了凹里大大小小几十个窑洞，以及一串串是是非非。下大雨时，小土坡的水成了一条小溪流，汇入凹里最老的水窖中。大雪过后，则把场上盈尺厚的白得耀眼的积雪盛到窖里溶化，只是后来极少再下过那么大的雪，冬旱的水窖成了干瘪的乳房。常是在饭时前后，人们断断续续去窖上绞水，相互搭讪着一些量雨校时、天阴天晴的闲话。窖上的轱辘缠了麻绳，放空桶时往往用手掌当闸，轱辘飞旋成一朵花，等水桶啪地落到水面上，摆动麻绳使桶吃水，再上下提放绳索，荡去水面上的草屑。然后弓着腰扳动轱辘把，把水桶绞上来。水桶到了窖口，右手持把，左手将水桶牵到窖沿上，摘去铁扣，绞水人的面孔就晃动在清凌凌的水面上了。孩子们力气小，有时候轱辘把脱了手，是会打伤人的。
有一回天下大雨，到了晌午饭时，母亲要做饭时一看瓮里没水，便唤我去担水。我刚刚力成，不知因什么小事和母亲打别扭，自己不肯去担水，说是让小我两岁的弟弟去担。母亲说，不担水就别想吃饭，我犟嘴说，不吃就不吃。母亲追打我，我跑开了。当时，母亲正怀着我的一位小妹，只好腆着个大肚子去窖上绞水，把一桶水一分为二，踉踉跄跄地冒雨担了半担水回家，为我们做饭吃。我没脸吃饭，躲在门外用手抠墙皮，母亲说，你不回来吃，还让人给你喂不成？我肚子饿，就灰溜溜地进门端起了饭碗。
这件事，一直在我记忆中抹不去，想起来就难受，那时候，我是那么的不懂世事。
老先人留下来的窖，隔几十年是要维修一回的。得等吃完窖水，清除窖底的淤泥，又黑又臭的淤泥是上好的肥料。修窖用的是一种红颜色的胶泥，与小镇瓷厂烧碗用的泥差不多，一般取自门前沟的河床边。取来胶泥，用光脚片子调，有时得牵了牲畜踩，然后手工揉成锥形，嵌入窖底一排排马蹄形的卯中将泥抹平整。随着人口增长，后来又添了几口新窖，不是土层地质原因，就是下大雨收水时管理不当，雨水灌满到窖沿上，把窖泡塌了。窖水不够吃，只能到门前沟里掏泉水吃，上沟下沟一来回，有三几里地，坡路很陡，没有可供放桶歇息的平地方，一旦滑倒，水桶会一直滚到沟底去。泉水细小如丝，天旱时等一桶水得一两个时辰。曾经在泉边打过一口水井，是父亲带着几个壮劳力打的。井壁是泥沙构成的，砖石不便固定，就用先人固定炭井的方法，用坚固的木板在四角套卯，箍成方形的斗状井筒。这活路不光苦重，也非常危险，邻村不是没有井塌人亡的先辙。井打成了，井水清澈而丰沛，作为窖水的补充，使用了许多年。连续是雨水好的年头，水井似乎变成了无用之物，失之维护，不知在什么时候便倒塌了。雨水缺时，得赶上牲畜去远处驮水，或赶着牲畜拉的汽油桶做的大水桶车，去十几里外的小镇河里取水。
二老爷是制作木桶的半拉子木匠，箍木桶取桐木或更好的材料，把木板锯成瓦片形，然后箍起来。木桶干燥时会漏水，不用时也得泡在水里。二老爷先是自己砸了自己的手艺，是凹里第一个从小镇上买回洋铁桶的人，接着是人们纷纷效仿，用又光又轻的洋铁桶取代了笨重的木桶。吃饭用的瓷老碗换成搪瓷碗，生铁锅变成铝锅，从看日头的高低到看钟表，甚至于把有线广播换成小收音机匣子，这一连串的变故都几乎是二老爷带的头儿。但是，水一直还是老家人的宝贝，洗脸盆通常是靠墙角斜放的，只盛半碗水，一家人把水洗成了泥汤。如果给客人半脸盆水洗脸，那说明你的脸大，非常的有面子。
先人在水窖边趁地势掘了一孔下梯子窑，窑面不大，进了门有几阶下行的台阶，窑内的空间被扩大了。这种形式的窑洞在老家并不多见，在没有土崖的渭河北原上皆是司空见惯的了。在最初的设计中，先人是把这孔窑当草窑用的，可能用了上百年，到了20世纪的后几十年，随着加丁添口，它曾经成了祖父和四叔的居处。
