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靺鞨诸部迁徙重组与靺鞨国的建立
历史上的肃慎人向以“楛矢石砮”而自豪，以致“肃慎”与“楛矢石砮”发展成了相互关联的“一语双意”，只要提到肃慎，便自然联系到“楛矢石砮”，反之亦然，只要记载“楛矢石砮”就必然提及肃慎。“楛矢石砮”，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是肃慎族系骁勇尚武的表现。
一 史料记载中的肃慎人及其后裔
历史典籍中多有肃慎“人皆工射，弓长四尺，劲强”[2]“多勇力，善射”[3]“种众虽少，而多勇力”[4]“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5]等记载。这样一个崇力尚武的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与其他部族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冲突应该是相当原始的，如《隋书·东夷传》所载：“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虽然这是过于简单原始的描述，但“一军皆走”应该就是败者的唯一出路，由此也成为人口迁移的一种动因。而分布在今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一带的高句丽人，是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古老民族，也曾是东北亚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史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6]“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7]如此两个民族，常因壤地相接或相近产生摩擦纠葛进而寻衅，相向交兵的事时有发生，兵败落荒逃走或被俘成为“附庸”亦为常事，而这些都与人口迁移有关。
《三国史记》载，西川王十一年（280）十月，肃慎与高句丽发生战事，高句丽将领达贾把肃慎族众600余家迁于夫余南乌川，“降六七个肃慎部落为附庸”。然而，肃慎毕竟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并非一两次的战事失利便可屈从于人的民族，仍然时时以其力量威胁着高句丽。如《三国史记》载，烽上王即位（292）后，因高句丽将领达贾在族人中德高望重，烽上王疑而杀之，国人因此说：“微安国君，民不能免梁貊、肃慎之难，今其死矣，其将焉讬。”[8]从中可见高句丽人对肃慎族的忌惮。另高句丽好太王碑中亦载：“八年戊戌（398）教遣偏师观帛（息）慎（即肃慎——笔者）土谷，因便抄得莫斯罗城、加泰罗谷男女三百余人。”[9]可见，两相交恶已是不争的事实。
北魏时有勿吉的兴起。“勿吉”按语言为“窝集”的音转，满语为森林之意，即林中人。《魏书·勿吉传》称其为“旧肃慎国也”。因此，勿吉也是肃慎的一部分，应该是肃慎与勿吉并存了一段时间。勿吉见于史的时间是延兴中（471—476年）到武平三年（572），史载勿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勿吉七部又称靺鞨七部，关于他们大致分布的地理位置，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
黑水部——其地应在今牡丹江下游及松花江下游；
号室部——其地应在今牡丹江上游；
安车骨部——其地应在今阿什河流域；
拂涅部——其地应在今拉林河流域；
粟末部——其地应在今吉林附近的松花江流域（也有人认为在今牡丹江及第一松花江）；
伯咄部——其地应在今吉林九台、德惠、榆树等地；
白山部——传统看法认为在延边附近。[10]
进入5世纪后，族称已改为勿吉的肃慎后裔与高句丽的关系日益恶化。太和初年（477），勿吉遣使乙力支朝贡北魏，“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11]。北魏正始年间（504—508年），高句丽使臣芮悉弗朝贡北魏，谈及臣附高句丽的夫余人“为勿吉所逐”[12]。到了隋时，已称靺鞨的勿吉人其粟末靺鞨地与高句丽地相接，更是“每寇高丽中”[13]。时有战事发生的勿吉、高句丽两族，到了隋初时形势发生变化，靺鞨七部中的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四部及一部分粟末靺鞨相继被高句丽征服，即《旧唐书·靺鞨传》记载中的“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伯咄、安车骨、号室，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一部分粟末靺鞨不甘心受高句丽的威胁和统治，转而向南内属隋朝。
二 粟末靺鞨的“内属”
