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人的研究成果

关于东平府学、东平学派已有的成果为数不多，日本安部健夫的《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索介然译，中华书局，1993）涉及东平府学，而以东平学派的学风为讨论重点之一，并把东平学派与以赵复、许衡、姚枢为主的理学派的学风进行了对比。安部认为元初存在的两大知识分子集团：“一是由耶律楚材、宋子贞兴起，元好问、康晔、王鹗、王磐、李昶、李桢、阎复、李谦、孟祺、张孔孙、李之绍、曹伯启等继之，下之李治、徒单公履的一派；另一是由杨惟中、刘秉忠、赵复兴起，窦默、姚枢、许衡、杨恭懿、王恂等继之，下及耶律有尚、姚燧，甚至还可把刘因包括在内的一派。”前一派叫作“文章派”，后一派叫作“德行派”。对于这两派的学风，他认为：

重浮华，喜宴游是文章派人们的共同特征，他们极力推行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具体一点说，他们是华美的杂剧的爱好者，是优伶歌妓的捧场者，再进一步说，他们自己执笔写一折杂剧也不为难。

对后者“德行派”，安部总结道：

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致力于人格的陶冶，这几乎是无需说的。……概括地说，就是实践之学。

德行派人士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具有渊博的学识，尤其是精于数理、天文、律历诸学。

陈高华的《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详细叙述了汉地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在东平的活动，谈到严氏父子的养士和东平人才之盛。王磐、宋子贞、刘肃、徐世隆等在金朝担任过官职，商挺、李昶、杜仁杰等都在元好问开列的请求耶律楚材加以保护的“汉地”杰出士大夫名单之中。他们在东平府军政部门担任职务和在府学中教授生徒。孔子的五十一世孙孔元措也受到严实的保护。其他如文学艺术中的杂剧、散曲、国家礼乐等也有一定的发展。兴学是严氏父子的一项重要的统治措施。东平府学、博州州学、冠氏县学相继被修复。

探讨金末元初的东平学派以及它与理学派的关系，就不能不注意理学在北方的传播问题。姚大力的《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以1235年为界，他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认为1235年前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少数人士略知一二，而且还抱着怀疑态度。1235年赵复北上，理学开始受到北方学者的普遍重视。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统一了全国，程朱著述大批流入北方，理学逐渐在北方确立了学术的主导地位。此外，文章认为，“东平的学风完全是旧金遗留的诗赋、经术之学”，而理学派只是在学风上与东平派有所不同，在政治主张上则是相同的。

姚大力的《蒙古人最初怎样看待儒学》[3]，为研究大蒙古国时期蒙古人的儒学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儒学这种既神圣又世俗的准宗教性，使窝阔台通过戊戌选试把它纳入了宗教宽容的政策范畴之中；而到了忽必烈时期，儒学便成了奠定有元立国的有力工具。姚大力的另一篇文章《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4]从政治史的角度观察元代科举，把它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考察其兴废、成败以及它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总结了元前期科举停废的四点原因。这有助于理解东平府学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

日本高桥文治的《泰山学派传承考——关于十二、三世纪山东的学术》[5]，从王曾与孙复、石介的关系等考察北宋郓州州学与泰山学派的关系，从东平刘长言、黄久约、李世弼、李昶考察东平学术与泰山学派的关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