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边疆”数千年变动不居，广狭程度各代不一。如何处理边疆问题，关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由于民族区域与边疆区域的大体类同，形成了以中原汉地为中心，周边民族地区为边疆的“内夏外夷”的环状格局，由此历代边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即“四夷”或“四裔”的关系。所以“边疆”兼具地理和文化意义，古已有之。
古代中国自认处天下之中，对“远人”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对自己则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认识转变。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国才知还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夷狄”，世界并非惟我独尊，中国仅是世界一个弱国。不过这次“夷狄”来自“泰西”。“夷务”顺理成章成了“洋务”，向西方学习，便成了那时的“时务”。要向西方学习，就必须“走向世界”。梁启超在19世纪末承认：“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1]
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使清朝政府深陷统治危机，在边疆地区统治也日益松弛，中央权威在边地大为削弱，边疆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俄、日、英等东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蚕食鲸吞，东北、新疆、西藏、蒙古等地险象环生。朝野均有变革社会的愿望，并积极开展各个层面的改革。但甲午一役，清廷完败；戊戌维新，百日而辍，不少国人对朝廷丧失信心，“国家”概念开始逐渐被知识分子所接受，故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2]。
晚清时期，中央政权及其统治者无力整合地方政治，清末异军突起并不断发展的地方政治力量逐步壮大，这种“中央势力虚弱，地方势力崛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民国[3]。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国内政局动荡，中央很少顾及边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境内民族内部矛盾，鼓吹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导致边疆社会内部原有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各国势力在中国边疆争雄竞长，日本逐步获取有利地位。英、法、日、俄“都想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上，获得宰割中国的上峰地位”，中国边疆叛乱背后大多有列强利害冲突因素，“如年来的新疆的叛变和康藏纠纷等事实，都无非是由于帝国主义者间在边疆争雄角逐所激起的明证”。但是列强在中国边疆传统的势力范围，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发生了政治的急烈转变”，“各列强宰割中国边疆的活动范围和实力，多受了日本势力的牵制，而日帝国主义者已无形中占了最上峰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边疆问题上的一种大转变。”[4]有人指出：“我国边疆之多事，可谓为我国近百年来政治一种必然之演变”，“不过至‘九一八’而愈显著耳”[5]。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经过十年的黄金时期后，就陷入了全面抗战中。“七七”事变使中国的边疆危机达于顶点，“边疆藩属尽遭割据，并有危及本土之趋势”[6]。时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国难的境地，“正是帝国主义者达到侵略中国的初步目的”；帝国主义者“有意扩大中国今日的国难”，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赶上二十世纪的现代国家之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国社会进步愈迅速，愈容易招来列强的侵略之加大，他们最怕中国赶上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国家的正常地位，所以他们……在某种利害的共同意识之下，来加紧对中国边疆的准备工作，是没有二样的”。这是中国边疆问题严重化的“主要因子”[7]。
边疆危机内在的一面则是地方主义在边疆的蔓延和民族离心趋势的严重。过去由于语言文化及历史传统的差异，国人大多在家族、地域或宗教层次上建立各自民族的忠诚理念，这是历史上民族矛盾和冲突绵延不绝的重要根源。时至晚清，内忧外患加剧，如若各族不能超越狭隘的族群观念，实现多民族社会文化及政治的交融和整合，则中华民族的命运堪忧[8]。在钱穆看来，由于过去“对于边疆过分的漠视，同时，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达不到边疆，帝国主义看清了这一个弱点”，所以中国边疆被人侵蚀，“本是我们的国防线，现在变成了别人的生存线，以及国防线了。”[9]
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成为抗战建国奠基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苏俄已支配外蒙，还在“一步一步向中国侵略，西北新疆、宁夏、甘肃一带尤其首当其冲”。戴季陶认为，中国“已在日俄包围之下”，应将边疆建设重心放在西北，只有“将西北各省充实起来，才能够和他们抵抗”[10]。东北和华北相继沦陷以后，西北地区安危更被视为关系国家存亡，西北开发被国人寄予厚望，“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从事开发巩固西防”[11]。宋子文说西北建设“是整个国家问题”，“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赶快注重建设。”[12]1932年12月19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开发西北案》，也提出建设西北边疆就是保卫“国家生命线”[13]。这一观念在当时比较普遍。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14]可见至少在193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要员在西部建设方面是偏向倚重西北地区的。
当然，在关注西北建设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优势。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指出：“吾国幅员广大，西南西北各省产业、文化亟须致力建设，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故开发建设西部各省者，以巩固抗战之后方，实与普通奖掖国民经济之发展，同其重要也。”[15]
国民政府从倡言“西北建设”，而至“西部建设”，明确提出坚持抗战“有赖西南西北之迅速开发”，可见其边政重心从偏重西北向统筹西部转移，西南边疆地位明显上升。蒋介石1935年在四川考察时就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之根据地”，“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的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还是大有可为”[16]。
时人认识到，抗战军兴后，“中国已经到了空前的最严重的时期，除了加紧抗战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外，应该继之以最实际最必要的工作，然后方有复兴的希望”，边区开发就是其所言“最实际而最必要的工作。惟有这样然后可以说到长期抗战”，不过目前迫切着手的边区开发“是在西南的一方面。”[17]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地区更是成为抗战大后方与民族复兴基地，其经济开发与社会建设受到各方关注。
