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史资料(第3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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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清的人生之路

拜学英

2016年9月19日,银川清真中寺里,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为走完九十四岁人生之路的回族干部马连清送行,倾听着他平凡的人生事迹,感受着亲人对他的缅怀与追思,看着他平静慈祥的遗容,人们莫不为失去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者而悲痛。他虽走了,却把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忠诚事业、默默奉献的精神留在了宁夏大地,留给回汉各族人民。

山沟里走出的大学生

1922年8月28日,马连清出生在宁夏泾源县兴盛乡上金村,这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山村。少年时的马连清听话懂事,学习认真,孝敬父母,深受家人疼爱。生前他给人们说,小时候两件事他至今难忘:一是对奶奶的感情,奶奶对他疼爱有加,他十一岁时奶奶去世,他跑到山林里挖回一棵小松树栽植在了奶奶坟前,以表达对奶奶的思念哀悼之情。二是他十四岁那年,一天山里跑下一只豹子咬吃家里的羊只,他手执一铁钗将豹子逼进一条小山沟里,在家犬的辅助下,将豹子制伏。一时年少的马连清打死豹子的故事在乡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

1942年小学毕业的马连清考进了平凉力行中学读初中。初中阶段的马连清学习认真刻苦,成绩名列前茅,曾获得奖学金。看着平凉中学的高中生马连清羡慕异常,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学习,考进平凉中学,当个高中生。初中即将毕业报考高中之际,母亲病逝,悲痛之际,精神也受到极大打击,陷入无法上学的境地。父亲和二哥极力支持他,鼓励他集中精力报考高中。有着家人的支持,他以较好的成绩考进了平凉中学(甘肃省第二中学)读高中。

高中阶段的马连清学习更加认真,思想也较为活跃。他感到在各行各业中,唯理科最为实用。因此,高中三年,他对数理化三门课程非常重视,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学习这几门课程上。高中阶段,寄宿在叔父家的马连清,对贫苦学生极为同情,立下志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读高中的他,又开始羡慕大学生,暗想着自己也要考进大学,做个让人羡慕的大学生,正是这种不断地向往和追求成全了他。青年人不正是在不断的向往和追求中前行进步的吗?

读完三年高中的马连清面临困惑和选择,是找工作,还是考大学?找工作又怕找不到合适的,考大学又面临经济上的困难。马连清思前想后,便提笔给时任化平县长的金定杨写了封信,叙说了自己思想上的困惑和经济上的困难,金定杨县长立刻回信一封并寄给他旧币两万元,家里又设法找了三万元。有了路费,马连清便于1946年6月和几位同学到西安报考大学。民国时期的各大学实行自行考试招生,考生可同时报考多所大学,以供选择。为了实现高中时立志做工程师的心愿,他报考的几所大学都是理工科类,唯兰州大学报了法律专业。两个月后,他分别收到了西北农学院水利系、西北工学院机电系、西北大学化学系、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兰州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一下接到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对于一个梦想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带来的兴奋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

马连清和家人反复权衡商量,在五所大学里,选择了北洋工学院和兰州大学。怀揣工程师梦想的马连清上北洋工学院自然成了第一选择,但该校地处天津,与大西北铁路不通,又适逢国共内战,要到天津须先到绥远才能坐火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无清真灶;西北大学化学系专业又太枯燥空洞。选来选去,比较权衡,只有上兰州大学读法律专业了。因为兰州既距家稍近,更重要的是兰州大学法律系司法组是全公费,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使他最后选择了上兰州大学。

马连清在西安同时以高分考上了五所大学,消息传到老家泾源,家人和亲友们莫不为之高兴激动,乡间引以为豪。民国时期,泾源县地域偏僻,道路不畅,经济发展缓慢,百姓生活困苦,有条件上学者较少,而能坚持读完小学、初中,在外地读高中者寥寥无几,能报考大学且能以优异成绩考入者更是凤毛麟角,他成为继1944年考入复旦大学的禹治平之后第二个考入国立正规大学的泾源当地人。

积极进步的回族学子

马连清出身农民家庭,在后来的土改划成分中,家庭被定为地主成分,家里供养他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又要供养他读大学,在经济上自然是较困难的。马连清体谅家里的情况,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学习多门功课,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常常假期不回家,在兰州城里做家教,一个假期赚几块大洋,足够一学期的学杂费和零用开支。

