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

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中，文字学课程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古文字学课程。书法创作离不开汉字，研究汉字字形，运用汉字之美进行艺术加工、创造是书法教学的重要内容。今天汉字字形来源于哪里？这需要我们研究古文字。古文字是汉字的历史形态，主要指先秦到汉代早期的汉字。一百多年来，由于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和秦汉文字等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古文字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并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学问——古文字学。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对于我们认识汉字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的书法篆刻教育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学术成果。我认为，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

一 从书法史角度深入研究古文字学的若干分支，形成某一专题

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古文字学形成了若干分支，其中主要分支是：甲骨学、青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牍帛书研究，这四个分支可以从书法史角度进一步研究。

甲骨学是以殷墟甲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研究甲骨的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多关注其语言现象，占卜形式与内容，甲骨的断代，甲骨卜辞的历史文化内涵，甲骨的流传等方面。书法史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刻画的章法和形式美，写和刻的问题，在早期书法史上的价值等。1977年，陕西岐山出土了大批西周甲骨，又为我们研究甲骨书风提供了新的课题。

青铜器铭文研究主要包括青铜器铭文、铸造、纹饰、器形及其演变、青铜器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传统金石学兴于宋代，包括了石刻文字的研究。书法史研究不光关注其铭文的内容，更要研究其铭刻形式对书法史的意义，其铭刻铸造手段对风格的影响等等。

战国文字研究是古文字研究最早涉及的，20世纪初，王国维关于战国文字的讨论是这一时期文字研究的先奏，如《桐乡徐氏印谱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科斗文字说》等。20世纪50年代后期，李学勤先生作《战国题铭概述》，对战国文字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国文字研究的对象是战国文字材料，包括战国简帛文字、青铜铭文、货币文字、陶文和玺印文字。战国文字地域特征鲜明，字形变化丰富，古文字学者着力对其进行分域和辨认，并进一步探讨其演变过程。书法史研究者可以在这些丰富的材料和战国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战国文字的书写规律及其在不同载体上的表现形式、书写方法、笔法特征等内容。

简牍帛书研究以竹简、木牍、帛书文字及内容为研究对象，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汉简上，随着战国简牍、帛书和秦汉之际简帛文字材料的发现，其研究的内容也进一步扩大。从书法史角度看，简帛文字是毛笔书写的墨迹，对于书法史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尤其对于认识中国书法的笔法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文字字形变化十分丰富的时期，研究这些作品的艺术形式和特征是书法史研究可以关注的。

狭义的古文字指先秦文字资料，广义的古文字则包括《说文解字》所传的小篆系统和汉武帝之前的早期隶书。秦汉时期金文、陶文、刻石、砖文等，文字学界也有许多资料和研究成果问世，我们可以从书法史角度进行专题研究，丰富人们对魏晋之前早期书法史的认识。

二 从书法创作角度认识古文字形体的基本规律，实现艺术上的“再创造”

