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听各国政要论中国
国外政要的“中国故事”，对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开篇之章收录了笔者采访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国王、欧盟前主席桑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卢森堡前首相容克、欧盟贸易委员拉米、厄瓜多尔前总统诺沃亚、上合组织前任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等人的文章，看看他们是如何看中国、如何论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胜利与辉煌”
——访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国王
肖连兵 夏茂盛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他于6月8日欣然接受本报记者的书面采访。
记者：以您的个人感受，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西哈努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不断地尽最大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总体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建设各个领域的长足发展始于邓小平阁下领导的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至1988年的经济政策和199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手段，为各种经济形式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城市化等所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其今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奠定了基础。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国对维护本地区及世界和平所发挥的作用？
西哈努克：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公认为是强大的、爱好和平的、向外部世界开放并受到尊敬的国家。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专业性国际组织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在地缘政治的战略发展和全球外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强大还体现在使香港和澳门回到它的怀抱。
记者：您如何评价50年来的中、柬关系，您对两国目前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有何看法与希望？
西哈努克：我们柬埔寨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及世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始终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特性。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源远流长。公正的观察家都知道，古代中国的使节在记载我国的历史，特别是高棉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53年11月9日，我们的国家获得了独立。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可追溯到1955年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正是在这一体现着亚非人民团结的历史性盛会上，我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实行和平共处”这一共同的想法把我们联在一起。从此，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加强。20世纪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给予了柬埔寨毫无保留的支持和非常宝贵的援助。在我国的独立、主权和中立政策方面，中国给予了我们无条件的支持，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柬埔寨首屈一指的朋友。在柬1970年后所经历的令人伤心的时期，中国的这种援助一直没有间断。去年以来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等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正式或非正式访问金边，这体现了我们相互间友好关系的日臻完善。
记者：请您谈谈您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印象。
西哈努克：我对能够与毛泽东主席结下友谊感到非常荣幸。他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是不朽的英雄。我还与邓小平有着个人友情。这两位世界级的领袖人物格外令人尊敬和仰慕。
在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柬王国杂志《柬埔寨》上，我在向毛泽东主席表达敬意时，曾这样写道：“他是一位国家伟人，他用他的智慧书写着这个世纪的历史。”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在于他激发了当代中国现代化无与伦比的热情。他的后继者继承了他的精神，坚持并且深化了改革。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之间的特殊友谊，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年来，连接着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信任关系一直在持续，并得到了充分发展。
我代表柬埔寨人民，对贵国过去和正在给予我们的巨大和宝贵的支持，向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谢意。这些支持对于我们国家的重建和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光明日报》2001年6月26日）
“加深与中国合作是欧盟的愿望”
——访欧盟前主席桑特
肖连兵
“加深与中国的合作是欧盟的愿望”，这是欧盟前主席桑特9月12日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此次来京是参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会上，他以《21世纪欧盟与中国新的战略关系》为题作了发言。
桑特先生说，他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关系。前几天，朱镕基总理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中国领导人第四次会晤。这表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在进一步发展。
“加深欧中合作有良好的政治基础。”据桑特先生介绍，去年以来双方加大了政治对话的力度，通过首脑会谈，使双方得以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性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欧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重要，使双边政治对话显得越来越必要。他提出，双方应在反对恐怖主义、朝鲜半岛、裁军等问题上共同发挥作用。