隋朝年间（581—618年），世居粟末水流域的粟末靺鞨为避高句丽人的掠略，曾多次南迁至辽西柳城（即后来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对此，《太平寰宇记》引《北蕃风俗记》载：“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隋书·靺鞨传》载：“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旧唐书·靺鞨传》载：“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迁徙营州后的靺鞨人，在隋唐王朝与高句丽的斗争中悉听调遣，屡屡参与对高句丽的征讨。《隋书·靺鞨传》载：“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
612年、613年、614年隋王朝三次征高句丽未果，基业也在天下大乱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唐王朝亟须休养生息，与高句丽先是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后又相互忌惮，经过了645年、647年、648年唐太宗三征高句丽，650年唐高宗即位后的数次征讨，668年高句丽灭亡。而其辖下的高句丽人、靺鞨人、契丹人、汉人等达到69.7万户，约349万人。[14]有人研究，高句丽辖下的人口大致流向是：迁往中原地区的有22万人左右，进入新罗的有18万人左右，留在朝鲜半岛的有18万人左右，留在辽东地区的人口有26万人左右。后来唐又一次迁徙高句丽人到河南、陇右诸州，其数量不会少于5万人，投向靺鞨人居住地区10多万人，留在高句丽故地的也只有10余万人。[15]在这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中，又有大量的靺鞨人以不同的身份掺杂其中，如《旧唐书·渤海传》载：“渤海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即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有的学者根据这些典籍记载，归纳总结出隋末唐初粟末靺鞨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为隋初开皇年间，应指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与高丽交兵，靺鞨助其役，后因隋兵失利而迁避辽西“营州”。《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记载的隋大业中，突地稽“率其间内属于营州……拜辽西太守。”并不是指突地稽两次南迁，而是指隋大业年间，在突地稽原“光禄大夫”上加授“扶余侯”并重置“辽西郡”，以其为辽西太守。即唐贾耽所说：“炀帝（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
第二次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又有靺鞨遣使朝贡并内属，唐朝以所属的靺鞨部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突地稽成为跨隋唐两代，向化归附的粟末靺鞨的奠基人和唐在辽西“营州”的封疆重臣。
第三次则为唐总章元年，平定高丽之后，由唐朝迁徙的粟末靺鞨大姓，以实“营州”之地。这一次南迁的粟末靺鞨部，与前两次南迁有所不同，即《新唐书》所说，渤海靺鞨“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所以总章以后第三次靺鞨的南迁或西迁，带有被动性质。[16]
隋与唐初靺鞨南迁的路线走的是哪条道，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靺鞨的南迁之路，应是自牡丹江上游西南，进入第二松花江中、上游，沿着桦甸苏密城向西南行，溯辉发河谷道进入今天的海龙一带，再由海龙西行进入辉发河上游的古“扶余城”。或稍北溯东辽河上游，进入今天的四平或昌图北境，继续西行，进入草原之道的契丹腹地和古辽西“营州”之境。如此一条古交通道得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调查证实，“是一条历代相沿的古交通道。因此推定，隋与唐初粟末靺鞨南迁‘营州’的路线，亦应是上述辽代的这条草原之道，即《唐书》所谓‘扶余——契丹道也’”[17]。
