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审视生活其实就是审视自己。“认识自己”这句镌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口的名言在亘古的历史中回响了两千多年，也长久地激荡在每一个哲人的心灵之中，成为哲学的永恒命题。如果说哲学就是“爱智”，那么“爱智”的道路就有很多条。德国哲学经历了从“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到“如何出场”的变化，康德当年的“哥白尼革命”如今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绝对的理性”沉淀下来，“权力意志”登台亮相，哲学由以往的纵深发展变成横向连接，理性与意志“联姻”了，这个拓荒性的工作是由尼采开始的，于是他的“超人”诞生了。然而，这个“超人”不过是不断超越的人，又是如何担负起“神”的创造使命？只有在人世间的“游戏”中，经过海德格尔的“此在”，完成现象学还原，意义世界才被创造，尼采的“超人”才被真正炼成。
如果论说哲学的创造性，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和德国比肩，因为德国哲学的创造往往是在哲学的“原始”处，这一点最为难得和深邃。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家园。哲学从现象中来，又不满足于现象。哲学家不愿意将自己的一切托付在“无常”的现象上，期望“永恒”。于是，柏拉图有“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有“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这样的哲学在中世纪被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改造成为宗教哲学，文艺复兴后，感性泛滥，哲学又一次进入理性制衡阶段。接过理性的火炬，德国古典哲学开始上路了，也是在此时，哲学真正开始了创造性的工作。
康德，哲学史上最没有“故事”的哲学家留给后人最多的话题与“心事”。他的“三大批判”都是在审视“理性”的职能，而他的全部运思也都集中在一点，即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换言之，人是什么，人能做什么。最后，他指给我们一条通向上帝的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理性划界，以便为信仰留地盘”。康德划分了“知识”与“道德”，即“现象界”与“本体界”两大领域，将其分别划归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管辖。在知识领域中，理性固然重要，但理性的创造是有条件和被动的，必须对感性的材料进行加工和改造，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塑造成形，这就是各门知识。理性不能“僭越”，不能“无中生有”，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中可以开除希腊的“诸神”，却得不到基督教的单一“神”，这不符合康德的信仰，于是理性走到道德领域“摇身一变”成了实践理性。在这个领域，理性就有了创造的主动权，意义世界被“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然而，这个意义世界是“本体”，是康德认为不可知的“物自体”。康德的运思再缜密也还是留下了漏洞：既然“本体”是理性的创造物，为何“理性”自己都不认识了？从此，德国哲学就试图冲开康德的疑点继续寻找这个“世界”。
费希特对此进行了改造，在康德的理性中加入了“直观”，因为“直观”摆脱了感觉的垄断，深入理性领域，理性就不再是逻辑形式的“规范”，其能够进行创造，理性有了直观也就有了现实性，有了具体内容。也就是说，费希特从康德出发走到了康德的反面，哲学从“理性”走向“现实”，由“二元论”走向“一元论”。
对此谢林感慨道：“康德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要有理论的确实性，就得失去实践的确实性’。”因此“只有在一种更高的哲学之内才能加以解决”。于是，谢林将康德没有贯彻到底的原则进行到底，方法就是将康德辛辛苦苦打造的由“感性经验”引导的知识论统统“悬置”起来，建构了一个纯粹而彻底的“理性创世论”，因为只有这个理性才是最自由的，它不需任何外在的感性条件，却可以创造无限的“天地”，这个“天地”既有现象，又有本质，是个“集合体”。这样一来，理性就与信仰一样不再是盲目的，而是自由的、创造的。
在康德拓荒，费希特、谢林铺建的这条路上，黑格尔的作用最为重要。因为前人在理性的框架中添加内容，赋予其自由的实质，而黑格尔则指引了理性行进的方向。黑格尔在谢林的“绝对哲学”中加入了“时间”，开创了理性在历史中“创世”的辩证统一的崭新历程。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让理性在现象界中不断历练“外化”成长为“绝对精神”。
