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武则天的悲剧结局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女强人。她在唐代前期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她最后却落了个悲剧性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武则天晚年的困惑

“大周”建立之初，武则天就认识到皇位继承问题的严重。不过，当时她的身体还健康，所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她在“正名”的过程中，封诸侄为王，享有特权，而以第四子睿宗李旦为“皇嗣”，令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1]一方面，提高武氏“宗室”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给李姓儿子以“接班候选人”的空名。从表面上来看，皇位继承人已经确定。实际上，问题仍然悬在空中。武则天这种临时性的安排，显然是为了稳定政局，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开创局面。同时，也是为了控制子侄，以便将来比较权衡，正式安排。

但是，由于李氏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由于武氏诸侄在武则天称帝后取得了“宗室”的地位，势力急剧增长，因而，刚刚放下的皇位继承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天授二年（691），魏王武承嗣自以为“大周革命”，自己有很大功绩，又在“宗室”中年龄最大，曾袭封周国公，与天子最为亲近，应当代皇嗣李旦而为皇太子，故“密谕后党凤阁舍人张嘉福，使洛州人上书请立己为皇太子，以观后意”[1]。《大唐新语》卷9记载说：“洛阳人王庆之，希旨率浮伪千余人诣阙，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召见，两泪交下，则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 ’庆之曰：‘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 ’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面覆地以死请。则天务遣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德赐杖。”从这段记载来看，武则天尚无立武承嗣为皇太子之意。

长寿二年（693）一月，发生了前尚方监裴匪躬及内常侍范云仙等人“私谒皇嗣”的事件。这一事件对武则天震动极大，使她对皇嗣的信任有所削弱，甚至对皇嗣是否忠诚产生了怀疑。她杀死裴匪躬、范云仙，禁止公卿大臣与皇嗣相见，降低皇孙以下李氏诸王爵位。有人诬告皇嗣阴有异谋，即令酷吏来俊臣审讯他身边的人，直到太常工人安金藏剖胸明志，才命来俊臣停止推鞫。[2]虽然打消了皇嗣谋反的疑虑，但对他仍不放心，使他处于被软禁的地位。这时武承嗣、武三思之徒营求皇太子的活动又频繁起来。武则天深知武承嗣亦无统御之才，对他也不大放心。从此，她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陷于举棋不定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的大臣们也都在考虑储君问题，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举足轻重的。武则天手下的将相大臣，绝大多数是她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支持武则天，只是支持由太宗开创，由她继承并且发展的事业。他们认为，武氏诸王，非天下属意，并不希望形成武氏子侄继位的政治格局。所以，当武则天在传子还是传侄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相继上书，反对传位武氏，要求以李氏为皇太子。

最先出来劝说武则天的是宰相李昭德。天授二年（691）十月，王庆之再次固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大怒。李昭德杖杀了王庆之，并对武则天说：“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 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1]听完李昭德这段话，武则天也感到讲得有道理，认识到了立侄为皇太子的不利因素。长寿元年（692）六月，李昭德又向武则天密奏：“魏王承嗣权太重。”武则天亦有所警觉，罢免了武承嗣、武攸宁和杨执柔的相权。[2]立子，不妥；立侄，亦不妥！怎么办才好呢？武则天苦思冥想，找不到妥善的办法。于是，又将这一棘手的问题搁置起来。

圣历元年（698）春，武承嗣、武三思又有营求皇太子之举，多次派人对武则天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请求由武氏接班。但宰相狄仁杰等表示反对。《通鉴》卷206载：“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 ’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3]

此后，宰相吉顼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亦请以李氏为储。上书同卷载：“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1]

李昭德、狄仁杰、王方庆、王及善、吉顼都是武则天的亲信大臣，二张也是武则天的心腹。他们从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立子立侄的利与弊，反对立侄，主张立子。武则天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立侄弊多利少，不仅身后有陵庙无享祭、子孙被陵夷的可能，而且眼下就会造成与臣僚的隔阂，有丧失人心的危险。因此，她打消了立侄的念头，决意立子。

