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VIP囚犯

我头痛欲裂，很难集中注意力。昨晚我和三个大学同学西蒙、罗迪和安东尼去了富勒姆一家时髦的酒吧。此时我身处虫木林监狱[1]（HMP Wormwood Scrubs），挥之不去的醉意跟周遭的所见所闻格格不入，尤其是这里的气味。

今天一大清早我才回到自己位于汉默史密斯的出租屋，这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我闭上了眼睛。

“不加糖！没错吧？”一个声音大声说道，并把一杯茶放在了我跟前的木桌上。不，在女王陛下的监狱里，我们管它叫“柴油”。

这个把我从昏沉中震醒的人叫埃里克，是C区的一位高级狱警，和我一样，也是格拉斯哥人。出于地理原因及一种莫名的民族情感，他很快认定我需要他的“拯救”，尽管我才是这个监狱新上任的助理主管。简而言之，埃里克决定罩着我。由于这杯茶，更由于他的支持，我对他十分感激。就算你不是犯人，监狱也依然是个十分孤独的地方。

我点点头，微弱地说了声“谢谢”。

虽说是队友，但我知道埃里克跟我搭话不是为了让我好过点，我难受，他正好幸灾乐祸，还毫不掩饰地试图火上浇油。

办公室外，监狱正在渐渐苏醒。一排排的犯人慢慢走到中央的水门“放水”，再慢慢走去一楼领取早饭。“放水”其实是指清空头天夜里塑料便盆里的排泄物。在1983年，这种野蛮又恶心的仪式每天都在各大监狱上演，而我的办公室恰好在水门边上，于是我有幸得以在前排目睹全过程。

我最近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拿了一个关于美国内战哲学起源的博士学位，通过人才直招进入了监狱服务系统。此时的我还在适应牢里的生活。

“第二天要工作的话，头一天就不该喝酒。我跟你说过的吧，是不是？”埃里克斥责道。我呷了口茶。他确实跟我说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在他两大杯酒下肚之后，距上班时间几个小时之前，所以这些名言警句实在没什么说服力。

埃里克就是英国文学里所谓的不可靠的叙事者[2]。

“总之你赶紧振作起来，有几个新犯人到了，还有一个是‘贵宾客户’。”

我放下茶杯，理了理我大学时戴的旧领带，抬头望向埃里克，希望得到他对我形象的首肯。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道。

“雅痞得很。”埃里克答道。

我不确定这是在损我还是在夸我。监狱的职员们试图理解我的方法之一，就是认定我是个“年轻的、专业的城里人”——一个雅痞。对我剑桥的同学们来说，这看法也许没错，他们大多去城里工作了，很快就过起了撒切尔式的中产富足生活。但我知道自己志不在此。我想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一味挣钱。我想帮助别人。但我的新同事们需要为我的选择找个自己能理解的理由，所以我也没有反驳他们的错误理论。我多次试图跟他们解释自己的职业选择，我谈起政治、理想、希望、改过自新、救赎，等等，得到的回应却是怜悯、震惊和摇头叹气。所以呢，雅痞就雅痞吧。

其实，是虫木林监狱的前主管约翰·麦卡锡帮助我确定了自己的职业道路。1981年，他写了封信给《泰晤士报》（The Times），表示他对监狱系统人满为患的问题极为失望，并且指出这是内政大臣的不作为导致的结果。然后，他因此而辞职了。在信中，他说自己不想做“刑罚制度的垃圾桶管理员”。

事后，为了进一步解释他辞职的原因，他说自己“无法接受监狱服务的现状及其未来的走向”。约翰真正想说的是，监狱已经沦为储存囚犯的大仓库，而没有真正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我对这个问题十分担忧，因为如果麦卡锡说的是真的，那我真的是入错了行。