我小的时候，已经是公社化时代了，生产队仍然把这儿当草窑用，被铡碎了的麦秸堆到了窑顶，是我们小伙伴们玩乐的天堂。草少时，这里是蜘蛛网的世界，孩子们对那些有着苗条细腿的家伙总是避而远之，因为大人们说了，蜘蛛会尿到你身上，你的皮肤就会生出癣来，所以一见到蜘蛛，便不寒而栗。佩服的是蜘蛛造了那么精巧的网，像父辈们耕种的田地一样精耕细作，来收获它们的果实，捕捉蚊虫一类小动物。我们也许是受了它的启示，也许就是天性使然，常常在草窑里蒙了天窗，用扫把捕打在草秸里寻觅食物的麻雀。当然，也使用最古老的捕捉方式，也就是在院落里撒了谷粒，在上面罩上箩筐，用小木棍顶着，等麻雀飞入箩筐下觅食，则迅速拉动拴在小木棍上的绳子，麻雀就被扣在箩筐下了。但往往是在用手捉住麻雀的一刹那，机灵的猎物不知怎么就脱逃了。运气不好的家伙被我们抓住，就没有活路了。或是喂了狗猫，或是我们自己饥肠辘辘，和了泥巴，将麻雀包裹在其中，放到灶火里去烧，然后叩开泥团，麻雀的毛都沾在了泥上，香喷喷的麻雀肉就可以下肚了。除四害的运动中，孩子们消灭苍蝇蚊子以便领取表扬，总是把老鼠尾巴和死麻雀串起来，交到小学堂里去。这多少有点像古代战争中说的，把俘虏的头颅或耳朵千里迢迢带给头领作为证据去请功领赏。
食堂化以后，各家的石磨大多都驮到北山里换了粮食吃，仅有的几个石磨安装在黑咕隆咚的窑后，用起来很不方便。草窑里安了一套石磨，用起来敞亮一些，没有牲畜时是人力推磨的，推不了几圈就头晕恶心。牲畜拉磨也会晕眩，奴役它的人便想出办法，给它戴了眼罩，甚至把眼罩用碎布片缀成眼睛的样子，牲畜就百依百顺地按照人们的意志在磨道里无休止地前行了。牲畜也许以为它行进了十里八里，其实一直是沿着狭窄的磨道循环往复的。麦子通常要磨上三遍四遍，麦粒从磨眼流入磨膛，再形同瀑布似的流到磨台上，经过木箱里的箩筛，细面筛落了，又把麸皮还原到磨上去。记得每次磨完面，母亲总是和我抬起沉重的上半扇石磨，把磨膛中的一点麸皮腾出来。人说“有磨膛都不下煤窑”的话，是从这儿引出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捧粗糙的东西吃，谁也是不肯下到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的炭井底下去谋食的。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恐怕也是这层意思。
由石磨也引出一个诙谐的笑话，庄稼人把老两口的相依为命比作磨盘，男人是上半扇子，女人是下半扇子，缺了哪半扇子，人也就活得没劲了。一个不肖之子证婚，编了个顺口溜，说是房子还有半院子，老子只剩半扇子，有人一看没有多少负担就悦意嫁过来，有人一听这货是个孬种，便离他远远的了。而石磨是不会腐烂的，即使在我年过半百后回到旧宅，留在那块土地上的唯一的实物也只有石磨了。农耕文明的新石器，就这样源远流长。
祖父在食堂化之后，为给在外头工作的五叔娶媳妇，腾出了老宅院里的窑洞，把这孔祖传的草窑拾掇一新，当成了自己的居处。祖父是个爱干净的人，说是穷死饿死也不要丢了干净，穷日子的干净也让人敬重，不干净的富日子也是像猪一样地活着。他有一点泥水匠的手艺，常是这里抹一抹，那里刷一刷，把个本来龌龊不堪的老草窑收拾得一尘不染。乡俗说，老大不离老宅，曾祖父和二老爷健在，祖父是独子一个，底下是陆续成家的一个个儿子，又在陆续问世一个又一个孙子辈，他是在无奈之下离开老宅的，让当儿子的多少有些心存不安。
