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现代诗学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是具有中国现代诗学特色的理论体系却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且在现代诗学体系的学术身份以及建设方法上还存在着很多模糊认识和理论误区，主要表现在东西方诗学传统的夹缝里摇摆不定，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品质认识不清，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方法缺乏深入探索等。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身份、学术路径、建构方法等方面去一一厘清。

一、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身份和学术路径

王国维在清末开创的“以西释中”的诗学构建方法至今仍是学术界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他以“意境”为核心的诗学理论在广泛吸取西方诗学理论的同时很好地保持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风格和学术特色。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学建设逐渐与传统文论及传统文化产生“断裂”乃至产生“失语征”。比较文学专家曹顺庆把“失语征”解释为“失语，指的是失去了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固有文化规则”[1]，这种“文化失语征”使中国现代诗学在建设理念上走入误区，那就是中国现代诗学始终游离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两者之间，既不能保持传统诗学的特色，又不能体现西方诗学的精髓。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的强势学术话语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冲击过于猛烈，中国现代诗学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强势文化面前节节败退，最终走上了一味依赖西方，和传统诗学越来越远的道路。

面对现代诗学的尴尬局面，首先，要明确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身份和理论立足点；其次，是要找到中国现代诗学的构建方法；最后，还要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曹顺庆先生的“失语征”针对的是广义的中国文论，涵盖了文史哲等诸多人文学科的共同问题。而从狭义的中国诗学出发来看所谓的“失语征”，问题则更为突出，伴随着中国新诗出现的狭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即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理论体系建设之路就更为艰险。要想弄清楚狭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身份和学术路径，就要从中国新诗的文化根源说起。西南大学陈本益教授在《中国新诗的文化根源》一文中指出：“我们认为，新诗所从属的文化，或者说它的文化根源，既不是中国古代诗所从属的古代文化即传统文化，也不是西方诗所从属的西方文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也不是这两种文化的结合。新诗所从属的文化，是由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关的异质因素发展、壮大而来的一种新文化，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异质，却与西方文化同质，因而受到后者的鼓励和诱导，并必然表现为对后者更多的借鉴和学习。”[2]中国现代诗学文化根源的界定给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身份人一个很好的铺垫。在中国新诗文化根源确立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定位。首先，中国现代诗学来源于中国传统诗学，因此，中国现代诗学必然是中国化的，而不是西方化的；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从西方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中国现代诗学绝不能和传统诗学割裂开来，而且其根基必然是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的。其次，中国现代诗学不是传统诗学的自然延续，而是中国传统诗学变异的结果，因此中国现代诗学和传统诗学血肉相连，而且这种变异的结果使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诗学具有同质的特征，必然带上西方诗学理论的印记。中国现代诗学的学术定位明确之后，中国现代诗学的中西关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既然中国现代诗学来自中国传统诗学，那么中国现代诗学的立足点肯定在中国传统诗学，而非西方诗学；既然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诗学同质，那么中国现代诗学的构建就无法撇开西方诗学的支持。现在中国现代诗学的身份问题就明朗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独特的学术身份。

说到“中学为体”又面临新的问题，这里的“中”指的是中国传统诗学，由于中国传统诗学的诸多理论特质和现代诗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相悖，给现代诗学的构建提出很多难题，比如理论体系不清晰，学术概念模糊，理论范畴之间关系不明确等。在中国传统诗学内部这些问题的确无法得到解决，似乎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西方诗学理论，于是问题就过渡到怎样解决“西学为用”上了。

在运用西方诗学理论的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主张“拿来主义”，就是说只要是对现代诗学有用的都可以拿来。“拿来主义”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始终受到两个问题的困扰。一是如何取舍和使用的问题。西方诗学理论一向以强大的思辨性和严谨的体系性而著称，而这正是中国传统诗学欠缺的，以彼之长，救己之短，看似合情合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和中国传统诗学一样，西方诗学也是一个整体性的学术架构，不可以随便肢解或者随意分割，这就造成取舍和使用上的困难，学术体系内部的整体性要求会不断地给那种把西方学术工具化的做法提出诘责，可是，工具化似乎是西方学术补救现代诗学的必由之路。二是西方学术的中心位置导致西方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学术压迫。当下，西方诗学占据了国际学术的中心位置，当我们在一味依赖西方诗学来拯救中国诗学的同时，不知不觉中自身学术的独立性慢慢流失。更为深层的是，西方理论界也不时地经受学术危机之痛，中国诗学建设的成败也对西方诗学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世界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成就关乎世界诗学未来的发展。