形体，是指文字的外在形态，是文字结构所显示出的整体轮廓和书写的笔画姿态。汉字的形体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这是由于文字结构方式不断调整，书写工具的更换，书写方式的演进，审美观念的变化等影响其形体的变化。在书法创作中，正确认识和合理运用古文字形体，对于书法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古文字形体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由象形性强的线条符号逐步变为抽象笔画组合式结构的。早期的汉字，与绘画有一定的联系，保留了较为浓厚的图绘特点，描绘对象的形体轮廓，其书写的基本方法是“随体诘诎”，有很多肥笔，填实多，象形意味浓，结体也自由。商代和西周早期金文中保留了不少形象性强的形体。西周早期的金文，如《利簋》《天亡簋》《何尊》《夨令簋》《大盂鼎》等字形与殷商金文字形一致。西周中期是汉字形体发展的过渡时期，前期的肥笔现象也有保留，但大多笔画已变为匀称的线条，象形意味减弱。西周晚期，肥笔基本消失，字体多呈长方形，点画完全抽象为线，用笔圆润，结体均匀，从《史颂簋》《兮甲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铭文整体布局讲究，字形清秀工整。春秋以后，诸侯各国自铸礼器之风盛行，春秋前期铭文继承西周晚期传统，到了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汉字形体变化迅速，地域特色逐步形成。同时，在吴、越、楚、蔡等南方诸国出现美饰文字，运用鸟、虫花纹，对文字进行装饰。战国时期，文字使用范围扩大，竹简布帛成为主要材料，字形草率诡变，齐、楚、晋等国文字差异明显，而秦国文字更多传承西周以来的风格特点，演变成结体颀长、笔画圆转流畅的小篆。这种变化可上溯到春秋至战国时代的《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和《石鼓文》，到战国时代的《商鞅方升》《秦封宗邑瓦书》《秦杜虎符》等，秦篆的书写形态逐渐形成。手写的自由迅捷，加之毛笔轻重缓急的变化，孕育了隶书新体。由古文字向隶书的演进，对汉字形体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上面所谈到的古文字形体变化来看，影响汉字形体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结构形式、书写工具和书写方法。形体结构有繁简之分，书写工具有刀笔之分，书写材料有甲、金、帛之分，书写方法有以物绘形、曲线篆引、点画组合等不同，字形的变化有趋易、省简、区分、划一等基本规律，它们从不同方面影响字体发展的方向。我们在书法创作中，了解字形的变化规律，选择不同的字形来进行创作，认识笔法在不同书体中的运用，对早期作品在字形结构、章法、用笔上的特征进行细致的解读，合理地运用字形，汲取或解散篆法，对汉字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使书法创作不走弯路，对古文字进行“再创造”，逐步使创作走向深入。

三 从篆刻角度研究和运用玺印及其他古文字，做到“书印相通”

篆刻创作和研究是高等书法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对篆刻教学和印学史研究的重视还远远不够。书法篆刻都是以汉字为艺术表现对象的艺术，它们内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要在书法篆刻教学和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必须重视研究和运用古代玺印及其他古文字。

玺印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宋代开始就有古代玺印的搜集和著录。黄伯思《博古图说》、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俅《啸堂集古录》等书中均兼收玺印，明代有集古类印谱《顾氏集古印谱》，清代印谱甚多，陈介祺编有《簠斋藏古玉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收藏丰富。据罗福颐先生统计，从明清到民国年间著录的印谱约有一百四十六种，印拓不下四万余方。罗先生的《汉印文字征》《古玺文编》《古玺汇编》三部著作，对古玺文字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近三十年来，又有大量的古玺图谱和研究著作出版，图谱类如《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珍秦斋藏印》《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等；研究类如曹锦炎先生《古玺通论》、施谢捷先生《古玺汇考》、陈光田先生《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等，这些图录文献和研究成果对于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教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古玺中的私玺、成语玺、官玺各有特色，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在印面设计、印体、印纽形态上也各有差别，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从研究角度看，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玺印文字和结构都有一定的共性，在款识、印台厚薄、纽制、印面大小、文字风格等都有较明显的特征，如齐玺、燕玺、楚玺、晋玺、秦印等各有特色；从创作角度看，一方小玺刻出若干文字，从章法、结构上都要美观合理，其文字也会因此出现省简、合文、装饰等特点，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除玺印文字外，货币文字、陶文、砖文等文字也可以运用到书法篆刻创作中，做到书法和篆刻内在的贯通。

以上三个方面，分别从书法史研究、书法创作和篆刻创作和研究角度来讨论古文字学对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价值。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有机融合的。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当代高等书法篆刻教学中，应重视《说文解字》的教学。《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字研究的全面总结，客观分析了古文字的结构类型，保存了当时所见的古文、籀文和篆文资料，是古文字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说文解字》，很难深入运用和研究甲骨、金文等古文字。罗振玉先生在《殷虚书契考释》的序中说：“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这句话用在我们的书法篆刻教学和研究中也是十分确当的。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2017年文字学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国书法》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