食堂解散的时候，父亲领着一大家人过活，十几口子人在一个锅里搅勺把，上有老下有小，婆媳妯娌，你碗里稠我碗里稀，谁都委屈，谁都哭自个儿凄惶。在难以维系家道时，父亲只好坐火车去了一趟韩城的西安至侯马的铁路工地，换回了在那里干苦力的祖父。一个萝卜一个坑，父亲换回祖父是经过村上干部同意的，不然就叫作逃跑，私自回到村上的人是没有口粮的。铁路上的苦重，又吃不饱，当逃兵的事大有人在。当时，二叔在离韩城不远的煤矿上工作，祖父或父亲饿极了，可以跑几十里地，去二叔那里垫垫肚子。父亲宁愿去铁路上下苦饿肚子，把家里婆婆妈妈的事交给了有能力维系家道的祖父。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祖父在回到家后不久，无奈之下，便违背了家可合不可散的古训，断然把一个大锅分成了几个小锅，按人头分了筷子碗，另家过小日子了。曾祖父随了父亲过，母亲说，这是替祖父行孝。二老爷独自一人，时断时续地跟了算是过了继的二叔过活。四叔死了头房媳妇，还没有续上弦，也好像算是祖父的责任，随了祖父把碗递到祖母手里盛饭吃。后来，祖父为四叔娶了二房媳妇，为腾出这孔小草窑，祖父又在原畔打了新窑搬上去住，再说底下还有两个小叔，在屁股后面撵着。
祖父就是在小草窑里的一个掌灯时分，对我说要把村上一个小女子娶给我当媳妇的。我当时不过十多岁，听了这话是红了脸的。也全当是说说而已，之后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祖父搬到了原上住，这小草窑留给了四叔住，也就没有了往日兴旺的人气，又门可罗雀了。人说四叔命不好，或者克妇，头房媳妇一表人才，没过几年好日子，当妇女队长多吃了生产队柿子棚里几个冷柿子便没了命，连个后人也没留下。二房媳妇花了不少钱，是小镇瓷窑上的女，人是痴呆些，说话是大舌头，却喜欢到人前头去，抢着说一些不对路数的话。做的饭没讲究，面片是栽在碗里的，也就是说又厚又硬，既浪费面，吃了又不好消化，好在四叔爱吃硬食，日子凑合着过了几年。好不容易怀了一胎，生下来是个女娃，要命的是生娃时大出血，把被子和炕都染红了。接生婆一看保不了大人就保小娃，在一个新生命落草时，另外一个孕育小生命的母体则离开了人间，几乎在同一时间，小娃的啼哭终止了母亲的呻吟。幸而不幸的小女娃还没来得及起名，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她夭折在祖母的臂腕里。这还不算完，死去的母女俩阴魂不散，附上了祖母的身，让祖母接连几天胡言乱语，说着死去的产妇的话，哭着闹着要自己的女儿，后来叫了二老爷充当神汉，用桃条抽打祖母的身子，才算驱走了鬼魂。四叔再续弦的事，已经是后话了。死了媳妇娃，四叔觉得小草窑有邪气，不是久留之地，随后也搬到了原上，和祖父母一个锅里搅勺把。老窖边上的小草窑，在几百年里稍微沾了不到十年的人气儿，又归于它本来的用途，成了麻雀嬉戏和织满蜘蛛网的堆积碎麦草的地方了。
在草窑边，是祖上沿袭百年的头牯窑。头牯，是土话的叫法，也应该是古来很文雅的书面语言，后来叫成了牲口或家畜。家道兴旺时，大家子的骡马成群，上百亩的庄稼犁耧耙耱要凭它，千里方圆奔走的卖炭驮盐要靠它，地里的主要肥料也依赖于它。一阵阵人欢马叫，连脚底下不出声的土地也抖精神。瘦骡子病牛的时候，人也没有了神气，家业也就风雨飘摇了。