高句丽势力衰亡了，但另一支力量在悄然崛起。契丹人在隋末唐初时即已由古八部演变成以大贺氏为首的八部部落联盟，他们居住在“潢河之西，土河之北的奇首可汗故壤”[18]，总人口在20万人以上。唐初，东北诸族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继有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的设立，贞观末年因契丹人的“来降”与“咸请内属”，又有了松漠都督府的设立，他们“初皆隶于营州都督”。[19]这种相对平和的民族关系维系时间不长，由于营州都督赵文翙骄横和刚愎自用，不但“视酋长如奴仆”，“数侵侮其下”[20]，而且“契丹饥，不加赈给”[21]，由此引发契丹等族人不满。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松漠都督、武卫大将军李尽忠联络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率契丹族众反，“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22]。唐武则天“怒其叛乱，下诏改万荣名为万斩，尽忠为尽灭”[23]，派重兵讨伐，几经挫折后终于于第二年的秋天平定了营州叛乱。
在契丹人营州乱起之际，“内属”的“五六万靺鞨人口”是否参与其间，有的学者回答是肯定的，这也是大祚荣率领靺鞨人“东奔”的根本所在。魏国忠等人的《渤海国史》载：
鉴于营州地区的靺鞨人与契丹人的处境和遭遇大体接近，而在此前的一个世纪中又有过多次合作共事、并肩参战的经历，如共同支持营州刺史高宝宁对抗北周和隋师，一道支持营州都督韦冲击退高丽人的进攻以及共同参加唐初的辽东之战等等，故当契丹人发难之际，他们之卷入那场暴动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关的史载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其一是9世纪末新罗人崔致远在其《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明谓：“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并有“始与契丹济恶，旋于突厥通谋”之讥，文中的“作孽”与“济恶”之谓，都是其参与营州叛乱的有力注脚；二是《五代会要》卷30渤海条载：“至万岁通天中，契丹……反，攻营府，有高丽别种大舍利乞乞仲象与靺鞨反人乞四比羽，走保辽东”，文中的“靺鞨反人”之谓，必与营州之乱相联系；三是《新唐书·渤海传》称：营州乱后，则天女皇“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这里所说的“罪”显指彼等参与“营州”叛乱而言，当然，在唐朝看来，他们就成了“契丹余党”，于是在乱平后遭到唐军的讨伐，即如《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所载：“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四是《武经总要》称：“万岁通天中，契丹攻营府，靺鞨酋人反，据辽东。”凡此种种，足见靺鞨人确实卷入叛乱无疑。[24]
另外，《五代会要》有对“大舍利乞乞仲象”的注解：“大，姓；舍利，官；乞乞仲象，名也。”皆表明乞乞仲象曾任“舍利”之职。而《辽史·国语解》对“舍利”的释义为：“舍利，契丹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乃给官名曰舍利。后遂为诸帐官，以郎君系之。”由此，更加坐实接受了契丹官职的靺鞨人卷入叛乱的可能。关于靺鞨人是否参与了营州叛乱，自然还有不同说法，如张碧波先生在《重审渤海建国史——兼评“依附说”、“白山说”、“叛乱说”》一文中，便不主此说。[25]
三 靺鞨人“东奔”
无论靺鞨人参与还是没参与叛乱，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在唐王朝与突厥人的屡次打击下营州局势突变，契丹人的败局已定，孙万荣本人也被“其家奴所杀，余党大溃”[26]。虽然，唐王朝对靺鞨人有“册封”和“赦其罪”等种种举措，但害怕报复的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等还是分别率领族众踏上了“东奔”回归“靺鞨故地”之路。唐王朝绝不允许这种连续背叛行为的发生，派契丹降将李楷固追杀了乞四比羽，余部纷纷投靠了乞乞仲象。不久，乞乞仲象病逝，在李楷固的追击下，靺鞨人群龙无首显得更为慌乱。危难之际，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挺身而出，史载：其以骁勇善战与远见卓识，“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27]。这一记载透露出三个问题，即：“恃荒远，乃建国”；“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对这些问题加以探究，渤海建国前的事情也就些许得以澄清。