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现代诗学的根本特色在哪里？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根本依据在哪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把中国现代诗学放到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的确有很多特色，这些特色有的十分鲜明，有的十分隐蔽，找准那些最具特色的观点并加以突破，以点带面才是目前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首要任务。

针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现实问题来说，经过“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这个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一种能够代表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类似于王国维先生“意境”的那种现代诗学范畴和现代诗学理论。造成这个尴尬境地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文化断裂”造成的文化根基的偏离和“以西释中”带来的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文化断裂”理论是由著名学者曹顺庆提出的。在中国新文化产生的初期，为了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留下的痼疾，采用了急功近利的全面抵制传统文化的过激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却为现代诗学的体系化建设留下“后遗症”，这个隐患在中国现代诗学构建的今天越发凸显出来。“以西释中”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的，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必然选择。“以西释中”的核心思想是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学术资源，这个学术路径堪称中国现代诗学方法论上的一大创举。可是“以西释中”在运用的过程中，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以西释中”暗含着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比较量，而西方的强势学术话语会不断压迫中国现代诗学独立性地位；二是“以西释中”的方法所带来的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宰割和肢解，将整体性的传统诗学体系变得支离破碎。反过来说，这种工具化的方式也会带来对西方诗学的长期依赖，因为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并非建立在对西方诗学的全面理解之上，而是片面地追求所谓的“实用性”，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学术路径必然导致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走向狭隘。问题似乎走向了一个悖论，学习借鉴西方理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必由之路，可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会导致学术身份的独立性丧失。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对西方学术学习借鉴，也不在于“以西释中”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偏差，而是在于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身定位，也就是说，要抓住“中学为体”的那个“体”，或者说，恰恰是中国现代诗学没有解决好自身和传统诗学的关系问题才会导致学术体系不够完备，学术身份摇摆不定等诸多误区。解决好中国现代诗学和传统诗学的关系，或者说，从中国传统诗学中发现中国现代诗学的立足点，明确中国现代诗学的本质特色，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二、“通”作为中国诗学建构方法的早期成就与启示

著名诗论家吕进先生曾说过：“中国传统诗学在‘通’中求‘变’，而西方诗学则是在‘从零开始’中出新”。[3]“通中求变”，不仅是中国化的融会贯通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是中国现代诗学整体性建构的一个基本宗旨。古往今来关于“通”的论述很多，庄子曾说过“道通为一”, [4]即在“道”的统摄之下，万事万物呈现出同样的根本属性。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的形成与庄子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庄子理论对后世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秘响旁通”理论，比较文学专家叶维廉对此解释道：“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间所重视的文、句外的整体活动。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与交响。”[5]叶维廉发现所有的中国诗歌都有一种神秘的应和，一首诗和另一首诗之间会产生一种呼应，并从而呈现出相类似的诗歌意蕴。刘勰的《文心雕龙》将儒释道打通，具有中国传统文论的根本特质，“秘响旁通”就暗含着中国传统诗歌的整体性建构问题。《文心雕龙·通变篇》中就明确提出了“名理有常”的观点，意即文学体裁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要依据这个内在规律来进行探索，而刘勰特别强调了如果不能做到通中求变，就会导致文学发展的道路停滞不前，其内在原因在于“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中国传统诗学整体性构建上也是如此，理论观点看似零碎，内在上却是统一的，整个中国传统诗学都是遵循着“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种貌似零散的整体性建构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安身立命的个性特质，也是我们中国诗学的本质特色。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诗学建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这个根本特色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自身要求决定了的。这个“通”里面蕴含着传统诗学的无限意蕴，比如“比兴思维”“言外之意”“无我之境”等，莫不体现着这个“通”的学术特色，简而言之，以有限之语言汇聚无限之意蕴就是“通”。

事实上，前辈学者在运用“通”的方式来建设中国诗学上已经有过很多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王国维“意境说”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意境”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总结和完善，是“通”作为方法论的理论体现，这个理论范畴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诗学的本质特色，这个特色很鲜明，具有不同于西方学术的学术独立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6]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诗学的基础之上的，从王国维的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分明感受到西方学术作为参照物的痕迹。从王国维的行文中可以看到，西方“天才论”“影响的焦虑”等理论的影子，可是，王国维并没有将西方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诗学体系建设上，而是巧妙地化用了西方理论的精髓。这正是“通”作为方法论的绝佳注脚。“通”的前提是“化”, “食古不化”或者“食洋不化”是中国现代诗学建构必须克服的弊端，当然“化”的过程相当艰辛，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消化、打通，坚守中国传统诗学的整体性特色和学术个性才能有效地将西方学术化掉并为我所用；只有对西方学术全面理解并保持学术警醒，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扭曲西方学术的本意来为我所用。