学生时期的马连清

学了一年法律的马连清感到枯燥无味,产生了转学其他专业的想法,但又恐失去公费名额,在徘徊犹豫一阶段后,开始踏实学习。随后不久,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虽然当时兰大法律系司法组的毕业生在社会上都能谋得一份较体面的差事,但善于琢磨问题的马连清耳闻目睹了当时法律界龌龊,金钱裁判的黑暗,不想今后在法律界工作。于是,在学习之余他注意研究社会科学,对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做过钻研,研读外国学者的《互助论》、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不断充实自己,为自己今后选择着道路。1949年,毛泽东发表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主张,其中之一是废除伪法律。这对学法律的马连清触动很大,虽然教授在课堂上讲共产党来了也要用法律,条文虽不同,但原理上是一样的。他感到教授说的虽不无道理,却提不起兴趣学习,这是那个时代马连清等一代学子的共同困惑和忧虑苦闷。

大学几年,在功课之余,马连清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当选为兰大伊斯兰学会理事长,担任兰大司法学会理事长,参加了平凉同乡会、陇东同乡会、甘肃同乡会。在1948年秋及1949年春,协助筹备成立了“兰州市中等以上回民青年联谊会”,该会的宗旨是组织回民青年学生反对国民党对回民的压迫和对回民青年的歧视。

马连清读大学的三年,正值国共内战,受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学潮的影响,兰州大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有两名学生党员与马连清时常接触和联系。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马连清功课之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较有影响的活动他参加了三次,一次是反对甘肃省府主席兼国民党西北行辕副司令郭寄桥征集白银办反动民团的运动。国民党在国统区发行纸币和银币两种货币,由于内战正酣,经济崩溃,纸币贬值严重,银圆价值较稳。为发展地方反动武装,在郭寄桥的提议下,经甘肃省参议会通过,要在全省征集二百万块银圆。针对这一盘剥百姓、加重百姓负担的行为,兰州大学学生发动了反对郭寄桥征集白银办民团的运动。马连清与进步学生走进了游行示威的队列里,学生们打着醒目的横幅和标语,书写张贴着反对“郭椭子”的口号,游行队伍冲击了省参议会,砸烂了参议会的牌子,吓跑了参议会办公人员。这次影响较大的游行示威,直接使郭寄桥征集白银办民团的行为中途夭折,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

国民党统治后期,为监视群众和学生参加倾向共产党的进步活动,经常派宪兵在街头和学校活动,常无端与群众和学生发生冲突。一次兰州大学演电影时,宪兵殴打一学生,引起学生公愤,学生们纷纷走向街头游行抗议殴打学生的行为,马连清与学生们沿街呼喊着“反对殴打学生”等口号,并到宪兵司令部大门前示威,愤怒的学生砸了宪兵司令部的牌子,又到西北行辕门前示威,直到行辕负责人出面答应严肃处理打人宪兵的要求为止。一次,马鸿逵兰州办事处一名军官与兰州大学一学生发生冲突,因兰州大学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国民党驻军对学生既恨又怕,乘此大打出手,学生被打得伤势严重,激起学生众怒。马连清与学生们又一次上街游行,喊着“反对军阀暴力统治”的口号。

马连清还参加了西北各省学生联盟驱逐伪青年党兰州负责人陈宇启的活动。此人暗地里发动甘肃籍及西北诸省学生与湖南、湖北籍学生的打群架事件,使一湖南籍学生被打致死,愤怒之余的学生把发动者陈宇启逐出了校园。

兰大学生的几次游行示威,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广大师生和甘肃人民争取解放的信心,是兰州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在兰州及西北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为平息安慰学生,马鸿逵亲临兰州,宰羊一只,出面向受伤学生赔礼道歉。

1949年春,马步芳任西北行辕主任后,残酷镇压学生运动,一时兰州大学等高校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为避免流血牺牲,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学生骨干和积极分子暂时离开学校到外地躲避,即将毕业的马连清离开了兰州大学回到平凉。这时,驻扎在平凉一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于7月解放平凉后,随即做着解放宁夏、兰州的准备工作。马连清于8月1日在平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马志才主办的回民青年讲习班。马志才是山东人,当时是连级干部,解放后在东北任海岸航空兵学院院长。他是马连清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解放后两人一直有联系。经过一个月讲习班的学习,马连清对革命道理的认识逐渐提高,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人生重要的抉择。兵团领导见他是大学生,分配他到政治部回民工作委员会任干事,做宣传党的政策、政权建立及检查部队对回族风俗习惯的遵守等工作。走出大学校门的马连清开始了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