圣历元年（698）三月九日，武则天借口庐陵王李显有病，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赴房州召李显回都治病。

皇嗣李旦在都，本来即可立为太子，何以又要召回李显？对此，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武则天召还庐陵王，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有其深刻的政治用心。一方面，要传位于子，就必须逐渐扩大李氏的势力。而要扩大李氏的势力，召还庐陵王便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当大臣要求召回庐陵王时，她毫不犹豫地做出决策，这样有利于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李氏为太子，必须在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之间做出选择。李旦本来可以依靠“皇嗣”地位充当皇太子，但由于接受大臣私谒，降低了武则天对他的信任，武则天禁止臣僚谒见李旦，并以“厌呪”为由，杀掉了他的妃子刘氏和窦氏，[2]母子二人在感情上壁障较多，因而对李旦不大放心。李显的情况虽与李旦有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不相同的。他不是无辜被幽，而是以罪被废的。被废之后，先居均州，后徙房州，多少年来，一直在生活上享受亲王待遇，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虽然对武则天的改朝换代十分不满，但与李旦相比，母子之间的隔阂还不是那么深刻。按照封建时代的惯例，皇太子被废，不是被诛杀，就是永远被贬为庶人，很少有人能够东山再起。李显被废后，虽然仍旧保有“庐陵王”之号，但已失去了太子地位，按照常规，不可能再恢复帝位，因而对重新进东宫登皇位连想都是不敢多想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他召回神都，使其摆脱困境，重继大统，他必然会感恩戴德，释前嫌而尽孝理。再说，“立嫡以长”，李显长于李旦，召回李显而立为太子，从宗法观念上来说，也不是讲不通的。若召回李显，而以李旦为太子，则将来皇位之争，也可能重演。若以李显为太子，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减。因此，可以推断，武则天召回庐陵王的目的，是为了顺应大臣的请求、百姓的愿望，扩大李氏势力，付以太子之位。

庐陵王李显还都以后，武则天并没有马上册封他为皇太子，只是让他尽情地欣赏神都的繁华景象，适应一下武周王朝的崭新环境。半年以后，皇嗣李旦揣摩到了武则天的意思，几天不吃饭，“数称疾不朝”[1]，用绝食的办法坚决请求“逊位于庐陵王”[2]。武则天见时机已到，便顺水推舟答应了李旦的请求，降皇嗣为相王，而以李显为皇太子。[3]至此，棘手的皇位继承问题才算初步解决。

皇位继承问题初步解决，并没有消除李氏子孙与武氏诸王之间的矛盾。由于武则天先是举棋不定，后来倾向于李氏，遂使李氏势力大增；武氏诸王很不得志，魏王武承嗣眼巴巴地得不到皇太子地位，气得一病身亡，“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4]。武承嗣虽死，其他诸王尚在。为了使李氏继位得以顺利实现，也使武氏免除灭顶之灾，武则天煞费苦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消弭太子兄弟与武氏诸王之间的矛盾。其中一条，就是令子、侄立誓明堂，永言和好。史载圣历二年（699）四月，壬寅（18日），武则天“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5]。可知参加发誓的有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梁王武三思、千乘王武攸暨等。宣誓地点在明堂，也就是“通天宫”。誓文曾铸于铁券，藏于史馆，可惜未流传下来，但其中心意思肯定是向天神地灵保证他们永远和好，决不争斗。此举可谓用心良苦，对于矛盾双方来说，无疑是一种约束。