对中国传统诗学灵活化用并初步提出具有个性特色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闻一多。闻一多很早就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指出：“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本地的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的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7]闻一多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个性特质和独特身份特征都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闻一多在《谈商籁体》中化用了中国格律诗的理念来解释西方十四行的特色：“最严格的商籁体，应以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小段；末两行为一小段。总计全篇的四小段，第一段起，第二段承，第三段转，第四段合……总之，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8]闻一多先生提出的这个“圆形”理念就化用了中国古诗圆融无间的形式特征。这些其实都是“通”作为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传统诗学修养的体现。

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是立足中国传统诗学，有效化用中国传统诗学资源，并将西方理念化入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建设中去的典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体现出的学术路径很好地贯彻了“通”的理念，同时对“通”的可行性和内涵外延的拓展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闻一多在文中说道：“要想明白这位神女的底蕴，唯一的捷径恐怕还是从一个较迂远的距离——《诗经·曹风》的《候人篇》出发。从《候人》诗到《高唐赋》是一个大弯子，然而这趟路程无法缩短。”[9]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和诗学研究综合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种研究方法，从训诂学、神话学和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有效的材料和方法，加以诗意的想象，大胆假设，缜密论证，最后得出了较为符合中国传统诗学的结论。虽然闻一多先生的论证中大量采用西方理论作为背景，比如查尔干的图腾学说和弗洛伊德的“性文化理论”等就是很明显的学术支撑，可是文中却没有生搬硬套的痕迹，做到在“化”的基础上的“通”。历经几十年的学术变迁，闻一多先生的这篇文章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采用的这个“通”的方法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华东师大田兆元教授在他的《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中，对闻一多先生的这一学术方法论进行了总结：“他的研究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系列，这是闻一多先生神话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他首先是才气十足的联想，然后便是老辣深沉的论证，一下子为我们展开一个相互联系的文化系列。”[10]或许这段论述是对“通”的方法可行性最好的总结吧。闻一多先生在“化古”和“化欧”方面下了精深的工夫，打通了文化隔膜，加之立足于传统诗学的根基不偏离，化用西方而不执着于西方，立足古代却能超越古代，他的诗学理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通”的精髓之所在。田兆元在同文中对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总结道：“我们称闻一多先生在神话学研究方法是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方法，这是他在神话学研究中的方法的独特贡献，也是本土神话学研究话语的伟大创举。”[11]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研究渗透着诗学研究的方法，以意象为核心，以联想为经，以论证为纬，编织一幅现代诗学的理论图景，这也是对“通”的另一个贡献。中国传统诗学就是在混沌中求明晰，在明晰里又有混沌，这个学术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决定了的，从混沌走向澄明，澄明里又夹杂着混沌，这或许就是要我们为之努力，必须打通的那个中国现代诗学出路吧。

三、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方法探究

王国维先生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有益的学术营养，围绕着“境界”来展开他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给中国现代诗学起理论奠基的作用。王国维先生开创的“以西释中”的学术方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经近百年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在“文化失语征”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新反思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方法是十分必要的。王国维的“境界说”大量运用西方理论作为学术支撑，这种中西融合的学术路径和今天的“文化失语征”以及“学术断裂”的形成不无关系，而且这种学术方法不仅不能消退中国现代诗学的“西方综合征”，却只会加剧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因此，怎样重新审视前人学术成果，开创崭新的中国现代诗学构建方法势在必行。

闻一多先生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入手，结合中外诸多研究方法，采用学科打通的方法，曲径通幽地解决中国诗学理论问题，给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以很好的启发，似乎我们只要沿着闻一多先生的“理论转换”的方法继续走下去就会达到那个“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其实不然，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思路最终还是没有脱开中西融合的怪圈，问题的症结在于，所谓的中西融合，自始至终都存在一个中西方学术体系异质排斥的问题。那种认为中西方理论可以完美融合、互为利用却不会产生不良反应的想法过于理想主义。闻一多先生的传统文论“转换法”的确要比“以西释中”的“融合法”要高明得多，可是，前提还是要在坚持中国传统诗学特色的基础上有限度地吸收西方诗学的营养才能实现。事实证明，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本身，才能真正有效地建立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失语征”“文化断裂”等理论虚征。