约翰写信跟《泰晤士报》抱怨监狱人满为患时，监狱里大约有43000人。如今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虽然政府也新建了一些监狱，但人员过密仍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找到约翰的地址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对是否要投身监狱服务建设犹豫不决，于是他答应和我见一面。约翰十分友善好客，我们边吃午饭边聊，他给我的建议是，人生的道路应该自己去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得出结论。在回剑桥的火车上，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真的相信自己也许能比他在任时做得更多。但约翰的建议我一直都牢记于心，甚至为许多面对自己职业道路犹豫不决的年轻人给出了同样的建议。虽然当时我心中还存有一些疑虑，但我想要给这些处在社会最边缘的人的生活带来改变，这种热情甚至和我的傲慢与幼稚一样强烈。所以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试一试。几个月之后，我就从学习抽象的学术知识转为学习处理实际问题的公共政策，每天面对着一群真真切切的人，而我和其他人的判断和选择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说实话，我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这里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到现在都很惊讶，我一个学习历史与哲学的博士，却走上了和全国最残暴的人打交道的职业道路。

我相信人能改过自新，相信每个人都能变得更好，然而这一信念将在接下来几年里从根本上被动摇。

我试图理解的这些宏大的哲学问题，埃里克和监狱其他工作人员毫不关心，囚犯们也是如此。对他们而言，我只是又一个“穿制服的官僚”——其实主管们都穿自己的便服，并不穿制服。他们认为一切官僚都是来碍事的，都得先明白明白这监狱到底是谁管事。

那么到底是谁管事呢？

是监狱工作者协会（监协），一旦失去他们的支持，你就完蛋了。监协成立于“一战”以前，是由不同等级、不同岗位的监狱工作人员组成的，它从好几个不同方面管控着监狱。最直接的方法是，它可以并且经常威胁要撤走工作人员，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只给主管手下留几个人，有时候甚至一个都不留，这样主管就连监狱最基本的运作都难以实现。

他们还掌控着“工作细节”，也就是每天具体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作人员。事实就是，监狱里的人手永远不够，所以每间监狱都需要工作人员加班，也就要支付更多的加班费，而主管为图清闲，一般就对这事睁只眼闭只眼。很快，监狱工作人员就靠着加班费旅游、买车、买房，而新上任的主管必须尽快学会不去管这些细节，也不要质疑到底付了多少加班费。

主管们是领固定薪水的，因此从不加班。

20世纪60年代，监协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刑罚的看法，表示监狱的管理应该更加严苛。但许多主管都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大多认为监狱应该更自由、更人性化。一般来说，主管与大多数监狱工作人员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教育背景。而且主管们一般都换监狱换得很勤，好为升职做准备，如果监协给某个主管投了不信任票，那他的职业发展就将大大受阻。因此，监狱管理层和监协长期处于暗战中。

赢的一般是监协。

我的穿着就是他们权力的一个小小体现。我上任几个月以后，才被允许穿自己的衣服。最开始的八个星期，为了“体验真实的基层工作”，我每天都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监狱工作人员制服，这是引入人才直招系统时监协和监狱服务系统达成的协议。其实，要不是监狱里缺人手，这工作人员的制服我恐怕还要再穿一阵儿。

然而此时此刻，我上任已经十个星期了，终于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要去见我的第一个“贵宾客户”——谁知道“贵宾客户”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贵宾客户’？”我问道。

埃里克扔了一份《太阳报》（The Sun）在我桌上，冲着封面上的照片点了点头。

“他！”

我盯着那张照片，又喝了一口茶。每个被收进C区的犯人都需要经过我的讯问，我试图在此之前回想起自己了解的这件案子的情况。现在我负责管理的就是这帮人，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对此应该做何感想。

心生厌恶还是对此着迷？也许两者都有？

丹尼斯·尼尔森的确是个“重要囚犯”。1978—1983年，他在伦敦至少杀害了12个年轻人。媒体给他起了绰号，给他贴上恶魔的标签，说他无法理解自己犯下的罪行到底有多深重，关于他有食人癖和恋尸癖的骇人故事也一直在坊间流传。直到一天之前，尼尔森才在北伦敦因六起谋杀案和两起杀人未遂案被判刑，但时至今日，他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我们仍无法确定。一开始，他告诉逮捕他的警察，说自己杀了15个人——12个在梅尔罗斯路，因为那里有个后花园他可以进去，还有三个在克兰利花园，因为他就住在那里的一间顶楼公寓里。

他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年轻的流浪汉，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同性恋。尼尔森会在当地酒吧和他们搭讪，酒吧快关门时，他会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来，给他们灌更多的酒，当他们终于昏昏沉沉之时，他就把他们勒死。有时，在他们要失去意识之前，他会把他们救醒，然后才再次下手掐死他们。

