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满、汉同属黄种的学理之争

如前所述，反“排满”革命论者认为满、汉既然同属黄种，理当团结一致，对付白色人种的威胁。对于这一论调，“排满”论者不得不采取应对之策。大体而言，“排满”论者的对策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回避黄人共同体这一话题，单单讨论满、汉之争；第二种是尽力证明黄种之分不适用于满、汉问题；第三种则是强调黄种之内更为细致的区分。第一种就国内论国内，并不牵涉有关黄、白种争和黄种认同的问题，大约仍在前述第一层面中讨论问题，兹不赘述。以下将详细分析第二、三种对策。

章太炎的某些论断是第二种的代表。曾有人认为其笔下的“种”很难界定，从民族主义谈起，却又回到文化主义[30]。章氏的种族之论的变动不居，自然要从其学术变化、政治态度以及论说对象的不同加以分析，然而作为学者，他的“排满”言论中又最多见学理上的论述[31]。章氏早年，尤其在戊戌之前，尚作“以革政挽革命”之想[32]，其政治态度更倾向于维新改革。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皆以亚洲和黄种的联合为旨[33]。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专门提及满、汉异同的问题，章太炎此时显然视西方势力为主要威胁，进而主张亚洲和黄种的团结，以对抗白种势力的入侵。如此黄、白人种竞争的思路，实与前述康有为所论并无二致。

世纪之交前后，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政治上力主革命，在种族问题上倡言“排满”。既然宣传“排满”，也需以理论之，章太炎对于数年前方撰文宣扬的黄种认同则不能完全撇开不谈。在《訄书》的重订本中，有《序种姓》上下两篇来专门讨论种族问题。其开篇即以人种分类说展开讨论：“凡地球以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不过此时的章太炎显然已经将此说法作为商榷对象，他认为这一分类对于考镜种族源流来说并不贴切。章太炎以为环境、风教和语言都是种族异同变化的影响因素，才有“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的状况，故而要讨论种族问题，所应依据的并非是族源本始，而是历史流变。中国自古重视家族，研判民族自然需要从种姓入手。《序种姓》一文用了大量的篇幅考察描述自三皇五帝以来，种姓的传承和繁衍，并将由此结合产生的民族称为“历史民族”[34]。在一封专门针对康有为的公开信中，章太炎更为明确地表达出种族的区分要根据历史而非天然，他说否则的话，“六洲之氓，五色之种”，又岂不是出于一本的呢[35]。以“历史民族”为依据，章太炎强调“夷汉部族”不能互相混淆，满洲一族与汉族既无历史上的血统渊源，又不与汉族通婚，无甥舅关系，不能以同族视之，理当加以攘斥，如果攘斥不尽，流放无所，只能效仿日本对待北海道虾夷人的办法。

第三种对策在清末的“排满”论中较为多见，而其具体分类也各不相同。晚清国人涉及人种的相关中文著作中，于黄色人种或中国人之内再作细分的内容，较早出现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此书辟有“人种”一节，经考察，该节主要参考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而成[36]，其罗列出“中国史范围”之中“最著名有关系”的苗、汉、图伯特、蒙古、匈奴、通古斯六族[37]。梁氏表示种族之界难定，标准各不相同，归属自然也有所不同，“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38]。随后，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该文也多参考日人相关论著，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部分，梁启超除了援引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和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之外，还加入了有关“历史人种”和“非历史人种”的辨别[39]。他认为只有黄色和白色人种才能被称为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种”。文中开列了一张作为“历史人种”的黄、白种详细分种表，并作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划分。梁启超将黄种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甲）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及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乙）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其他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丙）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40]。

另外梁启超还有专论亚洲地理的《亚洲地理大势论》，此文多袭用日人志贺重昂《地理学》的内容，罗列了亚洲大陆上居住的不同人种，分之为四部。除了印度为高加索人杂居和伊朗为黄人与高加索人杂居之外，他还在黄种内部作了区分，其中劣等黄色人种居于“西伯利亚部”，而高等黄色人种居于“支那部”。梁启超接着说道，人种如此分布，“与其地势之区别悉相比附”，认为正是地理环境造就了亚洲不同种族分居之局面[41]。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同系列的《欧洲地理大势论》中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将欧洲人种分为拉丁、条顿、斯拉夫三部分加以论述，并分别讨论了三大民族的心性习俗[42]。尽管没有在族名中直接冠以优等、劣等之名，但从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读者不难体会其以条顿民族为尚的好恶来。其实在其美洲之行时，梁启超对于欧洲不同民族的评价就已经表露无遗。在他眼中新大陆移民社会的特性，不仅使之成为新政治文化的试验场，也是各民族高下的试金石。条顿人种被描述为“宏毅慎重”，相形之下，拉丁人种显得轻浮骄傲。美国南方人民被其分为三等，分别是：上等和下等的白人以及黑人，而下等白人主要由“西班牙及法兰西遗民”也就是拉丁人组成。他还颇为杞人忧天地担心美国百年之后“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43]。

