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四种危险”形成的主要成因

“四种危险”是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风险、考验、阻力与挑战的高度概括。这个理论概括也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高度自觉以及强烈的政治自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正视危险、分析矛盾，并最终化解危机，以彰显政党治理的最大优势。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四种危险”的成因，对于采取科学有效措施防范化解“四种危险”至关重要。本章主要从外部环境成因、政党自身变化、社会文化成因、体制机制弊端、大党老党治理难题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节 外部环境成因

政党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个政党的产生、发展及其职能的实现都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就国情而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发展阶段、国家和社会结构、民族状况等都对政党的外在状态产生重要影响；就世情而言，世界形势、思潮碰撞、国际政治、周边关系等都对管党治党有较大的影响。

一、国内情况的复杂

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和改革攻坚期与深水区，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处于急剧地变动之中。革命战争年代，严酷环境导致的“逆淘汰”效应始终使党处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须臾不可懈怠。在从封闭半封闭经济社会向全面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外部环境的冲击与影响、思想文化的激荡与交锋，都是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挑战、风险和考验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变化了的国情。但是，在急遽的变化中，部分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并没有能够适应，或因既往成绩而遮蔽了双眼，或因既定格局而束缚住了手脚，或因不良风气而受到了腐蚀。

（一）群众构成分化所带来的政党治理难题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复杂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即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由总体性社会向比较分化的社会转型。由于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方式多样化及群众的经济地位、组织运行模式、互动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众构成出现了分层化、组织化、社会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随着群众身份分化重组，不同阶层群体出现了利益构成分化、收入差距扩大、思想观念多元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党群关系和群众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分层化。“分层”原来是地质结构研究中所使用的名词，指地质构造的不同横断面。社会学家在研究中也发现“社会结构中也存在着差别、不平等，在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如同地质结构一样——也存在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①。随之，“分层”的概念被移植到社会结构分析当中。在传统的党群工作当中，群众的指向就是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伴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社会信息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早在2002年，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等学者就以占有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的状况为标准，率先提出了“十大阶层”理论。虽然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在社会学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群众分层化的出现，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兼具工人与农民身份特征的农民工群体、社会管理者群体等等。群众分层化，意味着党群、干群关系处理起来将更加复杂，这就对党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兼顾到各个群体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脱离群众很难避免。

第二，组织化。提升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对于社会治理理念的培育以及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基层群众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容易处于劣势地位，当利益无法实现时，往往会采取个体极端抗争或者其他具有破坏性的行动，这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①又会成为规模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随着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尤其是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的兴起、志愿者组织的蓬勃发展、业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途径、法治化水平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统一诉求力量的两面性同样值得关注。

第三，社会化。“单位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人员身份的称谓，其主要特征是国家实行统包统配的人事制度，严格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分配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通过单位直接管理的“单位人”数量急剧减少，数以万计的“单位人”主动或被动地从单位中剥离出来，从全面受管的“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人”。即使仍然是“单位人”身份的那些体制中的人，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也能够“充分享用越来越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权利”②。社会化程度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但是也会给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监督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第四，网络化。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组织网络化、虚拟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网络化是一种“自组织的契约结构”①，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2%，网站数量为518万个。互联网的整体设计核心理念是“去中心化”，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网络化自组织，就有可能“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项目以及各自的特点、专长和意愿，去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产生各种价值”②。网络因素的介入使政治参与有了新的可能，它突破了时间以及空间的局限性，政治参与的主体由“现实生活中的公民转变成虚拟空间的网民”③，使得整个政治参与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并且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通过互联网实现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拓展。

（二）信任危机

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党，一旦失去社会公信力，陷入信任危机，那么它无论办什么事情或表达什么言论，都有可能适得其反，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民无信不立”，这是中国古代对于政权公信力的精辟总结。公信力的丧失就是民心的流失，一旦丧失公信力，就有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料的情况。“塔西佗陷阱”是“公众对政府失信行为情绪化的极端反应，是领导者道德危机、能力危机以及政府管理体制危机的预警”④。