婚姻关系是两性的结合，本来不具有政治目的。但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中，婚姻关系却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西汉以来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所谓“和亲”，绝大多数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即通过婚姻关系融洽感情，达到缓和矛盾的目的。而且，这种方法在历史上有时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唐初，高祖给武士彟做媒，后来太宗又纳士彟的女儿为“才人”，都具有君主关照功臣的政治因素。武则天对此当然非常熟悉。为了从感情上改善李武关系，武则天亲自出面，促使李氏与武氏通婚。除先前以武攸暨尚太平公主以外，又以皇太子之女新都郡主嫁武承业之子陈王武延晖，永泰郡主嫁武承嗣之子南阳王武延基，安乐郡主嫁武三思之子高阳王武崇训。[1]这种姑表婚姻，不仅对调节缓和李武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由此结合、繁衍出一个李武婚姻政治集团。

立誓和通婚对李武两氏虽有约束，但并不能保证不发生摩擦。魏王武延基与邵王李重润及永泰郡主之间发生的严重争执，便是证明。对于这场严重的争执，今人往往不明真相，多有误解。原因是史书记载不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死因。《通鉴》卷207载：李重润等窃议太后委政张易之兄弟，易之诉于太后。《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只言窃议，不言易之上诉之事。卷83《诸帝公主传》说：忤张易之。卷104张行成传仅言窃议。卷206《外戚传》说私语张易之兄弟事，后愤争，语闻。《旧唐书》卷6《则天本纪》说为张易之谗构。卷86《中宗诸子传》说为人所构。卷78《张行成传》说窃言二张专政，易之诉于则天。卷183《外戚传》说“话及张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后愤争不协，泄之”。1960年出土的《大唐故永泰公主墓志铭》则说永泰系怀妊得病。当以《旧唐书·外戚传》所言为是。二是死法。据上述各书，计有则天杖杀之、令自杀、皇太子令自缢等四五种说法。如果把这些材料加以剖析，去伪存真，我们可以看出，事情始末大致是这样的：大足元年（701）秋季某日，皇太子的长子邵王李重润到妹妹永泰郡主家做客。妹夫武延基正好在家。当他们谈到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时，意见分歧，发生争执。三人皆血气方刚，不能克制自己，旧怨重提，愤争不已，惊动四邻。武则天闻而大怒，认为他们违背了明堂誓约，有伤于李武和气，简直不成体统，令皇太子予以处罚。皇太子怕动摇自己的地位，遂“大义灭亲”，皆令自缢，将事情了结。武延基等不是武则天下令杀死的，但他们的死却与武则天有直接的关系。这件事说明武则天是严禁李武摩擦的，不然，皇太子是绝不会轻易令子女自杀的。

永泰公主墓石椁

采取强硬手段，禁止李武摩擦，固然能起到一些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教化。为此，武则天晚年，特别提倡忠孝谦让和友爱。圣历二年六月，也就是令子侄立誓明堂以后的两个月，武则天亲自撰写并书写了《升仙太子庙碑》。对此，后人多有非议，以为是吹捧张昌宗之作。然此碑犹存，细读碑文，可知事实并非如此。“升仙太子”字子乔，本是周灵王的太子，传说才高德隆，但不贪于宝位，主动让贤，漫游于伊洛之间。喜欢吹笙，作凤鸣之声，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又尝遇桓良于缑山。某年七月七日，乘白鹤立于山巅，举手谢时人而升仙 [1]。武则天在令子、侄立誓后为升仙太子修庙立碑，显然是教育子侄不要争权夺利。大足元年（701）五月，武则天又撰写了《许由庙碑》。传说许由是陶唐时期的隐士，字武仲。为人正直，“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尧让天下于他，他拒不接受，偷偷逃走，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矜天下之色。可见武则天撰写《许由庙碑》与撰书《升仙太子庙碑》具有相同的政治目的。大约与此同时，武则天还颁发了《停杨素子孙京官侍卫制》。制文说隋尚书令杨素，“惑乱君上，离间骨肉”, “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已下，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1]名为贬黜杨素子孙，实为提倡忠义，敬告王公百僚，不许在李武之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皇泽寺武则天真容