头牯窑早已不是喂牲畜的地方了，连同边上的小碾窑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是大爷一家的住处了。祖上从北原移居凹里后，最初也只有西院一处住宅，一个大楼门里又分为窑里和屋里，大楼门外的头牯窑碾窑以及草窑，都是一些附属设施，随着添丁加口也陆续成了人们的起居之处。
西院的窑里与屋里，是上溯五六辈人的老弟兄俩的一分为二的定局，后来屋里的一个老二又扩展了东院的一圈七八个窑洞，安顿他的五六个儿子。我的曾祖父和二老爷的父亲，依照老大不离老宅的家规，被留在了窑里老宅，新西院的五六个虎虎的男儿，应该是我的曾祖父辈。而大楼门里的窑里，在曾祖父辈仅是一株独苗，我唤他为三老爷。
头牯窑里住的我的大爷是他的大儿子。大爷是个貌似威严而心底温和的长者，他的兴趣之一是种烟叶，先种的土烟叶株小叶厚，后来引进了个大叶薄的洋烟叶，前者暴烈醇苦，后者味淡香浓。在烟叶的整个生长期，大爷总是佝偻着腰在忙活，直到将黄亮亮的烟叶储入瓮里，才心满意足地盘腿坐在土炕上，装一烟锅烟末，打着碎星飞溅的火镰点燃了，任凭缕缕青烟穿过五脏六腑在窑内缭绕。大爷会毫不吝啬地让每一个烟客把各自不同样式的铜烟锅伸到他的烟袋里装烟，一起品评不同的烟叶品种，这时候，有的烟客就止不住流下了涎水。为了节省火镰的火石和芒硝，常常是相互噙了烟锅，让两个烟锅准确地对接在一起，燃着了的烟锅在上，没燃着的烟锅在下，上边的在吹，下边的在吸，就把火苗传递给了对方。后来有了火柴，也还是沿袭这种方式，一边对火吃烟，一边拉话，时间也就悄悄地被消磨掉了。吃烟当然是少不了喝茶的，大爷的茶多半是红砖茶，抠下一块来，放进铜壶里，搁在泥火炉上去煮，然后分给每一个在座的大人和小孩子们享用。茶是琥珀色的，孩子们开始喝的时候很苦，甚至难以下咽，后来就越喝越香，渐渐地上了瘾，便在天黑时分或是在整个冬天就抽空聚在了大爷家喝茶。茶又和话是不分家的，天气怎么样，谁家与谁家成了亲结了仇，邻村发生了什么事，前朝古代的古经，当下的新鲜事，都在闲话的涉猎之中。
头牯窑的大爷是村上唯一养蜂的人，院子土檐下有一窝天然的土蜂，是在几十年前的一天从山野里飞到这儿来的。好多人都被蜂蜇过，唯独没蛰过大爷。土蜂主要是采崖畔上的酸枣花酿蜜的，加上果木和野花的清香，制造了独一无二的蜂糖。到割蜂糖时，大爷就把这种独有的甜蜜分给孩子们尝，留下一老碗说是给蜜蜂过冬吃的。
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土蜂呼啦啦地散了伙，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乱飞。大爷急了，找来一把平时碾麦子用的接粪笊笆，拴在长长的杆子上，上边抹上保存的土蜂糖，满村子收拢失散的蜂群。他祈祷着：蜂啊蜂啊上笊来，我要给你修庙哩，蜂啊蜂啊上笊来，我要给你修庙哩。好不容易收拢了半笊笆蜂群，到了旧巢又炸开了。大爷这才在蜂巢里发现了爬墙虎，正在贪婪地吃着白米似的蜂蛹，原来是虎占蜂巢，土蜂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大爷的眼睛都气出了血，上前捉拿爬墙虎。这种凶猛又机警的小动物，顺势爬进了大爷的袖筒，又从领口爬出来，在大爷的后颈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口，比土蜂咬一下疼多了，大爷顿时一声惨叫，本能地在自己的疼痛处狠狠地拍打了一巴掌，合拢五指，捉住了有硬壳的绵软的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家伙。就在爬墙虎没有醒过来的一刹那，大爷已经将它用拳头砸成了肉酱，又顺手贴在了疼痛的后颈上。据说可以用爬墙虎的毒汁拔出渗入体内的毒汁，血债要用血来还。但旧巢里还有敌人的气息，土蜂还是不肯回归，大爷只好在附近的土崖下重设蜂巢，才把失散的土蜂群重新召唤到了一起。