加深欧中合作，在经济上意味着扩大市场、扩大投资、扩大合作。桑特说，欧盟下一步扩大，将再次改变欧洲大陆的格局，欧盟的总面积将增加34%，从而成为中国产品更大的市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受益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也为欧洲商界提供了机会。在吸引外资方面，去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欧盟将继续实施与WTO有关的合作项目，在世界贸易的发展及自由化方面寻求与中国的密切合作，扩大双方在通讯领域的对话，建立经常性的对话机制。
欧盟与中国2001年至2005年的合作计划预算为2.5亿欧元。桑特指出，合作项目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支持中国的改革；二是促进中国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三是为中国“以法治国”提供经验。桑特先生透露，欧盟正在制定国家战略白皮书，该白皮书将提出总的目标、内容、涉及的关键领域及与受援助国之间的协调机制。这样，欧盟对华援助合作将会有明确的指导性文件和任务说明。他说，支持一个强大、开放的中国，支持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进行，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符合欧盟的政治、经济利益。
桑特特别强调说：“加深欧中合作，旨在提高合作的质量。”他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光明日报》2001年9月14日）
“从文化多样性到互鉴创新”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与本报总编辑何东平对谈
肖连兵 谈莉敏
4月24日上午，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做客光明日报社，与本报总编辑何东平就文化多样性及互鉴创新进行了对谈。
一、从光明日报社史到当代中国
何东平（以下简称何）：陆克文先生，您此前去过中国报社和网站吗？
陆克文（以下简称陆）：从来没有，我第一次来中国报社和网站。
何：我们很高兴，光明日报社和光明网成为您第一个到访的中国报社和网站。
陆：光明日报的历史我有一点熟。刚才看了社史展览室，我非常感兴趣。那里提到的中国老一辈领导的名字我几乎都知道，如习仲勋、聂荣臻等。
何：您能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您对中国的了解很深入。
陆：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84年，第一次学习汉语的时候是1976年。
何：197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一年。
陆：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过世，那是1976年1月。因为澳大利亚的夏季是12月至2月，所以我们2月份开始上课。当年，周恩来过世是1月份，朱德过世是7月份，毛泽东过世是9月9日，粉碎“四人帮”是10月份。当时我18岁，感受很深。一直到1981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中文。当时的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何：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陆：您说得对。1981年我进了外交部，1984年第一次到中国。
何：是作为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吗？
陆：对，是一秘。从1984年到1987年，这个时期也值得关注。我还记得1987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何：1984年，中国国庆大阅兵，北大学生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那时候，光明日报的发行量是80多万份。我们现在的发行量也是80多万份。知识分子很喜欢看我们的报纸。在因特网时代，大家能够看一张纸上印的读物，说明什么？说明文化的传承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是完全像商业一样。还有一批人需要读报纸，需要看文字。
陆：您讲得对。光明日报是一张有历史感的报纸。
何：光明日报从创刊到今年已经66年了。
二、从汉语到英语和澳大利亚语
陆：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汉字有特殊意义。
何：是的。您说到汉字，我们有两件事情要提。一个是把竖排改成横排，我们是第一家。我们的首任总编辑胡愈之是语言文字学大家。他研究人的视觉，眼睛是左右长的，所以看横排文字很顺，从左到右，但是看古代汉字从上到下，很累，很疲乏。所以，本报带头，于1955年1月1日第一家改为横排，那时胡愈之已不担任总编辑了。1977年，王选研究激光照排，中文可以用电脑处理了。王选做的事情，光明日报率先报道。王选一辈子都把我们的报道镶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他说：“我每天要看一次，要对得起光明日报。”我们跟踪中国文化发展的步伐，跟踪汉字变迁的步伐，跟得很紧。
陆：老的那个汉字打字机很复杂。
何：最早还没有汉字编码。
陆：对，现在我打字用的软件是汉语的双拼。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语言输入法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后来汉语的使用习惯。
何：对中文如此了解，对汉字如此了解，您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陆：我对中文唯一的抱怨是汉字太多。何：数量确实巨大。
陆：对我们“老外”来讲太难了。
何：对您例外。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英文翻译，看来用不上了。您的中文完全没有障碍。
陆：有时候会有，比如技术上的词汇。
何：一些专有名词要一个一个地记。
陆：对，英语也有比较难的部分。我会说三种语言：英语、汉语，还有澳大利亚语。
何：澳大利亚语？
陆：可以被认为是方言。在讲英语的人进入澳大利亚以前，当地土著人确实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有很多方言，历史很长，但没有文字。他们是第一批到澳洲去的人。4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在那儿生活。他们从非洲经过亚洲到澳大利亚。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怕是每一个小地方，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语言学系的责任就是要把传统的语言记录下来，保护下来。
何：文化需要多样性，这是优势。
陆：是的。他们的语言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比如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所用的词汇都不一样。这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很好体现。
三、从怀特的文学到中澳两国的教育
何：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的文学领域人才辈出，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
陆：因为你们是光明日报，所以你们重视外国文学。我也喜欢怀特的书。他写过一本英文小说，叫VOSS，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非常精彩。我长大后看了很多他的小说。
