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主义的各个企业是独立的，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生产剩余价值，又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投入生产。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各个独立的生产企业又是相互联系的，无论哪一个企业都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它的产品价值就没有办法实现，生产也将进行不下去。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而在全社会的生产是无计划的。这种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社会生产无计划性的矛盾造成生产混乱和产能过剩，使宝贵的资源浪费。在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生产混乱和不断发生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还能进行下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什么还能再生产出来？在什么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无法维持，资本主义才会转型？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企业的生产和再生产，考察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和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马克思的论证是严密的、科学的。

（一）企业的再生产

如果一个企业的生产能周而复始地进行，这个企业的生产就叫再生产。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模式能不断地复制，生产也能进行下去，它也就可以把这种社会关系再生产出来并维持下去，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就没有变化，也就无所谓社会转型。资本主义的企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1．简单再生产。假定一个生产企业是整个社会总资本的样本，这个企业要进行再生产，首先要把货币变为商品，即资本家要拿货币购买生产资料，经过工厂的生产，再把商品变为增多了的货币。因为货币是价值的代表，所以这两种变化，也是从价值转变为实物，从实物再转变为价值的变化。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消费了，没有转变为下一次的生产资料，即资本家没有把这一次生产的剩余价值投入下一次再生产，生产的规模没有扩大，就叫简单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功能。从简单再生产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花天酒地的生活，消费的都是劳动者的血汗。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资本家原来投入的生产资料就全部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成。

比如，某资本家出资1000万元办了一个工厂，每年生产出价值1200万元的产品。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并没有扩大，一直以这样的规模生产。每年多出的200万元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消费掉了。资本家可以一掷千金，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个生产模式中，剩余价值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消费，生产规模没有扩大，但资本家仍然是资本家，劳动者仍然是劳动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社会没有转型。由于资本家每年用于个人消费200万元，经过5年之后，他所预付的1000万元就被他完全消费掉了。如果5年后他仍有1000万元的生产资本，这1000万元已经不是他原来的投资了，而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成。也就是说，他的全部生产资料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剩余积累起来的。

2．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简单再生产，资本家会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资本投入生产，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把商品生产所有权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权，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关于什么是资本积累，马克思对此有明确的定义：“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1]

还以上例予以说明。资本家出资1000万元开办工厂，每年生产出价值1200万元的产品，多出的200万元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这200万元不是被资本家完全消费，而是由资本家消费了100万元，另外的100万元被资本家又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这便是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量的增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稳固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以维系。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资本主义法律，构建了一整套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强大机器，如监狱、军队、警察、法庭等等，培养了一大批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者文人，资本主义的统治更加巩固了。

资本家投入的资本，从货币状态开始，经过商品阶段，又回到增大了的货币状态。货币和商品，并不是资本，因此，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错误的。但是，资本确实是在商品生产中产生，资本也在商品生产中积累。在商品生产中产生出资本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归私人所有，才能转化为资本。由资本催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生产资料私有权和劳动者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主权，马克思简要地概括为雇佣劳动制。

（二）资本原始积累

在上面的举例中，资本家为启动生产，投入了原始资本1000万元，如果没有这1000万元的启动资本，就不会有生产，工人也就不可能就业，不能从生产中获取收入，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这样说来，资本家岂不是救世主？岂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人们想知道资本家刚开始办工厂的货币来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资本家开办工厂的资本，来源于自己的节省，或者是借贷来的。他们的说法欺骗了不少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不错，资本家中有的人是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办工厂的，但这只是少数。靠这样少数人的行为是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他们的行为只是资本主义因素，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如果我们弄清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就会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什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呢？马克思对资本的原始积累下过一个定义。马克思说：“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

1．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商品和货币并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转化为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产生更多的资本，这种资本的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但是，剩余价值又以什么为前提呢？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手里握有大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前提。这是一种循环。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建立之初，必然有一种在循环之外的原始资本存在。而原始资本从何而来？如果是货币，货币又不天然是资本。如果是商品，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着。商品和货币要转化为资本，不但需要有一定量的开办工厂的货币，还要有一定的稳定获得剩余价值的条件。

