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活花絮

生活中的曲折很有趣，写回忆时舍不得割弃。

炸药包和手榴弹

1974年5月中下旬，宁大组织了学生和教职工的学军活动，为期3周。训练内容包括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占30%，军事训练占70%。在训练期间抽出1—2天进行了一次短途拉练，行程在80里左右。虽然把教职工都编在连队里，但是只在宁大校门对面的沙滩上挖战壕，在校内挖防空洞，作为备战。搞步枪射击训练不多，而且似乎没有一般教师参加。这次学军活动是我在参加军事训练中接触战术最多的一次。在大学只参加过小口径步枪的射击训练班；用步枪打靶，我这是第一次，成绩虽不太好，但都没脱过靶，算是中等。点燃炸药包的训练是在大家挖过的战壕那里，虽知军训用的炸药包威力不大，旁边又有人指导，但在等待时还是有些紧张，到真正操作时反而镇定下来，轻松地完成了。摔手榴弹是在学校北边新挖的战壕里，以前作为体育项目虽然练习过多次，但成绩都不够好而且不稳定。这次扔真手榴弹，没有助跑，从战壕里直接扔出去，很担心出差错。结果虽然扔得不远，还算可以。个别人就没有扔出去，让在旁边指导的解放军同志冒生命危险把手榴弹及时补扔出去，避免了一场事故。

设陷阱抓贼

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有一段时间教学还算平稳，科研也有成果。1973年晶体管车间研究试制成可控硅电镀电源和晶体管电机断相保护装置，数学系试制成台式电子计算机。工厂生产和系内科研也还在进行，如晶体管车间试制成新型低频大功率管，机电车间的点焊机成批生产。物理系由曹慰慈、李广锡、贺谊、蒋振国等试制的晶体管电视机也成功了。下面几张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晶体管车间女工操作

机电车间的点焊机准备出厂

只可惜晶体管电视机试制成功后，虽然有许多自治区的领导前来视察，但学校没有组织生产，也没有转让给校外厂家生产。不久彩色电视机问世了，物理系购买了一台供教学演示，那时彩电还是稀罕之物，系里禁止将此事对外宣传。可那时的彩电天线必须架在楼顶上，很惹眼，有人就起了贪心，溜门撬锁把彩电偷走了。房顶的天线没有用了，有人想把它收起来，我和几个人分析，当时没有天线是收不到电视的，单买天线很难而且引人怀疑，所以那个小偷很可能再来偷天线，建议把它继续留在房顶做诱饵。我白天在罗家庄农场实验室，晚上常常备课到深夜。一天深夜，负责保卫工作的杨明同志突然来敲我的门，他听到物理楼下响动估计是贼来了，就近只有我家亮着灯，就约我一起去抓贼。我们俩一个从校门里一个从物理楼东对盗贼进行包抄，终于人赃俱获，盗贼在找他的车时借机跳入湖中企图逃跑。这时天已亮了，我们又叫来几个人对他进行围堵再次抓获。经询问知道他是附近一家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厂里已经推荐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到清华大学读书，他想在入学前与女友结婚，但女方家长太苛求，其他都已购置齐全，但缺彩电就不让结婚。他偷了彩电不能用，又逼他来偷天线，终于被抓。我为这年轻人很惋惜，女方家长浑，而他本人也太糊涂，一念之差，葬送了大好前程。

检验晶体管电视机试制效果

加紧锻炼的是生活能力

我有一段时间似乎业余时间略多。我在北京师大的一位同学就利用这段时间掌握了两门外语。而我却无法搞业务，错过了人生这段黄金时间，成了终生的遗憾。那时打发业余时间除了应付必需的生活之外，男的盛行打桥牌，女的则织毛衣。我不喜欢打牌，常被拉去凑数。有一次被拉去，竟然让我陪到通宵。从此我拒绝了打牌，开始学织毛衣，多次的拆织，终于给自己织了件合身的毛衣。这似乎有些无聊，但加深了我对有志者事竟成的体会。接着又给儿子试做中山装，不会剪裁，就把破衣服拆开，比着它剪裁，用手摇缝纫机缝制。袖子拆改了多次才算弄好。