在西北局做民族统战工作

1949年8月,马连清随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参加了解放宁夏的战斗,面对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的全线出击,统治宁夏的马鸿逵集团土崩瓦解,9月宁夏宣告解放。当时,部队回族干部不多,了解宁夏回族情况的人更少,兵团政治部分配马连清做宁夏回族上层及马鸿逵部队上层军官马全良等人的工作,搜集掌握上层人物的情况和动向,便于部队掌握动态,开展工作。1949年12月,十九兵团回师西安,兵团又让他做陕西回族的工作。马连清在工作过程中,与西北局统战部多有联系,与时任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长汪锋多有接触。汪锋部长见他办事利落,文化素质高,又是回族,了解回族习俗风情,要调他与张家川回族马重良同志到西北局工作。十九兵团政治部得知情况后,以部队缺少高素质的民族干部为由不予同意。一面是西北局执意要人,一面是十九兵团不同意放人。推延一段时间后,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由他自己决定去留。马连清决定到西北局工作,就这样,马连清于1950年1月1日转调到了中共西北局统战部,具体负责回族上层人物的工作。

西北局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5月,中央决定将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西北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1945年10月,西北局改组,彭德怀、习仲勋分别任正副书记;1947年3月,西北局机关搬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5月中旬迁回延安,习仲勋、马明方任正副书记;1949年夏季,西北局改组,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同年6月14日西北局机关迁入西安;1950年2月,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马文瑞任副书记,贾拓夫、张稼夫、汪锋、赵伯平任常委。

马连清转调西北局工作时,正值习仲勋任第二书记,汪锋任常委兼统战部长。面对刚刚解放的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和大西北,西北局的工作重心也由战争转移到了地方政权的建立、巩固,经济、文化、民族等建设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三马”集团统治多年,面对新政权,一些回族上层人物心怀顾虑。做好西北地区,尤其是西北回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尤为重要。在此关键时刻,大学毕业的有着部队经历的回族干部马连清等到西北局统战部后,有了用武之地,组织安排他具体负责搜集、整理西北回族上层人物的情况。接受任务后,马连清与同事进行社会调查,查阅有关资料,走访群众,很快搞出了一份西北回族上层人物情况表,以及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三人的基本材料,交统战部审阅后上报西北局。这份材料很快转到了时任西北局第一、二书记的彭德怀和习仲勋手里,为西北局做好西北民族统战工作和西北各省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工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受到西北局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

据马连清生前回忆,西北局当时主持工作的是习仲勋同志,汪锋任常委兼统战部长,他直接向汪锋负责,常给汪锋汇报工作和呈送有关材料,也与汪锋一道给习仲勋汇报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他还直接向习仲勋同志汇报工作多次。除几位部长有职务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具体职务。因他是大学生,素质较高,在统战部任秘书。在西北局工作的日子里,马连清利用开会、汇报工作时常聆听西北局领导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西北局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马连清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他由一名大学生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在部队接受了战争的考验,又在解放初期百废俱兴的西北局机关经历了地方工作的锻炼,有幸聆听和接受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汪锋等领导同志的教诲和指导,学习了党的民族统战工作理论和政策,为马连清做好领导分配的民族统战工作,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走好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马连清参加革命后,通过在回民青年讲习班的学习,通过在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以及联共布党史等,初步形成和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懂得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规律,在阶级觉悟得到提高、思想发生较大的转变的同时,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早在1949年8月,他随十九兵团政治部回民工作委员会进军宁夏时,他所在的回民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建立党组织时,他因被派往平凉调查一起军队违反纪律的事件,未能赶上,错过了入党机会。随后,十九兵团由宁夏回师西安,行军途中,一炊事员开小差跑了,他主动承担起了为期半月的炊事员工作,为行军中的部队做饭。部队行军到西安后,总结评功,他荣立三等功。支部书记张广合动员他参加党组织,他激动万分,但遗憾的是他在的十九兵团政治部回民工作委员会工作时间很短,之后被调往西北局统战部工作,填写的入党申请书未能来得及讨论。1950年1月到西北局工作后,因属新调进人员,组织对他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大深入,1950年4月他又奉调赴兰州参加西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因筹备组尚未建立党组织,直到1955年时,他多年加入党组织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在西北局工作三个月的马连清于1950年6月奉命奔赴兰州,参加西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快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西北局报经中央同意,决定组建一所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专业人才的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的筹建,是西北局加强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于兰州大学的马连清很快被组织选中,派他与其他三名同志赴兰州,参加民族学院的筹建。他与各地抽调来的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从建校方案的起草、审定到付诸实施,从校址的选择到教学楼、宿舍楼等的修建,从院校专业设计到老师调配。从招生到后勤,什么事情急他就做什么事,学院正式运行后,他被组织任命为财务科、审计科长、总务处副处长,具体负责学校的财务、后勤管理等工作,高效地维持着建院初期学院的有序运转。1951年,西北民族学院发展势头良好,但缺乏管理,尤其是擅长业务的干部,一些新调来的工农干部对财务后勤管理业务生疏,没学过会计业务的他一方面积极大胆工作,一方面认真虚心学习会计业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会计财务知识。1955年1月,组织对他的鉴定是:掌握财经政策比较谨慎,能根据上级规定的财经原则,结合民院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钻研业务,解决业务上的碍难,自我学习抓得紧,除按规定时间和指定的学习材料学习外,还经常抽时间读马列和会计财务书籍。