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说哲学是“爱智”，那么“智慧”绝不只有“理性”一种。叔本华就认为理性的世界只不过是表象，意志才是本体，才有最绝对的创造性。他说：“对我来讲，人身上永恒的和不可摧毁的，因而构成人身上生命原则的，并不是灵魂，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化学术语的话，而是灵魂的基本要素，就是意志。所谓灵魂是已经组成了的：它是意志和理智的结合。这个理智是第二位的，是有机体的后来部分，作为大脑的一种纯粹的功能，是由意志决定的。意志则相反是第一位的，是有机体的先前部分，有机体是由意志决定的。”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神”还下凡走了走、看了看，那么叔本华的“意志”就与任何理性无关，因为先于理性，尽管生动，但走不进人间，只能深埋于地下，于是叔本华失望透顶：“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
同样还是在这样一个点上，尼采却绽放出一个美丽的人生——做超人！人才是一切的尺度，“世界”不是天上“神”的天堂，也不是地下“魔”的地狱，而是顶天立地的“人”的伟大创造，因为无论是“神”还是“魔”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于是尼采将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神”从九天拉下凡尘，让叔本华的意志“魔”从此走进人间，并使其“联姻”，彼此帮助又互相制衡，尼采给这个新组合取名叫“权力意志”，它是“权衡”的意志，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快乐开动理性机器的力量，使人成为“超人”的东西。尼采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是要历经磨难成全“理性神”，也不是稀里糊涂地被“意志”牵着去享受，而是要快快乐乐地做主宰自己的“超人”。那么，何为“超人”？尼采认为“人是人的未来”，也就是说超人就是不断创造、不断超越的人。这样的“超人”在“永恒轮回”中创造，在永恒的游戏轮回中超越！
“权力意志”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是尼采让我们认识了自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它让人找到了在天地间的定位，同时也赋予人重大的文化创世使命。但是，人又该怎么做呢？即“超人”是怎么炼成的？这是20世纪哲学的使命，也是最大的哲学之谜。
真正的哲学是创造的也是批判的，批判是为了创造。哲学批判是批判某一种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这就如同自然科学总有一个公理，其他的定理和公式自它推演，如公理被证伪，整个学科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哲学的发展道路也是如此。20世纪哲学的巨大变革在于哲学不再是在逻辑推论“为学”中的建构，而是在描述体验“为道”中的“解构”。因此，胡塞尔把尼采的“永恒轮回”转化为“不断还原”，走了一条与以往哲学完全不同的归隐之路。
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启了现代哲学的新方向，其关键是将日常生活悬置，将精神生活不断回溯，使理性不断回到“隐”后剩下的“纯粹”，就是现象学要寻觅的原初根源。可怜的胡塞尔——这个哲学家中的哲学家虽有着最好的直觉，有着最好的愿景，但手段用错了，这就使他一生辛苦，尽管书写诸多大部头著述，但始终没能说清他想阐明的话题。
然而，这个20世纪最大的哲学难题却在美学家手里轻易化解，用“美”说话的美学家杜夫海纳自然挖到了文化的甘泉，他揭示美一直都在人类文化各条道路的起点上，一直处在根源部位，一直开辟着通向科学、哲学和艺术的途径。因为在美中人感受到自己与宇宙万物的美妙关系，此时自然显现自己，并启示人达到意识，人因此看到自然和自己的本色。“寻根溯源”正是杜夫海纳钟情美学的原因，于是他揭开谜底——在审美瞬间，现象学得以还原。这个瞬间就是胡塞尔孜孜寻觅的“纯粹”，海德格尔一生钟爱的“Dasein”，中国人译为“此在”，其实一直觉得张祥龙翻译的“缘在”和尚杰翻译的“异在”更具味道，因为现象学还原不借助理性工具，但需要生命的“缘分”，其特点是“直接呈现”，中国智慧早就关注“异在”的存在，老子“为道日损”提供前提，庄子的“逍遥游”提供策略，那么，令庄子魂牵的游戏是什么呢？