我学会了驾驶手扶拖拉机

生活相对稳定后，两个孩子从河南姥姥家接回来了。那时各种供应日益紧张。主副食的定量标准是，每人每月油半斤、肉半斤、粮27斤（富强粉2斤，大米5斤，其余是标准粉和杂粮）。在商店买面包、点心，到饭馆吃饭都要粮票，从粮本中退出粮票也不容易。那时生活水平很低，吃饭以粮为主。一般人要吃36斤以上，重体力劳动要在45斤。我们夫妻俩刚入中年，两个孩子分别上中、小学，正在长身体。按当时供应标准，都吃不饱，缺乏营养。老城的北门外早市有1斤几块钱的猪肉卖，而供应的只有6毛多。宁夏人养狗只为打皮子，一整只狗只需2元。我们买不起猪肉，偶尔会买到狗肉。粮食统购统销，不许私人买卖。农民卖的大米1斤要7毛钱，而供应的只有1毛多。为让孩子们吃饱，再贵也得下狠心买一点。后来发现火车站供应旅客的饼子不要粮票，从铁路西边穿过农田和水坑，有一条极窄的小路，可以溜进火车站。我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在火车进站时赶到车站买上十几个饼子，给孩子们补充。肉很少，鸡蛋也难买到，为了补充营养，我们养了兔子和鸡，开头搞了个鸡兔同笼，发现不行后，只好分开给它们砌窝。兔子圈养喂菜叶，偶尔给点麸子，居然养得很肥。鸡食也是菜叶、麸子和蛋壳，晚饭后还要把鸡放出来活动。通过不断选择淘汰，最后留下来9只，下蛋的旺季，每月可以收到200枚鸡蛋。我还学会了如何杀鸡、宰兔子和相应的烹调。鸡肉、兔子肉和鸡蛋成了我们夫妻俩工作精力旺盛、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

楼房仍然没有暖气。做饭、取暖都得烧煤。块煤价贵难买到，混合煤或煤末也得要到几里外的煤厂去买，星期日借到拉拉车去运回来，再借筛子筛出煤块，用背篼背到楼上，煤末留着做煤饼。学校附近已经没有黄土，还需到远处去找，好拉来和煤。土、煤比例要合适，土多不好烧，土少容易碎。煤饼和好后先摊成一大片，然后切开，以便晒干后便于往楼上搬运。和一次煤饼占用一个周日，不得休息。1974年以后，为了教学联系三机一泵，系里购买了手扶拖拉机，我和爱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去练习驾驶，没有方向盘，全靠两手扶着掌握方向，弄不好就会出闹出事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俩都很快学会了，不但可以教学示范，星期日还可以借用拉煤和黄土。1975年，新市区煤厂开始有煤球出售了，借用手扶拖拉机拉煤球，省了不少和煤饼的时间。

四进七挪“拐角楼”

拐角楼是1959年最早兴建的楼，主要作为单身教师和双教师家庭的宿舍，曾获“教授摇篮”的美称。这只有13.5平方米的房间见证了宁大生活艰苦住房困难时期的历程。我退休前，超过1/3的时间与拐角楼结缘，印象不可磨灭。

第一次入住拐角楼是1960年8月，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行李卷、一个放着衣服和生活用具的帆布箱、一破纸箱书、一辆旧自行车，还有一小木箱煤。木板床是学校的，吃饭在食堂。一个多月后，我就把全部家当搬到永宁，我自己到四川进修去了。进修回校时，我和四位教师合住在拐角楼最北边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床、备课桌、书架、火炉挤在屋里，行李只好堆起来，屋内只留一条狭窄的通路。人多空气本就不好，窗户和烟囱都朝北，遇到烟囱倒风就会把人呛着。白天有的人去上课，备课还清静一些，晚上大家都把机动粮打回来轮流在火炉上做夜宵，比较热闹，备课就无法专一。偶尔我爱人来银川办事到这里住，其他3位老师就得到别的房间去挤，很不方便。精简下放让教职工减少了，我被调整到两人一个单间的宿舍，挪到楼的西北部，窗户朝西，风沙很大。我爱人刚调来时，住房往南挪了一下，窗户仍然朝西，大风一来，满屋沙土。隔几分钟擦一次桌子，还是厚厚一层沙子，只好把窗缝都用废报纸条糊起来。纸条吹开了，沙子照样往里灌。随着校内外大量植树和学校对面单位增多，风沙才逐渐减少了。

三校合一成立宁夏大学时，住房又紧张了。物理系多数系委会成员都搬到主楼四楼，住宿与办公合一。乔立恭和张先畴合住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我和爱人、岳母、小姨、儿子五口人合住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用两个书架把房间分割为两部分，我和爱人住在外屋，备课、接待人比较方便，另外三口住在里屋。我们在北端。彭玉珍住在南端20平方米房间，兼做党支部和系秘书的办公室，后来王岳调来也住在南端20平方米房间，兼做党支部书记、系负责人的办公室。半夜常听到学校对面沙滩上的狼叫，夜深瘆人。现在臭虫都不见了，可那时盛行。王岳老师假期回家存放在我家的箱子爬出了不少臭虫，从此我家也有了，用开水浇床板缝，再撒上六六粉把床板缝都糊上，也难根治。学生宿舍更严重，每学期都要如此折腾一次。