梁启超虽然在黄种划分细目中，又有优等、劣等黄人之说，但本意未必专门针对国内的满、汉之争。就在“地理大势论”系列连载的第二年，两部号召“排满”革命的小册子相继问世，分别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两书的一大共同点就是用语较为浅白，故而让人感觉通俗易懂，更易打动普通民众[44]。陈天华在《猛回头》正文之前先安置了“地理略述”和“人种略述”两部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古今局势和中华窘困现状。为了方便理解，他将人种和地理大洲作了简单的对应，并提到了各人种的地位形势：

天下的人，自大处言之，约分五种：亚细亚的人，大半是黄色种；欧罗巴的人是白色种；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种；南洋群岛的人是棕色种；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红色种。五种人中，只有白色种最强，黄色种次之；其余的三种都为白色种所压制，不久就要灭种。[45]

在此之后，陈天华随即表示这种分类主要是依据面色，在黄种之中还需加以细分，他引用人种西来说，称十八省的汉人是黄帝带领下从西北方迁居者。此外的中国居民则都是从前“汉种的对头”，不讲礼义的野蛮人，根据聚集地的不同分别是：“满洲是通古斯种”，“蒙古为蒙古种”，“新疆为回回种”，“西藏为吐蕃种”和深山中留下的苗、瑶[46]。

《猛回头》对于黄种内部的描述基本还是着眼于中国，相比之下，《革命军》在这方面显得更为广泛。邹容在书中专辟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来强调种族分类、判别敌我的重要性，和时论无二，此章也提到了“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之中的黄、白种争。在这样的舞台上，“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才是“世界人种之公理”。在他看来自己属于黄种之中的中国汉种，所以有必要结合历史，给同胞们分析周边各民族何者当结交，何者当排斥。邹容将亚洲黄色人种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中国人种，一为西伯利亚人种。“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还分为三小族：汉族、西藏族、“交趾支那”族。提到汉族自然激起邹容的无限自豪，他不仅赞同汉族实乃“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的说法，甚至以为朝鲜、日本也是汉族的余裔。在此分类中，满、蒙等当然与汉族殊种，属于分布在“东方亚细亚北部，蕃殖北方亚细亚一带”的西伯利亚人种，西伯利亚人种还包括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等[47]。 《革命军》关于黄种之中各种族的区分尽管显得有些前后不一，但是可以发现，其具体分类法及术语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列基本相同，实际上是承袭了梁启超曾经参考过的桑原骘藏的说法。邹容以“排满”为宗旨，而梁启超却是为了说明黄种全体亦为“历史人种”，两人目的大相径庭，但对于黄种内部的划分却有极大的相似性。邹容在《革命军》中讨论人种、民族的区别，其实描绘了种族认同及竞争的多层次性。他承认黄种和白种之间存在人种的竞争，但并不由此放弃“排满”的主张，因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汉人和满人的区别同样巨大，更何况在其看来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就是“愚顽”的少数人统治了“聪明”的多数人，“黄帝之子孙，神明之胄裔”被“蛮夷戎狄”之满人所奴役。邹容还举了爱尔兰人因“人种稍异故”，而与英人争自治之事，鼓舞同胞一雪异族为君的“莫大之奇辱”[48]。

另一种类似的分类表述来自陶成章。他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表示，读中国历史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联的地理和人种情况。其目的显然也是让人们不忘汉族与他民族交往中的恩恩怨怨，“知何种人种于何时与中国有交际，何种人种于何时与中国有争战，何种人种为中国累世之大仇敌，何种人种与中国有夙怨”。在叙例中，陶成章所罗列的世界人类大别有黄、白、黑、红、棕五种，他依照通说将白种分为斯拉夫系统、条顿系统、拉丁系统，接着详细剖分了黄色人种。因为笃信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缘故，陶成章认为汉族等皆出自昆仑山，他将这一支脉称作“昆仑山系统”，其中包括：中国民族（即汉族）、西藏族、安南族、朝鲜族、日本族、苗族、缅甸暹罗族，而黄种中的另一大类也被命名为西伯利亚系统，含有：满洲族、蒙古族、鲜卑族、突厥族、匈牙利族[49]。陶成章的分类与邹容相似，也将日本和朝鲜纳入中国汉族这一系统。从《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预拟的目录来看，最后一部分被称作希望之部，描绘了中国民族在经历了鼎立和统一时期之后将会迎来“威力复振”的时代，届时日本保泰、欧美退让，黄、白两种均势对峙[50]。

