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交易方式

一 收购俸米、甲米

康熙时，“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运至家，惟图微利一时，即行变卖”[94]。雍正时，“米价腾贵，八旗兵丁冀得高价，将米不行留余，尽皆粜卖。于第三季领米之前，必至乏食。其时又行倍价籴买”[95]。乾隆时，“查行户囤积居奇，实为民害，但官兵关领俸、甲米石，转为售卖，亦势所不免”[96]。“八旗支放甲米，向有定期，开仓日米多，市价平减，奸商乘机囤积，放完后米少，抬价居奇，以致日长”[97]。“每年春秋二季，领俸米人员，多在通州售卖”[98]。嘉庆时，“京员或自行到仓支领，或交米票，向铺户折换细米”[99]。可见，八旗官兵领得俸米、甲米之后，卖与商人铺户，康熙时就已经出现。原因之一，官兵运米到城内的家，需要自己出运费，如果不想出运费，只能直接卖与铺户。“兵丁等于京、通二仓支领米石时，每因脚价之费，卖米充用”[100]。“旗人愿卖，自宜拉运出仓，乃希省脚费”[101]。“该旗人等赴通关领，需用脚价，既不免增多，设因盘费缺乏，竟在通变卖”[102]。“该兵丁等领米之后，不能独雇车辆，即日运归，势不得不于附近米铺，暂行寄贮，或就肆中舂碓，皆情事所必然”[103]。原因之二，官兵图方便卖给商人。康熙时期，有这种专门为旗人舂碓米谷的铺户，是与“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运至家”，“即行变卖”[104]有关。官兵“就近卖与商人，实得便益”。“碓房所售，乃多细米。关仓后，来买米接济者，皆便于碓房买用”[105]。官兵“图简便”，在通州将领米票据，“卖给民局，则大票中分出小票，自行支领”[106]。原因之三，旗人不善谋生。“致有不善谋生之人，并不计其米之接续，辄以贱价粜卖，及至缺乏，又以贵价籴买”[107]。“八旗不善营生之人，不计口粮能否接继，贱价粜卖于前，贵价籴买于后”[108]。“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钱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109]。