游戏是一种比人类历史更为古老的活动，因为它是动物本能，然而尽管如此，它却远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其中有一种超出直接生活需要并将意义赋予的东西在运作，虽然游戏没带来物质需要，但是其力量巨大非凡，可以把游戏者的情绪和精神深深吸引，激情与迷狂的心灵冲破各种羁绊，游戏者在与乏味的现实生活相隔绝的“假想”精神空间里陶醉着、感悟着、创造着，他们遵守着、更创造着游戏规则，以最严肃和最专注的精神游戏着，此时游戏就远远超越了理性逻辑而高扬审美自由的神圣精神。然而，如果说游戏的力量是愉悦所有的动物精神，不是人类专利，从根源上说，它一定与人类的分析逻辑等理性思维无关，那么游戏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原来它源于人与动物共有的对“美”的追求。
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知道，人同动物一样，与生俱来便有爱“美”的天性，只不过是大脑新皮层的进化，使人能在进化树上爬得很高。换言之，如果真善美是文化的终极目标，那么几千年人类教育都在“真”和“善”上下足功夫，而“美”似乎不需要太多规范，因为人们坚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智慧的马克思提出的“按照美的规律实践”也是基于人类的自然天性有感而发。但是由于人的大脑理性的新皮层，受过不同教育、有着不同性情、生长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眼里的“美”就有了不同的色彩和意味，这是真正的“神光”。
胡塞尔曾把这叫作“眼界”，意思是人的理性是人自由选择的前提，此时人面对宇宙万物，理性沉淀在情感中发生着作用，不同的人总会体验别具一格的惊异与震撼，领悟不同的美的方向，这个“意向”就是方向，就是游戏的原初根源，而它正是人类文化生发的美丽基点，从此在“一个豁然开朗的顿悟”中“一个新世界顷刻敞开了”（海德格尔语）。
然而，别有意味的是，这种感受却只能体验，它拒绝分析思考，它深藏在思想及话语背后不容人思议。但是，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有一套让它显现的智慧，柏拉图的对话、庄子的寓言皆如此。对此，东方人一直很懂得“不立文字”“道不可言”，“美”迷惑诸多西方哲学家两千年，一直到20世纪，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才道破其关键。
其实，美作为一种“内直观”，无法言传，但却十分关键。如果说游戏是美的激发，不如说游戏就是人与美的天堂之舞，它使人的生命状态与日常现实完全绝缘，这痴迷的活动对于人来说“就宛如磁石吸引铁片一样——将人吸引到神的世界”（柏拉图语）。
在游戏审美的整个过程中，柏拉图曾在《会饮篇》中借女神之口娓娓道来，想从正道进入生命境界的人，都从少年开始就钟情美的外形，开始他只爱美的外形，但他凭借此美形体了解一切形体中贯通的美，即形体美的形式。然后，他知道美心灵比美形体更值得爱慕珍惜，此后他又见到各种行为制度和学问知识中的美，了解其中的深邃关联，从此他不再是自己的奴隶，而成为自己的主人，知道那涵盖一切的学问，都是以美为对象的学问。
老子将柏拉图的一段话浓缩为从“美”到“大美”。因为外在美的力量牵引，理性机器开始开动了，在人与万物的精神游戏中，人不仅开显了自己，也开显了万物的内在美，而内在美作为知识文化具有普遍可传播性，如哲学、科学、艺术都源于外在美，但它们总是在更深层次超越了内在美，总是因不断揭示宇宙万物与人类情感的深层规律而打动我们的心灵。
中国人深谙游戏的价值！两千多年前“游”就成为文化创生的主基调，庄子一生钟情游戏，“逍遥游”是其生命的理想状态，源于最真诚、最彻底的内心呼唤，游者和所游冥合为一，不再有形物桎梏，不再有丝毫挂碍，精神得以自由放飞，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生命，找到了宇宙生命的本源。无独有偶，孔子一生虽未直接谈论游戏，但他说他一直都在“从吾所好”，他这样概括：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人生，梁漱溟极为欣赏——平常人都跟自己闹别扭，孔子完全没有，他做学问的目的是让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超越自己。“孔子毕生致力就是让他自己生活顺适通达，嘹亮清楚。”换言之，在孔子看来，人生的理想境界是在“游于艺”中跨越“耳顺”的理性而走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游戏境界，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王国”。
