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与思路
自秦汉以迄明清的中国传统财政长期存在或隐或显的二元财政格局，即在以计司为代表的国家公财政之外，还存在为满足宫廷、政治等多重需要，由君主（或内廷）直接掌控的帝室财政，后者的直接体现是以内库为核心的财政运作体制的长期存在。内库作为天子别藏，一方面，与计司外库之间存在财赋分配上的博弈关系，因此内库的规模与调整势必关涉国家财政的运作；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的制度环境下，内库作为君主集权的财政杠杆，其职能上的亦公亦私往往超出御用范畴，成为国家财政的一端。[1]因此，研究内库制度，既可以了解传统财政的公私体制与动向，亦可以透过该视角，理解王朝贡赋体制下不同利益划分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财政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变革时期。与以西方发展经验为理论的明代唱衰论和“停滞论”不同，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穆先生关注了明代体制的进步一面，并将该阶段视为现代中国的开端[2]，这种转变在财政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众所周知，自唐宋变革以来，传统国家财政经历了一场由实物主导型向货币主导型的转变历程，该转变完成时间就在明代。对此，梁方仲先生曾将16世纪“一条鞭法”的田赋银纳化视作对两三千年来实物田赋制度的打破和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3]万明则以白银化为视角，将16世纪出现的明代财政从实物向货币的全面转型视为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4]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这场财政转型较以往时期更为剧烈，正如明清财政史学者所指出的，明初所构建的是一种反市场的，以实物和徭役为特色的洪武型财政体制，其货币成分几乎消失，是对唐宋变革以来货币化财政制度的一种否定。[5]针对明初体制的逆转问题，学术界又先后提出了明初“断裂说”“倒退论”“北制优势说”“独立历史单元”等观点。[6]故明代的财政变革是一场唐宋变革成果局部逆转背景下的传统实物体制向现代货币体制的跨越性变革。作为这场巨变的重要内容，国家库藏结构及其形态的变迁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
内库作为传统财政的存储、调度机构，具有浓厚的宫廷与集权色彩。学界以往研究揭示，明初成立的内库在性质上亦公亦私，是以负责国家公共事务为主、皇室收支为辅的机构。[7]从明代京师库藏的置建序列来看，经历了先内库后外库，由单一到多元的逐步变迁过程。
内库（洪武二年置，1369）——户部太仓银库（正统七年置，1442）——兵部太常寺常盈库（成化四年置，1468）——南京户部银库（弘治八年置，1495）——工部节慎库（嘉靖八年置，1529）——南京节慎库（嘉靖十二年置，1533）
以正统七年京师太仓银库的置建为界，明代京师的库藏体系截然两分。前期内库作为京师仓储以外的单一库藏系统长期存在，故对于明初财政体制的中时段考察，内库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明代中后期虽然国家财政体系出现重构，但内库在国家财政运作中仍居于重要地位。天启元年（1621）户部专理新饷郎中杨嗣昌在《恭承召问疏》中指出：“盖在官者，莫多于内库，则议减者，莫先于内库。”[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亦云：“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9]根据迄今存留的我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万历会计录》记载，晚明内府的常项收入约占中央财政的五分之二。[10]故就明代内库的长期财政地位而言，如果缺乏对内库财政问题的考察，就不足以厘清明代财政的全貌。
内库层面的明代宫廷财政 21世纪以来随着“故宫学”的构建与兴起，明清宫廷财政研究日益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较之系统保存的清代内府档案文献，明代宫廷财政史料因年代久远和明清易代等，存在零散、缺漏等诸多问题。加之明代公私财政在支出环节长期混淆不清，因此从短期研究而言，难以达到对明代宫廷财政的完整把握。因此，作为前期的探索性考察，宫廷库藏无疑是一个重要切入点。一方面，内库作为宫廷财物的主要存储、调度机构，其收支盈缩直接折射出宫廷财政的规模与变动；另一方面，现存明代官方政书和时人奏疏保存了大量内库进纳和库储数据，其原因是明代宫廷除皇庄、皇店以外，始终未能确立独立的财源，户、工等外廷承担了内库主要财物的派征、划拨之责，刘利平将该模式称为“财源合一”型。[11]因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以内库为视角审视明代宫廷财政具有可行性。
内库视角下的明代财政转型 财政转型意味着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替，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国家财政运作形态白银化的展开，置建于明初实物财政体制下的内库运作形态出现局部调整。20世纪70年代，全汉昇、李龙华在梳理明代中后期太仓银库收入时的一则结论值得注意，指出：明中后期太仓银库岁入，除明末加派之外，主要源自既有税目的折银。[12]换言之，户部财政的形成途径主要是以折银方式对原有财源的重新分割，而非突破旧有赋税格局的额外加征。近年来聚焦于太仓库、节慎库的研究发现，明代中后期户、工等外部财政的形成与发展，与内库的实物以及钱钞折银存在一定关联。[13]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明代内库在财政转型中的定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将内库视为明代财政白银化程度的较高领域，如万明、徐英凯在对《万历会计录》的数据梳理后得出：万历初年内府供用的货币化比例已达78.51%，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其程度仅次于边镇粮饷，远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平均货币化比例（49.41%）。[14]另一种是将内府置于国家财政转型的对立面，黄仁宇、赵中男先后从内府实物折银对宫廷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害，分析了后期内库物料的改折困境问题。[15]事实上，二者并非矛盾，前者体现了明代财政货币化转型的总体趋势，后者则揭示了传统政治环境下财政转型的局限问题。故从长时段的新旧财政体制的交替来看，内库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财政转型的路径、步骤以及特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视角。
内库与明代社会经济 财政社会学将财政问题视为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熊彼特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财政史是最为基本的。为了满足国家需要对经济进行的抽取及其使用的结果对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历史时期，由财政需要和国家政策产生的对经济发展、所有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所有方面直接影响实际上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一切主要特征。对大多数历史时期，他都提供了这样的强大的解释力……”[16]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史学的繁兴，学术界对明代制度史的研究倾向于展现一种“官民互视”“活”的历史，在考察制度内部结构与变迁的同时，更加关注制度与社会、制度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内库作为明代基层赋税的征解末端，其收贮规模、结构、形态以及入库体制的调整，与基层赋役、社会、经济的变迁存在部分关联。近年来，对白粮、官布、上供物料等内库财物的专题研究揭示，内府财物在入库环节的勒索行为是导致基层徭役之困的重要因素之一。[17]吴滔、佐藤仁史在对明清江南地域社会变迁考察中，注意到贡赋系统下明代内库改折官布与江南“专业市镇”的形成关系。[18]诸如此类，无不揭示了明代内库运作机制与社会、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本书对明代内库的研究，力图突破“就库论库”的研究局限，尝试对内库制度影响下的部分基层赋役问题做分析探讨。
基于上述思考与研究理路，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通过对明代内库建置沿革、监管体制和常态下收支结构等规制问题的梳理，考察内库运作机制和前期实物体制下的职能与地位问题；二是以明代中后期内库的结构、形态变迁为视角，考察明代财政转型的路径、步骤以及特征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讨转型背景下的明代财政体制的重构，以及宫府财政机构围绕其中财权、财力、事权、责任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三是通过对基层上供负担以及部分社会问题的地域考察，探讨明代内府财政体制对基层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