方式之一是收买票据。康熙时，“通州中南仓长于德瑞盗白米一百六十石”。从他身上搜出印票，他说：“我将米交付冯二，更换官用口袋，每石以银一两三钱卖给吴昭齐。我遂将二百两银，及领米印票一并交付书办张达景等。”[110]虽然这里是间接出卖米票，但说明在康熙时米票已经可以与商人换米了。雍正时，“支放八旗官员俸米，向来俱按官员等之品级，各给红票为凭，由仓领取”[111]。乾隆时，“八旗王公汉官俸米，以及官员随甲坐甲饷米，均在通仓支领”。“八旗并内务府官员，应领俸米，各旗都统，仍出给本旗总领，交押旗参领章京。先赴通仓换票。该仓即按照各佐领官员数目，每员各换给米票一张，交该参领等领回，发交各佐该领，散给应领俸米官员，令其自行赴仓关支，则随到随领”[112]。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米局商人谢君美[113]赴通仓领米，以往“赴仓领米者，往往给与仓书、斗级、花户钱文，即得好米”。谢君美不肯给仓书、斗级、花户钱文，“又欲支领好米”，于是彼此“争执殴打”。谢君美被捕入狱，但“被花户董得禄用灰土揉按两眼”，后因伤监毙。后经审查，对相关人员定罪。[114]这事件反映出，当时许多官员不亲自到仓领米，将“米票私给碓房、米局”，再由“铺户包揽旗员俸米，兵丁甲米，与仓书、斗级，私自交结，赴仓支领，希图从中取利”[115]。嘉庆时，“满汉各员应领俸米，应照旧定章程，分给各员米票，自行赴仓支领。其每石例给个儿钱及票钱，共制钱二十文，令各该员封交领米家人，于赴仓时，面交该监督取具收票”[116]。“八旗官员支领俸米，向系分给米票，自行赴仓关支。自乾隆年间奏定章程，历今二十余年，相安已久”[117]。“官员兵丁私卖米票，交铺户代领”[118]。由于官员赴仓领米，仓中花户多违例不给好米，所以他们“将米票转售米铺”。商人买得米票，就使费贿赂仓中花户，领得好米后，贿赂之费即加入米价之中出售。[119]另从《嘉庆十四年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120]中显示，在通州售卖米票的亲王有礼亲王昭梿、睿亲王端恩郡王、豫亲王裕丰、肃亲王永锡、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怡亲王奕勋、郑亲王乌尔恭阿。郡王有顺承郡王伦柱、克勤郡王尚格、庆郡王永璘。贝勒有绵誉、绵志、永珠、绵懃、奕纶、奕绮。贝子有奕绍。他们在通州领票，除留用米石之外，余米都出卖给通州米局。“礼亲王昭梿报称：自嘉庆十一年起共五次，将票卖在通州”。“顺承郡王伦柱报称：近年来俱将米票卖在通州”。在京卖粮票的有和郡王绵偱、荣郡王绵亿。“荣郡王绵亿报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卖与灯市口义合米局吴姓自行运京。”“续据宗人府查复，和郡王绵偱历年余剩俸米俱卖与东四牌楼（北十一条胡同西口外路东）孙姓广聚米局，及白庙（北路西）纪姓增盛（店）碓房”[121]。高添凤就是这次购买米票的人。他原是通州粮仓的吏胥，历年承买米票。“向领米人每石索钱二三百至四五百文不等，放给好米并满量斛面，每石约多出米二三千”。“又于九年上开设德和米局，收买各官俸票赴仓领米，粜卖赚钱使用”。据充当中仓甲斗头役张连芳供称，高添凤是通州人，在“旧南门内居住”。有米局人收买俸票到仓领米，每石给钱二三百，或四五百文不等。他就放给新米，每石多出米二三升不等。“我承办十余年来都是如此，约每年多出米四五百石”[122]。

道光时，“各仓开放满汉俸米，责成各仓监督，于开斛五日之先报部，行文八旗及领俸各衙门换票支领”[123]。“各员俸票，多有向米铺换食细米，或卖与米铺。花户、头役多索各铺户钱文，以致逾限未领”[124]。时人穆齐贤记录了出卖米票兑换钱文、钱票事。“从前，三哥请余将伊应得之老米二斛，送至三盛店，卖得现钱几千文，先行使用”。二月二十七日，“德惟一阿哥来，携二姑爷应得俸米，即江米四斛一斗六升、白米十八斛五斗四升、糙白米一斛三斗、粟米十三斛，共三十七斛之俸米票单。阿哥请余将此米单转往丰昌号出售”。二月二十九日，“至丰昌号将德惟一阿哥交托之二姑爷之钤印俸米单交于萧掌柜，云欲在伊铺中变卖，伊允之。余本季俸米十四斛二斗五升，亦交与该店，得钱二十六千四百文”。九年三月初七日，“至丰昌号。余额俸米十四斛二斗五升，此季米十三斛三斗八升，另外一斛乃糙米。将俸米卖出，共卖得二十四千八百文”。八月二十六日，“入城，（德惟一）阿哥将二姑爷之俸米票单给余，请送至丰昌号交易”。九月初四日，“余至丰昌号，将二姑爷之俸米三十七斛之米票单交付，每斛给价三千二百文，共得一百十五千五百五十八文。顺便将余之俸米十四斛二升五斗亦给该铺，每斛给价千九百文，共计二十六千四百文。还所欠该铺之五千文”[125]。此外在十年二月初一日，三月十三、十四、十七、十八日，也都记载了兑换俸米事。丰昌号在朝阳门内弓匠营，可能就是米局。可见，在旗人生活中，用米票直接兑换钱文是常事。正如近代人所称：“百官领俸米，券入手，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此固由不善治生。而京仓之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搀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私售则上色米也。故凡得券者，亦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提其奇赢，共渔厚利，此固法之所无如何者也。”[126]