其实，对游者来说，生命的魅力就是游戏的魅力。游戏赋予人的远不是浅层的感性或理性愉悦，而是一种对万物一体的审美和超越情怀。在游戏中，理性融化在“深情”之中，“深情”虽出于游者个体，却总是与宇宙万有的生命紧紧相连。此时游者齐物忘机，与万物同呼吸共命运，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以最痴迷、最专注、最严肃的精神高翔于天际，这种境界语言不能至、逻辑不可解、理性不能及，冯友兰称之为“天地境界”，只有通过“负的方法”（冯友兰语）才能实现，其实这个“负的方法”就是胡塞尔的“后撤”还原法。
现象学是与以往不同态度与不同方法的哲学，如果说以往哲学是不断进取的人类中心的逻辑“正方法”，那么，现象学就是不断后退的非人类中心的体验“负方法”。就这样把日常生活“括出去”后，游戏的“纯粹”出现了，人应着天堂的节拍走入“自由王国”，找到了精神乡关与家园，人的本真得以重现，生活的本真样态重新还原，这就是海德格尔迷恋的“诗意栖居”。
尼采和胡塞尔都是有浪漫气质的哲学家，都是思想的游戏者和哲学“超人”，他们的哲学不以概念与判断为前提，因此看到了哲学看不见的地方，打开了哲学不能开启的新天地，这种转换是哲学坐标与方向的转换，它将乏味而刻板的哲学理性变成了高级的精神沉醉，也完成了哲学史上的大创造与大超越。
这就是游戏的洞见，这就是游戏的魅力！事实上“游戏”在几千年人类文化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可以说“游戏”就是文化的根基，但令人惊异的是“游戏”在中国始终未真正走入学术视野，尤其是当代中国学界对“游戏”更缺乏重视。然而，一个不懂游戏的民族或个人，不会有文化的想象力、生产力和创造力，因为游戏的深度决定了人的深度，也决定了一种文化的深度。事实上无论今天的人们以怎样的眼光看待它，游戏——这个似乎最不严肃的活动却始终高翔在人类精神的神圣天空中，为千百年来的人们建造一个文化的宇宙、精神的天堂。这是因为貌似不严肃的游戏里面蕴含着绝对严肃性——游戏规则。正如瓦莱里所说：“凡是涉及游戏规则的地方，没有怀疑的余地，如规则一遭破坏，整个游戏世界马上垮塌。”
中西方不同的游戏规则导致了中西不同的文化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游戏规则如价值观与方法论等一样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比如，西方游戏的成果往往显现为“理”的形式，而中国游戏的成果总是表现为“美”的形式，两种文化游戏异曲同工，都以自己独特的思维视角和语言符号述说着各自认识的大千世界。
中国游戏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散点的“神游”，这是老庄哲学定下的逍遥基调，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美”是世界的形态，认识世界靠的是心灵而不是眼睛，因此，诗书画一直是最能领略“天地大美”的中国文化载体，艺术家用写意的笔调、韵味无尽的符号语言映射生命幽微灵动的生命轨迹。他们忘饥忘己回到纯粹原生态中心以应万物，妙悟宇宙“生意”而得“神遇”之美。中国“游”不是对外界的征服，而是对内在的寻找，通过认识自己把握世界，也从大宇宙中映照自己，难怪人们说一部以艺术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史就是游戏唯美的“归家”史。
西方文化的游戏规则是焦点的“目视”，目视的主体是与外物对立的永远大写的“I”，是自然永恒的主宰，他们相信眼见为实，数和实证是可以揭示一切的秘密工具，人们能够得到的是“万物之理”，即使是艺术（古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绘画），也都严格遵循解剖和透视的数理关系，他们认为先征服自然，才可以认识自己。这种对外物的征服，使自然科学成为西方文化的最佳载体。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即使科学能解决外在的一切问题，但人的内心和生存问题还是没能触及……”
然而，西方科学研究“美”的作用极大，科学家们在“目视”自然的时候，总是“神遇”宇宙大美。爱因斯坦被自然体系的简洁优雅迷住；彭加勒说自然不美丽，就不值得他劳神；狄拉克说方程式的美令人销魂。他们都不能抵抗美丽的诱惑！最具意味的是当科学思维“失灵”时，“梦”（美的妙悟）却总是给予人方向：凯库勒发现碳原子苯分子的环形结构是梦中蛇首尾相接的启示；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是小孩纵横排列之梦的成果；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因为“艺术梦”的召唤。更为奇妙的是，现代科学中无可争议的量子“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别过于相信眼见为实，因为可实证和可测量的只是诸多方面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太多的东西不能实证，因为在人类有限的视域里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
