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伦敦

改变人生的决定

2014年6月，在我发现小木屋的4个月前，盛怒之下，我决定从位于伦敦的医院辞职。递交辞呈3天后，我回到牛津的周末居所，与妻子凯特一起生活，每天早上沿着泰晤士河的纤道跑步。外科医生的工作繁忙，让人无暇思考未来。但一旦不再工作，我该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惶恐不安。早在多年之前，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条纤道上，我的内心还经历着更大的痛苦。唯一不同的是，那时的我是漫步在这条路上。那时，我决定放弃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位，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十分沮丧。

沿着河岸晨跑，我突然想起一位患脊柱囊肿的尼泊尔女孩。囊肿致使她的双腿逐渐瘫痪。这种病是由寄生虫感染引起的，在英国比较少见，但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里非常普遍。两个月前，我给她做了手术。几天前她康复了，到门诊室来向我表示感谢，和大多数尼泊尔人一样，她极其礼貌温和。现在已是夏末，水位较低，泰晤士河深绿色的水面看起来几乎纹丝不动。我一边跑步，一边回忆着她，然后就想到了德瓦。德瓦是尼泊尔第一位外科医生，也是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他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乌彭德拉·德瓦科达教授。他是我的朋友，30年前，我们曾一起在伦敦做外科实习医生。

“啊！”我突然想到，“或许我可以去尼泊尔找德瓦。我可以和他一起工作，闲暇时还可以看看喜马拉雅山。”

一个是放弃学位的决定，一个是从医院辞职的决定，这两个决定相隔43年之久，却都是由女人引起的。引起第一个决定的女人年纪较大，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强烈地、完全不合常理地爱上了她。我的成长环境压抑且过于正统，尽管那时我已经21岁了，却仍然不够成熟，完全没有性经验。现在看来，是她诱惑了我。尽管只是一个热情的吻（我和她的关系也仅限于此），但之后，她却立刻大哭起来。那时的我心智成熟、行动笨拙，也许两种迥然不同的特征吸引了她，让她以为可以帮助到我。我给她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这让她感到羞愧和尴尬（那首诗也早已被遗忘在岁月的长河中）。她已去世多年，但那段插曲带来的强烈愧疚感却一直如影随形，即使那个吻让我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使命的所在。

那段令人沮丧的、荒谬的爱折磨着我，给我带来困惑与羞耻感，我深爱着那个女人的同时，又抗拒着这份感情。我感到有两支部队在我的头脑中战斗，我想通过自杀的方式解脱出来。在牛津大学泰晤士河畔租住的学生公寓里，我试着用手去打碎玻璃，以期为这冲突的感情找到一种和解的方法，但是玻璃并没有碎，意识深处的我仍保持着理智的谨慎。

无法以身体的伤害来转化感情上的不快，我决定逃离。1971年9月18日凌晨，在未能自我伤害之后，我独自漫步在泰晤士河畔的纤道上。纤道狭窄，在夏季地面干燥，长满杂草；冬季充满泥泞，满是水洼。它穿过牛津大学，然后延伸至城市北面的那片宽阔的草地。当我闷闷不乐地沿河漫步时，我甚至看到过儿时的家，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距离这片草地仅有几百码远。顺着连接泰晤士河和牛津运河的狭窄河口，再稍微往远处走，就可以看到守门人的小屋。在走到那个小屋前，我做出了决定，所以折身返回。那位老人，尽管那时还很年轻，但已经居住在那里了。

由于那无果的单相思，我放弃了大学学位。同时，这也是对我父亲的反叛，他用心良苦地让我接受教育，因为他坚信，在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是一种优势，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信仰。在搬到伦敦之前，他是牛津大学的老师，对我充满期待。然而叛逆却深深植根于很多年轻人的灵魂之中。父亲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但他也曾反叛过自己的父亲，因此，他接受了我的决定。我放弃一条可预见的职业生涯道路，来到纽卡斯尔北部的一个矿业小镇，在那里的一家医院里找了一份护工的工作。我希望，在目睹了他人因身体疾病而承受的痛苦后，我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治愈。但之后，外科医生的生活让我知道，身体疾病与心理疾病并无二致，它们一样的真实，应得到相同的治疗。约翰·莫德是那家医院的普通外科医生。他是我朋友的父亲，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他在女儿的请求下，为我在医院手术室里谋得一份工作。他所做的一切让我惊讶，就像在缺课一年后，牛津大学居然同意我回去上课一样。如果没有他人给予的友善和帮助，我的生活将难以想象。