（1）商品和货币要转化为资本，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维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必备条件。凡是人类的生产，都在追求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剩余价值归公共所有，人人互为资本家，就没有了资本主义剥削，也就从经济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是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是私有的，但其生产方式却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还需具备其他条件。

（2）资本主义生产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虽然大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奴隶制生产、封建制生产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不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相区别的标志。社会主义生产是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主义生产不但必须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而且剩余价值必须为公共占有。

（3）劳动者必须有出卖自己劳动力价值的自由。劳动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私有财产，只有在资本家所办的工厂里打工这一条路可走，他们只好到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虽然是自由劳动者，但他们一进工厂，就受到资本家这个十足的独裁者的管制。马克思说：“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1]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生产方式转化的，所以，它必须把农民驱赶至工厂，剥夺他们的土地。这样，就完成了从封建剥削向资本主义剥削的转变。马克思说：“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2]“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3]这种对农民土地剥夺的过程，把劳动者抛向市场必须由资本家任意宰割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2．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资本来源。资本家的第一桶金是从哪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多数资本家办工厂、办商业、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货币来源，是利用权力掠夺、欺骗、征服、杀戮等方法得来的。他们的罪恶，大部分被他们的辩护者掩盖了。资本原始积累以下列几种情况较为典型：

（1）封建新贵族的财产转型。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封建剥削的特点是被剥削者向剥削者交纳实物性无酬劳动产品。但当封建贵族从商人那里发现货币可以成为财富贮藏的手段后，开始追求货币。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发展，为封建贵族和商人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于是，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开始把土地变为牧场或工厂，他们以血腥的立法强迫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无产者，强迫他们到工厂里劳动。

在英国，1455—1485年进行了封建家族的战争以后，代表新贵族的势力消灭了旧封建贵族的势力，新贵族相信“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在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繁荣引起羊毛价格上涨后，“把耕地转化为牧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他们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使农民成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托马斯·莫尔由此写下了他流传千古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他在书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或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底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1]这就是莫尔第一次描述的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羊吃人”现象。“羊吃人”是莫尔在《乌托邦》中借旅行家希斯拉德的口所说的：“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啊。”[2]

统治者用血腥的立法剥夺农民的土地，又用血腥的立法强迫他们到工厂工作。1530年英国立法，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可获得一种行乞证，有劳动能力的人则无这种行乞证。如果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第一次被逮到，要遭受鞭打和监禁，他们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其发誓回到原籍或近3年所居住过的地方去从事劳动。第二次被捕，受鞭打并被割去耳朵。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要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后来的法律更加严酷，比如在流浪者的脸上烙印，等等。马克思说：“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3]

（2）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由封建新贵族转向资本家的过程是缓慢的，于是，一些人开始寻找快速致富的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血和剑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殖民者有组织地使用国家暴力，加快了社会转型。马克思说：“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4]

在美洲发现了金矿以后，殖民者为了掠夺黄金，大肆屠杀当地的土著人——印第安人。“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英国议会曾宣布，用警犬捕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5]“在美洲金矿发现后的300年中，仅西班牙殖民者就掠夺走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他们把掠夺到的财富运回欧洲，用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

殖民者往往勾结当地的代理人——唯利是图者、土著王子、盗贼、土奸，以杀人、盗窃、抢劫的方式致富。马克思举例说：“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里伯斯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西里伯斯岛的秘密监狱中。”在爪哇岛副总督的一份报告中说，这种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强行和家人分离”[2]。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海峡，曾向葡萄牙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对支付21875镑贿款进行“节欲”，进城后就把总督杀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马克思讽刺说：“这就是温和的商业。”[3]

（3）公共信用制度（国债制度）。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海外贸易和进行商业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由于垫付的金钱可以带回更多的金钱，所以，国家就让国民像股份制一样参股，这些股票就成为公债，公共信用制度因而产生。马克思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4]国债制度使社会产生了一批食利者阶级，使金融家大发横财，使商人、私营工厂主获得从天而降的资本，也使证券交易和银行业兴盛起来。银行从政府那里取得特权，成为国民的永远债权人。

