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红军在我家借驻的日子
杨国栋
1936年红军西征时,徐海东的十五军团指挥部驻扎在我家里。他们是从豫旺县下马关搬过来的。
我的家坐落在半个城(同心城)的东沟里,是个独立的院落,院落北边建有三间平房,东面依着崖面挖有三孔崖窑。在那个年代的同心城里,我家的窑洞比大户人家的上房都好,既经济耐用,又防空避暑,冬暖夏凉。
记得有一年下了四十天连雨,同心城所有的房子都漏雨了,我们的三孔窑洞吃香了,乡邻亲戚们都带着生活用品挤进来避雨,我们窑洞里的锅灶异常繁忙,各家整天火不停地排队做饭。
遇到敌人的飞机来骚扰轰炸时,我们的窑洞又变成了防空洞,人们又都来我们家防空袭。因此,我们家成了全城人共知的避灾躲难的好地方。
红十五军团部未到同心前,先遣队来号房子(寻找住处,当时叫号房子),不管找到哪家,他们除了把自己能腾出的房子让出外,都会异口同声地推荐:“东沟杨励武家有好住处呢,也是个老好人。”先头号房子的人还未找到我家时,在笔记本上就记下了我父亲的名字。
号房子的红军战士来到我家,非常礼貌地对父亲说:“老大爷,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不是坑害穷人的白军,你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是你们的子弟兵,我们想借用你们家的多余房子,可以吗?”他们和蔼可亲的态度和彬彬有礼的自我介绍,说得父亲心里暖烘烘的。号房子的红军还说:“我们在全城号房子时,老乡们都夸赞你们地方好、人好,请您给我们多腾出点地方,我们有重要用处。”为人忠厚的父亲当即一口答应了红军的请求。
我家的三孔窑洞按照我们的使用功能从南起叫:大窑、伙窑、磨窑。三间北房包括西边两通间、东边一小间。父亲把三间北房和大窑、磨窑全腾出来供红军使用,我们全家挤在伙窑里。
红军电台就设在我家大窑的窗台上,操作人员坐在炕上收发电报,紧靠门口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底座、圆弧形的手摇发电机,两端摇动两个摇柄,就像自行车脚踏子一样,操作人员两手一上一下地摇动,发出呜呜的声音。有时,部队首长还直接站在大窑炕沿边口授发出电令。电台在当时可是金贵东西,也是敌人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军团部选中我家,主要是因为有防空崖窑,而同心城里大多是平房。
后来我们才知道,住在我家的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部,那个中等个、言语不多而又透着威严的人就是军团首长徐海东,他住在两间北房里,房内东北角摆着一张木床(这张床现存于红军西征纪念馆),徐海东就睡在这张木床上。床有些小,他每天睡觉在床前又加了一把条凳放枕头,床边有一张方桌供办公用。房内还有我们打的一个土炕,是从南端窗台直到北端后墙的一个通炕,另外的大窑炕上和小房子里驻扎着军团的警卫和机关人员。
磨窑是军团指挥部的厨房,炊事员和灶具全部在磨窑里。磨台是红军用餐的圆桌,开饭时大家围成一圈,菜在磨盘上一放,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圆形餐桌。
我家院里有一个饮用水窖,还有一口苦水井,窖水是从房上收的雨水和清水河里抬来的冰水。井水是从五丈深的地下挖出来的咸水,供洗涤用。
回民用水比较讲究,打水前必须用汤瓶洗手。炊事班的老李和小宋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不会用汤瓶洗手,每次打水都要请我用汤瓶给他俩浇水洗手,这样做也是让我家大人们更加放心,他们是洗过手的。因为红军把打水必须洗手、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等定为一条严格的军事纪律,谁违犯了都要受军法制裁,而且制裁是非常严厉的。
记得有一天军团部从外面捆来了一名红军连长,说是要执行枪决,父亲问此人犯了什么罪,押解的人说他在接近中宁的驻扎地吃了大荤,违犯了军纪。父亲说他又没在我们回民家里吃大荤,怎算违反我们的生活习惯?但军团首长仍不同意赦免。父亲赶快跑到清真大寺找来了阿訇和学董等人,再三讲明部队在汉民区吃大荤确实无关回民禁忌,军团首长才勉强同意不枪决,但他毕竟违犯了军纪,因为进入宁夏回民区前,红军制定的三大禁条之一就是“不准吃大荤”。死罪虽免活罪不饶,仍下令拉到院子东北角按在板凳上,以扁担代军棍,扒下裤子在屁股上打了三十扁担并撤掉连长职务。听说这位连长还是长征中屡建奇功的一员战将。这件事我记忆深刻,经久不忘。我当时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亲身见证了红军违犯军纪要严惩的场面。
炊事员老李和小宋每次打水,不管我们家里有没有人,总是先要把我们家的水缸打满,我父母亲不愿劳累红军,多次堵挡谢绝都不顶用。有一次他们又为给我家打水推让时,首长听见了走过来,先问战士:“手洗了没有?”我抢先答复:“我倒水洗的。”父亲忙说:“不是为洗手的事,我家用水让娃们去打,咋能老是麻烦他们呢?”首长说:“我们住在你家,给你家添麻烦了。你就当他们也是你的孩子,不要见外,就让他们给你打水吧。”
自从红军住进我家,打水、扫院子就没有我们的份了。父亲是个非常爱清洁的人,红军留给父亲的印象一直让他夸赞到临终。
红军小宋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挑灶具的竹筐里用红头绳拴着一个呱啦鸡。黄嘴巴,红眼睛,黑眉毛,非常好看,尤其呱啦、呱啦地叫起来好听极了,七八岁的我非常喜欢,只要一有叫声,我就跑过去看一回。我问小宋哪里弄来这么好的一只小鸡。他说是在行军途中抓来的。我说:“你把它送给我你再抓去。”小宋说:“送给你可以,你随我们一块去,行军途中碰见了,你再帮我抓一个,这个小东西跑得可快啦!”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怕我真的跟上走,安顿我说:“以后再不要和小宋耍了,不要他的呱啦鸡!”11月中旬,红军撤离同心城,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失落感。父亲经常对我们说:“红军是贵人,是给人带来福气的军队。我们要把他们住过的房子、窑洞好好保留下来,作为对他们永远的思念和永久的纪念。”
同心县城移到北滩后,老城住户几乎都拆迁搬到新城去了,我们谨遵父训至今没有拆毁这个院落,虽然风雨侵蚀有些破败,但仍然原模原样地保留着当年的风貌。200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期间,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惠和罗瑞卿的儿子罗箭一起到同心寻访父辈踪迹,看到当年徐海东住过的院落仍然保留着原貌,十分高兴,为亲自访问了父亲的旧居而欣喜不已。
我在陇东师范读书时参加解放军,随十九兵团进宁夏留地方工作,今已八十有四,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那种和睦的军民关系、亲如一家的军民感情、严肃认真的民族政策令人永远难以忘怀,总有一种想写出来传下去的冲动,故留下这段文字。
作者简介:杨国栋,同心县离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