二、出人意料的宫廷政变

随着上述措施的实行，李武之间的关系逐渐有了好转，武则天本人与子孙之间的感情壁障也越来越小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年事日高，加之积劳过度，身体越来越差。虽说如意元年（692）齿落更生，圣历二年（699）生八字重眉，但时光不饶人，积劳必成疾。八字重眉出现不久，武则天便染沉疴，“太后老且病”[2]。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武则天传位太子。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武邑（今河北武邑）人苏安恒。大足元年（701）八月，苏安恒投匦上书说：“陛下钦圣皇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应天顺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殷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3]武则天召见了苏安恒，但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只是“赐食慰谕而遣之”[4]。长安二年（702）五月，苏安恒再次上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陛下若以臣为忠，则从谏如流，择是而用；若以臣为不忠，则斩取臣头，以令天下。”[5]武则天仍未采纳，不过亦不怪罪。武则天之所以在年老多病的情况下仍不交出政权，并不是因为她贪于宝位。此时她对处理政务已经产生了厌烦情绪。从有关迹象分析，原因主要是，她感到李武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还没有真正消除，她担心交出政权后以李显为首的李氏集团能不能维护“革命”的成果，能不能真正与武氏诸王相容，因而常有后顾之忧。

为了确保身后子侄和睦，江山永固，武则天以张昌宗等人为助手，在晚年托着病体，继续处理朝政。她努力克制自己，一方面，抬高子孙的声望和地位。另一方面，不许有贬欺侄辈的行为。圣历二年，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曾在朝堂上与武懿宗争功，声气凌厉。则天很不高兴，说：“顼在朕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有一次，吉顼奏事，援古引今，则天恼怒地说：“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然后用她当才人时，在太宗跟前夸口能驯服西域烈马“狮子骢”的故事，训斥吉顼：“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吓得吉顼连忙叩头请罪。后来吉顼因其弟冒官被贬。临行时，武则天召见吉顼，他流泪说：“臣今远离阙廷，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顼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1]此后武则天一直自掌大权，企图在李武之间搞平衡，欲在有生之年，进一步协调子侄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目前四海无事，天下升平，公卿用命，百姓乐业，只要自己再进一步改善子侄关系，将来子为天子，侄为贵臣，各安其分，社稷还是可以永固的。因此，即使在重病缠身的时候，仍然致力于此，念念不忘。可是，她哪里知道，就在这时，一些朝臣正在酝酿着一场可怕的宫廷政变。

长安四年（704）秋冬，天气阴晦，雨雪相仍，一百余日，不见羲月。[2]武则天病卧长生院，不让子侄、宰相供奉，只让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因此“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神龙元年（705）正月，“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弄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因指天地以自誓。遂与定谋。……（又）引（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晖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1]显然，张柬之等人迅速掌握了神都禁军的指挥权，并得到太子李显的同意。此外，他们还争得了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及洛州长史薛季昶的支持。政变者日夜谋划，而武则天卧病长生院，二张不出宫苑，加之缺乏警惕，对此竟一无所知。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神都洛阳依然笼罩在阴寒之中。张柬之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便调兵遣将，以二张谋反为借口，发动了政变。从史书记载来看，政变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一方面，由张柬之、崔玄 率检校左羽林卫将军桓彦范、左羽林卫将军李湛、李多祚、薛思行、赵承恩、右羽林卫将军敬晖、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职方郎中崔泰之、司刑评事冀仲甫、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内直郎王同皎及左右羽林兵500余人拥太子李显直逼禁苑；另一方面，由相王李旦、司刑少卿袁恕己统南牙兵、薛季昶统洛州兵马“以备非常”[2]。