动荡积弱的清末十年，国人追述历史，多脱离不了对当下的激励和对未来的期许。这一时期，追述民族历史之作尤众，虽多统冠以历史之名，用意却在忧虑当下及展望未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国族将来的信心并存。从当时读书人论述中，也能发现人种知识深深的渗透和相关话语的充分运用。甲午之后，国家局面之惨淡，又耳闻目睹列强亡人国、灭人种的行径，国人渐生保种忧思。同时，西方传入之人分五种说，开始流行于读书人笔端，且逐渐深入人心，两者之间不无联系。加之亲见新兴日本的崛起，则有黄人联盟协力维新，共抗白色人种的理想兴起。国人心目中所面对的“种患”也不仅仅限于本国或汉人种，而且常包括国内其他民族及日、韩等黄色人种在内。由此，与这些周边民族结成以人种为凝聚的黄种共同体也被看作是在世界人种竞争中可资抗衡白种的力量[51]。

“排满”风潮出现后，驱逐满族统治者乃至所有满人的要求与包括满、汉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属于黄种理应团结的论说显然矛盾。由于支持和反对“排满”的论辩双方大多都是接触过西方知识的读书人，故而争论不仅常以学理，且常以西学新理、世界局势为依据。满、汉同属黄种和“白祸”威胁都是“排满”论者所难以否认的，所以章太炎以“历史民族”的概念为突破口来谈论这一问题，陈天华、邹容等人通过在黄种之中进行更细的分别来突破这一困境。

黄种联合及“排满”之论，从大背景来说，皆可谓是民族危机和西方人种知识传入的产物，但却成水火之势。不过细读辛亥革命前“排满”倡导者之民族、人种论述，便可发现其种族认同实还有亲疏远近之别，层次分明，统而言之，类似于内汉族而外以满人为首的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内黄种而外以白种为首的其他人种，其中前者更被视为国、种复兴所应注重的关键所在。当然，今日观之，其论说恐不能免于偏激，但回到历史场景中，或许不难体会，这种多层次的内外之别，恰正是国内政治形势、国际环境和当时之人种知识、思想所共同激荡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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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史林》2004年第3期。

[2]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及其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69页。

[3] 此处同文主要指文化上的同化，并非“书同文”中所表示的文字统一。

[4]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主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327页。

[5] 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8页。石川祯浩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活跃于日本的“排满”革命论者，曾经大量阅读日人著作，并以之为中介，吸收和了解西来的人类学。[日]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98—1020页。

[6]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69页。

[7] 此处“学界”一词，并不同于今日一般所理解的类似于思想界或学术界的意思，根据上下文判断，应该专门针对留日学生界，但如果从留学的目的考虑，将这一群体所“学”视为西学新知亦无不妥。

[8] 此处所谓人种分类之说是指以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此范围内主要依照以肤色为代表的体貌特征，进行大致分类的相关论说。关于人种分类说和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中国的问题，参见张晓川：《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辨》，《史林》2009年第1期。

[9] 《马关会谈纪要》，《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089号，附件2 ，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10] 参加会谈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觉得李鸿章实际上是故意东拉西扯以挽回颜面。有人曾经评价李鸿章“性阔达，喜嘲谑”，参见罗尔纲：《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页。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对外人或搭架子或冷嘲热讽的故事在时人笔记中也不鲜见，或许这番言论有常人无法度量之可能亦未可知，但言论中的用词，即其知识资源，能够明确提及黄、白两种之名称，却值得注意。

[11] 金懋基：《雪耻会叙》，《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实学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08页。

[12] 陈黻宸：《论今日中国首以简使才为急》，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4页。

[13]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页。

[14]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1页。

[15]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7页。

[16] ［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0页。

[17]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2829、2955页。

[18] 当时以中国民族史或者民族兴衰史为题的著作屡见不鲜，比如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0页）、宋教仁《汉族侵略史》（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以及后将提及的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页）。

[19]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姜义华、张荣华主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6页；第9集，第205页。

[20]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30—31页。

[21] 梁启超《杂答某报》的第一部分，就着重讨论“自满洲入关，中国果已亡国否乎”，之后梁启超还专门写过一篇《中国不亡论》来回应“排满”论者一方。两篇文章见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404、439—449页。

[22] 这是香港《循环日报》翻译檀香山西文报纸所述孙中山的话，参见王仁俊：《实学平议民主驳义》，《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实学报》，第281页。

[23] 汪精卫：《杂驳〈新民丛报〉》，《民报》1907年第11号，第9—10页。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572页。关于该时期国内满、汉种族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的争论，参见崔志海：《辛亥时期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4期。