尽管他自己矢口否认，但法医取证显示，他有时会在受害者死后和他们尚疲软的尸体发生性行为，然后才将之大卸八块并处理掉。在梅尔罗斯路，处理尸体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会在后花园里燃起篝火，用烧车胎的方法来掩盖焚烧人体的焦味。但在克兰利花园，处理尸体就困难多了，他不得不把尸体的碎块冲进下水道里，而正是这一行为导致他最终被捉拿归案。尼尔森并不会处理掉所有的尸体，他有时会留下“战利品”——部分男性受害者的头颅。

除了他令人发指的罪行，对警方和他们查案方式的批评也是媒体关注的重点。

这些批评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有好几名年轻人都在尼尔森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并且报了警。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是一名25岁的苏格兰实习厨师，由于尼尔森也是苏格兰人，也有在餐饮业工作的经历，两人在金狮酒吧里聊了起来。接着，尼尔森邀请他回梅尔罗斯路继续喝两杯。到了那儿以后，道格拉斯在扶手椅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是凌晨时分。房间里非常暗，他想站起来舒展一下手脚，才发现自己的脚踝被绑在了椅子上。他的领带被人解开，绕着喉咙系上并打了个结——尼尔森在勒他的脖子。道格拉斯设法冲着尼尔森的脸上揍了一拳，从椅子上挣脱了。

接着两个人吵了起来。道格拉斯说尼尔森想杀他，尼尔森说如果道格拉斯去报警的话，“警察绝不会相信你。他们会相信我的话。我在酒吧里跟你说过，我是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

道格拉斯离开了尼尔森的公寓，找了一间电话亭。他拨通了999并等着警察到来。他向两名警察展示了自己脖子上红色的勒痕，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其中一名警察去讯问尼尔森，另一名则留下来陪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后来回忆说：“我对警察说的所有事，尼尔森都否认了。他让警察认为我们两个在约会，这一切只不过是同性恋人之间的小打小闹。”道格拉斯说，当提到“同性恋”这个词时，警察立刻对整件事失去了兴趣，直到尼尔森被逮捕之后，他们才再次跟他联系。

尽管“同性恋恐惧症”（恐同）这个词在20世纪60年代就诞生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才开始真正使用这个词。虽然这个词被用得不多，但“恐同”的现象却不少，因而造就了一种社会大环境，使尼尔森能逍遥法外这么久。但媒体对恐同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对食人癖和恋尸癖更感兴趣。很显然，媒体界的每个人都认为，在杀人犯当中，尼尔森可谓是一棵摇钱树。

然而，在耸人听闻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描述：“连环杀人犯”——这个词是由美国FBI和它们的行为科学部门在1974年创造的，极有可能是由行为分析师罗伯特·雷斯勒[3]提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个词在美国已经很常用了，并且很快就在美国流行起来。当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我立刻进行了一番研究，尽管如今这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当时的我从没听说过“连环杀人犯”这个词。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些报纸引用了一个FBI特工的话，说连环杀人是个“新现象”。我知道这种说法是错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开膛手杰克”。

我的初步研究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却没给我什么答案。我找到的关于连环杀人的那一丁点儿资料完全不够有说服力。两名美国学术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分类法。根据他们在美国监狱里对连环杀人犯进行的采访，他们把这些人分成了四类：幻想型（认为自己接到了某种命令而去杀人）、理想主导型（认为自己在铲除邪恶的人）、享乐型（为得到性方面的愉悦）、权力/控制主导型（通过杀戮来控制并主宰受害者）。

我已经意识到这个分类法存在一些问题，但仍很好奇我们这名新犯人属于什么“类型”。幻想型、理想主导型、享乐型，还是权力/控制主导型呢？报纸上登的他的照片并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尼尔森外形上平平无奇。他很高很瘦，戴眼镜，30来岁。大约十个月前，逮捕他的警官说他是“普通先生”，我现在看了登在报纸上的他的照片，的确没说错。普通先生：平凡、正常、乏味。

[1]虫木林监狱：B类男子监狱，英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关押过许多著名囚犯。

[2]不可靠的叙事者：是指在文学、电影、戏剧等作品中，可信度受到质疑的叙事者。这个名词由韦恩·C.布思在1961年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

[3]罗伯特·雷斯勒：Robert K. Ressler, FBI行为科学调查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