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武则天和她的大臣们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用人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古往今来，曾有不少人论及武则天的用人问题，但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所用皆“昧死要利之徒”。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节 武则天对大臣的管理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有过不少论述为臣之道的书籍，但轰动一时，流传甚广的只有一部，那就是《臣轨》。《臣轨》凡二卷，十章，由序、正文和论三部分组成 [1]，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臣轨》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旧唐书·经籍志》说是武则天。《新唐书·艺文志》说是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1]日人野间三竹说是唐太宗。[2]清人周中孚说是唐睿宗。[3]查周氏之说，系间接推论：“（书）前有序文，但称天皇，玩其词气，当出于睿宗所撰也。”野间三竹也是如此：“《帝范》二卷，《臣轨》二卷也者，共成于唐帝。唐帝受隋氏弊，聪明神武，庶几成康，功德兼备，自汉以来未之有。自吁咨都嗟之后，而元首股肱互为治道。故所以《帝范》《臣轨》之有作者也。”此二者皆缺乏根据。新志所言，则颇多旁证。《资治通鉴》卷202载：“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新唐书》卷201《文艺·元万顷传》《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卷190《文苑·元万顷传》略同。《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亦云。“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臣轨》两卷。”由此看来，《臣轨》的作者似乎是刘祎之、周思茂、范履冰等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的确，在署名为武氏撰的二十多部书籍中，有“北门学士”的手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书都是他们撰写的。史载，武则天聪明智慧，兼通文史。早在当皇后之前，就曾著《内训》一篇。当上皇后不久，还曾“制《外戚诫》献诸朝”。[4]此时元万顷等人还没见过武则天，更谈不上代笔了。武则天既然能写出《内训》和《外戚诫》，当然不是不会写书的人。《臣轨》是作为“臣下之绳准”而撰写的 [5]，必然要完全体现“君上”武则天的旨意。这样的书，也许只有涉文史，且有几十年统治经验的武则天才能写出来。《通鉴》载：《臣轨》，太后（则天）所造。[6]《唐会要》云：“则天自制《臣范》二卷”。[7]《通典》云：“太后自制《臣轨》两篇”。[1]《臣轨序》也说：“朕以庸昧。忝位坤元，……近以暇辰，游心文府，聊因炜管，用写虚襟。故缀叙所闻，以为《臣轨》一部。”看来，还是《旧唐书·经籍志》说得对，《臣轨》是武则天的作品。

武则天画像

《臣轨》成书于何时？学术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两《唐书·刘祎之传》概言上元（674—675）中。《通鉴》系于上元二年。《唐会要》载在长寿二年（693）。日本宽文八年柳谷山人校刊本有“垂拱二年撰”字样。[2]佚存丛书本则题“垂拱元年撰”五字。[3]按纪传之体，重事件而轻年月，往往使人不知详序；编年体以日月见称，然亦有概述之弊。两《唐书·刘祎之传》及《通鉴》言则天著述，即属此类，故尚须具体分析。《臣轨序》言：“比者太子及王，已撰写修身之训；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案，武后所撰书中有关太子及王者，有《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等等。《少阳正范》最初是赐给太子李贤的。《唐会要》卷4《储君·章怀太子贤》载：“上元二年六月三日……册为皇太子……令监国，处分明审，为时所称。仪凤（676—679）中，手敕褒美。……时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任使，密称英王状类太宗。又宫人潜议云，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贤亦自疑惧。则天又常（尝）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以赐之，仍数作书以责让。及崇俨为盗所杀（679），则天疑贤所为，又使人发其阴事……乃废为庶人（680）”。《通鉴》等所载略同。从行文来看，《少阳正范》当作于仪凤末（678或679）。《维城典训》理宜后之。如此，则《臣轨》之作不会早于永隆元年（680）。又，《序》言：“朕以愚昧，忝位坤元”。则《臣轨》之作，必在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则天临朝之后。[1]《唐会要》卷36《修撰》载：“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诫》及《兆人本业记》，颁朝集使。”所谓“新诫”者，必是相对“旧诫”而言。“旧诫”为何？查武氏所撰，除《臣轨》外，无有关于百僚者。据此，则《臣轨》之作，又当在垂拱二年（686）之前。[2]弘道元年之后，垂拱二年之前，中间只有两年，即光宅元年（684），垂拱元年（685）。光宅元年，属高宗晏驾不久，则天临朝之初，千头万绪，日理万机，恐无“暇辰”著书。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写道：“余案日本枫山官藏本及向山黄村所藏天正年间（1573-1591）钞本。皆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笔迹亦相同，绝非此邦人（日本人）所臆增。”观此言，益信《臣轨》必成于垂拱元年。[1]

[1]或问：《臣轨》中有则天制字。则天制字始于载初（686），此作何解释？答云：载初后改之耳。《文馆词林》作于显庆二年（657），传达室本亦多则天制字（林衡《书〈文馆词林〉后》，见《佚存丛书》第一帙）。