何：有一部分是反映澳大利亚历史的书。
陆：对。
何：文学是了解不同国度文化的一个窗口。
陆：是的。
何：文学能通过讲故事，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翻译过来的怀特小说对澳大利亚的奇异风光和风土人情都有很好的描述。最早到澳大利亚的人开发了这片土地。
陆：18世纪时，第一批“老外”到澳大利亚去。1788年，是中国的乾隆时期，那时中国的文化水平是非常高的，已经有了悠久的文化历史，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当时，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澳大利亚生存下去，很艰难。我们的祖先吃了不少苦，包括我的父母在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期一直是比较困难的。我知道我的母亲、父亲上完了小学，但是没有机会上初中和高中。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农民。澳大利亚好起来是在二战之后。
何：我看了您的成长历史，值得佩服。
陆：我没有什么，但是我的父母，他们非常聪明。
何：您那时读书读得好啊，是第一名啊。
陆：第一名谈不上，但我的确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去上大学的。当时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是惠特拉姆先生，他在1972年决定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我特别钦佩他。去年他过世了，98岁，我专门回到澳大利亚去参加他的葬礼。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除了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的贡献外，他对澳大利亚的教育改革所作出的贡献也很大。他希望帮助老百姓的孩子上大学。因此，在他的任期里，取消了大学学费。
何：能做到不收费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陆：除了免学费，如果没钱的话，还给这些学生生活费。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那时惠特拉姆先生的教育改革刚刚开始。
何：您是这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陆：我1976年上大学。如果没有惠特拉姆先生的教育改革，我大概没有办法上大学。
何：他无意之中培养了一个未来工党的领袖，未来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陆：我心里面对他有一种感情，不知用中文如何表达，是称为责任感吗？
何：是感恩吧。
陆：说得对，就是感恩。
何：这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情感。中国历史文化讲“恩”和“孝”。
陆：看看周恩来的名字，其中就有“恩”字。“恩”的下半部是心，因为来自心底。
何：中国还讲“孝”。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西方文化不强调。比如说“孝”，辈分低的对辈分高的要尊重、要赡养，在一定条件下要顺从。
陆：您说得对。在西方的哲学里，他们所强调的概念不一样，比如说，强调对与错、好与坏、黑与白。在中国文化里，常常强调中庸平衡。不光是逻辑系统，还有表达的系统，也都不一样。
何：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既有讲“恩”和“孝”的一面，也有讲尊严的一面。
陆：我知道。在中国，“尊严”很重要，不简单是“面子”问题。比如说，不直接批评人，用间接的说法让人领会。相反，我们老外，有的时候可能太直接了。
何：中国讲礼。不看情况而批评人家是有违礼貌的。不是不表达，只是用一种文化的方式去表达。
陆：您说得对。在贵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哲学里，“礼”很重要，是最根本的价值观之一。
何：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掌握世界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也掌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也有落后的。有的过于强调尊卑长幼，也阻碍社会发展。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很活跃。哪些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在新时代还有价值，哪些已经没有价值了，该继承的要继承，该抛弃的也要抛弃。对此，我们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个任务，我们有国学、哲学和文化遗产等专版。
陆：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特别强调死记硬背。古代当官要参加科举考试，要把四书五经等全部背下来，这样才能考得上，当上官。传统意识对人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这种传统考试的一个好处在于它比较公平，不论考试人是什么背景，只要考上了，就能够当官。缺点就是太重视死记硬背了。
何：我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中国的教育要更重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要把知识和理论放到现实当中去。
陆：是的。我注意到贵国领导人现在很重视创新，常常谈到创新方面的话题，中国人的创新越来越好。如果中国的教育不从“背”中走出来，“背”可能变成一个中国人创新的障碍。
何：要强调改革，不能光是继承。
陆：从重视道德的角度，“背”没有错，是对的，也是道德上的继承。但对于创新来讲，就不能只靠“背”。
何：这容易造成障碍。我昨天在武汉参加了一个会，会上表彰“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得好的高校。有些形式还是非常重要的，“背”和阅读都需要。但是，这个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在会上说了，今天本报一版也报道了，阅读和体会都重要。背诵起作用，但是要经过创新。
陆：感谢您的分享！
何：去年9月17日，《光明日报》国际新闻版刊登了您的署名文章《沟通文化 化解误解 增进互信——在第七届全美中文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您在担任总理期间，本报报道了您，还给您画了素描像。1999年，光明日报创办了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在每年的年会上评选“年度十大国外焦点人物”，来自中国的大约50家媒体的有关负责人进行评选，2007年您上榜了。这是您的署名文章样报，这是2007年“年度国外焦点人物”样报，这是当时的素描像。画像作者赵和平先生就在这里。
陆：非常感谢。在全美中文大会上，面对1000多位中文老师，我即席作了演讲，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后来我对演讲进行了整理，写成了那篇文章。
何：欢迎下次再到光明日报做客并在光明网演播室与中国的文化名人对话。
陆：十分乐意，一定再来。
（《光明日报》2015年5月9日）
了解中国、介绍法国、开展合作
——访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先生
肖连兵
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中法经济研讨会”上，当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见到一位要采访他的记者是他昔日的中国学生时，感到格外高兴。曾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的巴尔先生不仅是位卓越的政治家，还是记者曾留学过的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
