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加查房

一天的手术结束后，我来到康复病房去探视那位血管母细胞瘤患者。他的气色非常好，意识也完全恢复。他的妻子陪在身边，两人对我千恩万谢。

“我们很幸运。”我告诉二人，也许他们认为这是客套谦虚，其实的确如此。

我离开时，在门口按照规定向手上洒了些消毒护手液，这时，急诊值班的注册医生詹姆斯过来找我。

“你是今天当值的顾问医生吧？”他问。

“是我吗？好吧，你有什么事？”

“一个46岁的患者，在当地医院诊断出脑室右颞叶扩张，看来可能是潜在动静脉畸形，昏迷指数五级，刚入院时还能说话。”

脑动静脉畸形是一种先天性异常疾病，病变部位大量血管异常，往往导致致命性大出血。昏迷指数又称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是一种评估患者意识程度的参数。五级昏迷表明患者处于深度昏迷，濒临死亡。

我问詹姆斯是否看过脑扫描图，患者是否已经上了呼吸机。

“是的。”詹姆斯答道。我向他询问应该如何处理，因为他是级别较高的受训者，我清楚他能够独立应付这个病例。

“马上带患者到这里，”他回答，“他有点脑积水，我会插上一根大口径引流管，然后把凝块取出，至于脑动静脉畸形就束手无策，位置太深了。”

“那就这样做吧，”我告诉他，“患者有可能会救过来，一定要通过‘急救通道’立刻把他带来。你告诉当地医生如果不立即处理，那么把患者送过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很明显，他们需要在救护车上放置‘紧急重症’的标牌，才不至于在路上浪费时间。”

“已经告诉他们了。”詹姆斯兴奋地答道。

“好极了！”我说，“那就开始吧。”然后我下楼回到了办公室。

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顺便到超市买了一些东西。我的小女儿凯瑟琳要陪我小住几日，晚上要做些吃的。我已答应她会去买菜。在收银台前，我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结账。

“今天你们干了什么大事？”我真想问问他们，像我这样重要的神经外科医生顺利完成一天的手术后还要排队结账，想想真是让人生气。不过转念一想，医生的价值正是用他人的生命来衡量的，其中就包括那些排在我前面的人。我安慰自己无需在意，继续在那里排队。另外，我必须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即将退休，那时将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用处。我应该逐渐适应这种状态。

就在排队时，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吓了我一跳。一阵恐惧袭来，电话很可能是我的注册医生打来的，汇报脑瘤患者出现了问题，但当我把要付款的东西摆到收银台，电话另一端却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你是神经外科的当值顾问医生吗？”

急诊电话通常都是直接打到值班的注册医生那里，因此我接听时很谨慎。

“什么事？”我问。

“我是急诊科高级住院官，”对方自命不凡地说，“这里有一个患者，顾问医生让我给你打电话，因为你的值班注册医生没有回他的消息。”

我立刻火冒三丈。病情紧急为什么急诊科顾问医生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同事之间通电话也要讲究礼数。

“不可能，”我一边把掉在地上的十字面包和小柑橘捡起来一边说。可能急诊希望快速协调床位来压缩等待时间，“我10分钟前还和他通话了……”

那位急诊科的高级住院官似乎并没有在听我说话。

“一个67岁的慢性硬膜下……”他继续说道。

我打断了他，并请他打电话给菲奥娜。今天她不当班，但我知道她仍在医院里。我关掉手机，对一脸困惑的收银员报以歉意的一笑。

我离开超市后非常不安，也许因为患者病危，也许是因为詹姆斯没有回应，之后我给菲奥娜打了电话。我把问题解释了一番并表达了担忧之情，并表示很有可能安排一次紧急治疗，并非试图将患者挡在急诊之外的情况。

之后我回到家中，半个小时后菲奥娜打电话给我。

“你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吧，”她笑着说，“詹姆斯接到电话了，当时已经赶向急诊那边。现在患者一切正常，他是81岁而不是67岁，他们完全没看懂脑扫描图，不过这很正常。”

“这些人真可恶。”

我回到家时，已经开始下雨。我换上了运动服，不太情愿地向房子后面的小公园走去。锻炼能延缓老年痴呆。围着公园跑了几圈后，我的手机又响了。

“该死！”我诅咒着。从运动服中拿出手机打算接听时，由于手掌太过湿滑，它掉在了地上。

“我是詹姆斯，出血止不住了。”声音从泥泞的地面上传来。

“怎么回事？”我赶紧把电话从地面上拾起来问道。

“我取出了凝块，下了一个导管，但是遗留的空腔出了许多血。”

“不要紧，垫上速即纱，包好，然后你歇一会儿，去喝杯茶。茶可是最好的止血剂呀！半个小时后我去看看。”

我跑完步，先冲了一个澡，然后抄近路回到了医院。因为下雨，我只好开车。

天色昏暗，大风呼啸，虽然现在已经是4月份，但是北部地区一直在下大雪。我把车停在医院地下车库中邋遢的交货区。我知道不该把车停在那里，但是晚上看来也无所谓，那样还可以更快抵达手术室，正常的停车位都离得非常远。

我把头探进了手术室的大门。詹姆斯正在手术台的一端，双手擎着患者的头包扎绷带。他的手术服前襟上都是血迹，脚下也有一大滩血。显然，手术已经完成了。

“一切正常？”我问道。

“嗯，还行，”他回答，“但是用了不少时间，过程很曲折。”

“你去喝茶了吗？那会帮你止血。”

“没有，没去。”他指了一下身后工作台上的一瓶可乐说。

“哦，难怪止血花了这么长时间！”我说话时带着嘲讽的语气，表明我不认同他的做法。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大家都很开心，这例手术结束后，大家终于可以回家了。我照例去查看晚上要在ITU病房度过的肿瘤患者。

这一周，ITU病房非常忙碌，一间宽敞明亮的病房住了10名患者，只有一人意识清醒。这些患者都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各种医疗器械，上面的指示灯和红绿色的数字一直在闪烁。每名患者都配有专门的护士进行护理，病房内有一个宽阔的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脑显示器。许多医护人员都在忙碌着，有些在打电话，有些在操作电脑，有些在重症监护的忙碌之中抽空跑去喝杯茶。

意识清醒的那个患者就是我的脑瘤患者，他上半身直立坐在病床上，脸颊看上去仍然红润，但已经完全清醒。

“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很好。”他笑了笑，脸上带着一丝倦容。

“你表现得很棒！”我告诉他。医生需要庆祝的原因是他们的手术非常成功，不过我认为患者也需要庆祝，原因是他们活了下来。

“这里简直有些战地医院的架势。”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其他尊严尽失的患者，以及所有技术设备和周围忙碌的医护人员。在这些患者中，很少有人能够活下来，或侥幸逃过手术对脑部的伤害。

“今晚恐怕你睡不了多少时间。”

他点了点头。然后，我下楼来到了地下停车场，踌躇满志。

我发现前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贴条。

“您的爱车已经被锁。”贴条上写道，在下面列出了一系列指责我无视规则、不尊重他人等行为，并通知我到保卫处报道，缴纳一大笔罚款。

“真是太过分了！”我勃然大怒，同时又失望至极，只能对着周围的混凝土柱子一阵大喊。当我气急败坏地围着车子转了一圈之后，却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车轮被锁住。我又看了看那张纸条，才发现上面用圆珠笔加上了“下次”两个字，还打上了两个大大的感叹号。

我开车回家，怒气消了大半，心生些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