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身份：沙漠地带的兄弟会

在1800年之前的那些世纪，北非的特点就是游牧群体与定居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无疑，这意味着相当程度的冲突和混乱，但这些奠定了这一地区许多地方人口模式的改变，既有暴力竞争，也有和平合作。就伊斯兰教国家自身的性质而言，也有一个重大改变，一个从“早期阶段”到新阶段的变化。在早期阶段，政治领袖们试图复制第一批哈里发提供的模式，到新阶段则表现为受到限制的权力和有限的雄心。统治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吸纳和代表一些群体、派别或社会阶层——尤其是一些种族群体的利益。伊斯兰国家不再同时主张宗教兼世俗的领导，与政治领袖结盟的苏菲开始掌管宗教。而且，伊斯兰教可以是一种政治武器，可以为大量的物质性主题提供意识形态力量。比如，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教长期来就让柏柏尔人感受到一种兄弟情谊，促进了游牧社区之间和贸易商人之间的联系，后者可能更为具体，比如在西非。它还使得柏柏尔人有一种目标上的共同感，用于他们与撒哈拉沙漠以南萨赫勒地带非穆斯林农人的长期疆域争夺中。^[1]北非政治生活的特征就是分裂性和地方力量为主，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大量的复兴主义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于现代出现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沙漠与草原上。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瓦哈比教派从18世纪50年代以后就在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发动了一场纯洁化的战争，声称要反对从第一位先知时就出现的那些做法。在北非，利比亚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赛努西采取了较为平和的方式，说服那些有需要的穆斯林来更新他们的信仰，主要手段就是扩展以沙漠为基地的兄弟会的成员。比起阿尔及利亚的卡迪里兄弟会与法国当局的关系来，在利比亚，现代化的奥斯曼当局与赛努西兄弟会之间的关系较为平和。由阿卜杜勒·卡迪尔领导的卡迪里兄弟会，在纯洁伊斯兰教价值观念的旗帜下，发动着反殖民主义的抵抗，阿卜杜勒·卡迪尔将沙漠部族的男子组织为军事单位，建立了自己的改革派军队，并且利用强调顺从和权威的苏菲体系。在苏丹，苏菲派也很重要，埃及人统治的那种激进的现代化的征服，激起了对讲土耳其语的上层人物的暴力反抗，这些人支配着埃及管理当局。一位苏菲，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比达拉哈，宣布自己是“马赫迪”救世主，动员他的追随者们在1881年驱逐埃及人。尽管救世主降临派的动机颇为不同，但救世主本人超凡魅力的核心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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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沙漠部族男子参与的这些运动，只是19世纪伊斯兰教军事行动的最极端形式。其他民粹主义的团体和组织也颇兴旺，包括一些代表古老传统的宗教法规，也与新苏菲派一起，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城镇中心发挥作用。不过，19世纪伊斯兰教的关键主题还是它的地方主义。尽管伊斯兰教世界中有着持续的观念交换，仪式的相似也让人感觉伊斯兰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依据各地环境和要求的不同，在表达上是各有不同的。19世纪穆斯林世界那些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常常出现对“圣战”的呼唤，但在那些被直接卷入的群体之外并无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