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与农产品：“合法”商业
众所周知，“合法”贸易逐步替代了奴隶的出口，它涉及欧洲对西非和中非的原材料、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需求。[30]然而，这远远超过了经济系统，也有着精神和政治上的含义，而且与后来涉及非洲“现代化”的争论大有关系。它是贸易——如同奴隶贸易本身一样，对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欧洲有着相当的经济好处，而人道主义者希望它能够给非洲带来经济和社会进步。大西洋沿岸的许多非洲社会，包括程度低一些的非洲腹地，都参与到棕榈油、花生和橡胶这类商品的出口；然而，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不少社会经历了所谓的“适应危机”。[31]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与捕捉和出口奴隶关系紧密的国家，或者是那些社会的军事风气导致不停歇的军事行动——这必然导致捕获战争俘虏——的国家，要转变为农业出口，这是颇为艰难的。奴隶贸易的时代产生了——至少是强化了统治的武士精英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领导位置，这些精英现在面临着“合法”贸易时代的适应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能够轻易控制这些贸易或垄断由此而来的利益。新的经济体系的性质倾向于破坏他们内在的权力基础。的确有许多国家和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转变，武士精英们找到了控制和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的途径，一直存活到殖民主义进攻时为止；其他的则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改变甚至是崩溃，出现了新的集团参与到海外贸易之中，在有些地方，这些集团还挑战政治权力。各个地方都明显可见改革和创业，它们常常伴随着暴力。最终，与这个大陆的其他部分相比，就农产品和其他原材料出口而言，大西洋非洲的一些地方在19世纪和殖民地时代这两者之间有更强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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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植物油尤其是棕榈油的需求在增长，这与工业化加快的步伐相一致。比如，英国对棕榈油的需求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就在增加，而它的生产分布于从塞拉利昂至尼日尔三角洲的西非沿海森林大片地区。花生种植于棕榈油地区以北，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的产量尤其可观。有些非洲社会试图种植和出口棉花，尤其是现在的尼日利亚南部、黄金海岸、塞内加尔，这些地方显然能够利用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造成的世界棉花供应中断的机会。橡胶也越来越重要，对橡胶的需求开始只限于欧洲纺织业，但后来轮胎生产商也加入了。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非和中非一些地方就出口野生橡胶。有些非洲民族很理想地处于利用中非橡胶贸易的位置上，还有象牙的贸易，比如绍奎人（Chokwe）和奥韦姆邦杜人（Ovimbundu），它们作为生产者和中间商都颇为成功，绍奎尤其以在这方面充分使用奴隶劳动力而出名。有些地方种植可可，开始时是在沿海岛屿上，到19世纪结束时进入大陆。在大西洋中部非洲，蜂蜡的出口也很重要。[32]
沿海地带尤其受益于合法贸易，而这本身又表示着重大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把奴隶从内陆运输到海边相对便宜而且简单——奴隶当然是自行运输的，然而，价值较低的大宗商品如花生和棕榈油，由内陆腹地运来就比较贵了，所以它们的绝大部分生产都在海岸地区进行，最好的利润也是在这里获得的。这种经济——地理的不平衡，其长远结果就是人们从内地向沿海地区迁移。到了殖民地时期，西非内陆才有可能充分参与到国际经济之中，这主要靠的是铁路和随后的公路建造。
不过，基本而言，生产技术没有改变，合法贸易的扩展只是涉及较多土地的耕种和使用较多劳动力。事实上，西部非洲存在某种劳动力短缺，比如棕榈油在生产和运往市场地区时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种以欧洲人道主义观点来看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这整个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奴隶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奴隶的数量在大西洋非洲有相当的增长。需要奴隶来满足“合法”生产的需求，他们也被用于国内的食物生产。在刚果—安哥拉地区，几个世纪奴隶贸易积累后带来的大量年轻男人的流失，在许多族群中都造成了性别上的不平衡，当地的人口仅能维持现状。随着奴隶出口的衰退，人口水平开始恢复，而这反过来又带来了对现有食物资源的压力。这就意味着要使用更多的本地奴隶来扩大食物生产。19世纪的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棉花需求的增长导致南部各州在使用奴隶劳动力上的急剧扩大。