袁恕己派兵包围政事堂（宰相集体议事的地方），逮捕值日宰相韦承庆、房融和司礼卿崔神庆，切断了皇城与宫城的联系。张柬之等勤兵向玄武门（洛阳城北门）进发，遣李多祚、李湛和王同皎前往东宫迎接太子。时殿中监田归道为玄武门镇守使，敬晖派人要他交出“千骑”皇帝卫队，归道“拒而不与”。张柬之等至玄武门，为归道所阻；及太子至，归道不敢抵抗。张柬之命所部斩关而入，直扑武则天所居之迎仙宫。时二张正在宫中，毫无准备，仓促之间，未及躲避，即被斩于殿庑之下。

二张被杀后，张柬之等立即包围了武则天养病的住所。这时，武则天才得到了兵变的消息。由于出乎意料，她感到十分吃惊，从床上爬起来问道：“乱者谁邪？”张柬之、李湛、崔玄 等戎装而入，回答说：“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武则天看到李湛，对他说：“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听到这话“惭不能对”。武则天问崔玄：“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崔玄 回答说：“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这时太子李显进见，武则天十分伤心，强忍悲痛说道：“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话音未落，桓彦范喊道：“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1]口气十分强硬。听了这话，武则天又返回病榻，卧而不语。[2]

于是，张柬之留部分人马监视则天，派人分途缉拿二张的亲信，斩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与二张一起枭首于天津桥南。薛季昶建议乘胜扩大战果，“因兵势诛武三思之属”[3]。由于天色已晚，特别是由于武氏诸王握有一定的兵权，具有较大的势力，而自身力量有限，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未予采纳。但实行戒严，禁止政变者以外的任何人与武则天相见。

二十三日上午，张柬之等人再次逼武则天传位。武则天思前想后，无可奈何。她深知在这种情况下，要反悔初衷，另立侄辈，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稍有这方面的表示，情况都会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她做出了同意李显监国的决定。于是，张柬之以她的口气，颁发了《命皇太子监国制》：

鸾台：多难兴王，殷忧启圣，萧墙之祸，自古有之。朕以虚寡，宿承先顾，社稷宗庙，寄在朕躬，亲理万机，年逾二纪，幸得九玄垂祐，四海乂安。何尝不日昃忘食，夜分辍寝，战战而临宝位，虔虔而握圣图，忧百姓之不宁，惧一物之失所。但以久亲庶政，勤倦成劳，顷日以来，微加风疾。逆竖张易之、昌宗兄弟，比缘薄解调炼，久在园苑驱驰，锡以殊恩，加其显秩，不谓豺狼之性，潜起枭獍之心，积日包藏，一朝发露。皇太子显，元良守器，纯孝奉亲，如此衅萌，奔卫宸极，与北军诸将，勠力齐心，剿扑凶渠，咸就枭斩。斯乃天地之大德，幽明之所赞叶者乎？岂惟朕躬之幸，抑亦兆庶之福。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机务既繁，有妨摄理，监临之寄，属在元良。宜令皇太子显监国，百官总已以听。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可大赦天下。[1]

