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曾说：“我们党有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①这个新的科学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这个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来建设中国共产党，阐明党的自身建设的矛盾和问题是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刘少奇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对党内矛盾发展规律做了非常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为党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时，曾明确指出，如果其他阶级的人入党，“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②。列宁也明确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身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刘少奇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我们党，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思想建设的理论。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做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①他这是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和发展。它是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伟大的三大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英勇奋斗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刘少奇还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同时又是在与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在1943年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②他认为，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体系及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传统。党的历史，是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想体系及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才显示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证明了它是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客观真理。

刘少奇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种“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 “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历史，也是以毛泽东为中心构成的。毛泽东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②。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路，在1927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是这个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毛泽东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和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所以，我们党的科学理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为毛泽东思想，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③他在这里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思想。但是，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用这一原理指导某一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光靠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照搬其一般原理是不行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进行革命，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更需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是成功地进行这项事业的杰出代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直坚持反对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他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①这就是说，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依据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②。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③，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少奇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的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④

3．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刘少奇一贯重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并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他在《论党》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千百万人民斗争的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⑤我们全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学行不行呢？少学行不行呢？刘少奇明确讲：“不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①在这里，他把党的指导思想与党的总路线统一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党是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的存亡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只有掌握了这个武器，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刘少奇强调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②他还分析了造成我们党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像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第二，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斗争经验的总结。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欧洲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相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③刘少奇认为，过去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屡遭失败，重要原因是党内的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④因此，提倡全党的理论学习就十分必要。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极大的努力从事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针对当时党内表现出来的悲观、消极、丧失革命性的右倾情绪，于1928年12月2日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一文中提出，“党应用许多办法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意识”。这里讲的“党员的政治意识”，就是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36年，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倾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误倾向的原因，实质上也是强调了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他先后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以及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等。新中国建立后，他还写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等。这些著作不仅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修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问题，而且反复强调了在全体党员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论党》中，他明确讲：“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①他希望一切党校和训练班，都必须用毛泽东著作作基本教材；一切干部，都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著作；一切党报，都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②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全国和全党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地走向胜利。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和教导，对加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对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二）党的矛盾结构和性质

刘少奇说：“党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呢？这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结构，是矛盾的统一体。”①一切东西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即两个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而存在。相同的两个事物不能结合成一个新事物，一定要相反的、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新东西。刘少奇特别强调结合不等于混合，不是总合，也不是“+”号。相同的东西加起来只能是量的增加，不会有质的变化。例如一头牛加一头牛仍是牛，一升米加一升米仍是米。但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便成了夫妻关系。在自然科学方面，世界上已经发现了94种元素②，每种元素的原子都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都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结合而成的。金原子是由79个带负电荷的电子和79个带正电荷的原子核组成的。水银原子是由80个带负电荷的电子和80个带正电荷的原子核组成的。由于电子结合的数量的不同和运动的不同，这就造成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物质。所以，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党也必然如此，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结构。

中国共产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结构是支部。一个党支部要有三个以上的党员组成，这不是三个党员的总合，必须有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这就是矛盾的结合，即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会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这是一种矛盾的结合。这种矛盾的具体结合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集中制反映出党如何把广大的党员大众同党的领导者结合起来，如何把党的各部门同中央结合起来，如何把党的上级组织同下级组织结合起来。党的矛盾结构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造成各个党员和各个党组织的思想及行动的一致。所以，我们党是矛盾的统一体，“不是联合会，不是各个地方党部的联合组织，而是不同的党员，不同的组织部门结合成的一个集体性的整体”①。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

党既然是矛盾的统一体，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要经常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就有一个党内斗争和团结的问题。为了实现党内团结，必须对党内矛盾的性质和根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刘少奇认为，党内矛盾固然有的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但是，大量的是由于党员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而造成的，由于“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②。这就决定了党内矛盾，有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大量的是对工作的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对这种矛盾的处理，只能本着团结的愿望，用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无情打击”的强硬手段去解决，否则会影响党内团结，甚至导致党的分裂。

应当看到，党内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党内斗争也是很复杂的。在我们党内，有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也会有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产生。党对于这种人必须在政治上“无情打击”，在组织上加以清洗。不如此，就无法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但是，在我们党内经常发生的、大量存在的是根本利益和革命目标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是属于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是非问题。这种党内矛盾，“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③。毛泽东曾提醒全党注意“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④刘少奇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说：“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①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和发展。否则，“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②。因此，党的主要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问题。刘少奇说：“在党内，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能允许的。”③

（三）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的辩证统一

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是党内政治生活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党内团结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党内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手段和途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认为，维护党内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基本条件。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为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党内矛盾也和其他任何事物的矛盾一样，总是同时存在着统一性和斗争性这两个方面。因此，刘少奇认为在处理党内矛盾问题上，既要讲斗争，又要讲团结。他在批评党内斗争问题上犯绝对主义错误的人时指出，这些人认为，承认“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④，似乎“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⑤。这种认识是完全违反辩证法的。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和党内和平是辩证的统一，不能强调党内斗争，就“否定原则上一致的党内和平”。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对待党内斗争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对党内矛盾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无原则的团结，取消党内斗争。这是组织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对党内斗争采取绝对主义的态度，主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否认和反对任何“和平”，任何“妥协”。这是组织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第三种，坚持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既主张党内的原则斗争，又承认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必要的“和平与妥协”。这是在组织问题上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刘少奇主张对党内斗争采取第三种态度。他在这里讲的“党内和平”，实际上是指党的统一和团结。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大批“党内和平论”，蓄意歪曲，其目的是为了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刘少奇关于“党内和平”的思想，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刻说明了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揭示了党内斗争和团结的辩证法。