随着国际信用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的原始罪恶被掩盖了。马克思举例说，威尼斯给荷兰巨额贷款，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被掩盖了。其他国家如荷兰贷款给英国，英国贷款给美国，都是如此。

（4）税收。国债是要付利息的。当政府大举借债时，如果债务和利息无法偿还，政府就会增加税收。税收是国家使用暴力强制性无偿拿走的一部分居民收入。如果不对低收入人群征税，如果税收是用于公共福利，是用于社会管理性支出，税收就是二次分配，对社会公平起重要作用。如果把税收用于偿还公债，而公债又贷给资本家，或把税收款直接贷给资本家，税收款就成为资本。马克思抨击当时的财政制度时说：“……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1]

保护关税制度与税收制度一样，也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对外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对本国的商品予以出口补助金，是国家利用强制手段为本国资本家提供资本、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马克思说：“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2]

（5）掠夺儿童和贩卖黑人。通过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以及商业战争，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具备了。机器的发明，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进入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期。这时，劳动的难度和强度相对减小了，原来需要成年人的工作，现在儿童也可完成。由于使用童工可以支付更少的工资，于是，大量使用童工成为工厂主发财的一种手段。马克思说：“大工业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3]

希律王是《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屠杀儿童的王。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工业资本家为了发财，对儿童进行的屠杀式的劳动摧残。英国工厂主约·菲尔登于1836年出版的《工厂制度的祸害》中，曾对工厂为什么需求童工和童工的状况这样描述：“在德比郡、诺丁汉郡，尤其在兰开夏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地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兰开夏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 ）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十三四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监工被派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德比郡、诺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兰开夏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1]

资本积累的另一种手段是奴隶贸易。由于地理大发现，美洲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开矿、种植，无恶不作的资本家为了获得劳动力，疯狂地掳掠非洲黑人，把他们卖到美洲去做奴隶。资本主义国家把奴隶贸易作为国策来实施。马克思气愤地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胜利而备加赞扬……”[2]学者亚·安德森赞扬的是什么呢？是英国在与西班牙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间从事奴隶贸易的特权。这个特权体现在1713年3月26日两国签订的《阿西恩托条约》中，同年7月13日两国签订的《乌得勒支和谈协议》确认了此特权。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马克思说：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班牙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不列颠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平达……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3]。马克思引用艾金医生1795年出版的著作中的话，奴隶贸易“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4]。

殖民者掠夺黑人，先是用镜子、别针等物品骗取黑人的珍珠、宝石等，后来美洲种植业发展起来，他们又与当地的土著首领相勾结，掠夺黑人到美洲做奴隶。他们就像捕获野兽一样，看到强壮的男女，捕捉后装进袋子，秘密装船运到美洲。如若反抗，就被杀死。在运输途中，很多黑人被折磨致死。在美洲被卖的黑奴与死去的黑奴大约是四比一或五比一。“由于罪恶的奴隶贸易，使非洲在400年间损失了大约1亿5000万人口。”[5]

资本家不仅掠夺黑人，而且也掠夺华工。“19世纪后半期，美国奴隶贩子在我国沿海各地拐骗‘华工’几十万人，运到美洲去当‘苦力’。‘华工’的命运非常悲惨。参加修筑巴拿马铁路的一千多人，绝大部分没有生还。”[6]

资本家的发家史是一部罄竹难书的罪恶史。马克思引用1860年在英国出版的《评论家季刊》上登载的托·约·邓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战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但是，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却赞扬这种发家史，夸耀资本家的能干；有的学者掩饰这样的罪恶史，认为这是“自然的规律”“上帝的规律”“人民遭受的苦难是必要的”。马克思从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了揭露。

1800年，英国学者埃·伯克在其著作《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中说：“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马克思评价他说：“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 2 ]