身材伟岸的巴尔先生十分健谈，开门见山地说：“让法国企业家了解中国是十分重要的。我率领80多位法国大企业总裁、总经理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充分地了解中国。”记者问他此行有哪些收获，他说，李鹏总理会见了他，李岚清副总理到会讲了话，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了言，使法方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情况。他特别谈道：“我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和出口额的增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了解到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正在抑制通货膨胀，改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中国决心继续改革开放。”巴尔先生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就中国的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巴尔先生说，“在了解中国的同时，还要介绍法国，这是法国代表团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在西方国家中，法国是率先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曾是中国在西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前几年，由于两国的政治关系出现了障碍，中法经贸往来受到影响。虽然，近年来中法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巴尔认为，法国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其国力和其他国家相比是不相称的。法国在能源、交通、生物、电信等领域的技术和产品是世界一流的，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伴随工业进步，法国的金融、保险业也相当发达，巴黎股票交易所闻名于世。
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开展有效合作。对此，巴尔说：“通过这次交流，我感到法国与中国有着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煤气公司可以在中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把生产、销售、管理经验介绍给中国，还可为中国培训人员。欧洲航空公司愿与中方共同生产中型客机。法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与中方合资很感兴趣。法国里昂水务公司准备以BOT方式（建设，经营，转让）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与中国合作。巴尔先生指出：“法国巴拉迪尔总理访问中国和中国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标志着法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对今后几年法中经贸关系会得到大的发展充满信心。”
采访结束前，巴尔前总理为本报题词，在充满阳光的写字台前，他挥笔写道：“我祝愿光明日报成功并希望光明日报以准确、客观的信息为促进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作出贡献。”
（《光明日报》1995年2月19日）
卢森堡首相容克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支持中国改革进程
杨志清 肖连兵
正在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卢森堡首相容克，在离开北京赴西安、上海继续他的中国之行前，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容克首相强调，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非常重要，卢森堡和欧洲将支持中国的改革进程，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
容克首相对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从中国开始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到北京后他看到到处是工地，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老百姓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穿得也越来越好。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对世界也是一件好事。对中国的发展，世界不应该感到害怕。
容克首相说，卢森堡和其他欧盟国家与中国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着共同的看法，当然也存在一些分歧点。他说，关于台湾问题，“我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关于香港问题，“我们认为如果1997年实现平稳过渡，将对中国的统一起到样板作用，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
谈到卢中两国的经贸关系，容克首相说，卢森堡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量很大，相比之下与中国的贸易量还不如人意。中卢双方都认为要深化两国的经贸关系。这一次，中卢双方签订了五六个协定，其中包括两国政府和两国工业界之间签署的协定。他相信这一势头将继续发展下去。他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即将对卢森堡的访问将会使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李鹏总理也已接受他的邀请即将访问卢森堡，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卢中两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他相信，“如果中国和欧洲联合起来为和平作出贡献，世界将从中受益”。
在谈到人权问题时，容克首相说，应该承认中国与欧洲对人权的看法有着分歧，但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一起致力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以友好的方式与中国进行协商，而不是把中国置予世界论坛来进行评说”。
容克首相为本报欣然题词：“向光明日报读者致以热情、友好的问候！”
（《光明日报》1996年2月29日）
“中国的承诺是郑重的”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谈中国入世
肖连兵
众所周知，中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承诺。中国入世后，不少国家关注中国能不能兑现承诺。12月4日，欧盟中国商会在北京发布了2001—2002年度中国白皮书后，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向欧盟驻京外交官和数百名企业家发表了他对中国入世评价的演讲。