上阳宫景区一角

就这样，武则天交出了行政大权。

但是，张柬之等人并不以太子监国为满足，而是要求武则天传位。二十四日，武则天最终传位于皇太子。二十五日，太子李显复位于通天宫。至此，政变才告结束。

三、张柬之发动政变的原因

从上述情况来看，政变的发起人是张柬之。故《旧唐书·张柬之传》说：“及诛张易之兄弟，柬之首谋其事。”除了张柬之以外，政变的主谋还有桓彦范、敬晖、崔玄 和袁恕己四人。[1]参与谋议的还有杨元琰、李多祚、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等人。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少补太学生，涉猎经史”，永昌元年（698），制举第一，历任监察御史、封阁舍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秋官侍郎等职。长安年间，则天向宰相求贤，狄仁杰、姚元之推荐了他。那时张柬之年已八十，则天“登时召见，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2]。不久，“迁凤阁侍郎，仍知政事”[3]。敬晖，绛州太平人（山西侯马市西北）。“弱冠举明经”，历任卫、泰等州刺史。大足元年（701），迁洛州长史。武则天西返长安时，任命他为神都副留守。“在职以清干著闻，玺书劳勉，赐物百段”。长安三年（703），复拜中台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4]崔玄“少以学行称”[5]，举明经，历任库部员外郎、天官郎中、凤阁舍人等职。“长安元年（701），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杜绝请谒，颇为执政者所忌，转文昌左丞。”经月余，则天对他说：“自卿改职以来，选司大有罪过。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恶耳。今要卿复旧任。”又除天官侍郎，赐杂采70段。长安三年，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迁凤阁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依旧知政事。[6]李多祚，本靺鞨后裔，“骁勇善射”，以功累迁右鹰扬卫大将军，参与讨伐孙万荣之叛，“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遂领北门卫兵”[7]。太平公主，系则天少女，“方额广颐，多权略”[8], “则天爱其类己”[9]，每预谋议。从上述情况来看，这些人都是武则天擢拔起来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武则天的器重，有的还是武则天的亲信、亲骨肉。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乘武则天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兵临禁苑，血染寝殿？

《旧唐书》卷6《则天纪》说：“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将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同书卷91《桓彦范传》说：“则天不豫（有病），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凤阁侍郎张柬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密谋诛之。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资治通鉴》卷207也有“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 “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病重），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的记载。古往今来，不少史学家即据此论事，认为张柬之等人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张易之兄弟谋反。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武则天卧病，“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的说法并不完全可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的材料中看出。史载，长安四年（704）八月，则天卧疾。[1]九月，大雨雪，则天令开仓赈恤；以宰相姚元之为录武道安抚大使。十月二十二日，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二十三日，以宰相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三十日，以怀州长史房融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又命宰相荐举能够担任员外郎的人。十一月五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五日，命宰相崔玄 检校太子右庶子。十二月三日，敕大足（701）以来新置官并停。五日，罢韦嗣立为成均祭酒。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告张昌宗召术士占相，武则天命韦承庆等审问。[2]这说明即使在卧病期间，武则天仍在坚持处理朝政，并非与宰相累月不见。另外，《新唐书》卷120《崔玄 传》载：及则天疾病稍有好转，宰相崔玄 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医药，不宜引异姓出入禁闼。”则天慰而纳之。《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载，政变前，“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这说明，武则天虽一度专以二张侍疾，但后来接受了崔玄 的建议，准许皇太子时常进谒。

其二，“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的观点也不完全可信。二张入宫以后，作为武则天的男宠、侍卫和牵制外戚、大臣的工具，的确成了红极一时的显贵，以至长安二年（702）八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有上表请封昌宗为王之举。但是，乐极往往生悲，他们也曾受到过几次较大的冲击。长安四年（704）七月，其兄张昌仪、张同休等坐赃下狱，御史台弹劾他们作威作福，亦被同鞫。十二月，有人写飞书贴于大街，说他们谋反，杨元嗣告昌宗召术士占相，二张再次被鞫。在每次冲击中，二张都受到了武则天的保护。第一次被鞫时，御史大夫李承嘉等奏请免除张昌宗之官。昌宗不服，说他“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则天问宰相昌宗是否有功，杨再思回答道：“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则天乃舍其罪复其官。后来当有人飞书言二张谋反时，武则天“皆不问”，这在《资治通鉴》卷207中可以找到依据。二张第二次被鞫时，宋璟、崔玄 等请求逮捕，处以死刑。武则天又为其辩护，赦其无罪。说二张在这种情况下要潜图谋逆，从情理上是讲不通的。再者要说二张潜图谋逆，须有可靠的证据。而史书所载的证据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安四年（704）十二月中旬，张昌宗曾召术士李弘泰为自己占相；李弘泰说昌宗有天子相。在封建时代，私自召人看相虽有时为法律所限，但乃是极普遍的事。不过，术士妄言天命，被相者信以为真，想入非非，轻举妄动，都会被看作“谋反”而予以诛夷。张昌宗听了术士的话，可能也有一阵惊喜。但他很快便害怕起来，把李弘泰的话告诉了武则天。仅凭这一点，很难说他们是“潜图谋反”。

