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承史
1． 杨魁山的塑像
杨魁山
客观地讲，对于杨氏彩塑艺术传承历史，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杨氏彩塑第四代传承人杨栖鹤老人。作为承上启下的杨氏彩塑的关键性传承人，他不仅是杨氏彩塑技艺的传承者，而且是杨氏彩塑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亲身经历了杨氏彩塑兴衰起伏的沧桑之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对家传技艺的担当精神，再续了这门传统艺术的美好前景。“文革”时期，杨氏彩塑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前三代传承人用毕生心血总结出来的画诀和粉本基本付之一炬。杨栖鹤后来硬是凭借着前辈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积少成多，且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不断摸索、举一反三、大胆实践，终于将杨氏彩塑艺术的理论体系规范化和系统化。面对前三代传承人的学艺从艺经历，2000年，依然耳聪目明的杨栖鹤老人娓娓道来，思路极其清晰。可见对家传技艺的情结已深深地融入他的血脉之中，挥之不去。
在讲述他的曾祖父杨魁山（1813—1884年）学艺从艺史之前，杨栖鹤首先叙述了一段他的曾祖父杨魁山的父辈兄弟五人合力修建“八卦转角楼”的故事。
据传杨家五弟兄名字分别为正春、来春、德春、时春、旺春，职业涵盖铁匠、石匠、木匠和画匠，技术都是一流的。在清朝中期，兄弟五人应甘肃省静宁县石咀乡村民的邀请，怀揣着各自的绝技，开始修建一座八卦转角楼（戏楼）。开工后，其他工种进展得很顺利，但是木工出了点问题，大哥正春既是工程总指挥，又是木工总头。五弟旺春是他的得力干将，因长期在大哥的手底下干活，觉得很委屈，也想独自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直接提出这次工程的木活由他独立完成。大哥很爽快地答应了，便把尺子交给他。当然五弟很努力了，不论是椽子还是大梁、立柱的尺寸，他都亲自丈量，生怕出现问题。但是立木上梁的时候问题还是出现了，檐口两边最显眼的两根柱子各短了三尺，接不到主梁上，按行规是要自己赔偿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五弟傻眼了，头上直冒冷汗，瘫坐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天大的失误呀！
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大哥的身上，谁知大哥早有准备，派人从木屑里抬出两个虎头吞口，卡在截断的柱子上，大小刚好，既弥补了短缺的柱子，又增加檐口的艺术性，一举两得，顿时现场想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五弟跪在大哥的面前，声泪俱下，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觉得你不好好教我手艺，一直让我干基础活，捉尺子的活我靠边站，我想不通，鼓起勇气向你大叫板，没想到我还是学艺不精呀！”大哥说：“在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通过这件事，你完全成为一个大匠人了，只是在细节上还需弥补。”
从此杨家五弟兄名声大振，成为当地手艺行当中的领头羊。这座八卦转角楼历经200多年的风吹雨淋，坚挺地矗立在石咀乡（原石咀中学内）, 1958年破四旧时被拆掉了，我亲眼见过，可惜没有留下照片。
通过这件事，有力地佐证了杨魁山的前辈们也有着较深的从艺基础，不知何种原因导致中途断代、失传。不甘失败的后辈们重新拜师学艺，延续了杨氏彩塑的技艺，可惜缺乏文字和实物资料的记载。
杨魁山是杨氏彩塑第一代传人。据我爹讲，我曾祖父杨魁山曾经拜本乡温堡村人称“温泥神”的温师傅为师，姓名和生卒年我都不记得了。
关于温泥神的学艺经历，颇有一段传说：温泥神和家住一山之隔的甘肃籍古城乡程梁村的朋友王鹤清是发小。他俩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从小家境贫寒，但都不甘于现状，童年时为了混口饭吃，两人给小梁村的地主方老爷家放羊。临近冬季，方老爷家请来陕西的丹青师傅装点门脸，彩画房檐。两人好奇地驻足观看，久久不肯离开。恰在这时，路过的方老太太当着众人的面特别不高兴地说：“你俩天生就是放羊、背牛粪的。不挑你的牛粪去，看这些技术活没啥用。”当时身心受到极大打击的他俩丢下手中干活的工具，憋着一口气，愤然离开方地主家，决定结伴而行，前往陕西学习这门手艺。正是这几句充满讽刺的语言改变了他俩的命运和后来的生活方式。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幼的两人背负着极大的压力，乞讨流浪，数月后漂泊到陕西的武功县。据说当时在武功县城旁边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庙宇，师徒数十人在那里塑绘神像，他俩先在那里扎下脚，慢慢地混熟了，就帮师傅研颜色，脚勤手快的两青年很快得到师傅的赏识。据我爹讲那位师傅姓刘，姓名和家庭地址都没有记住。得知他俩的来意后，师傅欣然答应收他俩为徒。在行完三叩九拜之礼后，他们便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艺生涯。他俩在异地他乡相互鼓励，克服思念家乡的苦闷，全身心地投入到学艺的过程之中。白天帮师傅干活，晚上住在简陋的古庙里相互探讨，将师傅白天传授的心得记录下来，渐渐地积少成多，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