下午2点20分，身着米色风衣、头戴深蓝色贝雷帽的拉米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在台上，拉米显得格外兴致勃勃。他兴奋地说：“作为欧盟贸易委员，我对第四次访问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当欧盟中国商会主席彼德先生把白皮书递交给拉米时，他说，他会仔细阅读这份厚厚的报告，他知道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在华企业对中国有关部门的具体建议。拉米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是郑重的。”
拉米如此说是有理由的。朱镕基总理会见他时特别谈道，中国即将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与欧盟一贯采取的支持、合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希望双方继续发扬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精神，推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双边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也会见了拉米并设午宴款待了他。拉米说：“我这次与石部长的会谈与往常一样热烈、友好和富有建设性。他还不时用法文同我交谈，他的法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中国之行，使拉米进一步看到中国具有兑现入世承诺的经济实力。在上海，他看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在北京，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氛围。大街上的车流使他迟到了约20分钟，但另一方面也使他看到北京的发展速度之快。他感慨地说，尽管中国经济也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还是增长了7%。自1980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如今，人民的平均富裕程度，已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时的四倍。人们没有必要为中国的经济前景忧心忡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看到中国保持良好的状态是非常令人高兴的。
拉米认为，中国正在为履行入世的承诺做积极努力。中国愿意与欧盟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欧盟也有义务。为此，欧盟已提供了可观资金，用于协助中国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并建立与世贸接轨的法律框架。他还特别指出，欧盟企业要求在华取得“国民待遇”的呼声是正当的，但并不意味着一遇到问题就把中国诉之世贸组织的争端机制，最好采用建设性方式。应该承认，由于挑战的艰巨性，必定会有短期的挫折和困难，但目的是建立对这一体制的信心。他说，中国政府近一年来废止了约2000条过去的规定。
在谈到中国入世的意义时，拉米说，中国入世将大大改善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中国入世带来的利益将是全面的、非常重要的。
（《光明日报》2001年12月6日）
“中国是我们的巨大市场 厄瓜多尔是你们的投资热土”
——访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肖连兵
“中国有12亿人口，假如有1亿中国人每天吃一根我们出口的香蕉，我们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了。”这是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3月21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在一旁陪同他的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农牧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外贸部长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谈起厄瓜多尔的资源，诺沃亚总统如数家珍。拥有1264万人口的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濒临太平洋，地处热带，赤道穿过国土，北部与哥伦比亚接壤，东部和南部与秘鲁相邻。这里有16000多种植物，369种哺乳动物和1616种鸟。热带水果是厄瓜多尔最有特色的产品。此外，丰富的石油资源也令世人瞩目。厄瓜多尔的加拉巴戈群岛景观迷人，达尔文于1835年曾到过这里从事研究，不少成果写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该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诺沃亚总统说，此次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中国经济的发展太快了，中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越来越强盛，厄瓜多尔是个小国，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厄瓜多尔的愿望，希望中国能更多进口厄瓜多尔的产品，厄瓜多尔除了有香蕉，还有中国人喜欢吃的大虾。
诺沃亚总统话锋一转谈道：“我了解到中国正在实施企业到国外发展的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企业进一步发展应走的道路。”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在厄瓜多尔投资开采石油。在访问中国期间，厄中双方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银行向我们提供了不少贷款。厄瓜多尔欢迎中国企业继续投资，参与我们的港口和机场等项目的建设。在数字化地球的今天，我们还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在信息技术领域，厄瓜多尔与中国也有着合作前景。厄瓜多尔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他希望能尽快看到满载中国游客的飞机大批降落在厄瓜多尔机场。
年近65岁的诺沃亚总统讲话很有感染力，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政治学、社会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他当过律师，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瓜亚基尔天主教大学校长和厄高等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等职。他最后说：“中国是我们的巨大市场，厄瓜多尔是你们的投资热土。中国是拉美国家的朋友，厄瓜多尔愿继续推动拉美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光明日报》2002年3月26日）
“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访上合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
肖连兵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成员国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伊马纳利耶夫是第三任秘书长。日前，他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上合组织今年以来有什么新举措？