刘少奇认为，党内矛盾既有对抗性，也有非对抗性，不能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是对抗的。他说：“原则上思想上的对立，和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立，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①他在批评党内那些搞扩大打击面和过火斗争的人时指出：“他们在这些应作必要妥协的问题上，也实行不妥协的斗争，于是他们就没有不对抗的问题，没有不对抗的时候，没有不对抗的人。……他们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对抗，对抗着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绝对主义。”②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③。他主张用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原则分歧，增强党的团结。

刘少奇认为，党内矛盾常常表现为党的利益和党员个人利益的矛盾。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既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又要承认党员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他说：“在我们党内，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还要求党员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①刘少奇还认为，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②。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刘少奇的这个正确思想斥之为“公私溶化论”，大肆攻击和诬蔑。其实，刘少奇在这里所阐述的是无产阶级的公私观，它极其深刻地表述了客观存在着的公与私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引导党员正确地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和党内和平的理论，概括了党内矛盾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形象而生动的阐述，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四）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观

刘少奇说：“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③这是说，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规律，是共产党团结统一的组织基础。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理论阐述。刘少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原则，对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④又说：“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①这就是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的对立统一。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有人说：“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刘少奇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能说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能说明民主与集中的矛盾的结合。党的目的是团结统一，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假使以为仅仅集中就是统一，则党内也就变成了封建家长制；假使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党就变成了一盘散沙。可见，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的统一，二者共存于民主集中制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中，党内的正确结构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这是党的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种客观规律。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刘少奇认为，“我们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同志自觉的基础上”②,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由党员群众或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执行的。因此，必须充分实行党内民主，使党员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执行党的方针和决议，自觉地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否则，集中制离开了民主，就成了个人独断专行，就成了一言堂、家长制，这样就会窒息党内的民主空气，压抑党员的革命精神，压抑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内就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这时，党的方针和决议不仅难于实行，而且所形成的决议、做出的决定，也就难免不发生失误。党内的秩序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战斗的党保持党的统一与团结之必要条件。”①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断主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不仅没有充分地发扬党内民主，而且在党内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刘少奇针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尖锐地指出：“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发扬民主，不善于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习惯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②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刘少奇说：“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一切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现象的存在，都削弱了党的统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须坚决反对。”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和有领导地进行的；党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定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因此，“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④。党内民主如果离开了集中，党的工作就难免因杂乱无章而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不能保证党的民主“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就可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就可能“被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①，从而走到邪路上去。因此，“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②。同时，如果在民主的基础上不实行集中，那也会使民主变成一种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谈，什么积极的目的也达不到。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③邓小平对这个观点极为赞成。他说：“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④从我们党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我们党执政以前，还是执政以后，所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都是同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分不开的。因此，刘少奇恳切地告诫全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⑤

总之，刘少奇认为，“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⑥刘少奇还强调指出：“在这里，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缺一的。”⑦我们“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⑧。

2．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两种错误倾向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但是，形而上学者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要么只强调集中，要么只强调民主，这就是“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⑨。

党内的专制主义倾向，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搞个人独断专行。他们认为，“党在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的民主”, “统一的铁的纪律，就消灭了党员个人的个性及党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①他们不了解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而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民主，脱离党员群众。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权力，无须党员群众经过选举和授予，也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己攫取和自己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和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至于党的法规和决议，他们认为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刘少奇说：“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②他还说：“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③并强调：“任何党的领袖，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在服从党内大多数，服从民主集中制的条件下，不以组织的名义去领导是不能允许的。”④正如邓小平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⑤这样，才能真正防止个人专制主义的出现。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国家长期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缺乏民主生活的传统，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而容易导致个人专断现象。因此，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刘少奇说：“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①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具有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而且要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形成畅所欲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这样才能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才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党的内部团结就会达到，从而克服缺点错误，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

党内的极端民主化，是民主与集中关系上的另一种形而上学的极端现象。他们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因而把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地自由地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播弄是非等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危害，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②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③。因此，我们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进而克服极端民主化的思想。

当然，我们强调严格党的纪律，绝不是提倡盲目服从，因为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环境和情况很复杂，都有极大的特殊性；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往往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则行不通。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能提倡盲目的执行和服从，而是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区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刘少奇说：“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①我们党是反对没有纪律的，向党闹独立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当然，关系全国性和全党性的问题，“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②。这也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不能达到全党和全国的团结统一。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强调严格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思想，显得格外重要，或者说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刘少奇在批判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又提醒全党注意，这两种极端现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③而极端民主化的泛滥，则往往以吞食个人专制主义这颗苦果而告终。刘少奇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防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种现象的发生。

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规律，是全党团结统一的组织基础。刘少奇根据党内生活和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对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论述，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对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242页。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33页、300页。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19、333页。

①②③④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6、336、335、334页。

①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220、222、220页。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7页。

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

②指20世纪40年代已发现的化学元素总数，目前已发现的化学元素为106种。

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17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56页。

①②③④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327、214、187、162页。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188、212页。

①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35、358、358页。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407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①②⑥⑧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366、359、366、36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页。

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⑤⑦《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364页。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36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④《刘少奇治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②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9页。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368、369、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