第一，因政府失信而引发的信任危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信用稀缺”⑤的困境。政府失信是阻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之一。造成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职能定位的错位、外部环境的影响、服务观念不强、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驱动等等。不论理由有多少，公信力流失所造成的恶果是有目共睹的，它可能使政府脱离公众、政党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的利益相悖。比如媒体频繁曝光的多地招商引资中的失信问题、政府工程结算和清偿问题、人事聘用的期限问题、政府贷款的偿还问题等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来自这个超大规模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如果政府失信问题得不到解决，将积累成对执政党的信任危机。

第二，因权力寻租而引发的信任危机。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①。党员干部权力寻租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将权力商品化，利用手中权力达到获取个人好处的目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都是典型的权力寻租形式。权力寻租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经济领域存在无法控制或者不易控制的“灰色地带”，使得权钱交易具备内在冲动和外部条件，从而使腐败得以蔓延。权力寻租存在的另外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一些部门或个人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和约束，很多地区交通领域前“腐”后“继”的权力寻租现象正是这一状况的反映。与权力寻租相伴而生的特权思想、权力异化等问题都对政党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因权力运行不透明而引发的信任危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②权力的特性，决定了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教育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公职人员，还是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公职人员，或者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腐败问题上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公开运行和党务的及时公开，是可以制约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因为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可以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最大限度化解其负面影响，保证权力的正面效应最大化。

第四，因领导干部道德失范而引发的信任危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党员领导干部就是一面旗帜、一根标杆和一个坐标，具有高尚道德和人格魅力的干部会在群众中产生无形的吸引力和强大的号召力，反之失去的则是群众的信任。个别党员领导干部道德失范，尤其是为政道德的失范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领导干部为政道德失范主要表现为：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跑官要官、卖官鬻爵，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等。虽然个别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现象并不能代表党员干部的主流，但却败坏了政党形象和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培育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社会心理失衡与信仰的迷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首先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必然导致人们心态的失衡，引发群众对党的现行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严重地影响党群关系。社会不公不仅是破坏党群关系的深层次的问题，而且会引发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社会不公使一些社会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也逐步被边缘化，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逐渐下降。社会心理失衡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心态问题，更成为转型期的“社会流行病”。

整个社会心态所投射出的是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2014年9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梳理提炼，“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位列十大病态。社会心理失衡的问题不解决，影响的不仅仅是群众的精神状态，更是干部队伍群体能否保持不懈奋斗状态的极大考验。

二、国际局势的冲击

世界各国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而曲折；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过程充满了各方的利益博弈；军备竞赛、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很大变化，更趋复杂。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时间处于低谷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主张或主义的高度相信和尊敬，并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①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共产主义“失败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关。

第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令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重创，社会主义国家在数量、综合实力、党员数量和整体影响力上都大幅度削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虽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不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某种模式的失败，但是种种历史现象表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潮。通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是进入平稳发展的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发展遇到许多挫折的社会主义阵营”②，在这种情形下，部分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容易出现信仰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被逐步淡化和边缘化的危险，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就难以避免。

第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国外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虽然总体上从初期的动荡、混乱、衰退中稳住了阵脚，但发展空间仍然有限。世界上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不发达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暂时得不到充分的体现”③。在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共产党的生存、发展仍然艰难。总体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特征明显且历史较长的传统政党，国外共产党被日益边缘化，在西方敌对势力加快遏制、分化和西化的严峻考验面前，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新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全世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信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这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也一个过程。“全球化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其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与活动、交往与权力实施的网络。”①不可否认，全球化冲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使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并且随着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全球范围内的互相交流和影响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国与国之间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频繁往来和交流，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国家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锋，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思想也影响着共产党员的精神世界。

信息化的高潮源于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根据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浪潮、工业浪潮和知识浪潮三个阶段。知识浪潮是指“由于重大技术和知识变化引起的社会变化，它以电脑为标志，采用的是知识化、多样化、小型化、个人化、分散化和产销一体等原则”②。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意味着国内外信息交流与传递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向扁平化过渡的趋势更加明显，群众获取国外相关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而多种声音的并存并不会减少信息沟通失真，反而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形的发生。全球信息化意味着大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技术屏障逐渐消失，意味着权力的运行和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和民主。

全球化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信息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优势互补，大大增强了传播效果，在传播西方思潮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汹涌的信息大潮中，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信息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倒流向发达国家的则较少。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鸿沟”，使西方在信息传播领域占据有利地位，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居高临下，以强势姿态冲击中国的文化自信。