头牯窑的另一个事件是有关猫头鹰的。
人们说猫头鹰是一种不祥的动物，一叫就要死人，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说它可以提早闻到死亡的气息，人们验证了多次，再也不愿意验证这个事实了。一场大雨过后，头牯窑院落里的一棵合抱粗的大桐树上栖了一只大鸟，两只黄亮的圆圆的眼睛像鸡蛋的蛋黄，不过不像神话里说得那么恐惧，倒是十分天真可爱。人们只是在夜晚听到过它恐怖的叫声，很少有人亲眼看到过它的真实面目。大桐树是大爷从老窑里搬迁到头牯窑时栽种的，大爷估摸他死的时候这棵桐树就成材了，可以给自己制一口像样的棺材了。一个小孩子带着一股潮湿的气息推开大爷的门，说是院落里的大桐树上落了一只奇怪的大鸟，眼睛黄黄的，圆圆的，像猫又不是猫，大爷心里就吃了紧，知道是那种不祥的东西。但并没有听到它恐怖的叫声，它的大驾光临，是要索取大爷的命不可？这时候，院落里已经站满了人看稀奇，被雨水淋得瑟瑟发抖的猫头鹰突然从桐树上掉了下来，在泥水中抖动着湿淋淋的翅膀，无助地挣扎着。还是大爷经多见广，说是猫头鹰的翅膀受伤了，让大婆找来一截白布，他用一把木杈控制住猫头鹰，包扎了皮开肉绽的一只翅膀。这时候，太阳出来了，一阵工夫，猫头鹰的翅膀也干了，大爷让它栖在木杈上，一步步端到了门前的崖畔上，使劲一扔，猫头鹰带着包扎过的伤痛振翅飞向了空中，消失在一片山林里。人都说，大爷救了这只神鸟，是积德行善，传说中的灾星再也不会来找大爷的麻烦了。
大爷这一支人，在近二百年里也是历经磨难。
从家谱上看，大爷的曾祖父先娶张氏没有生养，继刘氏，生了大爷的祖父弟兄三个，老大无后，老二仅寿二十有一。大爷的祖父位三，是清朝咸丰年间生人，先妻颜氏子妇莫存，葬十二亩埝西头，继袁氏，生了大爷的父亲。大爷的祖父活了四十一岁，死于光绪年间，妻子袁氏多活了二十一年，民国十六年去世，合葬于天桥坡五亩地父茔下右侧。再往上数，大爷的曾祖父和我的祖父的曾祖父是一胞所生，都是一个叫潮的先人的子孙。再可以上溯到本宁家族，上溯到恂至二门宗世家族。这一说，就是三百年间的事了。到了大爷的父亲手里，只是独子一个，先娶陈炉坡子郭门之女为妻，生下了大爷和叫润的一个老姑，就早早下世了。大爷离母时只有八岁，和我的祖父是同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失去亲生母亲的。大爷的继母是陈炉张门之女，比大爷还少六岁，生了两男三女，算是人丁兴旺了。
大爷的生母是怎么死的，家谱上没有说，是病死的还是怎么死的，目睹者没有留下什么话。人们把先妻和续妻叫先房后房，不是同时拥有的，而是先妻下世后再娶进门的。这也许是家族的一个命运，许多人都没有躲过去，在不断重复着很少从一而终的婚配故事。大爷成人了，娶了穆门之女为妻，二十岁上生下大伯后的次年就下世了。也就是说，大伯重复了大爷幼年离母的悲剧，大爷也是重复了三老爷中年丧妻的命运。