伊马纳利耶夫：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与会领导人就进一步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扩大组织对外交往，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共识。会议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和《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进一步完善了本组织运作的法律基础。
记者：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安全领域作出了什么贡献？
伊马纳利耶夫：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基石。本组织成立之初即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重要工作方向。多年来，成员国主管机关在本组织框架下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在情报交流、人员培训、联合执法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维护地区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本组织设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记者：请您谈谈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情况。
伊马纳利耶夫：上合组织框架内有20个专门机构负责经济合作问题。一年来，海关合作、现代信息和电信技术、发展过境潜力等专业工作组和专家工作组的工作富有成效，一批交通、通信等领域示范项目得到落实。本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背景下，确保成员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本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一年来，成员国经济部门、经贸高官会、专业工作组及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同其他协调机构积极落实已更新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以及2009年10月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有关举措将有助于提高成员国抗风险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记者：在吸纳有关新成员国的程序机制上有什么进展？
伊马纳利耶夫：上合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目前已有一些国家提出了加入本组织的申请。在今年6月的峰会上，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规定了本地区有关国家加入本组织的标准、条件和机制，这为不断完善扩员法律基础迈出了重要一步。
记者：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军事、能源、文化及教育上有什么合作？
伊马纳利耶夫：上合组织不是军事政治集团，其活动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但我们知道，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的威胁在本地区长期存在，为加强成员国反应能力，已在本组织框架内多次举行反恐联合军演。“和平使命-2010”联合军演已在哈萨克斯坦成功举行。此外，成员国有关主管部门也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协调。
能源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基础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能源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特殊意义，成员国能源合作的一些具体项目正在顺利实施之中。俄罗斯总理普京还多次提出建立“能源俱乐部”的倡议，目前本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正在制定有关设想。
加强人文合作对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维护文明多样性、巩固本组织睦邻友好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在本组织框架内，已多次成功举办了艺术节、音乐节、青年节、教育周、展览、论坛等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成员国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也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和交流。
最后我想指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实现成员国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您转达我对贵报读者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0日）
“文学能加强澳中两国的认知和交流”
——访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女士
李盛明 肖连兵
2015年澳大利亚文学周系列活动于3月14日至27日陆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登陆。此次文学周以“关注新生代作家”为主题，不少澳大利亚年轻作家专程来华参加讲座、文学沙龙等活动。日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女士就文学周主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她在采访时说：“文学能加强两国的认知和交流，希望能把澳大利亚多元的声音带给中国。”
记者：澳大利亚为什么重视与中国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初衷和目标是什么？作为英语文化中的一支，澳大利亚文化有什么样的特点？
孙芳安：去年年底，澳中建立了全面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双方还共同确认，实质性地结束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以说，澳中之间在政治和经贸方面的成果是巨大的。除此之外，我们要加强相互认知，才能让路走得更长远，而文学恰恰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就需要文化作为沟通的桥梁。
文化合作一直是澳中两国双边交往的一部分。澳中文化交流一直很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就是一位作家。我和我的前任大使一样，在来中国之前，我们就一直在从事文化方面的活动。
澳大利亚的文化有自己的多样性特点。澳大利亚既有自己的原住民文化遗产，也有非常丰富和多样的移民文化。此次，我们在中国进行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就是希望能让中国的朋友们增加对澳大利亚文化的了解。
我们举办文学周的目的是希望把澳大利亚多元的声音带给中国。迄今为止，已经有46位澳大利亚作家参加过相关活动，今年有7位新生代的作家来华。我们在中国的14所高校举办了文学周活动，吸引了5000名学生参加。可以说，澳大利亚文学周进一步增强了两国在文化上的认知和交流。
记者：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已经举办八届。这仅仅凭一腔热情恐怕是不够的，还要有现实的支撑。除了文化交流方面的考虑外，在中国举办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的商业价值如何？