“全球化最终表现为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①全球化进程中的信仰冲击问题，人的因素同样至关重要。一是在经贸交往中，由于我国在部分产品的品质、所传递的消费文化等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引发部分党员盲目崇拜发达国家的生活理念。二是西方强势的娱乐影视文化所不断灌输的个人英雄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其强大的文化输出功能影响力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性强。三是文化交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大力推进与发达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在这一过程中，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进入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四是学术交流途径。20年代80年代中期后，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宗教等一批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题讲座、报告会、论坛、学术研究会等学术活动。这些学术活动对活跃科研文化氛围、培养学术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排除个别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教授借助一些学术交流场合和平台，别有用心地兜售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蔓延。五是民间交流途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旅游、留学、探亲访友、非政府组织间的交往等各种民间交流愈加频繁，党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触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价值观念，这种印象的长期加深和固化带来的就是信仰的迷茫与动摇。

（三）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渗透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在当代世界政治思潮中居于重要地位，这是由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地位和影响力所决定的。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当代西方通过各种途径跨国传播其思想与理念，抢占信息空间，争夺信息资源。在各种思潮冲击中，有些思潮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偏见，这些思潮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或者宣扬封建迷信，或者传播消极、腐朽、颓废的思想观念；还有些思潮夹杂着一些错误、腐朽甚至反动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潮严重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要严防在西方政治思潮强势渗透下逐步削弱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危险。

第二节 政党自身变化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历史方位的转变、时代要求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发生着改变，突出表现在党员数量和党员结构、党内民主和党内生活、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方面。在政党自身变化的过程中，有一些负面因素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或者说解决方法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四种危险”的出现。

一、党员数量和党员结构的变化

党员数量和党员构成属于政党有形的“硬件”，其变化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清晰的观感。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以及党员结构的持续优化的确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但是如果仅仅重视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就无法凸显，甚至会削弱整个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一）党员数量与党员质量的辩证关系

对于党员数量和党员质量的关系必须辩证地看待。的确，党员数量的增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总体而言，目前党员队伍、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年轻、文化程度高、年富力强、知识结构新、有朝气、有闯劲，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很大的优势。但是一部分年轻党员干部的生活经历单一，成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深入了解，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艰苦生活和基层群众工作的锻炼，党性修养不高、党员意识不强。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人民群众对党员的期望看，一些党员的素质与这些要求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

表2-1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占全国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共产党员网。

（二）党员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从党员结构来分析，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结构处于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党员队伍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分布结构还有一些不够合理的地方，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第一，党员老龄化问题已经有所显现。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一定数量后并继续增长的过程”①，这是一种全球性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向。而中国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党员老龄化的问题，党员变老的速度比人口基础的增加可能要更快。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中老龄化的趋势已经逐步显现，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党员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老党员数量多，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整个队伍创新活力和吸引力与号召力下降的可能性。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员老龄化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表现十分突出，加之农村老党员学历普遍偏低，这就意味着农村党员队伍在接受新理念、学习新技术等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党员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第二，非公领域党员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管理难题。从党的基层组织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传统的行业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各种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同时，由于就业形势的多样化，流动党员不断增多，党的基层组织不仅面临如何在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设置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怎样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的问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及缺乏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党内民主和党内生活

党内民主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广大党员都有“自由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①参与讨论、决定以及管理党内事务的相关权利，主要表现为知情权、决策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等等。著名学者林尚立认为：“党内民主是党基于自身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对党的组织、体制和过程所做出的民主的制度规定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民主的发展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保证，是制度层面的规定与政治生活反映之间的关系。

（一）党内民主发展的质量

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历史一再证明，失去了党内民主的支撑，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化解“四种危险”，必须坚持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基本权利的充分行使，发展党内民主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进入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的出台，党内民主得到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传统思维惯性、思想观念误区、体制机制漏洞等方面的原因，党内民主发展的质量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第一，真正平等的同志关系未完全实现。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党内只有上下级的党组织，没有上下级的党员。党员之间无论职务、职级、党龄、资历、年龄等高低，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但是，由于现实政治文化中存在的官本位、权力本位、论资排辈等消极因素的影响，党员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平等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个别党员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漠视普通党员的平等地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喜欢下级称其为“首长”“老大”甚至是“老板”，无形中滋生了严重的封建等级思想。平等的同志关系是党内民主的前提和保障，否则就会危害党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党员权利的实现程况参差不齐。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环节。政党的团结统一、党员的积极奋进、党群关系模式的构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都与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密切相关。但是，由于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影响，党员权利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相对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法治化程度高、思维理念相对开放的地区，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实现的渠道和途径更充分。就党员各项民主权利分析，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制度保障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在更大程度上落实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任重道远。一些基层组织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犯党员权利实现的问题。党员权利保障不到位，不仅会严重影响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会损害政党的形象和事业的发展。