由于马连清敬业奉献,团结同志,事业性强,吃苦耐劳,1955年5月,他在西北民族学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奔波

1957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央的这一决策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和对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高度认可。成立回族自治区最急需的是民族干部。中央决定抽调全国各地副处级以上的回族干部以及原宁夏省撤销时的副厅级干部到宁夏参加筹建工作,马连清积极响应,报名参加。

当年,宁夏尚不通火车,全国各地来的干部先到兰州落脚,再分批任命送至宁夏。为做好赴宁夏干部的接送工作,宁夏工委决定成立宁夏驻兰州工作组,以便统一协调有关工作。熟悉两地情况的马连清于1957年12月被抽调到工作组担任干部接待处处长(接待处有甘肃省委两人,西北民院两人),具体负责各地来兰州赴宁夏干部的接待工作。一批批干部响应中央号召从各地纷纷来到兰州,1958年年初,自治区工委领导刘格平、马信、马玉槐、甘春雷等第一批先期到达兰州,马连清负责接待。面对各地而来的一批批干部,马连清与其他同志们一道高效有序地做着接待工作,他们把干部安排入住到西北民族学院新建的学生楼里,吃在学院食堂里,等待着随时赴宁夏。短短几个月,从全国各地来了两三千名干部以及各类技术人员。他们组织动员卡车、班车分批将这些干部送至宁夏。待送完最后一批,他也于1958年9月赶赴银川,担任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行政处副处长,开始了新的征程。

奉献在工作岗位上

1958年8月前后,大批干部奉命来到银川,支援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事业。省级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一方面急需机关办公用房,一方面各地来的数千名干部的住房成为大问题,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组织任命马连清担任后勤组长,后又任命为行政处副处长、处长,专司负责后勤保障和安置到宁夏干部的生活。怀着事业的热爱,怀着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凭着年富力强的体魄,他积极投身于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后勤管理工作中。每建一幢房子,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搬迁他都参与其中,既要保证质量又要赶进度,那时的银川街头,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随处可见。

工作时期的马连清

自治区成立之初,经费有限,各方面条件差,因陋就简,对马洪逵时代留下的旧省政府进行稍加改造后作为党委、政府的办公用房,党委、政府及各部门也在旧时留下的老房子里办公。马连清带领行政处后勤组的一帮工人忙着维修改造老房子,又着手新建了大礼堂和会议室,以及厨房、餐厅和锅炉房等。随后上级为省级主要领导配车后,又成立了司机组,还有后勤组、维修组等都由行政处负责,工作可谓千头万绪。时任办公厅厅长的胡英连曾任毛泽东同志的勤务员,对工作要求严,起初老红军刘正江任行政处长,马连清任副处长,因刘正江同志年龄较大,属工农干部,好多具体工作都由马连清完成,行政处的上报材料几乎都由他一人负责起草。