方式之二是放债预售。雍正二年三月，副都统觉罗佛伦讲述了放债违例牟利的事情。他称：“有一种放债长短钱者，佐领催伙同放债人，根据各佐领兵丁钱粮在此一月内所余情形，与放债人商量，在领取钱粮之前借贷，若借贷一两银钱，其利息可坐扣一百钱至二三百钱。领取钱粮之日，领催到部领回钱粮，而钱粮不到兵丁之手，即给于借贷人。”还有“开仓之前，不肖之徒伙同领催，巧买兵丁米石。若一石米以时价折算，应为一两四五钱银，但伊等在兵丁领取米石之前，只以五六钱银买下一石米，若以七八钱银买下一石米，则曰价昂贵。自闭仓后，卖米人无米时，即以一两七八钱银，或以二两银买米而食之。若无银买米时，又求领催，不论利息多贵，亦必借贷”[127]。“有佐领、骁骑校，但思网利，串通领催人等，指称他人名色，或于该管佐领，或于其弟兄所管佐领下，借放印子银两。有十个月扣完者，亦有十二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之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128]。雍正五年，顺承郡王锡保等奏称：“贾富成私买甲米，放印子钱。”[129]“有射利之铺户、土豪人等，交结队目，广放营债，以取重利。兵丁堕其术中，借银到手，随意花费。及至领饷之时，不足以饱债主之谿壑，此实兵丁等，暗中耗费，以致窘乏之由也。”[130]十二年，监察御史惠中奏称：“八旗近公署之处，开设铺面，货卖暖酒者甚多。凡该班传事之不肖兵丁，每乘间聚饮，酗酒斗殴，甚属不合。且兵丁等所赖以谋生者，惟此钱粮，或于未关钱粮时，即入铺内赊饮，既关之钱粮之后，遂还去大半，甚至将一月所得之钱粮，尽还酒铺者有之，实与兵丁生业无益。”[131]前述开设碓房商人，因旗人“交与舂碾，久久习熟，竟有关米出仓，并不载运回家，而直送至碾碓，听其销算者，以致无籍奸民得以施其盘剥之计，除一石止舂八斗外，或用大斗小升，多入少出，或因先借后还，贵价贱折，甚至有寄放既多乘便买尽，而飘然远遁者”。[132]

乾隆时，有“山东民人开铺放债，置买兵丁饷米，图取重利”。“旗下贫穷人等，因一时缓急之事，是以重利借贷，徒使牟利小人得计。因循日久，旗人生计益至窘迫，甚属无益”[133]。三年三月御史李奏称：“京城内外有印子钱文生理一道，多系山西人，携带重本，至京营运。其法以钱十千给人，日取钱四十文，至三百日而本利俱完。人因利钱不重，又可日用零那，故取之者众。彼图现在出放既有生息，又可兴利，故业此者多。臣详细访查，此项生理竟有四千余家，其中本大者有钱万串，次者亦有七八千串，再次亦不下三四千串。截长补短，每家可有钱五六千串。”[134]“八旗俸饷米石逾期半月有余，甫行开放。旗人不能计日支领，大半转向铺家，加利赊借”[135]。四十四年，“杨老等乘官仓发米，向旗人放账□（原文字不清）利，以九百作为一千，朝借暮还，重利盘剥”[136]。五十九年，“米商铺户，囤积居奇，遇有兵丁等需用银钱之处，向其借贷，辄将未领米石，先期贱价押买，谓之短米，及届各仓放米之期，该铺户等，串通领催车户，及仓书斗级包揽冒领，或参佐领等素与往来，曲为徇隐，殊干严禁”[137]。