第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党代会常任制是指“作为党代会主体的代表和作为党代会组织载体的相应机构的任期，与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的任期在时间上相衔接，定期召开会议，行使职权，发挥作用的一整套制度规范的总称”①。党代会常任制的重要目的就是保证党代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党内最高领导机关的价值实现，更有助于提高党内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水平，是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实践。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一直在推进，这对于进一步探索并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意义深远。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真正能够彻底厘清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关系才是最大的考验，而在这方面目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二）党内生活中的个别不正常现象

党内生活是指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以促使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锤炼坚定党性的一种党内生活制度。严格党内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②

2016年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诸多方面梳理了目前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现象，如不正常的学习，狭隘理解“三会一课”，导致党内教育流于形式；不正常的称呼，官腔严重，损害平等的同志关系；不正常的客气，讲和气不讲正气，党内交往庸俗化；不正常的批评，多栽花少栽刺，好人主义和“和稀泥”之风盛行；不正常的带头，台上台下两面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正常的待遇，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仍然存在，工作和生活待遇和相关规定在执行中被突破；不正常的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纪律执行走样变形，“中梗阻”严重；不正常的决策，“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不正常的传言，歪曲、散布不实政治谣言，不能够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正常的“圈子”，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政治生活出现“江湖化”倾向。①

党内生活与党内民主、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有什么样的党内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党组织，也会塑造出什么样作风的党员。一个党员合格还是不合格、一个领导有没有威信和权威、一个领导班子战斗力和执行力强不强，都与党内生活的锻炼密不可分。严格的党内生活对党员具有教育、管理、监督的作用，对于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以及提升党组织凝聚力意义重大。而庸俗的、平淡的、随意的党内生活，则有可能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精神松懈，甚至使领导班子失去正确决策的能力和权威。也就是说，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直接影响党组织功能的实现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庸懒散软，消极被动，陈旧僵化，最终失去的将是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党领导中国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保证，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由路径。党的领导方式是党对国家及社会实施领导的一套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而执政方式主要包括“执政党进入国家权力系统的方法、途径，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的关系，执政党在国家政权系统中运作模式”②等，这二者之间既有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沿着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路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在不断地探索与完善之中，逐步构建起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格局，突出了“党领导一切”的重要位置；正确处理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机关、党与监察机关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权责交叉、机构臃肿、领导弱化等方面的问题；清晰界定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党的领导与基层民主自治之间的互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是，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需要改进和创新的方面。一是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在基层主要表现为领导地位弱化、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到位、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等。二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水平还不高，利用科学工具不够多，采用民主手段不够强，依法办事意识不够强，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

第三节 社会文化成因

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孤立存在。导致“四种危险”形成的社会文化成因是指，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习惯、社会价值观、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政党所产生的影响。社会文化是影响党的建设诸因素中最复杂的变量，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心理长时间的积淀，具有极强的稳定结构，对于社会文化的改变或者调整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一、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土壤，虽有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朴素的法治思想，但也存在着“权大于法”“法律不外乎人情”“刑不上大夫”等封建文化弊端。邓小平同志曾讲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①封建传统文化中糟粕的积淀和影响不容忽视。

（一）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的主要特征是社会成员“把任官视为最优的职业，并且以所谋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一般尺度”①。中国历史上以官为贵的社会等级制度，造成了畸形的社会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防止官本位思想所衍生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由于封建残余一时难以彻底消灭，以及社会地位、待遇配备等方面极难实现整齐划一，官本位思想仍有存续的土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愈加明显。

