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延安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冯建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身处革命圣地延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中华民族由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由世界秩序的最底层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半封建的中国，集结起亿万民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斗争的磅礴之力；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列强横行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带领全体中华儿女走出一条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之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曾经严重落后的中国，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引领中华民族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在新时代不断弘扬延安精神，才能牢记初心使命，担当民族复兴新的历史大任。
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唤醒民众并凝聚民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民族复兴伟大斗争的主心骨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并长期领先于其他文明。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被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随之兴起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不屈斗争与艰难探索。
（一）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力图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各阶级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
晚清时，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军事和生产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1895年，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以破产告终。
处于沉重压迫中的农民阶级，也曾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推向了最高峰。它的失败证明，农民无法也不可能超越自身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重任。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寄望于封建君主的“维新新政”，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他们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依据，抨击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试图效法俄国、日本，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以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改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中悄然落幕，历时仅仅103天。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打破了中国先进分子们对晚清封建统治者最后一点希望。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促进了革命变革。”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率先举起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点燃了无数爱国者对崭新中国的希望。然而，这个初生的共和国仅仅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接踵而至的是更加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深感痛心，“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担负起教育和组织民众的历史使命，领导人民走上了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各阶级救亡图存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两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着手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中国革命很快展现出了崭新局面。在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同时，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二大也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一定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 ‘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必须是离不开群众的”。从此，一个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但前途光明的民族复兴之路。
回顾这一段历史，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摆布的屈辱外交历史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与外交悲剧的百年，整个世界被列强所构建的殖民体系囊括其中，他们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制将中华民族推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遭到严重侵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控制中国，中国已经被抛入了世界秩序的最底层。这样的民族危机与外交灾难，激发了民众对于奉行独立自主外交、切实维护国家权益的热切期望。
（一）晚清之后历届政府，都需要依赖外来力量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1840年开始，清政府被迫与先后入侵的列强们进行了五次战争，最终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和附加条款作为结束战争的代价，中华民族的灾难随之日益深重。而腐败的晚清王朝从维护统治地位出发，做出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无耻选择，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外国对清政府的支持，进而阻碍中国社会变革，这一路径几乎被晚清之后历届政府所复制。
晚清之后的历届政府，既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也没有能力消除内部的重重矛盾，中国一直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政治上的软弱驱使统治者们沿袭着晚清以来的外交路径，即依靠外来力量阻止中国社会变革、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列强们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干预中国内政，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的控制能力。在北洋政府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扶持不同派别的军阀，借给大批款项，卖给军火武器，甚至派来各种顾问人员，在各派军阀无休止的混战中获得利益。这样的政府，政治上依附外国，经济上投靠外国，除了屈服哪里还有什么外交。
1928年，国民党依靠攫取革命胜利的果实，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虽然一度表示要逐步改善中国外交地位，提出过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所谓“革命外交”，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并未根本改变，国民政府依然要依靠英美等列强的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这样的背景下奢谈“革命外交”，不仅收效甚微，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国民政府也并没有遵照执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是所谓的“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而事实是，在日军胁迫下，国民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主权领土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更有甚者，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依然秉持清政府遗留的外交遗产——“攘外必先安内”。为了集中精力巩固自身政权，将抵御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望于国际联盟与各大国的调解、干涉。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时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爱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说：“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首要的是他自己起来抗战，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他国的援助，如果自己不去抗战，向你们国家这样，而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这虽然是国际联盟为自己的不作为进行的推脱之词，但反映的正是国民政府屈辱懦弱的外交形象。
（二）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坚持了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深重的外交灾难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清楚地意识到，要争取中华民族彻底的独立与解放，要带领人民走出近代以来深重的外交灾难，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在构建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去构建一种完全新型的对外关系。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即具备了构建全新对外关系的力量基础，也拥有独立自主维护民族权益的坚定意志。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并无自己一己私利。毛泽东对此有清晰概括：“我们的共产党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使得这个政党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这是晚清及之后历届政府所无法具备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外交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信仰、坚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共同特征，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共产党人共同的追求。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这个政党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我革命的勇气，逐步形成具有崇高威信的领导核心，成长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强大政党。在列强横行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凝聚亿万民众的力量，争取外援又绝不依赖外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处理同所有国和政党的关系，彻底打破了晚清以来列强利用中国内部矛盾获取权益、控制中国内政的局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虽然百废待兴，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却拥有了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权益的强大政治和社会支持，开始构建全新外交体系。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战略与政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被压迫的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修订。在彻底结束旧中国不平等外交的基础上，《共同纲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自此，新中国彻底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中华民族所受的外交屈辱，以全新姿态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篇章。
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曾经非常落后、人口众多、国土广袤的东方大国，领导人民夺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浴血奋战，在领导人民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面对挫折，勇于修正错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曾经在1954年这样形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是，中国共产党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明确宣告：“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探索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建设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克服重重困难在国防和科技领域，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成就，拉开了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逐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序幕，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
然而，探索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严重失误。
（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本着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把马克思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华民族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35年年底，就在中国共产党决心从延安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14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庄严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68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充满自信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自信、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96年不平凡历程，充满着苦难与辉煌、曲折与胜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唯一正确的抉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路径。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