还有领催串通商人放债。嘉庆年间，“八旗甲兵米石多由领催串通铺户放债挟买，巧图重利”。“旗人率先豫借米铺钱文，至领米时，则由领催串通铺户汇总代领，克扣折算。及至甲兵等食米缺乏，又转向铺户，按市价买用”[138]。“旗人领米均交领催包办，米铺关领，除食米外，其余米即由铺户自行售卖，价值亦随便开算，并不平照市价。推原其故，皆因平日兵丁无钱，向领催挪借。领催无钱，又向米铺转借，方借钱时，即指领兵米折钱归款。在铺户见以米作抵，有恃无恐，且有重利可贪，是以允借。兵丁等但图一时借贷之利，便不计后来折算之吃亏。且既交领催包领，其车脚之多寡，市价之贵贱，皆由领催开销，兵丁亦无从细悉”。“即如近日刑部办理领催春庆与开米碓房之宋联玉一案。先因包与铺家领米，是以借给京钱四百吊，写票七百二十吊，续借三百吊，写五百吊，三分起息，是其明证”[139]。

更有商人预卖旗人俸米、甲米的情况。“八旗领米之领催家人赴通，直投米局歇宿，一切酒食、盘费及仓内领米使用，皆出自米局。此外，每石仍给领催一钱，名曰外续。又给家人银六分，名曰内续。各局预期私相议定米价，贵则每石不过一两二钱，平则一两，贱则八钱，其给价银成色九三钱，则八折扣算，此系向来局中买米之常价也。更有旗员于未放米前期邀同领催赴局预卖，种种受其扣克之害，若辈势众，竟成垄断。其余卖米行店，亦不敢争买。而领米之旗员至通各局，先有接应，支借钱文，任情花费，一入其局，势不能不卖矣。及领催家人等因贪其小利，亦未有不怂恿卖与米局者。”[140]这是商人结交、贿赂八旗领催及其家人，垄断收购市场。乾隆三十七年，商人陈廷鉴借出“钱八吊六分，行息后，又用钱十吊，预买得刘兴孝老米八石，按季归还”。四十年二月，他“用钱十三吊，预买得该旗陈起佐领下马甲袁宗和老米八石”。三月，他“借给正白旗汉军马甲孙四钱五十三吊，五分起息”。六月，他“借给正蓝旗汉军周大儒佐领下马甲刘福太钱二十四吊，分季还老米十六石。又借给马甲刘青太钱九吊，还老米六石”。七月，他“借给该旗马甲徐大有钱十五吊，预买老米十石，稄米五石”。山西商人李天维“借给正蓝旗满洲法宪阿佐领下护军明金，钱五十吊，约三十六个月，按月还银一两，共银三十六两，并给米二十四石。又借给正蓝旗满洲图米善佐领下领催五十四京钱十六吊，言明还钱十三吊，还稄米五石，库银六两”。大兴商人梁三“借给正蓝旗汉军佟士礼佐领下马甲佟金钱五吊，还老米二石，稄米二石”。他们“以五六分重利，借给马甲刘兴孝等钱文，又以贱价预买旗人米石库银，从中渔利，辗转盘剥”[141]。