当时，大爷是在祖屋的窑里和继母在一个院落过活的，妻子生了个胖小子，肯定是当成宝贝蛋来抚养的。大爷的继母张氏的长子也已经四岁了，他就是我的六爷。一大家子人的过活，继母和先房之儿媳少不了碟子碰碗似的口舌，一次蒸馍时，大爷的媳妇听见不满一岁的儿子在哭，自己奶水又缺，就随手掐了一疙瘩面，在笼里的馍没蒸熟前在灶火里烧了一个指头大小的面团，俗语叫姑嚼，也许是姑且先嚼着的意思，一边吹着热气一边跑回去塞到儿子嘴里。这时，继母的四岁的儿子也饿了，要灶火里烧的面团吃，继母忙得不可开交，随口骂儿子说，你急得死去呀，等不到馍蒸熟啦。大爷的媳妇一听，这话里有话，明明是指桑骂槐，嫌我给儿子烧了面团吃。其实，继母也许并没有一点嫌给孙子吃东西的意思，既是先房血缘上的子孙，也是一条根上的苗儿，何况就指头大小的一点面姑嚼。话一提起却放不下了，儿媳和继母你一言我一语，吵得馍也蒸不成了。三老爷和大爷在地里做庄稼，回到家里吃饭时，一场婆媳之间的口舌之战已经过去，各自都哭成了泪人儿。三老爷是个老实人，啥话也没说一句。大爷比他的父亲三老爷性急一些，听说媳妇和继母吵了架，就说媳妇的不是。媳妇受不了委屈，扭头出了门，三步五步就跑到了窖上，一头栽了下去。等到把人从窖水里捞上来，大爷的媳妇，也就是大伯他妈，就已经断气了。继母一听说儿媳跳窖死了，也哭着喊着气成了疯人。
这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里的事，这一年，大爷搬出了老窑院，把旧头牯窑收拾了一下搬进去住。大爷带着一岁离母的幼子过活，没办法，又依照上辈人的做法续了北原张门之女为妻，陆续有了三男三女。大爷到死以前，腿疼得要命，整天双手抱着一根木棍，腰弯成了一张弓。大伯成人后，又搬出了头牯窑，在邻近一个杂姓村子过活，一连生了十二个女娃也没有盼来个香火，临了有一个养子，早早给娶了媳妇才咽气的。
大爷疯了的继母，也就是我的三老婆，在我记忆中一开始就是一头白发。三老婆要去娘家了，六爷就把母亲像抱孩子似的抱出窑门，扶上骡子，亲手牵着走出大槐树下，绕过门前弯曲的小路，朝三十里外的陈炉赶去。当初，三老婆也是如花似玉，这么骑着骡子戴着红盖头，穿着红绣鞋红绣裙，嫁到这老槐树下的。她是一夜之间白了发的，满肚子的苦水只能给娘吐，娘家后来没有了什么人，晚辈也很少愿意伺候她这个疯老姑了。三老婆总是唱着前言不搭后语的乱弹，哭一阵，笑一阵，喃喃自语一阵，心事似乎一直陷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的那场灾难之中，是悔是冤只有她老人家心里清楚。她也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做针线，煮茶饭，屋里活做得细密灵巧。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眼睛很亮，一头的银发飘飘欲仙。她似乎不是生活在尘世上，而是生活在仙女世界里，人间的是是非非对她来说已经是身外之事了。她收集着柴草鸡毛瓷片纸屑和一切破碎的杂物，把它们摆放得整整齐齐，在常人眼里都是些无用的事情。三老婆会追打一些挑逗她的孩子们，她是在和孩子们玩耍，从来不会伤害他们。
我从小就害怕三老婆，不敢到她跟前去。有一次，我的胳膊肘子疼，母亲就带我去见三老婆，让她为我按摩推拿。这是她老人家的绝活，她一进入料理筋骨的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又好像能看见人的筋骨似的。她为我扑娑了一阵胳膊，对母亲说，娃的胳膊筋骨好着哩，是血脉上的毛病，得去找先生看。先生在这里是指医生，果不然，我的胳膊长出了一个疮，开始是硬的，后来就像软鸡蛋。到了镇上，医生用锋利的小刀划开了脓包，填了黄黄的药眼子进去，几个疗程就好了。三老婆的针也扎得好，发烧头疼，感冒中暑，母亲就带我去找她老人家，她掐准了你肩胛上的穴位，把针在灯上烤红了，算是消毒，扎入皮中，说皮是顽的，挤出一滴黑血，让你笼在被窝里发汗，就好人一样了。三老婆犯病时，也有损坏了人家庄稼和物件的时候，有的孩子向她扔土块，六爷急了也把母亲推推搡搡，我就替她老人家难过。三老爷活了七十八，三老婆活了八十二。