一是“恃荒远，乃建国”，换句话说，说明了最初的“靺鞨国”建立在什么地方。大祚荣率领“东奔”队伍，一路亡命“度天门岭”（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境努鲁儿虎山余脉东麓、海拔482米的八楼子南山一带，为新开河、绕阳河与务欢河诸水域的分水岭），但战事不是发生在这里，因为“度”是过了的意思。因此有学者认为，大祚荣对追兵的设伏地“似在今辽北的开原与铁岭交界处的丘陵、山区某地，很可能就在当时的延津城（今天的开原市南20多公里马家塞村后山上）和城东十六七公里处海拔615米的象牙山高地及其附近一带”[28]。大祚荣在这里击溃李楷固摆脱追兵后，率领族众继续向着“粟末靺鞨故地”即粟末水的中上游一带“东奔”。路线应该还是走的那条“扶余-契丹道”，“只是反其方向而行之罢了”。[29]698年，大祚荣在东牟山地方“树壁自固，筑城以居”，建立靺鞨国，拉开了“海东盛国”的序幕。关于其初期王都“东牟山”的位置，学界争论很多，有“城山子山城说”“敖东城说”“永胜遗址说”等，不一而足。“但是经过长期研究和考证，学者们大致认同东牟山在今天吉林省敦化市的观点，而在东牟山上修建的成山子山城又是渤海国所建的第一个王都。况且不论是敖东城、城山子山城还是永胜遗址都在敦化市附近。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旧国’是在敦化市附近。我们赞同刘晓东关于‘旧国很可能是个较大的区域性概念’的判断，认为‘旧国’应是指渤海国迁都中京前的政治中心，而不是单指某一城。”[30]如此，靺鞨国的“荒远建国”地是在今吉林敦化市地方。
二是“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此应指靺鞨国时期（698—713年）的人口数。户十余万究竟是多少？魏国忠先生在《渤海国史》中写道：
所谓的“户十余万”究竟指多少？以最保守的估计也将在十三四万至十四五万户左右，而如以每户5口计之，则当时人口至少在70万以上。这一估断显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第一，《新五代史·渤海条》曾谓：“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称：“祚荣立，因有其众四十万。”而《五代会要·渤海条》又称：“胜兵丁户四十余万。”乍看，“四十万人”，远远小于前述的70万以上，其实，并无多大矛盾。因为这里所说的40万“众”，而“众”在这里显指部众而言，并不包括他们的妻儿老小在内；如果再加上家属的话，则其人口总数少说也在七八十万之间，即与上面的估断大体相当。第二，靺鞨国的居民显以靺鞨人为主体，据推算，隋时靺鞨七部的人口约20万以上；到唐初贞观年间，显有很大的增长，从唐与高丽之战中高丽政权一次就调集靺鞨参战人员至数万人，则估计附于高丽诸部的靺鞨人口少说也在二三十万以上；如果再加上保持“完疆”状态（即独立地位）的黑水靺鞨等未附于高丽的诸部人口，以及内附内属于唐的诸部靺鞨人口，其总数则有可能达到四五十万以上。其后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自然增殖，到靺鞨国建立之后，靺鞨人口的总数少说也在六七十万左右，如减去其中的黑水靺鞨十六部以及留唐未归的靺鞨人，则靺鞨国境内的靺鞨人口少说也在四五十万以上。又，其境内的高丽遗民，也有很大的数量。查高丽灭亡之际其人口为69.7万户、约350万口，减去被唐廷迁入中原内地及南投新罗、东渡日本列岛者以及留在原高丽故地南境而逐渐沦于新罗者，则留居在高丽故地北境的遗民少说在20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成为靺鞨国的编户。最后，还要加上进入这一地区的汉人、契丹以及其他各族人等。故当时人口总数达到七八十万之间是确有可能的。[31]
根据上述人口推算数字，我们从“七八十万”人口中减去“留居在高丽故地北境的遗民20万”人、保持“完疆”状态的“黑水靺鞨”人口20万人，另外还有“内属”或“附于”其他民族的靺鞨族众没有完全“随之”，大祚荣率领下“东奔”集团的迁徙人口总数“似在五六万之间”[32]或者更多一些。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推算数字。
三是“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大祚荣率领下的“东奔”集团由营州而来，受汉文化影响数十年，其较高的文明程度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远非其他土著民族可比。在“东奔”的队伍里有“高丽别种”或“附高丽者”的白山靺鞨人，也有“靺鞨酋”与“靺鞨反人”的粟末靺鞨人，还有“高丽余烬”及“高丽逋残”的高句丽遗民，还有汉人、契丹人、奚人、九姓杂胡人等。显然，靺鞨人是这支迁徙队伍的主体。靺鞨国建立后，在不断地“斥大土宇”“开大境宇”过程中，又融入了拂涅、虞娄、铁利、越喜、率宾、达姤等民族，但这并没有改变靺鞨人为渤海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在日本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的遣唐使菅原道真，其《类聚国史·殊俗部·渤海》中就有“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