嘉庆时，镶蓝旗满洲左领富尔松阿承袭之前，其父鄂福历年积欠账目十余家。三年，“凭中与平日熟识开碓房之吕三，商立合同，每季领出俸银俸米，交与吕三代还诸账”。“讯据吕三呈出合同二纸，一系指俸银变钱，代还二十三家账目。一系指俸米领出归还食米，俱系鄂福同子富尔松阿所立”[142]。另据步军统领英和等奏称，嘉庆八年至十年，大兴县商人赵维屏，曾“在海运仓充当挖勺头目”，与众花户俱有交往。他在东直门外菜市开铺放债。“在北新、储济二仓放账。北新仓众花户该欠赵四（赵维屏）钱一万余吊。储济仓该欠赵四（赵维屏）钱三千余吊。每逢开仓的月分，北新仓归还赵四（赵维屏）钱五六百吊。储济仓归还赵四（赵维屏）钱三四百吊不等”。“每逢放米时，将廒内米石挖出，打做天堆，将好米堆在一面，次米堆在一面。有要吃好米的人，每石索要使费钱九十文”。所有欠钱“每月俱是二分或二分四厘行息”。从要好米的人那里“约计得钱二三十千吊，给众抬夫挖夫作为工食之用”[143]。“近来旗人领米均交领催包办，米铺关领，除食米外，其余米即由铺户自行售卖，价值亦随便开算，并不平照市价。推原其故，皆因平日兵丁无钱向领催挪借。领催无钱又向米铺转借，方借钱时即指领兵米折钱归款。在铺户见以米作抵，有恃无恐，且有重利可贪，是以允借。兵丁等但图一时借贷之利，便不计后来折算之吃亏。且既交领催包领，其车脚之多寡，市价之贵贱，皆由领催开销，兵丁亦无从细悉。而领催与铺家平时既有银钱交往，即难保无勾串分肥等弊”。例如，领催春庆包与开米碓房之宋联玉领米，“以借给京钱四百吊，写票七百二十吊，续借三百吊，写五百吊，三分起息”就是明证。[144]

道光时，据御史赵光称：“近年通州一带，多有地匪奸商，于沿河开设银钱字号，名为大斗铺。有兴隆、万隆等号，交结粮帮丁舵及拨船水手，重利盘剥。平日称贷，专指粮到清偿，通同作弊，偷买偷卖，囤积回漕。”[145]所谓回漕，即一些商贩将京城市场上的米粮，实际是官兵出卖的漕粮，贩运出城，汇集到漕船停泊口岸，“其京城以外，天津以北，便于回漕之处”[146]，卢沟桥附近之黄土铺地方，“京城以外，天津以北，其米石囤积之处”[147]。“有奸商自漕船回空以后，雇觅贫民男妇，升斗肩负，零运出城，于于家卫以南及杨村一带沿途僻静村庄，洒散囤积”，[148]以备回漕。张瑞威称：“所谓‘回漕’的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一直是一种谣言。笔者相信，由于北京和通州的漕米价格低廉，间被偷运回南，殊不出奇，但鉴于交通费用的高昂，加上官员的严密监察，贩运的路程不会太长而且偷运量也不可能太大。”[149]据以上史料记载，回漕实际存在，但漕粮并不运回南方，只运至通州附近地区囤积，再运回京、通二仓而已。也可知凡是回漕的米粮，一般非新粮，米色不纯，破坏漕粮制度，也是制度弊端。