孙芳安：实际上，在文化领域，中国是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首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非常丰富，在国际上也很有市场。其次，世界顶尖文化人和艺术家都希望能够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
我们希望借助举办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帮助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此外，我们还在中国举办了澳大利亚出版论坛活动，旨在推广澳大利亚文学。我们希望给澳大利亚出版商一个机会，让他们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学市场，与中国的同行建立商业联系。
在我看来，八届文学周的举办，提升了中国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兴趣。在出版方面，儿童教育书籍的增长非常明显。
记者：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全民阅读。您认为，在现代社会，阅读有怎样的重要性？
孙芳安：很遗憾我今年没能在现场听李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不过我在电视上看了直播。现在，阅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上网阅读，看电子书。但是，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阅读都是一项传统技能，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遗弃。全民阅读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澳大利亚也很重要。
像中国一样，澳大利亚对文学领域很重视。我们希望，文学传递出来的声音反映的是当代文化，特别是移民文化，因为澳大利亚有许多移民，包括中国移民。
记者：关于此次来华参加文学周活动的澳大利亚作家团，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来选择作家的？希望他们给中国读者带来什么？
孙芳安：每年文学周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和重点是新生代。因此，我们选择的都是澳大利亚的新生代作家，希望借此把澳大利亚最新鲜的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文学周可以建立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这也有助于作家的创作。
在澳大利亚，人们对不同形式的中国文化都很感兴趣。澳大利亚每个城市都有文化节，在我的家乡阿德莱德的文化节上，有不少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在澳大利亚，中文读者不多，但是依托高质量的翻译，人们可以进一步接触到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
记者：由于语言问题，文学一直以来有一些无法跨越的障碍。比如，中国的《红楼梦》有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在中文领域影响巨大，但在外语领域可接受度有限。您在推广澳大利亚文学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孙芳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一些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存在这种问题。但是有一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更容易跨越不同文化间的鸿沟。文学周的目的就是建立文化上的联系，增进互相间的理解。让世界理解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故事，也向世界介绍澳大利亚的独特视角。
记者：随着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的推广和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澳大利亚在推广文学方面有什么新的想法？
孙芳安：科技创新不仅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阅读模式。有了电子阅读器，人们读书无疑更加便捷了，当然这也给版权问题带来一些挑战。
澳大利亚政府很重视知识产权的问题。当然，版权不仅适用于纸质书，也适用于电子书。现在，电子版权的规避和保护确实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倾向于给版权所有者诉诸法律的权利。
记者：在中国推广澳大利亚文学，有什么样的推广战略？
孙芳安：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我们曾宣布开展一个名为“十本小说”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希望把澳大利亚最好的现代文学作品带给中国读者。
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有40多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他们了解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读者，所以无论我们以英文还是中文进行出版推广，都有他们作支撑。
（《光明日报》2015年3月25日）
“中英两国关系前景极为良好”
——访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
肖连兵
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先生（Sir Anthony Charles Galsuorthy）更加忙碌，当我们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已飞抵伦敦，为江主席访问英国做准备工作，但他还是在百忙中以书面形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香港回归中国后，中英政治关系如何？
大使：自从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后，英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成功的阶段。英国首相布莱尔于1998年秋天访问了中国，中国总理朱镕基也访问了英国，这些都有助于加强已经得到发展了的良好英中关系。
记者：您是如何评价香港回归后局势的？
大使：我们认为香港继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保持其特色。我们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会共同努力，在实践中保持“一国两制”的有效运行。
记者：迄今，英国在中国有多少投资和合资企业？1998年中英贸易额为多少？在欧盟国家占第几位？中英经贸往来有何新的进展？
大使：在欧洲国家中，英国在中国的投资额最多，高达60亿美元，共有2000个合资企业。意向投资额达到了130亿美元。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如英国的和路雪（WALLS）冰激凌是中国最有名的外国冰激凌品牌；再如中国的许多航空公司的飞机都装备了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在农业化工领域最大的一家合资公司是由英国的捷利康控股的。英国的一家名叫科瓦纳（KVAERNER）的建筑公司与中方合作刚刚在江阴建成了横跨扬子江的双臂斜拉大桥。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中英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交流的情况。