1964年以后主楼四楼北半部分配给别的系做办公室教研室，物理系的教研室位于南部，我们家第三次住进了拐角楼，这时楼边的杨柳、沙枣、白杨都长起来，环境好了一些。我们住过南门上二楼附近的西侧，斗批改期间挪到最南端东侧，后来又挪到西侧，在那里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疏散到永宁又搬回来我们第四次住进了拐角楼，开头住在东侧，招收工农兵学员生活相对稳定后，把两个孩子接回来，住房又挪到了西侧。大约在抓偷彩电的贼后不久，我们的住房又挪到了东侧。四口人住13.5平方米的房间太挤了，只好放两张单人的双层床，一张上下住两个儿子，一张下铺后边加一块木板，下面用小凳支起，住我们夫妻俩，上层放箱子和其他物品，两个书架装满了书，一张三屉桌给妻子备课用，一张单课桌给大儿子写作业。我没地方待，白天和晚上都在实验室工作，只有吃饭、睡觉才回家。屋里其余地方还要放置洗漱、做饭等生活物品，冬天火炉还要放在屋里，天不冷时就在楼道做饭。大家都在楼道做饭，弥漫的油烟把拐角楼熏得黑乎乎的。有的人晚上使用电炉，常造成断电，弄得漆黑一片。孩子一天天长大，经过多次申请， 1974年总算在我的斜对门给了一间房。不幸的是它的隔壁就是失修的厕所，楼上和隔壁的脏水把隔墙都湿透了。墙上的灰不断往下掉，弄得屋子里又潮又臭，人只能住另半边。熬到1975年，学校沿街盖了新楼，让我们搬了出去。回想起来我们是四进四出拐角楼，光在拐角楼内挪窝也有7次。这美其名为“教授摇篮”的拐角楼，有时把我们“摇”得舒服，有时又“摇”得痛苦。

晦气的一天

宁大最南头临街处，原来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洼地，经常积水。后来把洼地垫平，盖起了1号楼、2号楼，大家习惯称其为东楼、西楼。1975年东楼交工后我家获准搬到一楼。现在的1号楼是2001年开工改造过的，已经把两套房合并成一套。当时1个单元住4户，厕所是两家共用一个，很不方便，有时还会闹笑话。每户的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分一间里屋和半间外屋，北面半间是小厨房。外屋太小只能放个单人床和三屉桌，大孩子在上高中，住在外屋。我们夫妻俩和小儿子住里屋。次年小儿子也上学了，搬到了外屋。经学校照顾，让大孩子搬到四楼上，与一位单身教师共用一套房。冬天没暖气，为了节省空间，又能充分利用煤炭燃烧的热量，我们在里屋砌上火墙。外屋砌上土炉子，直接取暖，烟道经火墙，再接上烟囱通往室外，烟囱口设有防备倒风的装置，里屋还算暖和，我俩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了一番。不过，有时还会倒风，里屋就比较冷。外屋虽然有炉子，但前后门直通，人经常出入，一直不暖和。开头楼前临街没有院墙，只好又自己动手砌道矮墙和像篱笆的“门”，楼门前砌了鸡窝，很像农村的小院。后来楼前砌起了院墙，但是学校的小门和豁口太多，校内外仍然是四通八达。

1976年5月16日，银川地区举行大型集会，我借着不在系里的机会逃避了开会。可就在这一天里我家接连被偷盗，严重影响了全家的生活，十分晦气。

先是清晨发现，我家精心喂养的鸡被贼一锅端了。那时宁大没有院墙，偷鸡的事时有发生。不过，拐角楼下的空间大，我买了铁丝网拉着，我家没有被偷过。搬到东楼没多久，鸡就被偷光了，我们当然情绪很沮丧。丧失了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我们俩在超量工作下保持旺盛的精力，我必须另外想办法增加营养，这是既浪费时间，又加重经济负担的事。算了，自认倒霉吧！

谁知下午买菜时，又把手表给丢了。那时常吃的大路菜，只有三四分钱1斤，虽然不贵，可是供应点少，要到现在的北京路北侧去购买，而且时有时无。菜一运来，人们就要排长队等候，十分拥挤。我好不容易买到菜，正高兴地看时间，发现表丢了。那时手表是三大件之一。上海表价格是120元，要凭票购买。系里轮到我领了票，还得借钱才能买来，几个月后债务才能还清。我以前主要凭经验掌握讲课时间，需要细致掌握各教学环节的时间时，就提着家里的马蹄表去上课。买了手表后掌握时间的那种感觉逐渐淡薄了。现在手表丢了，我只好再提着马蹄表去上课了。接连两次被偷，太晦气，让我记住了这一天。

夜间露宿防地震

1976那一年天上流星雨多，地上旱涝灾害多，银川防地震闹得凶。从初夏开始就让预防地震，实验室和家中都采用些土办法用震动提示地震的发生，随时做着向室外跑的准备。到了暑假变得十分紧张，警告大家不要在屋里睡。虽然是在暑假期间，我白天仍然在罗家庄农场加班搞实验室建设，迎接下一期短训班。晚上，就和全家一起防地震。为了防震又防蚊，大家都砍树枝搭抗震棚，校内外树木经受了一次劫难。我们也在楼前空地上，用树枝搭起一个棚，挂上蚊帐，一家四口人挤在里面。考虑到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地震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就睡在露天抗震棚里。其他时间我觉得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不愿再挤着睡，独自回家睡个好觉，保证白天精力足，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