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物产以淮北盐最负盛名

海州所处区域，自古即是重要海盐产区。盐运在海州古代、近代商贸体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而食盐从圩滩、盐坨、堆栈运出直至行销各埠，主要是通过内河水运的方式。

元朝设置了两淮都转盐运使管理盐运，当时海州已有板浦、临洪、徐渎等著名盐场，每年两淮盐场运销食盐达95万引^[19]，由船运经盐河运抵大运河，至扬州查验放行后转运至浙江、江西、河南、湖广等地销售。

位于海州西的蔷薇河，东接大海，西连涟河，明代时为海州盐运的重要航道。明弘治年间（1488～1505）淤塞，无法行船，致使盐运阻滞。盐商只能冒险从海上运盐，且需雇牛车从盐坨^[20]运至岸边上船，劳费万状，十分不便。当时海州知州王同请示巡盐侍御齐云汀、抚院王克斋、巡按郭文麓，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以工代赈之策，征用2440名民工，对蔷薇河进行疏浚。疏浚历时两月，使河道重新畅通。^[21]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淮盐运御史苏纳川于两淮盐场视察盐法，令海州知州高谣疏浚景济河。景济河是板浦盐场运销食盐的重要通道，从板浦以南接穿心河由北入海，由于海潮长期冲刷，经常淤浅，至嘉靖年间，淤浅已非常严重。疏浚后，河面宽4丈，底宽1丈，水深4尺。同时还疏浚了三岔河、板浦新河等。万历三十八年（1610），海州知州杨凤修建闸坝，大规模疏浚境内官河，七年之后淮北盐商捐银1万多两，再次疏浚官河，以便盐运。^[22]明代大规模疏浚河道，使海州境内尤其是盐场附近的河道基本通航，形成较为发达的水运网络，极大地方便了板浦、莞渎、徐渎盐场之间的联系。^[23]

清乾隆时期，淮盐生产和行销进入鼎盛时代。淮盐行销的江淮平原和长江流域，由于物产富饶、经济繁荣，人口大量增加，淮盐销售市场大大扩张。这一时期，海州的中正、板浦、青口、临兴四大盐场，用小驳船将各圩滩所产食盐经串场河集中到坨地堆储，再由坨地集中至板浦，经大伊山等地由盐河运至淮阴转销各行销口岸。乾隆十一年（1746）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两淮共运销盐496.6万余引。^[24]

盐业的兴盛，促进了海州区域内河航运的发展。官河作为盐运的重要航道，易名为盐河。盐河自海州附近起，至淮阴连接大运河，全长150多公里，与南北六塘河、武障河、项冲河、义泽河、六里河、东门河、牛墩河等河道相互连接，终经灌河入海。盐河的航运，使海州地区的河道与大运河相连接，从而将海州与当时繁盛的江淮平原联系在一起，成为海州地区最重要的航道之一。

由于盐业的兴旺和交通的便利，作为连接盐坨和行销地的中继，板浦一度相当繁荣。盐河里的船只昼夜往来不息，板浦码头在极盛时期，每日泊靠盐船600多只，其他客货船只也杂处其间。清代板浦还产生了专业化的短途搬运组织，因其使用的工具大部分是篓、笆斗，所以称为箩行，箩行搬运货物主要靠肩挑人扛，至清末逐渐改用独轮车搬运。

至19世纪末，海州地区盐业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尤其是济南盐场创建之后，吸引了大批商人、资本家。宣统年间，张謇继续招股，增铺池滩八十份，定名为大阜公司。此后，大德、公济、大有晋、大源、庆日新、裕通等公司争相在灌河两岸的乐丰镇、陈家港、燕尾港、小蟒牛、堆沟附近铺新滩，称为济南盐场七公司。

济南盐场七公司成立以后，淮北盐产量大大增加，一跃超过淮南盐场，平均产量占淮盐（淮北、淮南所产盐称“淮盐”）产量的70%左右，1924年淮北盐产量竟达全国的1/5。而此时尚处于雏形的盐坨，储存能力有限，缺乏盐运码头，影响到运销的通畅和继续生产。1916年，公济公司率先在燕尾港建成了面积达2880平方米的燕尾港坨，并修筑木质码头。之后，济南盐场其余六公司纷纷于灌河口两岸修建盐运码头。大源、庆日新、裕通在陈家港储盐，修建了大源码头和裕庆码头（庆日新、裕通两公司合建）。灌河口北岸的堆沟港是装运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产盐的港口，码头被称为德阜晋码头，拥有可储存原盐5000吨的露天堆场。小蟒牛港位于灌河南岸，大有晋公司独资修建码头以运输所产原盐。^[25]

淮北盐场原盐产量的增加和运销顺畅，得益于灌河口优越的地理条件。灌河平时水位4.7米，高潮时达5.2米以上，3000吨级轮船可乘潮出入。因而在淮北四大盐场（板浦、临兴、中正、济南）中，完全依靠海运的济南盐场，原盐的产销量在1920年至1929年的十年间，平均比例高达56%（见表1-1）。

表1-1 1920～1929年淮北盐销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