第一，官本位思想导致“唯上”盛行。官本位观念在中国的影响极深，“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融化在每一个人的行动”②，加之血缘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秩序的影响和相互强化，“唯上”意识和照“长”办事的媚权习气逐渐养成。部分党员将晋升与发展的希望置于“圈子”之中，希望和领导建立良好关系，成为官员心腹，并且借助于上级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工作中，只管“上”而忽视“公”，必然导致权力观和政绩观的扭曲。例如，假钦差“赵锡永事件”，从2010年开始，骗子赵锡永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等身份在云南昆明、湖南娄底等多地“视察”“调研”“讲课”“座谈”，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信以为真，甚至聘其为政府顾问。从公开报道来看，赵锡永的骗术并不高明，就是一个电话、一张名片而已，但其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热情的招待和无数地方官员的百般追捧和巴结。是什么蒙蔽了地方官员的双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思想和权力崇拜。

第二，官本位思想催生特权意识。特权，顾名思义就是特殊的权利。官本位思想所催生的特权意识，是指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特殊权力和利益的一种思想意识。它的实质就是权力不受制约，客观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意识的主要表现有：独断专行、居功自傲，言行不受党纪国法政纪的约束；在工作、生活待遇上相互攀比，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三公”消费屡禁不止；公务活动中奢侈浪费，牟取不得当利；在干部使用中任人唯亲、“一言堂”；等等。

第三，官本位思想引发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毋庸置疑，中国的人力资源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在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下，社会精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奔向仕途，就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阻碍了人才资源总能量的释放。曾经有一段时间盛行博士当官，从某种角度来看也与这种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家长制作风

家长制作风是封建社会家长制度遗留的思想影响在领导作风方面的反映，主要表现为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视同级和下级为附庸，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甚至搞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不利于发挥集体智慧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妨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像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指出的：“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①家长制作风说到底是“人治”的重要体现，其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命令主义的产生。由于家长制作风的影响，个别领导干部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进行细致的论证、听证，单凭提要求、定方向、出决策，依靠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推动工作，它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背道而驰，不但不能达到工作的目的，反而会危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第二，瞎指挥的弊病。瞎指挥就是不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仅靠主观意志乱发号施令的家长制作风行为。瞎指挥主要表现：在重大决策和决定中，不懂装懂，决策随意，乱发命令，建设项目大干快上；在经济建设中不尊重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急于求成，盲目追求政绩；对同级或者下级的意见和决定，没弄清楚情况和原委就随便肯定或否决；等等。瞎指挥是一种对事业不负责的态度和不良的领导作风，它降低了领导者的威信，更危害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第三，包办代替的不良工作作风。包办代替是一种违反权责分工和工作程序的工作作风。它主要表现在：领导班子中主要负责人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尊重工作分工，个人事无巨细包揽一切；上级组织代替下级组织的权责，直接包办代替属于下级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本应该群策群力来办的事情，由机关少数人员包办。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不利于发挥领导班子外其他成员和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提高他们独立工作能力，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三）对“中庸”思想的片面理解

中庸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标准，主张处理事情把握适度，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核心理念就是恪守中道，不偏不倚，不保守也不激进。“中庸”是中国一个非常鲜明且重要的政治思想，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的思想成为有效化解危机和矛盾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对中庸存在片面化的理解，认为就是不伤和气，彼此顾及面子，有了灵活性而忽视了原则性。

第一，“老好人”思想严重。“老好人”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不敢坚持党性原则或坚持党性原则不强，一味“和稀泥”。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怕丢了选票；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怕被“穿小鞋”；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怕伤了和气。明明看到错误和缺点，却“睁只眼，闭只眼”，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养成了一种是非黑白不辨的庸俗习气。究其实质，就是怕“引火烧身”，是不愿让别人批评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唯唯诺诺老老实实，其内心隐藏着深深的利己主义。“老好人”思想是党性不纯的体现，它往往给错误倾向的蔓延提供了方便，使歪风邪气得不到及时制止。

第二，对不正之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似是一种息事宁人的工作态度，但实质是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勇于斗争、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其主要表现为：把原则错误说成一般错误，把大错误说成小错误，把小错误说成没有错误；应该给予处分的却说不该给予处分，应该给重处分的却说要给轻处分，应该受法律制裁的却说只给予组织纪律处分；等等，最终的结果就是放弃原则，漠视纪律，纵容坏人，给党的建设带来危害。

