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冶正纲老伯

虎希柏

2009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突然接到冶正纲老伯家人的电话，说冶老伯于前晚（是日为2009年1月25日，农历乙丑年除夕）归真了。

我和妻子立即赶去他家，只见冶老伯平卧在单床上，身上蒙着白色苫单，已经与世长辞了。

看着他清瘦苍白的遗容，俯在他冰凉的脸上，我忍不住悲痛落泪。

听冶老伯的老伴马姨说，冶老伯很少生病，偶尔有点感冒也很少吃药，也从不去医院。临终前几天感到不适，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气息逐渐衰竭，第四天就在家中安然长眠了。

他走完了自己坎坷而又不凡的一生，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了。

当天中午在银川中寺参加完数百人为他举行的葬礼后，我又随大巴车到贺兰山回民公墓参加了遗体的安葬仪式。贺兰巍巍，黄河荡荡，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回顾先生一生，心中不免有许多的惆怅。

冶正纲先生生于1919年，至2009年去世，享年90高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他与马福龙及我父亲虎学良三人曾被当时的穆斯林群众并称为“宁夏三杰”。他是我父亲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时的同窗好友，也是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在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时的难友。

冶正纲老人

他经历了宁夏90年的风云与曲折，见证了宁夏90年的历史及变迁。他从一位在中阿学校求读的对民族和信仰充满激情的青年学生到满怀憧憬奔赴北京大学深造，从投身革命进入政界到被打成右派流落乡间，从政府官员到两次被送到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浩劫过后又回到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任职。他的一生坎坷曲折、跌宕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夏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百年历史。

冶正纲与我父亲虎学良及马福龙、马昆山、丁育三、罗明道、罗秉良、纪玉清、金秉铎等都是八十多年前马鸿逵和虎嵩山合作开办的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同学，当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穆斯林青年，又正值抗战时期，受虎嵩山校长倡导的“中阿并重”及爱国爱教思想的影响，立志献身国家兴亡及民族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宁夏及甘肃陇东一带回族中的著名人物，其中还有一些人分布在北京、江苏、云南等地，活跃在当地的政界、宗教界、文化界、教育界，名噪一时。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也使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打击和迫害，马福龙及我父亲等多数人都殊途同归，英年早逝了。只有冶正纲等少数几人活了下来，也见证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悲欢离合。

一

第一次听到冶正纲老伯的名字是1982年左右，那时我还在新疆乌鲁木齐工作。当年宁夏社科院在银川召开了首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讨会议。这次会议是“文革”结束后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第一次大型会议，在全国回族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1986年1月，我去大庆出差，返回新疆途中，特意路过宁夏银川拜访了冶老伯。在银川中寺巷宁夏伊协的那所旧院子里第一次见到了他。虽然已年近七十岁了，但身体硬朗，腰板挺直，说话声音洪亮，热情健谈。天气严寒，时间仓促，没有多谈，我用随身带的一架老式120相机在伊协的院子里同冶老照了一张合影。

1991年我从乌鲁木齐调到宁夏工作。在银川定居后，就常常利用节假日去他家探望，也从此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那时他七十多岁，但是记忆力依然清晰，口才雄健。

我每次在他家都是这样度过的：从我们一进门，略经寒暄，冶老伯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声音洪亮，慷慨激昂，嬉笑怒骂，谈古论今。讲马仲英进犯、讲吉鸿昌治宁、讲马鸿逵统军、讲苏盛华办学；讲我祖父、讲他父亲；讲国民党败退、讲共产党进城；讲西湖农场、讲“文化大革命”。坐着讲，加上手势比画着讲，讲到精彩动人之处就站起来学着人物的样子讲。主要用宁夏方言讲，但有时也学着人物的方言讲。

他的记忆力很好，几十年前的很多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得绘声绘色。到了吃饭时间，他老伴端上饭来，冶老伯一边吃，一边讲。吃完饭，不休息，又接着讲。我担心冶老伯太累，几次打断，或提议休息一会儿，但都打断不了他的兴致。他是那样滔滔不绝，那样精力充沛，我想插话都插不进去，只好洗耳恭听，只好随他的意，任他一直这样讲下去。

一直到他讲累了，自己停下来，我才起身向他道别。这时他还要执意挽留，要我们夫妇留下来，说：“我的房子宽敞，你们住下。”但那时我还在上班，节假日要办的家事很多，只好与他告别。