马克思、恩格斯气愤难平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对罪恶宣战。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绝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放下一己私心，时刻做好为人民而献身的准备。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情况下，为一己私利易，为大众幸福难。从大法官莫尔1516年写出《乌托邦》后，贵族出身的圣西门从1802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出身于富商之家的傅立叶，1803年发表《全世界和谐》 ，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理想社会的著作。学徒出身的欧文在1791年成为一家纱厂的经理，1800年又担任一个大纱厂的经理后，在工厂进行职工福利改革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1818年出版了《新社会观》一书，宣扬他的社会平等思想，并进行了社会主义试验。但上述几个人的结局都很悲凉。这些自己生活可以过得很好的人，为什么会放弃个人的幸福，为社会上的穷人说话？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当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及前人的奋斗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所致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优裕生活，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息。那些只追求个人发财的人是不能与为人民的利益和公众利益而奋斗的人相提并论的。

3．资本原始积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再现。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变成现实，开创了人类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74年之后，1991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苏联——垮台，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复辟，掠夺性资本原始积累在现实生活中再现。

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得一些企图升官发财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投机者、私利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趁机钻进共产党内部。他们抓住无产阶级领袖的某些错误，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全盘否定。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众人的吹捧中，高唱着理论新思维，自认为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大家；他不断地批判着斯大林，割裂着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他自以为资本已经改变了本性，自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幻想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让已经去世30多年的斯大林为他领导下的经济不景气负责，而自己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无办法、无头绪；在他的主张受到党内成员的抵制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实行总统制，这样，对党他可以用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对人民可以用党的名义指手画脚。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声明说：“苏共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联盟。”这样就抽掉了共产党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阶级性，但接着唱高调说：苏共“仍然是社会主义选择和具有共产主义前景的党，它以自己的政策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同它忠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忠于社会公正是不可分割的。多数共产党员过去和现在忠实地为人民服务”[1]。1991年3月，他还在说他生死都是共产党人，但到了当年的8月24日，在未召开中央委员会和党员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他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1991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基本原则法》未获通过，但在8月10日，戈尔巴乔夫却签署法令，在苏联实行私有化；等等。他的行为直接促使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后号称俄罗斯“民主之父”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家族腐败人所共知。可见，损害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正如列宁所说：“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2]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过程中，大家看得非常明白，苏联共产党的一些官员搞垮社会主义，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众多苏联共产党官员成为资本家，其原始资本的来源主要靠掠夺。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再现。

在苏联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和苏联解体后，很多私有企业是靠掠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完成了华丽转身的。比如，在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银行高官的帮助下，办了一家靠挂在苏联银行莫斯科伏龙芝区分行的民办银行——科技进步银行。后来给掌握国家外贸大权的负责人大量好处后，获得苏联和古巴红糖贸易专营权发了财。1995年，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霍氏乘机用银行的资产以极低价格买下尤科斯石油公司，随着国际油价的飙升，短短8年他即从靠工资吃饭的团干部成为一个身价超过120亿美元的俄罗斯首富。凭借财大气粗，他操纵国家杜马议员和新闻媒体，为“寡头经济”谋取更大利益，干扰国家的治国方略，最终因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财产等七项罪名，于2003年10月25日被捕入狱。[1]

时间是最好的法官。经过时间的沉淀，人们对那伙私利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看得较为清楚了。在苏联解体20多年后，2016年3月15日，俄罗斯有政党在国家杜马提交提案，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为国家领导人期间作出的决定，采取的行动让苏联解体，导致民族冲突，令民众的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升高，并让国家产生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一半，农产品产量减产三分之一，几乎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民众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下降，国防体系被摧毁，大量国家财产通过私有化被转到寡头手中，大笔资金外逃。议案认为，基于公正性原则，应该从国家层面对他们的政治活动给予评价，呼吁俄罗斯应牢记历史教训，实行深思熟虑的政策，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