二、当代社会道德规范失灵

道德规范失灵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体系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混乱”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于“时空压缩”的极速变化历史时期，传统的道德规范无法发挥指挥棒的作用，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规范和理念尚在进一步的建构中，在道德层面缺乏行之有效的指南与约束。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道德意识是受社会道德规范影响的，如果社会道德规范失灵，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发生扭曲。

（一）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

拜金主义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②，认为“万能”的金钱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视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受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物欲冲击，少数共产党员逐渐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拜金主义的主要表现为：一是过分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极容易贪污腐败。二是把“钱”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衡量标准，时时处处向钱看，以报酬多少决定工作质量，导致工作热情锐减，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三是千方百计寻找法律和党内纪律的空白点，以牟取不正当利益，比如以前并未将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旅游归于腐败，“三公”经费支出就成了滋生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的温床，损公肥私，放纵贪欲。四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权钱交易，铤而走险。拜金主义在党内生活的渗透与影响，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干群关系。

（二）经济领域原则在道德领域的错误运用

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规则和规范是不同的，盲目将经济领域规则运用于工作生活，难免会使工作生活出现偏差。比如，等价交换原则容易使一部分人产生唯利是图的思想，如果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在一些地方或单位党性大不过金钱的现象也有可能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国家利益局部化、局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绝对化”等不正常现象。

（三）补偿心理成腐败理由

补偿心理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是指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遗憾和偏差，为了从心理方面寻找出路，力求在某些方面得到补偿。往往是自卑感越强的人，寻求补偿的愿望也就愈大。从补偿心理到贪污腐败，其实就是认知扭曲到自我迷失的过程。

第一，盲目攀比的补偿心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发家致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与企业家的交往之中，产生了严重的攀比心理，认为寒窗苦读、爱岗敬业，最终还是过着普通的物质生活，在这种不平衡、不平静的心态支配下，部分党员干部违背了对党和人民的承诺，官商勾结，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

第二，捞回成本的补偿心理。个别党员干部在成长晋升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财力”，一旦拥有权力，便会出现极为严重的短期套利行为，在一些项目和决策中权力寻租，谋取私利。

第三，艰苦过往的补偿心理。不少党政官员的人生都有一段“艰苦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经历，可以说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因此当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大权独揽时，过去长期被党纪要求、法律约束的个人私欲十分容易释放出来并迅速膨胀”①。所以个别领导干部认为过去为民谋福利“投入”太多，现在是该享受的时候了，也是该“拿回曾经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身败名裂。

第四节 体制机制弊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体制机制”出现了10次之多，既包括经济领域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消费的体制机制”，也包括社会领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体制机制”“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更强调了要“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等。权力监督、党的领导、群众工作等体制机制漏洞是制约政党治理成效最根本的因素。

一、权力监督体制机制

“一个组织系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和推动就会丧失发展动力与活力，最终走向衰落，这是任何政治组织不断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内在逻辑。”②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腥风血雨中求生存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多重压力，敌人的围剿是最严峻的制约，而群众监督则是最有效的监督，须臾的懈怠都有可能导致失败。然而，党执政后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外部的压力仍然存在，但是“一剑封喉”的制约与监督却逐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资源有可能异化成为部分党员以权谋私的“私权力”, “政治寻租”发生的概率上升。

（一）权力监督存在盲区

由于在目前党内的权力配置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或者不尽完善之处，权力和利益之间有一定的交易空间，这也给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第一，基层“一把手”的监督盲区。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在我国政治权力运行及各项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虽然中共中央将此作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予以推进解决，但是在基层实践中，它仍然是制约深化改革的顽疾。例如县委书记，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公共资源配置权力、选人用人权力等相对较大，而在县域范围内对其的制约和监督成效甚微。上级市委、纪委与县级部门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这都加剧了基层“一把手”监管之难。

第二，公权力的监督盲区。在监察委员会成立以前，虽然我国的党政体制当中对于公权力、公共资源、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部门有很多，但是政出多门，仍有真空和盲区的存在。

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前对公权力、公共资源进行监督的部门主要有7个，包括各级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审计机关、反贪局、反渎职能部门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部门。纪委是党内监督执纪问责的专责机关，主要监督的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所有党员；政府的监察等部门主要监督的是政府及其职能机关当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所有的党员和非党员；检察院囿于职能设置和人员状况，主动出击力量有限，这就导致了党委、人大、政协、法检和国有企业当中所有的非党员处于监督的盲区，但是他们当中个别人也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权力。