三老爷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庄稼人的苦相，个子高高的，稍有些驼背，白白净净的，留一绺山羊胡子，恬淡的目光中总有一缕抹不去的无奈。他的布纽扣连襟袄或白或黑的，总那么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污垢。样子好像是一个清闲的乡绅，其实是一个从来都闲不下来的苦命老汉。三老婆是因为与先房里的儿媳妇发生口角疯了的，而对于三老爷却是手心手背都是肉，谁都念及结发夫妻的好处，不想层层叠叠地生出一些血缘上的隔阂，自己被夹在中间受窝囊气。先房里的儿子媳妇怄气跳了窖，得给儿子续弦，亲孙子又得重复面对继母的尴尬了。当父亲当爷爷的三老爷，能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这边是疯了的三老婆，相继生了我的六爷和碎爷，还有几个老姑，三老爷是在一种夹缝中度过一生的。三老婆三天两头犯病，喜怒无常，一阵哭一阵笑，一阵说一阵唱，要么在老槐树下追逐孩子们耍，要么捡拾一些鸡毛柴草和瓦砾。三老爷从来不对三老婆发火，有时就把在门口闹腾累了的三老婆爱怜地抱回家去。三老爷死后，三老婆没气好撒了，倒是清醒了几年，好人一样做饭缝衣裳。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旧病复发了。
六爷是三老婆亲生的长子，性情急躁，治家严谨，他一声呵斥，小孩子能给吓哭了，家人更是没人敢吭气。三老婆不怕三老爷，也不怕碎爷，就怕六爷。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面对一个疯了几十年的老母亲，六爷只是忍不住要发一通脾气，推推搡搡的，但在吃喝衣着上从来没有慢待过老母亲。六爷好过吗？不是的，他也没能逃过中年丧妻的噩运。
六爷常说起他在渭北原当兵的事，他当的是国民党的兵，是被拉壮丁去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承担了弟兄们的责任，去服兵役的。六爷的部队是杨虎城的属下，在咸阳原以北的北五县境与陕北红军搞摩擦，打拉锯战，你拉过来我拉过去，红白交界，脚下的土地今天是红的，明天是白的。住在延安的毛泽东，派了彭德怀大将军在西线作战，红军都是些穷娃组成的，都不要命，六爷在一次战斗中当了红军的俘虏。红军是不杀俘虏的，戴五角星帽子的一个当官的问六爷，小伙子，家里都有什么人？六爷说，父母兄弟一大家子。有多少亩地？几十亩。那么你是个富裕户的小伙子了。你要是愿意，就跟上红军为老百姓打天下，要想回去种地，带点盘缠回家去吧！六爷说，我先人里出过一个武略将军，为明朝立过大功，可我不是那块料，我想回家种地，娶媳妇生儿育女，为父母养老送终。红军当官的笑了，怕是漂亮的小媳妇在家等着你吧？一同出来当兵的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伤及毫发的六爷说是老先人武略将军保佑他，回到家中后不久，就从小镇瓷窑里娶回了贤惠的六婆，过起了春种秋收的庄稼人的日子。六婆个子不高，长得白净秀气，生下了三男二女，一个个都聪明伶俐。谁知道就在我上完小学的时候，六婆得了一场病，就离开了人世。