《臣轨》书影

《臣轨》从十个方面提出了臣下的准则：（一）同体。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爱国恤人，尽职尽责。[2]（二）至忠。以慈惠为本，多其功而不言；推善于君，引过在己 [3]。（三）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4]（四）公正，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当公法则不阿亲党，举贤才则不避仇雠；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5]（五）匡谏。除君之过，矫君之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锧。[6]（六）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7]（七）慎密。保守朝廷机密，不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8]（八）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9] （九）良将。有五材四艺懂御众之术，攻守之法，有先见之明。[10]（十）利人。禁末作，兴农功，省徭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给人足。[11]其中心思想，是要求每个臣僚都成为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人物，从而建立强有力的统治机构。

《臣轨》有什么价值？学术界迄今尚无评论。我认为，《臣轨》虽非鸿篇巨制，但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

首先，它是关于武则天思想状况尤其是用人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武则天的思想属于“法家”? “儒家”？还是“杂家？武则天的用人是唯贤？唯亲？还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武则天的思想与唐太宗究竟有多大差距？是对唐太宗思想的背叛？还是发展？这些都是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忽视了像《臣轨》这样直接反映武则天思想的书籍。《臣轨》引书多达数十种。其中有《诗经》《论语》，也有《老子》《文子》《孙子兵法》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材料和武氏发挥的情况加以研究，就不难看出武则天的思想是哪一家。假若我们把这些准则认真考察一下，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武则天用人的主导思想。此外，如果我们把《臣轨》一书所反映的武则天的思想与《帝范》所反映的唐太宗的思想加以比较，也会发现其中的异同。武氏撰述散失殆尽，《臣轨》显得尤为珍贵。

其次，它是了解武周吏治和社会风貌的一个门户。垂拱元年《臣轨》成书之后，武则天把它作为臣下的“绳准”“普锡具僚”。[1]长寿二年，又把它作为教科书（可能一度改名《臣范》）下发给贡举人 [2]。于是乎朝野官吏、白衣仕子几人手一册。江都人孙祥尝记《臣轨》后云：“《臣轨》既是御撰，妙极！稽古垂范，作镜百僚，既为臣之令模，乃事君之要道。宜诵登于口，诚藏于心。束发盍簪，庶多宏益。”[3]由此可见，当时人对它是何等的重视。这样，它必然会作用于武周吏治，乃至武周社会。

再者，它在武周以后仍起过一定作用。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下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4]，因此《臣轨》的影响小了下来，但它还散布于社会。中宗一度行“武后之政”。可以想见，《臣轨》依旧在社会上流传。安史之乱，使唐代典籍遭受了一场浩劫。[5]唐末战乱，为祸更惨，“曩时遗籍，尺简无存”[6]。然而《臣轨》并没有在兵燹中“断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王尧臣《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尤袤《遂初堂书目》都曾著录，说明它在南宋初期仍有一定的数量。不过，到了南宋末期，传本已不多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不载。赵希弁《昭德先生郡斋读附志》云：“本十篇，今阙其下五篇”。其后《宋史·艺文志》不载。《永乐大典》似乎未曾涉及。[1]叶盛《菉竹堂书目》、晃瑮《晃氏宝文堂书目》、徐《徐氏红雨楼书目》、高儒《百川书志》、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不著录。看样子好像是从元代就失传了。但明末音韵学家陈第在他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中写道：“《臣轨》二卷”。可见，直到明朝末期，《臣轨》还有足本流传。不过，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中没有它。乾隆初的《各省呈进书目》中没有它。《四库全书》中也没有它。大概是明清之际，它最终匿迹了。清朝中叶以后，一些学者致力于佚书的搜集工作，从国外找到了它，使之复传于我国。[2]《臣轨》的冷落、失传与战乱、天灾有关，恐怕与宋明理学也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它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流传在社会上，对历代政治思想或多或少发生过作用；而它的遭遇，同样有助于我们对武周以后历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第四，它对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一定影响。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在《佚存书目》中、池田四郎在《诸子要目》中均载有《臣轨》，说明《臣轨》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臣轨》何时传入日本？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埜子苞父云：“镰仓将军家皆读之。”[3]此所谓镰仓者，系指日本早期幕府。其统治时间是公元1192年至1334年。罗振玉在日本尝得弘安十一年古写卷子本。[4]弘安是日本后宇多天皇年号。十一年，适我国至元二十五年，即公元1288年。如此，则《臣轨》之东传，当在元朝以前。查《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有《臣轨》二卷。《见在书目》是藤原佐世奉宇多天皇之命于宽平年间（889-897）写成的。[1]看来，《臣轨》在唐末已传到了日本。又，传本中往往杂有则天所制文字，如“埊”等等，则其东传当在武周时期。武周时期日本使者曾经来华。《旧唐书》卷199《日本传》载：“长安三年（703），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续日本纪》卷3《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载：庆云元年（704）, “秋七月，四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国至。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在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由此来看，长安三年（703）以前，日本人对高宗去世，则天临朝，乃至改朝换代还不知道，自然没有见到《臣轨》。粟田真人此次来华，名为朝贡，实则求书。[2]当时正是《臣轨》流行的时候，肯定为日本人所得。开元初，日本使者复入唐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3]。说不定其中还有《臣轨》。[4]《臣轨》传入日本后，人们辗转抄录，颇为重视。上自幕府将军，朝廷博士，下至官吏、学者，皆有研读者 [5]。后来，有人把它付梓刊印，流传得更广泛了。市川鹤鸣（1740-1795）还著有《〈臣轨〉国字解》一卷。细川润次郎（1844-1923）著有《〈臣轨〉校》四卷。[6]可见，《臣轨》在日本也发挥过一定作用。

