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文化地理与城市研究

主持人语

刘岩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是其中的重要线索。一方面，某一群体外部的地理条件（如山川、河流）决定了该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包括民间习俗、宗教信仰、日常生活、文艺形式等各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另一方面，人类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断实施综合利用，为生存和发展寻找更多自然资源，甚至不惜改造地理条件为人所用，这在人类社会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人类与自然的经年互动中，自然地理逐渐携带了文化的印迹和特质，这具体体现在地理环境与在其间生活的族群之间所建立的共生纽带上。地理环境在给人类提供生存所需资源的同时，也成为带有人类生活痕迹的文化景观，即人类活动本身所构成的人文空间与地理环境的自然空间之间形成了空间的多层性，而这一点在城市的发展中最为明显。换言之，人类文明的社会性发展正是与城市的扩大与蔓延并行的，城市从最初的防御之所逐渐裂变为人类集中生产和生活之地，同时也是呈现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重要场域。城市空间映照着人类文明向现代化转变的图景，也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的活动、行为和文化感知。有鉴于此，研究城市空间与居住在此的人之间互为映照和互为制约的关系，能够反思人类活动对于自然地理的改造所带来的反拨作用，并由此观照文化地理的现代性症候。

本栏目由一篇文化地理学理论译文和四篇研究性文章组成：安德鲁·萨克的理论文章追溯了地理批评的两大路径，其中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理论家所集中关注的问题，是人文学术，包括文化地理学对现代城市现象的回应。与此同时，人类对城市的不断改造使得都市空间逐渐拥有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这使物理意义的“空间”（space）演变为有人类活动印记的“地方”（place）。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文化地理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要理念，也是本栏目其他文章得以立意的理论依据。在这一总体思路下，孙丹萍的文章聚焦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笔下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南方城镇，其间的街道、集市和咖啡馆等特定空间，不仅制约着居民的视觉行为，彰显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体制性边界及其僭越，而且也迫使他们体验着现代性带来的变化与焦虑。齐佳敏研究的是从纽约贫民窟诞生的嘻哈音乐。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纽约城市空间的改造规划，把种族聚居地转变为垂直空间的公共住宅，嘻哈音乐随之发展出了不同的政治姿态和差异性身份的表达方式，从而示范性地指出文化形态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紧密联系。蔡晓燕的文章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城市意象为中心，指出该诗歌流派并不是完全将城市视为负面的后果，而是揭示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伦敦开始呈现现代工业带来的种种弊端，以此促使人们反观现代性的生存价值。上述文章对于欧美城市的研究体现现代性的多元表达和复杂特性，不同城市空间构筑的人类活动场所也由此生成了差异的文化感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尤以地铁的建设为主要标志，它给都市人群提供了便捷的出行途径，也同时带来了新的文化景观。徐沛一文实地考察成都的主题地铁车站，分析地铁设计者如何通过颜色、装置、文化符号等不同的表意方式，塑造了都市的交通空间，为旅游者和通勤族营造了不同的视觉感知与现代性体验，从而实践了资本和文化在现代城市中的双重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