（二）权力监督存在漏洞

权力监督体制机制不仅要关注权力结构的设置，更要考虑各种权力之间的内外部关系，要达到权力结构清晰、权力配置科学化的总体目的。虽然目前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中，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牛栏关猫”的漏洞。

第一，从权力监督的党内法规体系看，多偏重于事后处理而疏于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督。从权力监督的流程来看，完整的监督过程应该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以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监督，但长期以来，党的权力监督体制机制一直将重点放在查错纠偏上，“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①，而忽略了事前预防。并且部分党内法规制度规范性要求多，程序性要求、配套措施少，而有的制度缺乏具体的监督保障约束，对有些制度的执行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机制缺失，流于形式。

第二，“权力监督体制倒挂”①，也就是低位权力监督高位权力。根据以往的体制运行，党的纪检机关监督同级党委，但是纪检机关干部的配备、任免、待遇等又受制于同级党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效能。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理顺体制机制，推动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但是从“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向“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为主”转变，还需要一个理念转变、流程再造和逐步适应的过程。

二、党的领导体制机制

党的领导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局，更决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是否科学、是否先进，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实践表明，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否科学合理，是影响执政功能发挥至关重要的因素。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有助于执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不健全、不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则易于产生互相扯皮、揽功诿过、逃避责任的现象，从而降低执政效率，甚至还有可能滋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的核心是理顺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军队等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之所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①，正是因为在目前的领导体制机制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与新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削弱、歪曲、丑化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

党的地方领导体制机制的“总病根”②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完善党的地方领导体制机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理顺党代会、党委会、常委会之间的关系。强调党的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体党员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决定党内重大事务的重要形式。党的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由代表大会产生，向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如何保证在各级党代会闭会期间，意志仍然能够得到落实贯彻仍是体制机制探索中的难题。

三、群众工作体制机制

群众工作体制机制是一种建立在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之间互动联系的工作体系。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同步推进。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联系、服务、组织和凝聚群众，彰显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如果某些领域或某些环节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会对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阻滞。

第一，“互联网+”语境下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难题。在“互联网+”的语境下，网络在信息沟通、交流共享、实时参与公众话题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任务，既有与过去相同的内容，也有许多鲜明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完善党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的重点，就是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形势和要求，在群众工作推进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新的途径方法，例如密切联系群众的机制创新、领导干部下基层转作风的机制创新、党代表联系群众的机制创新、服务型政党创建的机制创新、宣传群众工作的机制创新等等。虽然各级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但在部分地区仍存在口号大于内容、作秀走过场、形式过于空泛等问题。

第二，如何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会团体在群众工作体制机制中的作用。群团组织不仅是群众自己的组织，也是党领导的组织，是党做好群众工作的“左膀右臂”和“重要助手”。但是在多种因素交织的影响之下，部分群众组织也出现了贵族化、娱乐化、衙门化的倾向，如何更好发挥群众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提高其在群众工作体制机制中的定位，是一直在探索中的问题。

第五节 大党老党治理困境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上的一批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得天下不易，守成业亦是难题。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中国国民党等，失去政权的原因或是改革过程中的急功近利，或是无力应对经济危机，或是丢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有一个因素一直被反复提到，这就是大党老党的治理困境。“在政党治理的现实当中，任何一个政党在参与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社会和政府的过程中，其能力都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过程。”①

一、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的衰落轨迹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曾产生过许多文明中心和大国强国，它们的兴盛衰败和消亡崛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也为后人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政党也是如此，在20世纪末悄然而至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浪潮面前，一些大党、老党暴露出了其政党治理方式的落后，于内丧失了向心力，于外削弱了战斗力，更在民众中失去了吸引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例如，英国自由党走向没落究其终极原因在于组织纪律涣散。印度国大党则在于试图建立涵盖所有阶层的路线与政策，这种“全民性”已经不适应印度政治的区域化与民族主义倾向，印度国大党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绩并不突出。说到根本，维系政党发展与政党生命的支柱有两个：“一是政党组织的外部活动行为方式（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参与执政的方式）；二是政党组织的自身治理方式。”“当两种行为方式并行发展时，政党发展就呈上升趋势；当有一个支柱偏斜或萎缩时，该政党发展就会逐渐失去衡态，党力退减；当两个支柱都倾斜或萎缩时，该政党便势必加速衰退、日趋没落。”①这种内外部的恶性循环、无力革故鼎新几乎是所有大党老党衰退的主要轨迹。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既面对内部治理的问题，如何尽最大努力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如何让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焕发出最大的活力；又面对着外部各项事业的多重考验，如何保证改革、发展、稳定的系统推进，如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治理着最大的政党，“从事世界政党中最复杂最艰巨的执政活动”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要有大的样子。”③这正是基于大国、大党现状所提出的最重要时代命题。