（三）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在考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后，指出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生产力发展上的必然。这是因为，虽然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的归属对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但最终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归属，使之适宜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虽然资本积累的罪恶罄竹难书，但我们不能认为，资本主义是靠暴力产生的。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暴力只是资本主义的助产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原因，也应从经济环境中去寻找。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时代，因而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内泛滥有其环境因素，关键是共产党能不能把握住新生的社会主义因素，能不能把握住如何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寻找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能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阐述的关于资本积累趋势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一句话：人类社会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只有三页，但却极其重要。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胎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封建社会是一种私有制社会。这种生产是生产资料比如劳动工具、生产的原材料和生产的外部环境比如土地、林木、矿山属于私有，产品主要是为了自给，生产相对分散，社会联系不紧密。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1]马克思的这段话很深刻，说的是社会发展规律，说的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在封建社会，佃农给地主交地租，只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事，与其他人无太多联系。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主要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生产，这个“别人”不是一个特定的人群，而是社会的人。联系社会人的纽带，是商品中所含的一般性、共同性的价值。因而资本主义生产首先是社会的，资本也必须在社会性生产中增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发生矛盾，最后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消灭了封建生产的分割性。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阶级所能左右得了的，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2．资本积累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社会公益事业的日益发展，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趋势的反映，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正确性正被现实所证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资本积累是指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的本性——贪婪，决定了资本不择手段地增加剩余价值，因而必须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生存的竞争也迫使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会以大规模的扩张进行下去。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过程也是资本不断增加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的趋势是寡头人数越来越少，而他们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寡头统治的国家也最终会被人民民主的国家所替代。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者看得明白，而且连寡头们也看得较为明白。在叶利钦时代靠掠夺国有资产成为百万富翁、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说过如下一段话：“无论是1996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与相处友好的寡头们一起联手反对那些不友好的寡头们，都不再存在。总之，通常概念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了。从寡头手中把国家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搞到手所用的时间少得多。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再是通过总统来管理国家，而只是羞答答地建议总统领导他们这些资本家。”[2]从别列佐夫斯基的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复辟后，国家政权是寡头之间协商统治民众的机关，并不是全民的国家。二是人民民主势力还可以从寡头手中夺回权力和财产。

3．人们主观观念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是不可抗拒的，但人的主观观念也不是毫无作用。马克思说：“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从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企图阻挠社会前进的阶级在社会发展的规律面前最终并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行，但是他们的倒行逆施会使社会发展的步伐减慢。不过，由于商品生产所产生的平等观念、公平观念深入人心，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企业的专制独裁和剥削，与人们日益增强的平等公平观念格格格不入，所以，劳动者的觉醒对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起很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结论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以后，70多年来，虽然局部的战争不断，但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有直接关系。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减轻，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更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有直接的关系。

4．资本集中、资本积聚和生产资料积聚与集中。为了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在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进行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

资本集中是指若干分散的小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的过程。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信用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使社会上分散的货币被吸引到个别资本家手里，这也是资本主义股份制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由于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大资本吞并小资本，资本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里。这既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也是资本主义消灭自己的道路。

资本积聚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而增大资本总额的一种形式。资本家把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增加为资本，增加的这部分资本又会获得新的剩余价值，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又被作为资本使用，再带来新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使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越来越大，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积聚。资本积聚以资本积累为前提。资本积聚，一方面，使单个资本增大；另一方面，个别资本的增长会受到其他资本的排斥。比如，某资本家出资1000万元办工厂，每年带来200万元剩余价值。如果这200万元不是被资本家完全消费，而是将其中100万元又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这是资本积累。如果新投入的100万元可带来20万元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又把20万元中的10万元作为资本使用……如此不断地进行下去，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资本量也越来越大，这便是资本积聚。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说到生产资料的积聚和集中。如果从生产资料是固定资本、是物化劳动方面去理解，则生产资料的积聚和集中的意义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相同。

随着资本的大规模积聚，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使资本的积聚越来越快。资本在大规模剥削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使自身变得越来越带有社会生产的性质。比如，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出现，就是资本社会化的一个表现。当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为公共所有时，也就是当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全社会的公共生产资料时，资本才能归于自己的本源，作为价值的代表——货币——发挥作用。

