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戴人民——刘少奇

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最全面、系统论述共产党员修养和进行党性教育的专著，也是刘少奇影响最大的一部党建论著。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创伤。党为了尽快恢复基层组织、壮大队伍，适当地放宽了入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出现成分复杂、思想不纯的状况。尤其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纷纷拥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并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党内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内思想不纯的现象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每一名党员自觉地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成为党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问题，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多次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闻天写信，谈出自己的看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对党员要加强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价值观，是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的。刘少奇的这一观点，得到张闻天的认可。于是，他决心攻克这个难题，开始酝酿共产党员修养课题的写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这更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刘少奇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修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随后，刘少奇于1938年11月28日离开延安，奔赴河南确山竹沟开始新的工作。

在赴任时，刘少奇随身带上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为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前期准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后，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1939年1月初，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地、县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做了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和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这成为最早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手稿提纲。

此后，刘少奇挤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内容，在题目上增加了“论”字，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全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2）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包括具有正确的公私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3）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即能够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同党的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员个人之间的关系；（4）文化科学知识修养，即具有广博的知识，精通业务工作。刘少奇经常利用该稿给中原局机关和鄂豫边区干训班讲党课，深受党员领导干部的欢迎。

1939年3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一时期，他一面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一面继续负责指挥华中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同时，继续思考党的建设问题。

刘少奇在延安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7月8日和12日，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闻天邀请，在延安兰家坪马列学院给学员们做了两场三个小时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

刘少奇在讲演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精辟地论述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自觉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以便有效地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刘少奇的这一讲演，在学员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张闻天对刘少奇的讲演非常重视，认为这正是当前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新党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闻天立即请刘少奇把讲演稿整理成文，准备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修改文稿，将讲演稿整理成四万多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著作。《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立即把刘少奇的文稿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好文章，应该快登”。很快，延安《解放》周刊第81至84期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连载。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之后，在全党获得了很高评价。全党一致认为，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论述切中了党员干部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纯洁组织发挥出了重要的理论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周刊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要求中央出版单行本。193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由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随后又连续再版三次。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纸及印刷厂也先后转载和印刷了单行本。河南竹沟中原局印刷厂最早开机印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以最快的速度向中原地区各级党组织分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成为广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行为准则，促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及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延安整风期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中共中央规定为党员领导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之一，成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教科书。在延安整风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一起，被全党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称，“他讲 ‘修养’，我讲 ‘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此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收入《整风文献》，作为全党学习参考，配发给每一名党员。根据当时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那时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手一册，哪怕是行军打仗，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垫在枕头下，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大家认真学习，常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很有效果。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还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站在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共产党员要在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全面加强自身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认真回答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自我修养的问题，详细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和锻炼的必要性。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高度的自觉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它既不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把修养看成是出于个人某种善良的愿望，或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品性所做的修身养性；也不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把修养当成自我清高、孤芳自赏的一种手段。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更好地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他要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员思想意识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自1939年发表以来，成为各个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党性修养的优秀教材，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促进党的事业欣欣向荣产生了巨大作用。

千里回延安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盐城新四军总部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征程。

山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抗日基地。所以，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在回延安的途中，帮助解决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分歧。4月初，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所在地——沂蒙山南麓的临沭县朱矾村。刘少奇一到山东就开始紧张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了解了山东的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山东工作很快有了好转。

7月下旬，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近四个月后，又踏上了回延安之路。津浦铁路是日军重兵把守的交通要道，岗楼、碉堡林立。为应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刘少奇一行在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走走停停。当时，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碉堡林立。只有微山湖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华东、华中通向延安的唯一通道。湖西军分区派人到湖边迎接，并请刘少奇坐船，沿王鲁河，穿过芦苇荡，驶向湖心的大捐村西南，在一处芦苇包围的沙峪上落了脚，住到渔民的一只船上。一路上，刘少奇问护送的游击队员，用什么枪，开展哪些对敌斗争，湖区群众的生活怎么样，等等。因为敌人正在对湖西地区进行“扫荡”，敌情严重，不能轻举妄动。刘少奇坐着船在微山湖里隐蔽了几天。他在船上翻阅和批改文件，听取汇报，了解当地的党政建设和斗争情况，鼓励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坚定信念，团结战斗，保住这条水上交通线。