二、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治党难题。早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走向胜利的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从战争到和平，从枪林弹雨到生活安定，极易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带来的负面消极影响甚大。

（一）庞大的队伍体量

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党员数量的增长是必然趋势，是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最大的执政党。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的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此相应的是，党员队伍管理、教育、团结、凝聚和巩固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加繁重。美国管理学家保罗·托马斯认为：对于组织而言，规模事关重大。随着群体规模扩大，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包括无效率、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丧失创新性、异化、交流不畅、不负责任、怀疑和冲突。①

（二）长期执政为权力和利益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中国共产党是目前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长期执政容易使部分党员尤其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权力的源泉和基础”②产生错误的判断，即认为权力的授予与运作来自于上级，而忽视人民这一权力的主体。这种政治心理对权力的配置、社会关系的调节、公权力的运用、公共利益的分配影响极大，往往会诱发腐败问题。

（三）长期执政可能产生的政治惰性

长期执政后容易滋生活力衰退、意志消沉、腐败等问题，尤其是政治敏锐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会因政治惰性而下降。明刀明枪易躲，“糖衣炮弹”难防，这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现实危险。就像黄炎培在延安时与毛泽东同志讲到的：“大凡初起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专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时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才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率）。”①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有着较强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净化能力，但政治惰性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长期执政的最大挑战。

① 李龙强．和谐社会的政治形态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77.

① 王向民，江远山，郝宇青，等．公共事件：缘起与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88.

② 任学丽．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的单位制度变迁：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模型的分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357.

① 陈春花，杨忠，曹洲涛．组织行为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62.

② 陈春花，杨忠，曹洲涛．组织行为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62.

③ 熊威．网络公共领域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165.

④ 顾杰．现代领导如何应对能力风险[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25.

⑤ 李朝辉．政府经济职能研究：基于政府信用的视角[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69.

① 杨礼宾，成云雷．简明廉政文化词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28.

②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4.

① 钟海青．时代发展与道德教育新问题[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60.

② 王传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散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47.

③ 戴焰军，李英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88.

①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M]．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2.

② 许超．新中国行政体制沿革[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200.

① 许超．新中国行政体制沿革[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206.

① 汪三贵，张伟宾，杨浩．城乡一体化中反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76.

① 郑荣华．守纪律 讲规矩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191.

② 林尚立．党内民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4.

① 季正聚，彭萍萍，吕楠．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176.

② 本刊评论员．党内生活要有实质性内容[N]．光明日报，2013-09-30（04）.

① 参见曾亚波．直击党内政治生活十种不正常现象[J]．领导之友，2017（04）.

② 江必新，程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法执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113.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① 齐秀生．选贤用才[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6.

② 王玉．当代中国市场失范的经济哲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4.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9-331.

① 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1.

② 杨礼宾，成云雷．简明廉政文化词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4.

① 杨礼宾，吴菁．养廉修心 正道直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210.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5）.

② 张磊．中国共产党化解党内消极腐败危险的若干思考[J]．党政干部论坛，2014（1）:12-14.

① 肖立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226.

① 徐德刚，廖文基．消极腐败的法理特征及防治对策初探[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1）:73-77.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3）.

② 张富田，令小雄．党的地方领导制度改革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160.

① 赵晓呼．政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42.

① 姜崇辉．大党治理[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21.

② 陈小林．防范执政危险的8大对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5.

③ 本报评论员．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其实⑥[N]．人民日报， 2017-11-13（04）.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① 参见肯尼思·克洛克，琼·戈德史密斯．管理的终结[M]．王宏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150.

② 袁准．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防范研究[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2:16.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