现在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老问题，狭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的根本性特色在哪里，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根本依据在哪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转换论”和“融合论”，前者主张古代诗学理论的现代转换，而后者主张中西方理论联合，共同打造现代诗学体系。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设确实都没有脱出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可是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还是要从中国传统诗学里去寻找理论根源，那中国传统诗学的根本特色到底在哪里呢？中国传统诗学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理论体系呢，事实上，中国传统诗学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并非西方理论逻辑化的、学理化的路数；中国传统诗学也有其内在的概念系统，尽管传统诗学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中国传统诗学也鲜明地体现出内在的发展规律，尽管这个规律难以用确切的学术概念来定义。因此，所谓的“转换”和“融合”都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只是在前提和根基上需要一个理论清理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切实可行的学术意义。

“通”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建构方法，是由几千年形成的中国诗歌传统三大特征决定的。一是中国诗歌“情与气谐”的独特抒情方式；二是中国诗歌“道通为一”的独特取象方式；三是中国诗歌“比兴为主”的独特思维方式。中国诗歌的抒情具有“通”的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中国诗歌的情并非聚焦于某一事物，而是散射到世间万物，充塞与天地之间，古代史论中说“情与气谐”，情和气的和谐一致就是“通”的根本表现。中国诗歌的意象凝练方式具有取消万物之间的隔膜，事物的存在具有互通的连续性等根本特征。很多意象之间具有内在的应和关系，古代诗歌中的“柳”“风”等意象的丰富内涵中就体现“通中求变”的原则。“以彼物比此物”的“比”是通，“先言他物而引出所咏之词”的“兴”也是“通”。中国诗歌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神话的想象性类思维有直接关系，中国诗歌擅长将景物、情感等诸多因素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做整体式的混沌处理。不仅这种混沌思维的方法在现代诗歌创作中仍然存在，而且中国现代诗歌在意象凝造和抒情方式上还保持着这种以“通”为本的特有诗歌审美风貌。

中国传统诗学的“通”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史，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根基在于儒释道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诗歌发展方向的分流与合流，这个理论上的“分”与“合”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的，找准这个规律性就等于对古代诗学的清理工作成功了一半。事实上，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构建有两个大的转折点。一是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二是魏晋玄学时期的过渡[12]。现代诗学体系建设只要建立在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总结和魏晋玄学的转换上就可以找到全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如果说先秦诸子思想是古代诗学思想的分流，还没有体现出中国诗学体系总体性特征，那么魏晋玄学就是古代诗学思想的合流，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诗学的体系特征。这个由分到合的过程正是中国诗学根本特色“通”的体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古代诗学建设的生命力的体现，也是现代诗学体系建设的出路所在。

现代诗学体系建设的艰巨性在于，古代文论的根本特色“通中求变”的前提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奠定的“天人合一”为特色的诗学思想和魏晋玄学时期“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激发出的中国诗学总体特色的凸显。抓住了这两个关键，就掌握了现代诗学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在今天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过程中并未完全失去作用，只是在某些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变化。魏晋玄学是对先秦以来丰富的诗学思想的一个总结，更是中国诗学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玄学的强大转化功能赋予了中国诗学建设的原动力，正是因为有了玄学的过渡，后来的中国诗学围绕着“意”与“象”而展开的“象外之象”“以物观物”乃至“意境”等理论才有了可能。因此，中国诗学的总体特色不外乎是以意象为核心的类概念体系，以感性联想为方法的类思维方法，以化整为零为外在表现形态的理论框架，以新玄学的理论转化作为原动力的通中求变。

总之，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在于要不断凸显出中国诗学的鲜明个性色彩，而不是一味强调与西方的理论认同。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的理论出发点在于要不断强化新玄学思想的理论转化功能，而不是将古代或者西方理论照搬照套。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的核心在于围绕着意象而展开的类概念体系建设，而不是按照西方形式逻辑方法创建的知性概念体系。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构建的表现形式在于以零散的诗论拼贴出的完整诗学框架，而不是以西方宏大的理论叙事作为表现方式。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在于从更为深层次的民俗学、神话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反本溯源，“通中求变”的寻求文化传承，而不是推倒重来的西方颠覆式的学术重组。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

[1]曹顺庆：《论失语征》, 《文学评论》,2007第6期。

[2]陈本益：《中国新诗的文化根源》, 《诗探索》,2000年第3—4期。

[3]吕进：《吕进文存（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页。

[5]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70页。

[6]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1页。

[7]张俊才：《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8]刘烜：《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

[9]闻一多：《神话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第1页。

[10]田兆元：《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5页。

[11]中国神话学中的“想象性类概念”对中国传统诗学的体系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想象性类概念”研究详情参见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的《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出版社，2005年。

[12]魏晋玄学是中国学术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零散的诸子百家思想向体系化的理论构建的过渡，而新玄学思想在中国现代诗学构建中的理论转化意义同样起作用。关于魏晋玄学的学术过渡意义参见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