其实，大千世界只是思维和语言的世界，换言之，你怎么问，它就怎么答。自然科学走过的三百年历程就极其耐人寻味。牛顿的“绝对”走向爱因斯坦的“相对”，再走到玻尔和海森堡的“测不准”，似乎科学走到极致就成了艺术。特别是析万物之“理”的科学语言也简洁美妙，E=mc2这极简的方程式宛如一首空灵小诗，两种艺术殊途同归，刹那凝铸永恒，有限把握无穷，铸造了一个迷人的文化宇宙。
然而，无论遵循怎样的规则，游戏始终都是一种“被攫住”的状态，对此弗洛贝尼乌斯感慨道：“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一样，都是从这种被深深吸引状态中诞生的。”也是在这里，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文化形态喷薄而出，安放了人的心灵，给予人以安稳的“家园感”。对此爱因斯坦认为艺术和科学创造的真正动力是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科学家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让自己住在那里，就像在家一样，因为那里有在现实世界不能得到的安详。可以说，对这样的深情游者，游戏不是事业功利，而是生命的依托所在。
宿命决定使命，人类的独特大脑新皮层构造决定了人活着的全部意义绝不在于拥有一个由物质生活建构的现实世界，而是要拥有一个由精神生活建构的文化时空，人的矛盾和痛苦也来源于此，注定要活在文化家园里的人，一方面，渴望超越现实与生命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自然的一部分又必须受制于现实和自然法则。此时，人对抗现实和时间的超越方式就只有游戏，游戏截断了无聊平庸的现实生活，使之成为“精彩瞬间”，人在这个美丽的自由时空中深情而游，让有限绽放无限、瞬间凝聚永恒，敞开了生命的本质，敞开了一个意义和文化世界，而文化世界又不断赋予现实世界以力量，因此世界总是不断地生成着，也总是有挡不住的诱惑。
然而，人类游戏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创造“世界”，不在于获得知识和理性，而是为了生成“新的自己”，为了认识、寻找和超越自己。在尼采看来，人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有无限的潜能，是未完成的，游戏者在敞开世界的同时不仅敞开自己，而且完善和超越了自己，因此，尼采认为，人的本质是要一遍遍超越自己！人是人的未来！
那么，人的未来是怎样的？老子的答案是婴儿！李贽的答案是童心！老子在《道德经》中“恒德不离”要“复归”的就是婴儿，因为游戏后的心灵解除了所有现实功利牵绊，最自由、最素朴、最快乐，这就是所谓“圣人皆孩之”的道理。两千年后的李贽对这一点最认同，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原初纯净的童心，所谓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红尘所涉和虚假经书使童心蒙尘，游戏去蔽洗尘，回归最真的自己，因为童心不是童年的专利，而是历尽坎坷依旧拥有赤子之心的人生大境界，所以李贽果断地下了结论——天下至文，皆出童心者！因为只有童心蕴含无限的发展创造可能，只有童心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换言之，所有的文化都来自童心游者的深情游戏。
如果说，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那么，人的世界就必然是游戏的世界，人类的历史就必然是游戏的历史，每一个时代的游戏形态都与其时代精神紧紧相连。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曾有个美丽的时期，雅斯贝尔斯称其为“轴心期”，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的思想游戏共同播撒了人类文化的种子，引领了人类美丽的未来。可是当代中国少有游戏的“天真”、少有纯真的热爱，游戏的全面异化导致人性异化，享受物质的现代人精神上极度荒凉，找不到故乡，然而就像不会游戏的人飘荡无依一样，不会游戏的民族也在流浪四方。此刻，中国人需要席勒的箴言——只有当人真正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
胡塞尔曾说：“现象学是笛卡尔以来全部近代哲学的神秘渴望。”然而这种“渴望”是在游戏中实现的，是在游戏的“永恒轮回”中不断超越的。几千年来，人类最不重视的东西——“游戏”成就了人类的诗意栖居，人类认为最无意义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这也正是德里达宁可遭受非议也一定要解构哲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