其三，二张一直为武则天所宠信。而且，当武则天卧病之时，皆常入宫侍疾，假若他们真有不臣之心，要谋逆造反，暗害武则天还不简单？但事实上，从长安四年八月则天卧病，到神龙元年正月政变以前，武则天并没有受到二张的威胁。二张果真潜图叛逆，当会留下种种蛛丝马迹，至少自身应当有所准备。但事实上，除了前述占相以外，史书上没有二张叛乱的任何材料，相反，史书上明确记载他们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于长生院的。因此，对于二张谋反之说，我们是不敢苟同的。

那么，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的原因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分析。如前所述，武则天晚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主要是由皇位继承问题引起的子、侄之间的冲突。武则天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子侄之间的隔阂逐渐减少，李武二家趋于融合。但由于李武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直接牵涉到各自的命运和前途，是难以完全调和的。为了确保身后李武之间不发生流血冲突，形成子为天子，侄做贵亲的政治格局，武则天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重用二张，助理朝政，企图进一步调和子侄矛盾。这样就形成了李氏诸子、武氏诸王和宠臣二张之间的三角关系。而朝臣见武则天年老，也根据自己的恩怨排列组合，相互比附，以为身后之谋，从而形成拥武派、拥李派和附张派。拥武派（这里指拥护武氏诸王者），尤其是武氏诸王与拥李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对武则天不以武氏为太子而以李氏为继承人的做法也很不满意。而李显之被立皇太子，二张实有大功，故武氏诸王对二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鼓吹变为不满。拥李派即拥护皇太子李显兄弟者，这部分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曾受武则天打击，反对女人专政，谋复李氏社稷者；另一种是曾经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和重用，但与武氏诸王和二张有矛盾者。附张派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势利小人，见二张贵盛，趋而附之，冀图升官发财；另一种是朝廷重臣，深受武则天信任，与二张关系密切。在以上三派中，二张派势力最盛。一则他们这时常在武则天身边，多为武则天所宠爱；二则他们有劝立太子、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之大功，将来一旦武则天去世，他们必然会像吉顼所说的那样，受“茅土之封”。这就引起了“拥武派”和“拥李派”的仇视和眼红。其中“拥李派”与二张矛盾较深，他们担心将来二张派得到拥立之功，害怕二张派得势以后，自身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他们必然要铤而走险，与二张进行殊死搏斗，抢夺拥立之功，以改变自己受排挤的不利处境，获得更多的富贵功名。张柬之等人，正是“拥李派”的代表。

史载，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pdf2stream\figure_0096_0001.jpg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1]，颇有政治头脑和手腕。然而久在下位，制举及第时，年已七十，可以说是不得志的。到80岁时，才当上宰相，必然要设法尽快施展其政治才能。当时则天年老多病，二张得宠，他虽为宰相，总觉得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必然不满现实，而要另寻出路。由于他“涉猎经史，尤好三礼”[1]，喜欢抱残守缺，不满女人参政，久以李唐为意。因此，当他看到不少士人亦思唐德，即以发动宫廷政变为己任，任相不久，便开始了密谋活动。这时宰相桓彦范、崔玄、姚元之等人皆与二张不合。桓彦范、崔玄 还多次上疏，要求罢免二张之官，将他们统统处斩。[2]若二张得势，他们的结局将不堪设想。另外，二张得宠，则天立太子而无禅位之意，也引起了皇太子兄弟的疑虑。在这种场合下，张柬之正好可以利用崔玄 、姚元之及其他大臣与二张之间的矛盾，组织力量，联络太子，以诛二张为名而发动政变。于是，政变便一步步变成事实。