5．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是资本积聚的不断扩大、劳动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生产资料日益节省和日益社会化、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的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出现了“一国两制”的情况，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方面，这种情况说明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处于扬弃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适应世界市场网的举措，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见不得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目前，处于金融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必然会不断挑起争端，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苏联解体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专政、实现人类平等与公正公平的道路和途径、在资本主义国家占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民民主和自由以及资本全球化时代新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形式等认识不清造成的。

6．劳动者的抗争对社会转型的加速作用。劳动者的抗争在社会转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的本性是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指望资本家发慈悲主动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劳动者要摆脱资本的奴役，只有进行斗争。劳动者对资本的斗争过程，就是劳动者解除资本专制、实现社会民主化的过程。这种斗争有时表现为表面的和平或平静，但斗争中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多变和凶险。斗争的方式需依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定。

2013年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因反对白人种族歧视而被关进监狱27年。但当他被释放并被选为南非总统后，并没有对白人报复，他被全世界人民所尊重。如果没有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抗争，就不会有他及他的种族的后来。有人只赞美他的非暴力抗争，而指责社会主义的暴力抗争。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不是辩证的。曼德拉看问题的方法就与众不同。他身处斗争的旋涡中，最能体会抗争的重要性。他每年10月1日在狱中都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说明了他对中国人民暴力抗争的赞同。采用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合法的抗争，需依当时当地的情况而定。释放曼德拉并交出白人政权的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同样也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因为他认识到了白人种族歧视是反人类的罪恶，他敢于面对这样的罪恶，勇于纠正这样的罪恶。

7．劳动社会化的方向——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话非常著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

资本主义生产使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使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加深，为人类社会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创造了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实现真正的平等、公正、公平、民主、自由的平台，任何人都不能再无偿地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只能从社会那里领回自己的劳动所得，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显然与互相分割的自给自足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私有制生产不同，也与相互紧密联系的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马克思称这种所有制为个人所有制。

关于个人所有制的内涵，100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马克思生前，就有杜林攻击说：“马克思先生安心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说：“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还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3]恩格斯还说，社会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当我们还不认识它时，它会起盲目的破坏的作用，它好像是一种无法理解的自然力奴役我们。如果一旦我们认识了它的本性，它就会被我们所利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4]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1]也就是说，个人所有制是一种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人人有份、生活资料依劳动所得归个人的所有制。

恩格斯把个人所有制说得相当清楚了，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为什么后人争论不休呢？在分析了论述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后发现，不少学者仅仅从生产资料的归属方面理解个人所有制，而把消费品归属于分配范畴，与所有制无关。其实，消费品的分配与生产是紧密联系着的。马克思认为，分配只是生产条件的再分配。生产条件当然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以，分配和消费也属所有制的内容。这样，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就清楚了：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消费品归个人所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中，指出了社会变革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2]可见，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占有方式、分配方式，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所列举的。但是，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具体的，不能教条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采用了商品生产，创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实践了100多年。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进行了40年。总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往“个人所有制”的现实之路。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在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确实还如马克思所说，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社会主义为加快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拓展世界市场，所以，资产阶级法权不能不讲条件地限制；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而社会主义由于能够正确处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痛苦和痉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内外部条件和资源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真正的平等、公正、公平、民主、自由，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就是人民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掌握国家政权和财产权，并在民主的基础上集权和在民主监督下行使权力。只要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按照党中央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个人所有制目标也一定能实现。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8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2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5页注（221a）。

[2]高放著：《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9-20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6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4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3页。

[1]姚森主编，肖敬若审订：《社会发展简史》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2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2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5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7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7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8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8-869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9-870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0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0页。

[5]姚森主编，肖敬若审订：《社会发展简史》下册，第1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页。

[6]姚森主编，肖敬若审订：《社会发展简史》下册，第1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页注（25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页注（248）。

[1]中央党校科研部：《苏联剧变纪实》（内部资料）,1991年。

[2]《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22页。

[1]《时事报告》2003年第12期。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2-873页。

[2]徐向梅：《普京的政治治理和俄罗斯政治走势分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7年第1期。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7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