“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18]。边疆地位如此重要，但其经济文化发展却处于极端落后之状况，如何能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这是当时不少国人之焦虑所在。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对边疆问题和边疆建设的观点，体现在其边疆政策中；就民间或学界而言，则体现在边疆舆论和边疆研究中。
近代中国有两次“边疆学运动”，一次是晚清西北史地学，二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相较而言，民国时期的边疆学术趋于群体性和多元化，研究主体和载体均有前所未有之变化，如职业化的学者群体，以报纸和期刊为主体的成果发布途径。研究者除了独立开展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之外，往往依托一些以边疆研究为主要使命的社团、学会及各类官方和民间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发表学术成果，促进了边疆研究成果的产出和传播。其参与群体及个体之众，学科专业介入之多，对理论方法之借重，显然均非此前所不能及[19]。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运动，改变了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地图，同样也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很多原本既不研究边疆史地及其文化，亦不从事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投入边疆研究。“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20]。从“谈西北”到“谈边疆”，可见边疆研究领域已得到很大拓展。由于内迁西南高校远多于西北，当时边疆研究的重要阵容也主要集中在成渝昆等城市，尤其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时有“华西联合大学”之说）形成了成果产出丰硕、学科建构成效显著的边疆学术共同体。他们对中国边疆与边政的深切观察与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梳理与品鉴。
整体而言，近代中国的边疆与边政及边疆学术，其内涵与格局较之既往都有极大变化。其要义无非可以用整合和重构来概括，一是要整合国土、整合人心，要让中华民族整体性观念成为国人共识，要让国家领土完整成为努力的目标；二是重构边政、重构边疆学术，基于当时中国实际确立新的边疆和民族政策，在中西新旧间促进边疆研究的转型。这是那个时代边疆与边政与边疆学术的使命与特征。
本书所呈现的，就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边疆巨变，政学两界关于发展边疆和改良边政的各种努力，也是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团队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一次汇聚。四川师范大学的边疆研究，可以用我在邢广程研究员2019年12月17日的学术讲座上所讲的“三有”来概括。一是有传统。民国时期在边疆研究和民族学界负有盛名的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晚年都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他们的藏学研究及对边疆社会工作的系统论述，已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经典之作。他们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深刻见解及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科学论断，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也成为了四川师范大学边疆学术的源头和“基因”。关于二人的人生与学术，近年笔者撰写了十余篇论文，计划出版研究专著，并编写二人文集。二是有力量。四川师范大学已形成一支以西南边政、康藏研究和边疆学术史为主要领域的边疆研究队伍，如王川、孙勇、彭文斌、田利军、凌兴珍、黄天华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在近代中国涉藏区域的政治与社会研究、边疆学人与学术、边疆教育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另外还有邹敏、马磊、何文华、朱晓舟、王丽娜、苏杰等青年学人，也在边疆学领域逐步成长起来，显现出蓬勃的学术前景。三是有抱负。这支研究团队，不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做了大量以史料文献为主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在中国边疆开发与建设领域做了大量以实地调研为主的应用性研究工作，还积极参与了方兴未艾的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学科建设工作。我们有志于与国内外边疆学人一道携手，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尽更大努力，做出更多贡献。
汪洪亮
2020年8月20日
[1]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67页。
[2] 参见[美]列文森，郑大华、任菁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3] 参见杨天宏：《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0期；王瑞成：《“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4] 范苑声：《我对于今日的边疆问题之认识与意见》，《边事研究》1935年第1卷第2期。
[5] 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1935年第2卷第5期。
[6] 西尊：《边疆政治与教育问题——边疆开发与国防问题研究之一》，《地方行政》1941年第2卷第2期。
[7] 范苑声：《我对于今日的边疆问题之认识与意见》，《边事研究》1935年第1卷第2期。
[8] 参见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9] 本段参见钱穆：《我国的边疆与国防》，《兴中月刊》1937年第2期。
[10] 戴季陶等：《西北》，新亚西亚学会1933年版，第35—37页。
[11] 周宪文：《东北与两北》，《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11期。
[12] 宋子文：《建设西北》，《中央周报》1934年第309期。
[13] 参见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中央周报》1934年第310期。
[14] 参见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
[15]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16] 参见蒋介石：《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建设新四川之根本要道》《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均转引自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17] 姜蕴刚：《开发边区问题》，《新中国日报》1939年1月3日，参见姜蕴刚：《边区问题之理论与实际》，西南边政协会1940年版，第38页。
[18] 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19] 汪洪亮：《民国时期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及对边疆学术的形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0]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