在医院做护工可以观看手术的整个过程，正是这样的经历促使我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一次，我回到伦敦，在妹妹伊丽莎白的家里度周末，主要目的是想跟她谈谈我的不快乐。她一边为家人烫熨衣服，一边和我说话。在交谈中，我突然决定要做外科医生。我已记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认为，解决不快乐的方法是学习医学并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也许是伊丽莎白给了我建议，因为那时她正在接受护士培训。周日晚上，我乘火车回纽卡斯尔。车厢里黑色玻璃的车窗上映照出我的身影，我知道自己找到了生活的使命与存在的意义。尽管在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9年后，我才找到了神经外科这个我愿为其付出一切的挚爱，但我从未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能够成为医生让我深感荣幸。

但如果我现在才开始行医，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能力从事神经外科医学。许多事情已经改变。很多具有挑战性的神经外科手术，如动脉瘤摘除术，已变得相当烦琐。现在，医生们受到官僚机构的监督管理，而在40年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对于医疗实践也知之甚少。我非常信任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简称NHS），但这个机构长期资金匮乏，因为政府不敢对选民承认：一流的医疗保健需要更多的税收。除此之外，人们还面临着一些比疾病更为紧迫的问题。

带着刚刚找到的对于未来的方向感，我回到纽卡斯尔，读了《生态学家》（The Ecologist）的第一期杂志。对于人口持续的指数型剧增，杂志中充斥着对地球未来的悲观预测。在阅读这本杂志时，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治愈自我的同时治愈他人，这并不是一件任性的事儿。或许，想要让这个地球变得更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方式，但我认为那些方式都没有成为外科医生更具魅力。“道德是医生的奢侈品”，这样的观点一直影响着我，因为医生们很容易就会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比病人重要得多。

几周之后，我回到工作岗位。作为一名手术助理，我目睹医生对一名男士的胳膊实施手术的全过程。这位男士在醉酒后怒气大发，故意用手打破窗户，破碎的玻璃使他的手就此残废。

在职业生涯的末期，另外一个女人—我所在医院的医疗主管—无意间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天，医院的董事长派她来和神经外科的顾问医师谈话。我们的傲慢与不配合是出了名的。我们对管理者的态度过于疏离，没有发挥他们期待的作用，而我则被认为是这群违反规矩者中最差劲的一个。一位同事—头衔是服务交付科主任，或者是类似的荒谬的称呼。他待人和善，当我大吵大闹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时，每次都是他帮我摆脱困境。这一次，他表现得适当庄重。—陪同她走进外科医生的休息室，房间里有个红色皮沙发，是我在几年之前购置的。因为要训诫8名神经外科顾问医师，医疗主管显得有些焦虑。她坐下来，将粉红色手提包放在脚旁的地板上。简短的介绍之后，主任就把话语权交给了这位医疗主管。

“你们一直没有遵守医院的着装要求。”她的意思是，人们在会诊时曾看到我们穿西装打领带。虽然我一直认为着装讲究是对病人的尊重，但那样的穿着有使病人感染的危险。然而潜意识里，我认为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着装禁令与NHS的等级划分有关。高级医师看上去不应该与其他医护人员有任何不同，他们把这称为团队精神。

“你们并没有给初级医生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医疗主管继续说。她说在病人出院时，我们没有确保那些初级医师按时将信息录入医院的数据库。过去，神经外科的出院总结被医院树为典范，这一直让我引以为豪。但是现在，他们使用计算机化的数据替代了传统的总结。计算机的版本质量低劣，在使用一次后，我就失去了让初级医生完成这项工作的兴趣。

“如果未能遵守规定，医院会给你们纪律处分。”她总结道，没有讨论的余地，也没有尝试说服我们。我清楚问题的所在，医疗质量委员会将要检查医院，这个委员会非常重视着装和文书工作。她说她知道这些相当愚蠢，但还是希望我们能配合。之后，她拿起手提包离开，主任有些滑稽地跟在身后。我确定如果我们一致拒绝她的请求，等待我们的将是纪律处分。所以第二天，我就寄出了辞职信。这个机构的高层管理者缺乏经营的意识，我不愿再在这里工作了。我非常谨慎地将离职时间推迟到60岁生日那天，这样，我的退休金就不会受到影响。