应当强调的是，张柬之政变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诛二张，更重要的是要废黜武则天，抢夺拥立之功。这一点从张柬之等人的言论和行动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史载，“张柬之将诛二张，以（李）多祚素感概，可动以义，乃从容谓曰：……‘将军击钟鼎食，贵重当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数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今在东宫乃大帝子，而嬖竖擅朝，危逼宗社。国家废兴在将军，将军诚有意乎？舍今日尚何在？'”[3]在张柬之任相以前，“柬之与荆长史阌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政变开始时，张柬之遣李多祚、王同皎等赴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衰，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4]及二张被杀，则天令太子返回东宫，桓彦范等又逼武则天“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5]。可见，张柬之政变的目的，是要武则天立即退位，以夺拥立之功。这与姚元之（即姚崇）等人是不同的，姚与二张有矛盾，只欲杀二张，并不想对武则天实行“兵谏”。

由于张柬之等人巧妙地利用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掌握了禁军，进行了严密的组织；由于武则天及二张派缺乏警惕，毫无准备；由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皆参与了政变；加之武氏诸王与二张有一定矛盾，按兵不动，政变得以顺利进行。政变的直接后果是：二张被杀，则天被废，中宗复位，张柬之等人成为显赫一时的权贵。它宣告了“大周”政权的覆亡，同时也宣告了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终结，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2页。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6《武承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38页。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二年一月甲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90页。

[1]《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十月，第6475—6476页。《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载，昭德这段话讲于延载（694）初，杖杀庆之以后，而杖杀庆之据《资治通鉴》载当在天授二年十月，今从《资治通鉴》。

[2]《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元年六月，第6483页。

[3]《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二月条，第6526页。

[1]《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二月条，第6526—6527页。

[2]《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二年正月，第6488页。

[1]《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第152页。

[2]《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九月戊辰，第6534页。

[3]《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第152页。

[4]《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第4729页。

[5]《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二年四月壬寅，第6540页。

[1]《唐会要》卷6《公主》，第64页。

[1]《全唐文》98，高宗武皇后《升仙太子碑并序》，第441—442页。

[1]《全唐文》卷95，高宗武皇后《停杨素子孙京官侍卫制》，第431页。

[2]《新唐书》卷4《中宗纪》，第106页。

[3]《旧唐书》卷187上《忠义传上·苏安恒》，第4879页。

[4]《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元年八月丙寅，第6556页。

[5]《旧唐书》卷187上《忠义传上·苏安恒》，第4881页。

[1]《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久视元年正月戊寅，第6544—6545页。

[2]《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53页。

[1]《资治通鉴》卷207，中宗神龙元年正月，第6578—6579页。

[2]《新唐书》卷120《袁恕己传》，第2942页。

[1]《资治通鉴》卷207，中宗神龙元年正月，第6580—6581页。

[2]〔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匡赞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第214页。

[3]《旧唐书》卷91《敬晖传》，第2933页。

[1]《唐大诏令集》卷30《则天太后命皇太子监国制》，第100页。

[1]有人称这次政变为“五王政变”。这种说法不妥，因为张柬之等五人发动政变在前，封王在后。

[2]《大唐新语》卷6《举贤》，第269页。

[3]《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第2941页。

[4]《旧唐书》卷91《敬晖传》，第2932页。

[5]《新唐书》卷120《崔玄 传》，第4316页。

[6]《旧唐书》卷91《崔玄 传》，第2934—2935页。

[7]《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第4125页。

[8]《旧唐书》卷183《太平公主传》，第4738页。

[9]《大唐新语》卷9《谀佞》，第301页。

[1]《唐会要》卷51《识量上》，第890页。

[2]《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四年十二月，第6574—6576页。

[1]《新唐书》卷120《张柬之传》，第4323页。

[1]《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第2936页。

[2]《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四年七至十二月，第6572—6577页。

[3]《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第4125页。

[4]《资治通鉴》卷207，中宗神龙元年正月癸卯条，第6580页。

[5]《新唐书》卷120《桓彦范传》，第4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