我小的时候，母亲在忙完家务的空闲时间，最喜欢串门的地方是六婆家。母亲一边与六婆拉话，一边纳着布鞋，傍晚前的光阴就一缕缕地从六婆家的窗户上溜走了。我在老槐树下玩累了，天色也晚了，就去六婆家找母亲回家。在冬天，六婆家的炕很热，一股温暖的气息，大概是棉絮毛毡被土炕煨热散发出的那股味道。后来，就多了一种中药的气味，苦苦的，香香的，还有甜甜的红枣的味道。红枣是作引子用的，煮完中药的药渣通常晾晒在院里的石头堆上，贪嘴的孩子们就拣了吃。六婆有好几年没有下炕，后来我去六婆家找母亲，看见六婆是躺着的，母亲让我不要吵六婆。后来，我就和六婆的二儿子跪在一起，戴着孝布，面对着六婆的相片哭灵了。
六婆的二儿子和我同学，我叫他小叔，后来休了学，给兔子割草。那一窝小白兔生得可爱极了，一次生小兔子，说兔子是从嘴巴里生崽子的，这太奇怪了。小叔养小兔子，一个可以卖五毛钱，是为了给六婆抓药吃的。开始我是学着哭的，慢慢受到小叔的感染，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号啕大哭起来。我想，我要是小叔，失去了母亲，该是多么可怕又可怜的事情啊！我是幸福的，我有一个健康的母亲，这就足够了。
六爷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尽管是泪眼没干过，但还是平和地招呼着前来送殡的乡亲，平日里的严厉被悲伤抹去了。此后，六爷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子女，把有疯病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儿女们成家的成家，出门的出门，等到料理完这些事情后，自己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了。而在此期间，六爷不曾续过妻室，他不想重复父兄们的命运，只是尽到天职，思想也渐渐入了佛门，成了二老爷的忠实弟子。
六爷也是个半截子木匠，曾为我制作过一把木头手枪。这把手枪后来折为两半，是我与二弟在饭桌前动武时砸断的。那时候，吃食短缺，母亲刚刚端上来一盘菜，没等父亲上桌，饥不可耐的二弟一筷子上去，就夹走了少半盘。我说了二弟一句，他不听，反倒和我犟嘴，我一气之下，随手拿起那把木头手枪向二弟抡去。本来是想吓唬一下，却不偏不倚砸到了二弟的腮帮子上，二弟去操镢头，我早已逃跑了。二弟的脸肿了一些日子，我自然是挨了母亲的骂，后悔自己不该打伤二弟，就烧了那把断成两截的木头手枪。六爷知道了这事，说是不该为我做那把木头手枪。说到这事时，六爷又会说起他年轻时在淳化当兵打仗的事。
后来，我在六爷那里发现了一本《康熙字典》，是祖上传下来的，六爷说，你有用处，就拿去。再到后来，六爷已经过了八十大寿，我把整理打印好的四百年的家谱呈给他老人家一册，六爷很珍重它，回头还送给我的孩子十块钱。我想，六爷是不是念及同根同族，是搭份子的意思呢，还是作为长辈为晚辈的恩赐呢？
《陕西文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