无论是职场、聚会，还是生命本身，我们总是说早走胜过晚走。但问题是，我们要确定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我清楚自己仍没有做好放弃神经外科工作的准备，尽管我是如此急于离开伦敦的那家医院。我希望能够在国外兼职神经外科的工作，那样的话，我可以继续行医，却不需要让医学总会重新审核我的行医资格证。

每隔几年，飞行员的能力就需要重新评估。有人主张医生也应该如此，因为飞行员和医生的手中都掌握着他人的生死。现在有一个叫作“患者安全”的新兴产业，他们致力于减少医疗失误的出现，为那些遭遇不幸的病人负责。医疗卫生与航空工业有很多相似之处，现代医院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地方，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我认为使用内容审查清单并努力形成一种免责文化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就能及时发现错误和过失，避免产生人为的悲剧。但手术与飞行并无共同之处，飞行员不需要决定飞行的路线，也不需要评估旅程是否值得冒险，更不需要和乘客去讨论这些风险。乘客不是病人，他们选择乘飞机旅行，而病人却没有选择疾病。在飞行中，乘客几乎都可以安然无恙，但身患绝症的病人通常很难活着离开医院。乘客不需要反复的安慰与支持（安全演示时除外，这时空乘通常会教导人们如何穿救生衣，并用难解的动作指示紧急出口的位置），飞行员也不需要与焦虑而苛求的病人亲属们打交道。如果飞机坠毁了，飞行员通常也会死，但如果手术出现了问题，外科医生会生活在强烈的负罪感下。尽管我们一直在提倡免责文化，但外科医生必须承担责任。

医生能力的重新评估十分重要，但这并非易事，NHS花费了多年时间才确定评估的方法。我不但要接受另一名医生的评价，还要完成一个“360度全方位”（包括几位同事和15位病人）的评估。我需要提供几位同事以及10位讨厌我的人的名字（唉，这并不是很难）。每次评估我都想实事求是，但每次到最后又临阵退缩，列出一个不太可能找出大问题的人的名单。他们在网上进行评价，说我如何地优秀，如何令人满意地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当他们发来评估表时，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需要将15份调查问卷分发给不同的病人。医学总会将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给一家私人公司，所以评估工作实际上是由这家公司管理。这类公司的业务是众多商业中利润最高的一种，他们将NHS视为猎物，就如鬣狗一般猎食一头年老且残疾的大象。维持其生机与活力的政治意愿的匮乏，是导致NHS不能正常运转的罪魁祸首。

在门诊时，我需要让病人们填写这些冗长的、双面打印的表格，他们填完后再还给我。自然，我竭力做到最好，而且病人也不愿当面批评我，总是很顺从地填写表格。在我看来，无论谁来审查，都会怀疑这些表格是我自己填写的，因为上面写的全是赞美的话。作为一个典型的外科医生，有时我会忍不住想要停止这荒谬的填字游戏，但同时，我又会责备自己不够耐心。

在实习医院的神经外科，我的第一个职位是高级住院医师。实习医院的神经外科有两个咨询医师，年轻的那位等同于我的导师和监护人，因为我刚到那里工作不久，年长的那位就退休了。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年长的那位打电话咨询我一些事情。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昏倒在家，想知道是否是服用降压药所致。很明显那个朋友就是他自己。记得有一次，我俩站在屏幕前看一位动脉瘤病人的血管造影⁽¹⁾，他告诉我，他想让年轻的同事接手这个病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做动脉瘤手术对心脏不好。”他说，“最近在格拉斯哥⁽²⁾，在为病人切除动脉瘤后，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经外科医生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并即刻陷入昏迷状态。”

在成功地为一位女孩切除了良性大肿瘤后，我的这位导师便光荣地退休了。女孩恢复极佳，几天后，她穿着病人睡服，剃光了头发，在他的退休派对上给他献了一大束花。我的导师退休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和他相比，34年之后，我的行医生涯却结束得不怎么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