建房子难,分房子更难,随着来宁干部的增多,一些干部陆续成家,机关干部住房紧张。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作为负责后勤工作的处长,马连清不时思考着,一旦有好的想法和建议,随时汇报给领导决策。自治区刚刚成立,供领导乘坐的车辆有限,办公经费并不宽裕,如何让急需房子者住上房子,有条件坐车者乘上车,使有限的行政经费得到合理利用,以维持机关后勤处工作的高效运转,马连清可谓费尽脑汁,倾注了全部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资金有限,投入到住房保障方面的资金极少,一方面是机关干部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多,一方面是可供分配的房子很少。他负责机关住房安置多年,作风扎实,公私分明,从无违规违纪的事情发生,办事有尺度,不符合条件者找他要房的人多,他坚持原则,一律按政策规定办,不符合条件者即使是亲戚朋友也不行。一次,机关一位干部家属为分配房子提着点心和水果求他照顾分房子。马连清耐心解释,硬让来人提走了礼品。来家找他要房子或调房子的人凡拿礼品者都被他谢绝了,有人私下说,马连清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工作中他坚持原则,生活中他宽厚待人,机关一些老同志、熟人退休多年仍然这样评价他。

1966年“文革”开始后,办公厅处以上的干部靠边站,行政处几十号人形成了两派,一些人以没有分到好工作为由批斗马连清,说他是走资派,说他给领导汇报工作是溜须拍马,他受到冲击,被夺了权,免去职务。但机关要运转,后勤工作又少不了,群众组织只好让他维持处理机关后勤,他成了没有职务的处长。1968年10月,自治区成立了“五七”干校,被列为“党内走资派”而遭到群专的马连清被下放到建在西干渠的“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两年,实际上是劳动改造。1970年底毛泽东同志发出“大打农业翻身仗”的号召,马连清作为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偏远、条件艰苦的隆德县从事农业调查和农业生产劳动。一年中,他跑遍了隆德乡镇,调查全县农业现状,为县里提出农业发展的建议、措施和办法,与县乡村干部一道参加集体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1972年4月,他被组织调回到自治区革委会“三部一室”(生产部、政治部、保卫部、办公室)房管组担任组长,继续从事党委、政府机关的住房和后勤保障工作。之后,又先后担任自治区革委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自治区房办主任,1980年9月当选自治区区直机关第三次党代会代表。

为了做好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钻研学习建筑学方面和后勤管理方面的知识,能看懂专业人员设计的图纸,后来一些简单的图纸他亲自设计,可谓是施工管理的行家里手。本着勤俭、高效、节约的原则,他主持了自治区机关事务局多处住房的设计和施工,使有限的资金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赢得了领导和干部群众的认可和赞同。离休后,还负责筹建了宁夏驻西安办事处和干休所大楼工程,使宁夏在西安办事处有了办公之地,也为宁夏离休老同志在西安有了修养之所,老干部们对此非常满意。正如组织评价的那样:他服从组织安排,一心扑在工作上,为机关事务工作的规范发展倾注了心血,付出辛劳,保障了党委、政府机关的高效运转。

与马连清一起在行政处工作30年的老干部吕发海是这样评价他的:马连清办事能力强,只要领导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在他手里都能圆满解决;从不耽误事情,把各种庞杂的事务统筹兼顾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素质高,能力强,工作踏实、认真,按原则办事,公私分明;他很少发脾气,为人厚道,在工作中关心爱护同志,行政处哪个职工有困难,他召集生活会,帮助解决职工的困难和问题,谁家孩子病了,能得到多则数十元,少则几元的困难补助。行政处管钱管物,他对自身严格要求,做出表率的同时,对同志们也是从严要求,行政处后勤人员中党员较多,他常在支部会上讲纪律提要求,离退休前的十多年,行政处后来仅司机就四十多人,没有一个干部职工犯错误、出现经济问题,与他的厚爱严管分不开。

光荣离休 安度晚年

1985年11月,马连清作为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厅级干部光荣离休,他与老伴和更多的离退休干部一样,过起了晚年生活。他数十年坚持有规律的生活,心态平和,待人和蔼可亲。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起按时晨练,白天与老干部一道参加娱乐活动,每天还坚持看《参考消息》等报刊,不时关心着国际国内时事政治,常与老伴在外地旅游观光,晚年的生活丰富多彩,直到去世前仍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