欧洲人道主义者很不舒服地意识到，“合法”贸易导致了整个大西洋非洲更多地使用奴隶，后来他们将此归咎于非洲社会自身的落后和野蛮性质，而不是用非洲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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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那些拥有奴隶的人来说，出口贸易提供了超过以往的更多的参与机会。普遍而言，奴隶贸易是由大规模的运作者以垄断来组织的，奴隶出售者或“生产者”是这个上层营生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来说，在奴隶贸易中处于最有利位置的是政治和军事上层人物，尤其当奴隶本身通常要靠战争来获取时更是如此，此时行使政治权威的关键要素是拥有奴隶。所以，我们通常所称的“武士精英”就在大西洋非洲发展起来，强化着中央集权的政治领导。不过，对于合法贸易而言，就不一定非要这样了。合法贸易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治或军事权威并无特别的好处或优势。不同于奴隶贸易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合法贸易的性质就意味着以较小的数量来进行贸易是相当容易的，简单而言就是任何拥有一小块土地和家庭劳动力的人——当然，他们也常常以家庭奴隶制来补充，尤其是女性奴隶，都能够参与到出口贸易中。与此同时，自由女性也能够加入到19世纪这个进程的小额贸易之中。总体而言，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无疑出现了社会流动性的很大增加。西非武士精英们有时发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垄断被削弱了，自己的收入下降了，随着出口贸易的扩大，发展出另外一些实力集团来从事出口贸易，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利益如武器和其他“奢侈”商品，都分配得更广泛了。社会政治断裂，甚至是崩溃，在19世纪出现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之中。[33]
普遍而言，“合法”生产的贸易倾向于稳定增长，有些甚至是大幅度增长，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此时需求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但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的“大萧条”则出现了价格的崩溃。总体而言，从19世纪早期到70年代，非洲生产者们在贸易上得到了还算不错的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力量，但随着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价格崩溃，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就明显变得紧张，非洲人越来越感觉到受欧洲人支配，这些贸易方面的敌对将成为欧洲瓜分诸如西非这些地方的一个关键因素。最终，欧洲就要对抗那些在他们看来权力过大的非洲商人首领，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在19世纪后面的岁月里，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问题，这就是“新”贸易带来的改变中的经济结构的一个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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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贸易条件倾向于对非洲生产者较以前有利，至少19世纪前半期是这样，但新的贸易体系事实上意味着，长远而言欧洲以损害非洲为代价获得了经济权力。与全球经济联结在一起，大西洋非洲现在必须服从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周期性需求和价格变化。非洲生产者中的负债者增加了，许多沿海贸易商依赖欧洲商人预付的货款，暴力被频繁地用于讨债。而且，对于欧洲人来说，富有权势、野心勃勃的非洲中间商正在成为贸易流动和实现利润的障碍。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但越来越频繁地，欧洲商人们——有时有他们政府的官方支持——开始跨越沿海地区朝内陆渗透，以越过中间商来向生产者直接购买。这样做最有效的途径常常就是通过河运，当时的尼日尔河在有些地方是可以通航的，所以它对英国商业利益来说就日趋重要。[34]与前面谈到的反奴隶贸易活动相伴，所有这些都表明欧洲在大西洋非洲的政治和经济中越来越强的干预，这个进程构成了19世纪80年代事实上瓜分这一地区的序幕。
基本而言，“合法”贸易对促进非洲经济成长没什么作用，19世纪前半期出现的非—欧贸易中的许多模式，事实上持续至今。这就是非洲现代经济史——一个通常被界定为“不发达”时期——的开始。[35]合法贸易基本上就是原材料而非制成品的出口，这个大陆从来就不是全球贸易网络中一个平等的伙伴。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的观察结论。首先，随着内部奴隶制的增加，个人自由的程度下降了，自由和不自由的劳动力都被束缚于出口贸易，而不是内部的发展和多样化。其次，从欧洲的进口——它们包括令人晕眩的众多物品，但最重要的是布匹、各种工业品、酒精和枪炮，对于本地经济的增强没有作用，长期而言在许多方面还形成了削弱作用。第三，一些非洲社会靠出口而成功，但它们的独立很快就被自己的欧洲贸易伙伴的干预所威胁，贸易最终导致了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