刘少奇在延安

一次，刘少奇让铁道游击队的三条船靠拢。他坐在船头上，详细地讲述游击队如何扩大、巩固根据地，如何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他说：“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我看要注意三条：一条是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另一条是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如伪保长、伪乡长等，要把打与拉结合起来，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占区斗争要讲策略；再一条，铁道游击队要重视游击区的建设。”护送刘少奇的经历，使铁道游击队受益匪浅，他们从此更加讲究斗争策略，重视游击区建设，改变了过去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光打不拉等做法，巩固和扩大了游击区。

9月上旬，刘少奇到达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涉县赤岸村，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热情接待。9月21日，毛泽东来电，获悉刘少奇安全抵达太行的消息后非常欣慰，希望刘少奇短期休息后来延安，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为了便于刘少奇了解最近时局情况，毛泽东还将国内抗战情况告知八路军总部，以供刘少奇索取阅读。同时，毛泽东要刘少奇“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做周密布置”。刘少奇收到电报后，便赶到七十多里外的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晋东南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兼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并一起研究对付日寇冀中大“扫荡”和八路军总部的工作，还听取了冀中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帮助总结群众创造的地道战经验等等。在北方局期间，刘少奇还进一步考察华北工作，并与华中工作进行比较，对华北工作提出了意见。

10月下旬，刘少奇一行进入太岳区。这时，日军对太岳地区发动了秋季作战，企图从东面和北面合击太岳军区司令部。在频繁的转移中，他又发现了群众的一个伟大创造——地雷战。他听陈赓汇报民兵游击队用地雷炸日军的情况，非常重视。他说，地雷战也可以说是群众创造的一种较突出的斗争形式，很值得我们重视。还建议太岳区党委总结和研究这方面的经验。从地道战到地雷战，刘少奇走一路看一路，一路进行调查研究。他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并从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及时推广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些具有中国特点和适合游击战争的经验。

12月初，刘少奇一行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山西兴县。在兴县期间，刘少奇听取了工作汇报，出席了晋西北干部会议，并于12月9日、10日接连两天为会议做《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他还对领导群众运动时要注意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领袖，群众运动中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对待等问题加以阐述。

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延安。此行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行程三千多里，历时九个多月，穿越了敌人一〇三道封锁线。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不顾长途跋涉劳累，不顾生活条件差，不顾危险，依然坚持为党工作，指导和推动了沿途的抗战事业。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东北根据地，是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对这一决策的提出和贯彻，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那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多次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都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胜利时，其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坚持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有着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东北相连、相望。这些都是我们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指示在华北的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8月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和山东分局的电报，指示：为迅速争取东北，应即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苏军占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前一天，即27日，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离延期间，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在重庆共进行四十三天谈判；又因工作过重，过度疲劳，11月中旬进医院疗养，12月下旬出院。毛泽东谈判和疗养期间，党中央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劳模会上讲话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于8月2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必须迅速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海陆并进，越快越好，不要声张，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与地方部队，放手发展。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八路军、新四军迅速调整部署，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日夜兼程，海陆并进，由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挺进东北。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首先率部队分三路挺进热河和辽宁， 8月30日从日伪军手中解放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初步打开了局面。

9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统一领导党在东北的工作。第二天，彭真、陈云等即乘苏军飞机奔赴东北。

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提出我们必须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讨论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会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正式提出了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指示电中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

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

为此，中共中央从延安总部，以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等军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派出两万多名干部和十一万余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干部中包括中央委员十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人。部队包括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所率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所部三万五千人等。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问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