因此，无论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还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都应当看一看《臣轨》。至于研究武周吏治，不读《臣轨》是不行的。研究武则天的用人思想，《臣轨》是必读的书籍。

《臣轨》在我国尚无单行本，见于《佚存丛书》（影印日本本、光绪八年重刊本）第一帙、《宛委别藏》《粤雅堂丛书》三编第二十六集、《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东方学会丛书初集》和《传望楼金帚编》。在日本，则主要有镰仓时代钞本、宽文八年柳谷山人校刊本（与《帝范》合刊）、《佚存丛书》本、《成篑堂丛书》本、细川润次郎校大正四年十一月宫内省刊本等等。书中有唐人注。[1]可以参考。

[1]《佚存丛书》本及《粤雅堂丛书》本将“论” 纳入“利人章”，误。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将《臣轨》列在武则天的名下，但云：“凡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50页）

[2]《粤雅堂丛书》第二十六集所载柳谷散人埜子苞父《〈帝范〉〈臣轨〉二书跋》。“埜”为古“野”字。埜子苞父，即日本学者野间三竹。

[3]〔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28。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6页。《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第3475页。

[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7，高宗武皇后《臣轨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4—1005页。

[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二年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90页。

[7]〔宋〕王溥：《唐会要》卷75《贡举上·明经》，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册，第1373页。

[1]〔唐〕杜佑：《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册，第354页。

[2]杨守敬言，宽文八年本卷未题“垂拱元年撰”（见《日本访书志》）。然罗振玉云未题“垂拱二年撰”（《辽居稿》；但他在《松翁近稿》中又说尾有“垂拱五年撰”五字）。阮元也是这样说（《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不过他认为这是日本人妄增之词。笔者未见日本原本。《粤雅堂从书》所收，是“垂拱元年”，恐阮、罗二氏有误，然亦未必。待考。

[3]《佚存丛书》第一佚。

[1]罗振玉认为，“忝位坤元与太子及王之称，不但在天授革命加号皇帝时为不合，即临朝称制以后亦不复有太子之称矣。”因而断定《臣轨》成于高宗咸亨五年以后，称制之前。细读唐史，不敢苟同。

[2]垂拱二年之有《新诫》者，恐与徐敬业事件有关。故疑该书是“临时性”的。

[2]《臣轨》卷上《同体章》。

[3]《臣轨》卷上《至忠章》。

[4]《臣轨》卷上《守道章》。

[5]《臣轨》卷上《公正章》。六正：谓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

[6]《臣轨》卷上《匡谏章》。

[7]《臣轨》卷下《诚信章》。

[8]《臣轨》卷下《慎密章》。

[9]《臣轨》卷下《廉洁章》。

[10]《臣轨》卷下《良将章》。五材：谓智不可乱，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贷，直不可曲。四义：谓受命之日，忘家；出门之日，忘亲；张军鼓宿，忘主；授枪合战，忘身。

[11]《臣轨》卷上《利人章》。

[1]《全唐文》卷97，高宗武皇后《臣轨序》，第1004页。

[2]《唐会要》卷75; 《资治通鉴》卷205。

[3]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见湖北教育出版社《杨守敬文集》第8册，第134页。

[4]《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第137页。

[5]《旧唐书》卷46《经籍志》，第1962页。参《北梦琐言·自序》（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麟台故事》卷4《沿革》（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19页）。

[6]《旧唐书》卷46《经籍志》，第1962页。

[1]全祖望云，《永乐大典》所引书，皆出文渊阁储藏本（《鲒琦亭集外编》卷17）。而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无之。

[2]阮元（1764—1849）始得日本活字本《臣轨》，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作为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赴日，得《臣轨》宽文八年（1668）刊本。其后罗振玉又在日本得弘安十一年古写卷子本。

[3]见《粤雅堂丛书》第二十六集所载柳谷散人埜子苞父《〈帝范〉〈臣轨〉二书跋》。

[4]《松翁近稿·〈臣轨〉跋》。

[1]《日本现在书目证注稿·解题》。

[2]《宋史》卷491《日本传》载：“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其《年代记》所记云：……大宝三年，当长安元年（误，应为三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书籍，律师道慈求经。”

[3]《旧唐书》卷199上《日本传》，第5341页。

[4]传入日本的本子中有无则天制字者。

[5]参《日本访书志》、《松翁近稿》、《佚存丛书》第一帙《题〈臣轨〉后》、《粤雅堂丛书》第二十六集《〈帝范〉〈臣轨〉二书跋》等。

[6]参小川贯道《汉学者传记及其著述集览》。

[1]注者或疑贾行，一般认为是王德。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