大使：我们两国不仅在商业领域有着往来，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也结出了硕果。今年，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来华演出，英国国家剧院于1998年访问了中国。今年7月，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英国参展的英国花园和英国周也都是英中良好合作的见证。英国花园是由在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以传统的英国式样设计的，但园中的植物又都来自中国。中国文化的悠久在英国是众人所知的，中国陕西省出土的唐朝文物即将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英中在教育方面的往来也在加强，前不久在中国举办的英国教育展览吸引了20000多名观众。要求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两年比从前增加了一倍。在科学领域，英中两国的大学和研究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去年，英中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在这一协定下的合作基金的建立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记者：英国政府对发展中英经贸关系有何打算？
大使：英国政府支持英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今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态势十分强劲，在上半年就增长了38%，但是我们从中国买的要远比中国从英国进口的多。近年来，英国像其他欧盟国家一样已经向中国开放市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增长得很快。去年，我们从中国的进口额达到50亿美元，欧盟国家从中国进口总额为445亿美元。当一个区域市场处在萧条之际，这一局面对英中两国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当然，我们希望建立起英中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商贸关系。英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于中国的重点工业领域如航天、动力、电信、化学、环保和基础建设方面两国有合作的潜力。如同我们一直鼓励英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一样，我们也会为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把英国做为在欧洲的一个基地提供优越的条件。英国还有着许多经验，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我们愿意与中国分享。
记者：您怎样看中英关系的前景？
大使：我们两国关系的前景是极为良好的。江泽民主席对英国的国事访问是推动我们两国的关系向前发展的、有意义的一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第一次访问英国。我热情期待着这一访问。
（《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6日）
敢为天下先
——访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
方祥生 肖连兵
客观地说，在各国驻华使节中，能就中国问题著书立说的，已属凤毛麟角。能在大使岗位上写书，并首先在中国出版，更是我们前所未闻的。近日，我们登门采访了这位“敢为天下先”的人物——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先生。
金大使五十开外，言谈举止，处处透出温文、可亲的儒将风范。他的新作《腾飞的龙》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走进办公室，他首先将已签好名的新书送给我们。翻着那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展开。
金大使的普通话十分流利。他说，1992年到北京工作以后发现，不少外国人，尤其是许多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过于片面，甚至是歪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变革之前。作为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并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他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以帮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
近年国外有不少关于中国的错误看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金大使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一些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实情。对中国来说，第一位的是解决吃饭问题，保持经济发展，进行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处理对外关系一要冷静观察，二要稳住阵脚，三要沉着应付。也就是不急不躁，埋头实干，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这种韬光养晦的态度是中国外交的真谛。正是按照这一方针，中国在处理国际纠纷时，表现出克制和忍耐。中国埋头经济建设，不当头，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金大使于1994年开始动笔写此书，后因工作调动，中断了写作。2001年重返中国以后，从今年1月开始续笔，到5月脱稿。他强调，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无数中国朋友的帮助，许多人毫无保留地向他坦陈了自己的看法。他只是将大家的看法，归纳整理而已，所以该书的内容不完全是个人的看法，也包括了不少中国各界人士的见解。他希望包括韩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能通过这本书正确地了解中国，将中国视为真正的合作伙伴。
金大使说，他曾有三个心愿，即当外交官、参加中韩建交工作、出任驻华大使。这些愿望实现后，他现在有了第四个愿望，想在退休后与研究中国史的夫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长女、正在北大法律系求学的长子和已从北京55中毕业的次子一起，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
正如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该书的首发式上所说，金大使是个称职、优秀的大使。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关心、热爱、研究中国。出任驻华大使以来，他能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反映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他的书，为人们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领导人很熟悉他，相信他能为发展两国关系和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特殊贡献。
（《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