那时我常常感慨地对妻子说，冶伯伯真是一本宁夏的活历史，如果我有时间，一定要帮他写一本回忆录。

二

1999年时，冶伯伯已满八十岁，我也在那年办了内退。我每周六上午要去银川的老年大学上课，课后我就去他家探望。同时也开始实施我多年前的一项举意——为他代写回忆录。

我们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提纲，分成几个阶段：少年时代—求学之路—中阿师范—北大读书—参加革命—回宁工作—任副县长—打成右派—两次劳教—农村七年—恢复工作—八十离休—晚年生活。我打算把他的一生记录下来，从一个侧面把宁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记录下来。

我每次去时都带着一个当时常见的砖块录音机，把小话筒戴在他头上，静静地听冶伯伯讲述。每次讲大约一个小时，回家后我再一边听录音一边在电脑上录入、整理并打印出来，下次去时带着打印稿请他审查修改，同时再接着讲述及录音。一般每个星期去一次他家。

冶伯伯先从他的父亲怎样从青海来到宁夏讲起。他的记忆力好，又有文化根基，毕竟是老北大的学生，讲述使用的是书面化的语言。讲得条理清楚，语言精练，这样我在整理时就比较容易，有时我在查阅资料，对一些历史事件做一些订正或补充，基本上不做大的修改，大都能够一次定稿。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精力在逐渐衰退，完整地讲述过去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忍心冶老伯太劳累，让他每次少讲一会儿，两次讲述的间隔天数也逐渐拉长。我们这样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时间，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再往后的事他就讲得越来越简略，就不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我按照他的授意，提前代他拟写了一份回忆录的“后记”，又经他修改定稿，算是“有头有尾”，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内容，当时想着只有等以后再说了。

2003年我去云南昆明旅居两年，回到宁夏后我再去看望冶老伯，那时他已经年近九十，体力及记忆力大减，继续讲述已不可能。这项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使我深感惋惜。

三

冶正纲老伯祖籍青海民和县米拉沟，系当地的富户，祖上有人当过土司。民国初年他父亲带领一家人从青海来到石嘴山落脚。冶正纲1919年出生于宁夏石嘴山，随父亲在石嘴山、盐池、银川及平罗度过了少年时代。

冶正纲父亲于1923年在青海原籍招募了一百多名子弟兵到宁夏来投奔马福祥，被马福祥任命为连长，奉命驻防盐池。1925年退伍在平罗县的立岗堡（今贺兰县立岗镇）买地安家，务农兼做生意，1929年马仲英侵犯宁夏时在平罗县失踪（估计遇害）。

冶正纲和二哥在平罗及中宁读完小学，1934年考入马鸿逵和虎嵩山在银川东大寺合办的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初中部就读，1938年又考入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师从虎嵩山、王子忠、苏盛华等人学习一年多，后在清水小学、吴南小学、云亭小学等学校任教。1948年与马福龙一起被宁夏省教育厅保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师从著名学者马坚学习阿语。

在北大学习期间，冶正纲接触到中共北平地下党党员杨永昌①，他的思想开始“左”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又认识了回族干部马玉槐②。在他们的影响下，冶正纲决心投身革命，他报名到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办的干部学校“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后他参加“革大”学生组成的“西干大队”随军出发。他们徒步南下西进，穿过山西，又从西安到达刚解放的宁夏，分配到省委统战部，随王志强、马立凯等人工作。之后相继担任过金积县文教科科长、宁夏民族公学教导主任、省民委民族股股长、银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宁夏师范副校长、惠农县副县长等职。

照片右起：冶正纲、张贤亮、虎希柏，1992年春节摄于冶正纲家中

1957年反右中，冶正纲在惠农县副县长任上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撤销职务，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艰难生活。其间，他两次被送到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曾和同时被关押在西湖农场的右派分子作家张贤亮相识并成为挚友，并成为张贤亮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启发人。

冶正纲1967年解除劳教后，又被下放到贺兰县立岗公社落户七年。他没有成家，孤身一人，无儿无女。自己做饭，还要劳动，忍辱负重，挣工分糊口，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苦压抑及孤独。“文革”结束，1979年平反时，他已经是年满六十岁的老人了。晚年担任过自治区伊协副会长、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银川市政协副主席等职。2000年八十一岁时正式离休。

四

冶正纲老伯一生，当过教师、官员，也当过劳教犯、农民；学过国文，也学过阿文。他是一个刚强不阿之人，一个一生手不释卷的学者，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充满挚爱的穆斯林，一个宁夏回族知识分子的精英。

今年正值冶正纲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归真十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作者简介：虎希柏，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原副总工程师。

①杨永昌，回族，河北保定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前曾利用清真寺满拉身份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务主任。

②马玉槐，回族，河北任丘人，曾任晋察冀边区回民支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北京回民学院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林业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