马连清和老伴

作为一个为革命和宁夏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少数民族干部,不论是在工作岗位上和离休后,不论是对亲友、家人和组织,他很少提及解放初期在西北局工作与习仲勋、汪锋共事的那段岁月,也从不摆老资格,也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他只做了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他看淡名利,对自己及家人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组织眼里,马连清“长期从事管钱、管物的工作,一贯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廉洁自律,严格要求,保持了一身正气”。在子女眼里“,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地工作,始终如一,廉洁奉公,是当之无愧的老黄牛;忍辱负重,大局为重,信念坚定,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父亲给我们工作和事业上做出了榜样,对子女的成长、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马连清是一个艰苦朴素,为政清廉的老党员、好干部。他长期从事后勤管理工作,经手的项目、工程、资金、物资数以万计,但他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一分钱也是公家的,从不利用职权据为己有,保持了老一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由于家里人口多,家庭负担重,在单位上,他从不因此影响工作,每次开会为别的职工研究解决困难,他从没说过自己的事,老伴见此就主动到街道一个小麻袋厂做工,直到退休。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马连清全家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常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看着年龄幼小吃不饱肚子的孩子,他心里非常难受,领着家人在党委农场边缘的石沙滩里挖出了一小块地,种了胡萝卜等青菜,以便给家里补充点食物,为此受到组织的批评和处分。他说,这是他唯一未经组织同意做的一件事,深感遗憾和内疚。长子马启智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读大学,每次假期回来,与后勤处的工人们待在一起干临时工,递砖抱瓦,挣点学费。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数十年的吕发海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有次在唐徕渠钓了两条鱼送给他尝个鲜,他硬是付了钱,一再叮嘱下次别这样了。吕发海的爱人是迎宾楼的厨师,做得一手好菜,他到老吕家串门,吃了两顿饭,感慨地说,饭香得很,只是以后再也不敢吃了。说起这两件事,吕发海至今感叹不已,说他是个不占公家和任何人便宜的人。

马连清同志在工作上对党忠诚,对组织负责,对工作事业极度负责任,他每天想的是如何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好,如何让党委、政府的后勤工作为中心工作高效服务,却从不为自己职务的变动向组织和领导提要求。极左盛行的年代,家庭出身和成分影响了他职务的提升。他是个无怨无悔干工作的人,组织安排什么工作和职务,他从无怨言。一些老同志和亲友说,按照他的资历、学历以及少数民族干部的身份,又曾在西北局工作过,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做出了贡献,早应担任更高的职务了,但他说相比那些牺牲的先烈自己是幸运的,竭尽全力做好每一项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他是个把为党做好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也是忠厚善良谦和的人。

马连清更是一个对家庭、子女极为负责的人。在艰难岁月里,马连清与老伴为儿女们的成长、发展、进步操劳。“文革”期间,社会上流行没有文化光荣,一穷二白荣耀的论调,受此影响,一些人不重视自身的学习和对子女的教育,热衷参加各类造反组织,干一些荒唐事,受过高等教育的马连清却深知道德知识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在政治环境动荡、经济困难、生活负担重的情况下,马连清把子女们一个个送进学校,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鼓励支持、教育影响孩子们努力学习,正直做人,把良好的品德和教育给了孩子们,在他的精心培养和教育下,孩子们全都考上了大学,在党政机关、金融企业等不同领域均有建树,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堪称乡里典范,族中楷模。良好的家风,优良的传统,高尚的品德,成为子女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这是马连清子女们发自内心的共同感慨。

晚年的马连清不时思考着人生,思考着社会,每有感慨,常吟诗抒怀。1990年,六十八岁的马连清被“四化”建设的热潮所感染,以“勤奋”为题作诗抒发自己老当益壮、为四化建设“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心情:“少壮勤奋理应当,年老不可自荒唐。古人七十称为稀,而今八十尚强壮。各抒所能为社会,且为四化献主张。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莫道白发皆无为,姜翁八十辅周王。”

晚年的他患有阑尾炎、前列腺增大、胆囊炎、白内障、疝气等疾病,曾先后做过六次较大的手术,性格坚韧的马连清,与病魔抗争,把从容乐观的身姿留给家人子女和亲友。

马连清88岁为影集题诗

2004年8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老年政策委员会,将他的事略收入大型文献《开国将士风云录》第一卷中称:“该同志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在共产主义旗帜和革命进步思想的感召下,毅然奔赴革命战场。参加革命后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听从党的调遣,服从党的命令,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时处处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贡献。在被党培养、提拔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后更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始终善于积极加强政治学习,积极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和表彰奖励。”

2016年春节马连清与子女们

在2016年9月19日马连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区政府办公厅领导代表组织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马连清同志在党的培养和教导下,由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他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勤劳奉献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他始终做到对党忠诚,模范遵守党章;他政治立场坚定,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他关心群众生活,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他一生简朴,为政清廉。他离休后,仍乐于奉献,发挥余热,始终关心着党的事业,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这是对他的最好评价。一个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留下的生命轨迹各有不同。马连清用厚重的践行崇高理想信仰的生命轨迹,诠释了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作者简介:拜学英,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