三年的时光稍纵即逝，对于一门艺术性很强的手艺来说，很难达到一定的水平。为此，他俩狠下功夫，不分昼夜地钻研，且分工明确，温师傅主攻彩塑，王鹤清主攻绘画，两人相互配合，苦练技艺。风雪夜，蓬荜陋室，荧荧豆火之下，两人聚精会神地练习技巧。鼓打三更，他们伸个懒腰；雄鸡啼鸣，他们打个哈欠；旭日临窗，他俩精神抖擞。渐渐地他俩掌握了这门艺术的基本技巧，并且达到了独立创作的水平。刘师傅被来自六盘山下的两个年轻人的执着和钻研的劲头感动，便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手艺传于他俩。按照古代的规定，学艺的三年当中，是没有工资的，一般人很难熬出头，更不要说学到手艺了，恰恰这两个年轻人都做到了。出师时，刘师傅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俩，就凭你俩现在所学的手艺，回到你们家乡，绝对能闯出一番天地，不要辜负为师的授艺之道。
2． 杨氏祖传的神谱
3． 杨氏彩塑前三代传承人的遗作、手稿
4． 老祖先研颜色的石具
5． 杨氏祖传彩塑工具
辞别师傅后，他俩风餐露宿，踏上了回家的征程。有天晚上，住在一座破庙里，里面供奉的是龙王爷。传说，龙王爷当天晚上三次托梦于王鹤清，说要让他俩带自己的铁桩到王鹤清的家乡去。第二天，为验证事实，年轻胆大的哥俩把那尊龙王像打掉，结果里面的确有一截一尺多长的铁桩。这下哥俩无话可说了，只好恭敬地把龙王的铁桩带回家乡来。征得家乡族长的同意后，俩人将这截铁桩塑在当地上李村的龙王像内加以供奉，人称“铁头龙王”。并且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都要给“铁头龙王”唱一台戏，以示纪念。虽然在“文革”破四旧时，这截铁桩惨遭遗失，但在改革开放初，有一信教群众找到，我又将其塑在像内，从而又恢复了“铁头龙王”的原貌。
可以说这一虚虚实实的传说，既佐证了两位老艺人学艺的艰辛历程，又用铁的实物资料证实了他俩在陕西学艺的事实。我年小时清楚地记得，在我村的大王庙的梁记上写着道光辛巳年（1821年），塑造“大王像”的简记。画匠是王鹤清和温泥神，会首是族长杨正春。由于温泥神和王鹤清极度保守，除了我曾祖父，再也没有徒弟出手。
有关曾祖父拜温泥神学艺的经历，我知道得不多，按时间推算，可能就是在我村塑“白马大王”时，拜师学艺的。据我爹讲，我曾祖父学艺时，在三年的学徒生涯中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在第四年终，我高祖父借钱买了一个煮熟的白条鸡，登门求见温泥神，期意打动他，看能否付给我曾祖父一些工资，添补着过个年。据说，温泥神把鸡吃掉后，只字未提钱的事。我高祖父伤心地说 ：“我给温泥神养了个儿子。”我曾祖父安慰其父：“爹，让我再学一年，充实充实就可以出师了，咱们再熬熬吧。”
杨魁山是当之无愧的杨氏彩塑的第一代传承人，据我家的老家谱记载 ：“仪泥捏兴，荐其山为头（山为杨魁山），弃乡访师迹，修觅周风祖，苦报艺悟深，三载掌门人。”现存杨魁山从艺的实物资料，有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周坛祭时，眷属、亲谊所旌颂的条幅，其中对其不平凡的一生和精湛的艺术作了特别的叙述和评价。这两面条幅是杨氏家族保存最为久远和完整的实物资料。
据传，杨魁山中年时期，技艺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曾连续三年获得在平凉府塑“春牛”的资格。
“春牛”是劝农民春耕的象征性的牛，用泥捏纸糊而成，也叫“土牛”。古时习俗，在立春的前一天要进行迎春仪式，由人扮成主管草木生长的“春官”，负责这一仪式。在六盘山地区，每年打春的这一天，县太爷把本县各行各业的一些代表请到县衙里看戏，并叫他们拿上各自的劳动工具，如农民拿上锄头，铁匠拿上铁锤。春官要带上事先做好的“春牛”和一条毯子，到县衙后，把毯子铺到大院里，春牛放在上面，然后观看演戏。看戏时，县太爷总是把春官特别请到自己的身边坐下。有时还开玩笑地问道 ：“我是七品官，你算几品官呀？”春官笑答 ：“我是十品官。”县太爷说 ：“哈哈，比县官还大三品呢！”戏演到打春的时候，据说在县太爷家的地下挖的一个小坑里所放的鸡毛，会因节气已到，地气热了，往上飘动，这时，戏就暂时停演，由县官领上各行各业的代表们，拿上各自的工具，来到中院，把“春牛”打烂，众人把春牛肚子里的五谷杂粮和各种吉祥物哄抢一空，然后把毁坏的“春牛”烧掉，这就算“打春”了。
因塑“春牛”而名声大震的我的曾祖父杨魁山带领儿子杨廷辅应邀成功完成了平凉府城隍庙内的彩塑和彩画工程，在同治二年（1863年）得到了时任知府田寿增亲笔题写的匾额“艺德双馨”（“文革”时毁坏），并被誉为 “周边十署第一塑匠”。
当时有一段关于我曾祖父作画的传说：地处平凉城北边的回民北大寺请我曾祖父彩画清真寺，我曾祖父顺手在墙上画了一幅《孔雀戏牡丹》，阿訇看后赞不绝口，但是回民忌讳带有眼睛的画面，左右为难的阿訇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用红笔在孔雀的脖子上画了一笔，表示已经杀掉了，没有生命了。这样一来，精彩的画面保住了，信教群众在感情上也能接受了。这段故事一直在当地广为流传。时至今日，我曾祖父的彩塑作品全部绝迹，唯一传世的是他的一个木雕笔筒，做工非常精细，造型也很独特，可惜这件作品不在我的手上。
6． 杨廷辅的塑像
7． 杨廷弼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