二 购买平粜米

雍正四年，“各仓米石平价发粜”，“今闻清河本裕仓发粜米石，奸胥恶役串通铺户，贱买贵粜，此仓卖完，又领别仓发卖，是为富户生利也”[150]。乾隆二十六年，有铺户“诱买无赖穷民，给予零星价值，令其赴籴。籴得之米，仍入行铺之手，聚少成多，重利可致。籴系贫民，而利归商贩，狡狯之术，禁遏宜严”[151]。四十年五月十六日，住在鸦儿胡同的宛平县人于二，乘附近的“广化寺内开厂平粜”之际，与山西人徐世仓商量收购稄米转贩。于二叫街坊小孩“陆续赴厂替买”，“每米一斗多给京钱二十文，于十六、十七、十八三日共买得稄米三石七斗，堆存徐世仓家”。十八日晚，于二、徐世仓“将米转卖与北药王庙地方开米粮铺的冯永吉，讲定每斗价钱二百九十二文，共钱十千零九十四文”。于二每斗赚钱五十二文。[152]官厂“平粜不过三两日，囤积已至二三石”，获利不少。[153]嘉庆十一年，“有牟利奸商，往往于平粜之时，私令人假作贫民分投赴厂籴买，囤积居奇”[154]。直隶献县人谢兴来京佣工，与在京赶车的枣强县人张四相识。四月三十日，“北城米厂轮粜仓麦”。谢兴买得官麦二斗，待携铺房碾磨时，路遇张四。张四告以磨面不如转卖，于是谢兴将麦转卖给张四。五月，谢兴之母郭氏“赴厂买得官麦三斗”，谢兴又卖给张四。随后张四“向孙蔚文铺内，赁得口袋一条，转付谢兴，令其收买。初三日该厂轮值妇女粜卖，谢兴街邻陈张氏等共买得官麦三石五斗，因无处磨面，向谢兴之母郭氏谈及，谢兴即向陈张氏等零星收买，每斗许多给京钱四十文，次日即将所买街邻官麦三石五斗，一并用口袋储好，正欲雇车拉送，即被巡查官役等拿获”。另有枣强县人石鹏，来京在王三皮作坊佣工。四月，王三令石鹏买中城平粜官米二斗，麦四斗。又叫街坊王霍氏等人代买官米。“二十一、二十五等日交给王霍氏钱文，令石鹏在途中守候，王霍氏带同伊姊吕霍氏伊女王氏，两次赴厂买米六斗”。前后“共十人赴厂买米一石。王三每斗各给钱五十文”。五月初三日，王霍氏等人仍赴厂买官米一石，行至途中，被官兵抓获。[155]道光四年，京城平粜米粮时，“向有各铺户计诱贫民，雇令代买，以遂其囤积之私。更有无赖棍徒，包庇寄顿”[156]。可见，雇贫民、流民、妇女等人，零星赴厂买粜米，然后再从他们手中收买，集中起来囤积，待价转贩，也成为商人收购平粜米的一种方式。

三 贩卖麦豆杂粮

顺治六年，巡仓御史称：“漕粮、杂粮起卸，原各有地，如通州东门外，天下漕粮毕集之所。”[157]康熙时因为仓储粮没有麦子，[158]市场主要依靠商人从口外运入小麦、小米，[159]也从豫、东二省贩入麦子。[160]乾隆时，更是如此。京师市场的麦子，“大半由豫、东二省，商贩前来，以资民食”[161]。有官员调查，在通州东关有永茂、永成、福聚、涌源四大堆房，堆储张圣如等二百二十余家商人，从各处贩来的小麦五十三万九千余石，陆续卖给京城，及通州本地铺户。[162]“近京地方高粱、谷、豆将次登场。数日来天气晴霁，道路渐就干燥，杂粮得以挽运到京”[163]。小米由商人从口外，即张家口、古北口、喜峰口、热河一带，及山东、河南等地贩入。嘉庆六年，“杨正楷、王万全俱籍隶山西，向在广宁门内开设粮铺。又有山西人任峙向在广宁门外开设粮铺生理，陆续收买米石，以备零星转卖”[164]。通常这些麦豆杂粮，先运到通州等粮食集散大市场，然后京城的粮铺从贩运商那里购买，再由粮铺、杂粮铺，或批发兼零售，或零售卖给以面、杂粮为主食的京城百姓。

此外，还有沿胡同、街巷挑担贩卖粮食的小贩。乾隆“地方有此零星贩卖之人，则街衢巷陌，俱可以食官米之利，而市米不能坐索高价矣。市米之价平，而嗷嗷人口可以无忧艰食矣”。“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率每日买米舂碓，肩挑出门，沿街货卖，少藉余利，以资糊口。而民间买米之人，有离厂遥远，老幼妇女，每藉小贩到门，就便买食。此等小铺正须有米舂碓，然后米仓流通，价不昂贵。且皆系本少利微，原无多囤居奇之事”[165]。“串米，穿街叫喊，北城居多，因有俸米也”[166]。此等小商贩也可以赚得少量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