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呢？习总书记认为，首先是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其次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有是要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学术成果。结合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书尝试以中外人文精神的研究为视角来探讨如何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无论在哲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人文精神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人文精神既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思想基础，更是人类摆脱蒙昧和野蛮，走向文明与理智的精神支撑。正因为如此，人文精神研究是探索人类思想的永恒话题。西方文化拥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取得了丰富且深刻的知识成果，为塑造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奠定了价值基础。中国古代思想中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更重视技术层面的进步，人文精神研究受到冷遇。时至今日，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仍然缺少充分的理论研究支撑。正基于此，本书尝试分别深入探讨中外人文精神，并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来寻找中外人文精神可以互相借鉴的途径，从而为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一条可行的理论途径。

马克思认为，人不应当是那种抽象的、虚幻的人，而是在实践中存在着的人。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上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体，这当然是一种虚幻而不切实际的理想。现实世界的本体理应是人的实践，人的实践就包含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于一身。通过实践，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人和人的实践成了这个世界的本体，没有人的实践，就没有人的世界。可以说，人和实践、世界都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现实的实践中。人的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和世界对人而言的运行方式。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对未来共产主义进行了设想。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和自然，主观和客观，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达到了统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这正是对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如何通过对自我异化的扬弃来实现人的本质，从而重塑人文主义的确证。

中国人文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的“人文”一说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刚柔相交，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系辞下》提出，天、地、人“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最早对此的解释是：“刚柔相交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正义·上经随传卷三》）后来唐代人对此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周易正义·上经随传卷三》）宋代程颐的解释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伊川易传》）

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文”思想的深刻性在于：（1） “人文”要取“天文”之道。“天文”之道是刚柔、阴阳的结合，同样人文也是人类社会中刚柔、阴阳因素的结合，“物相杂，故曰文”。（2） “人文”的核心在于教化。“人文”是要使社会中的基本因素化为有序，这就是人伦之序，用之以教化万民，便是人文之道。（3） “人文”之道是完整的。“人文”中的各种因素不可偏废，“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所以既要观乎天文，也要观乎人文，以察其变，及时进行调整。总之，“人文”体现为既要有物，又要有规矩，最终还要符合人的精神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教化天下”。

这对于中国哲学中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文精神在不同的人物、学派，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都有不同的表述，从人文精神的视角去重新解释他们的观点和主张，确定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独特的研究角度。这一研究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现社会和谐，重构道德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这对于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也有关键的支撑性作用。

西方人文精神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降，经文艺复兴、近代哲学和现当代哲学27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的一条主要线索。围绕着这一主要线索，产生了诸多哲学和思想流派。随着历史的更替，人文精神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总体看，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希腊时期主要解决灵魂肉体的关系问题，以至善塑造人性，以善的人性和灵魂的正义作为善的城邦的保障。罗马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法的精神。西方法哲学的历史，甚至法律思想，均起源于罗马。基督教主要解决信仰与爱的问题。近代精神的核心是科学和理性，价值体系则以功利主义为主。现当代更强调世俗化的生活之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成为当代主要精神。纵观西方人文精神的历史，希腊、罗马、近代西方人文精神与我们已经过去的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时代，有很多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可以说，探讨西方的人文精神，就能够抓住西方文化发展中最优秀的部分，获得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元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借鉴有益的成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时，不能仅仅研究各自思想本身，更要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一方思想如何对另一方思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或辩护，借此解决理论解读中的难点问题，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提供一条途径。这种比较也有助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东西方哲学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逐渐关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中西比较哲学的论著。在西方的汉学界，中西比较哲学也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兴起的显学科。

当代中西比较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安乐哲（Roger T.Am-es）在其《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提到，在比较哲学中，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间具有对立的先决设定。正是这种十分重要的差别才使得对某一文化中的问题和困难，还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其他回答，才能为中西两种文化提供相互补充的机会。余纪元在其英文著作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Mirrors of Virtue （中译本：《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中，也详细探讨了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他认为，在比较哲学中，我们需要设立可比较的跨文化phenomena，并随即考察和揭示两者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镜映，我们知道了两个伦理学体系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也因此能认定需要被保留的、能导向卓有成效的对话的真理。牟博在《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杂志创刊号中提到，无论东西方哲学如何不同，在探讨某个哲学问题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东西方哲学的思想来加以比较。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参与阶段（pre-engagement phase），这一阶段主要是思考关于某个哲学问题来自不同思想传统的观点；第二阶段是参与阶段（engagement phase），在这一阶段，这些观点都内在地参与进来，共同为解决某一哲学问题提供自己的见解；第三阶段则是后参与阶段（post-engagement phase），在这一阶段，不同传统的观点被吸收成为解决某个哲学问题的新路径。

虽然上述比较哲学研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认为东（中）西方哲学可以在摒弃偏见的前提下，实现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为彼此之间取长补短，解决各自哲学体系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本书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研究——以中外人文精神研究为视角”的最终结项成果。本课题的立项获得了院领导和院学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我谨代表课题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课题组成员为本课题书稿的写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是他们良好的学术素养、长久的学术积累以及持之以恒的写作使得本书的完成成为可能。最后，还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李薇老师及各位参与书稿编校的编辑老师，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文字功底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本书共分八章，其中第一、二、四、八章为孙伟研究员撰写，第三章为王杰博士撰写，第五章为王玉峰副研究员撰写，第六章为王双洪副研究员撰写，第七章为李婉莉博士撰写。全书的结构、编排和统稿由孙伟研究员完成。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孙伟

2019年6月于北京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0，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