[24] 关于以拉克伯里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人种和文明西来说在清末的流布，参见李帆和孙江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李帆：《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人种与文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学说传入中国后的若干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5] 陈炽：《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1页。

[26]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姜义华、张荣华主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26页；第9集，第205页。

[27] 蔡元培听说章太炎以《訄书》号召“排满”之后，本来同谈维新的“瓜尔佳锡侯（即金梁）也要立一兴满抑汉之旨，与章相争。”蔡元培将之比喻为“汤沐已具，而群虱乃斗于裈中”。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28] 此谈话被冠以《支那教育问题》的名目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其实是由1902年10月21、23、30日，11月5日的四次对话组合而成，虽然以教育为题，但谈话内容实际上包括很多方面。参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29] 杨度：《支那教育问题》，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52、62—65页。

[30] ［美］傅乐诗著、周婉窈译：《独行孤见的哲人》，［美］傅乐诗等著，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5页。

[31] 比如早年即以小学来支持“逐满之议”。孙宝瑄称章太炎用《说文解字》论“夷狄为非人类”，证据在于“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孙氏则自称“素无种族之见”，“据小学与之争”，引《说文解字》“夷从大，大人也”以及“夷俗仁”的表述来反对排满，他说：“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页。

[32]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页。

[33]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13页。

[3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序种姓上十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90页。

[35]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也反驳了康有为关于满人可以和匈奴一样上溯到大禹后代的说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也并非一直秉持人类一元的观点，他曾经在引述人由猿猴进化时称“猿之种类亦多矣”，这或许说明当时其很可能认为人是由不同的猿种进化而来（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原人十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4页）。王汎森在讨论章太炎的“历史民族”概念时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以文明和文化作为判定种族的依据（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及其对儒家传统的冲击》，第71—72页）。固然，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章氏此论有明确针对“天然”民族，即人种分类说的意味。

[36]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61页。

[3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6页。梁启超此处与桑原骘藏著作的主要区别除了种族排序、名称细节有别之外，大致有三：其一，《中等东洋史》将亚细亚种人又判分为两大种：中国人种（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和西伯利亚人种（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古族），梁启超当时并没有引用此说，此举是否为了避免形成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对立的印象，如今已不得而知；其二，《中等东洋史》基本以东亚为研究对象，讨论范围涉及整个亚细亚种人或所谓黄色人种，而《中国史叙论》着眼中国，故排除了桑原所列七大种族中的日本族（桑原将朝鲜之韩族也包括在内）；其三，对于苗人为中国原住民及汉族西来等说，当时之梁启超较桑原更加深信不疑，因此赋予了苗族更加重要之地位，并在叙述上获得先于汉族的排序。参见[日]桑原骘藏编著、[日]那珂通世校阅：《中等东洋史》上卷，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明治三十一年（1898）版，第13—17页。该书最早的汉译本出自樊炳清之手，相关人种一章的内容也与原著无二，见[日]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东文书社光绪二十五年版，第4页。

[38]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7页。当然梁启超对于国内种族之别的看法基本是国家主义的，他认为需要将满、汉、蒙、回、苗、藏等族融合在一起，故而“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

[39] 关于梁启超《新史学》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部分取材于高山林次郎和浮田和民的著作，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73—182页；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日]浮田和民著、李浩生等译、邬国义整理：《〈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7页。

[40]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2—14页。

[41] 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6页。梁启超自述此文主要以日本人志贺重昂《地理学》讲义中相关部分（《亚细亚地理考究之方针》）为蓝本，稍加修饰而成。志贺氏原著译本可见据日本农学士志贺重昂著《地理学》编述：《亚细亚地理研究之方针》，姜亚沙、经莉、陈湛绮主编：《晚清珍稀期刊汇刊》第25册，《湖北学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版，第280—281页。两者在人种论述上基本一致，梁启超只是在一些名词后加上了英文原文而已。

[42] 梁启超：《欧洲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2—106页。

[43]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36、453、519页。

[44] 邹容曾经自认为《革命军》“语过浅露”，要求章太炎帮助修饰，章答以“感恒民当如是”。章太炎：《邹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16页。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更是基本使用白话。

[45] 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6] 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陈天华集》，第21页。

[47] 邹容将“今日人种之能成立者”，列为一表：

邹容的分种讨论实际上还是显得比较粗糙和仓促，比如他称西伯利亚人种分为四族，但只列出了三族，而且其文字表述和所列种族表并不一致。邹容：《革命军》，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2—64页。

[48] 邹容：《革命军》，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44、66页。

[49]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213—220页。陶成章原计划从上古写到其生活的时代，但是实际上该书内容到夏禹时代为止，其中相当部分都在引述和论证中国人种西来说。

[50]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226页。

[51] 关于国人的种战世界观，参见杨瑞松：《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象》，《“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6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