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殖民接触至保留地时期的厄运
以拓展生存空间和开化土著民族为主要目的的大范围移民和殖民统治给北美印第安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欧洲殖民者通过武力和欺诈手段巧取豪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将他们逐出世代栖居的家园，很多印第安人部落被迫从沿海迁往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的内陆。然而，白人的驱赶与杀戮对印第安人生命所造成的威胁远不及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传染病。与具备一定免疫力的欧洲人不同，印第安人对麻疹、天花、肺炎、猩红热和霍乱等疾病几乎毫无抵抗能力，一旦流行，整个村落甚至整个部落的人都难以幸免。英国或法国的北美殖民地中第一次有记载的天花流行发生于17世纪30年代初马萨诸塞州的阿尔冈昆人中。[19]仅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北美印第安人人口便从原本的1200万人降至50万人。[20]但各类流行病并没有就此得到遏制，仍不断有印第安人部落遭受此类疾病的侵袭：1738年于切罗基人中爆发的流行病使其人口减少了一半[21]；1780年，西北地区90%的奇帕维安人死于天花；1818～1820年，百日咳和麻疹横扫克里人部落，其人口减少了1/3[22]；1840年，75%的拉科他人、艾辛尼波因尼人死于天花；1835～1860年密苏里河以西地区天花四度流行，曼丹人由1600人减至100人，黑脚人人口也缩减一半，由4800人减至2400人。[23]
肆虐横行的流行病不仅使北美印第安人人口锐减，而且还破坏了其原初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生存基础。萨满或巫医作为部落的宗教专家和精神领袖，曾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疾病治疗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对于重视现世生活的印第安人来说无疑是其精神的重要支撑。然而，此类疾病的扩散及其造成大量印第安人死亡的事实使他们对部落宗教专家逐渐失去信心。宗教基础的动摇与社会秩序的破坏势必会影响其传统的与疾病、健康和医疗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实践，甚至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传统精神力量的减弱在某种程度上为各地基督宗教传教士带有明显“妖魔化”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信仰的传教活动做了铺垫，且使其文化同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法属殖民地，天主教传教士一直试图说服印第安人承认他们并没有宗教，并规劝其信仰基督宗教。很多在流行病中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面对土著人口的锐减及在战争中的节节失利转而信仰基督宗教，但这种信仰仍具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往往是人们将基督宗教纳入本土宗教传统之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并非对欧洲基督宗教信仰的简单照搬和植入。
此外，不断扩张的皮毛贸易、交通工具和物质器具的引进以及保留地制度的施行等也使北美印第安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皮毛贸易构成了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与统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北美早期的殖民扩张中，当殖民者发现当地拥有大量皮毛资源及其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时，便通过开设贸易公司、建立据点及与印第安人妇女通婚等方式逐步展开了从北美运输动物皮毛前往欧洲的贸易活动。1534年，法国探险家卡蒂亚在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探险的时候便用刀与当地的休伦人交换动物皮毛[24]；1578年，停靠在加拿大纽芬兰岛港口的欧洲渔船已多达350艘，船员们用铁制工具与印第安人交换动物皮毛。最初欧洲人对海狸和海獭皮比较感兴趣，至19世纪70年代，野牛皮的需求量逐渐上升。此后，鹿皮、熊皮、貂皮和臭鼬皮等也成为可交易的对象。[25]随着皮毛贸易的扩张，为欧洲殖民者提供动物皮毛的印第安人捕兽者与中间商也从东部逐渐向西部内陆深入，直达西北沿海地区。当卷入皮毛贸易的北美印第安人将猎捕动物的行为由一种生计方式转变为一场场以贸易交换为目的的杀戮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动物数量的锐减，至19世纪40年代由于北美各地海狸相继绝迹，猎捕海狸皮的行为不得不告一段落；1903年，北美大平原上原本上千万头的野牛仅剩下34头。[26]大量动物的灭绝严重破坏了北美的生态平衡，切断了印第安人的食物来源，使其越发依赖白人的物质文化。与此同时，皮毛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态伦理，原本珍视动物资源、对动物怀有崇敬之情的伦理价值几乎被抛弃殆尽，严重破坏了印第安人与动物之间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灵性关系。
北美印第安人同欧洲殖民者进行皮毛贸易，最初只是为了换取一些铁器、小镜子和小珠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则发展为对枪支弹药、酒和马等商品的渴求。枪支弹药的引进加速了北美动物资源消耗的速度，同时也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作战方式，成为其用以维系同周围部落及白人关系的重要保障。但枪支的到来也加剧了部落相残的杀伤力，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酒也是颇受北美印第安人青睐的一种商品，但有关美洲史的相关研究表明，酒给个人乃至整个部落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胜过积极方面：殖民者利用酒精的麻痹作用与印第安人进行不平等的皮毛贸易，酗酒引发的寻衅滋事破坏了部落成员或部落间的团结友好，削弱了印第安武士的战斗力，使其在与白人争取合理权益时处于弱势，并由此导致印第安人生育率降低及人口素质下降等。在与白人的交往中，北美印第安人自身也逐渐认识到酒的危害性。1753年10月3日，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易洛魁人首领Scarrooyady代表联盟向该地地方长官和委员会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你们的商人现在只带来酒和面粉，很少带来火药、铅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酒毁了我们。所以祈求你们对商人进行规范，不要让他们带来如此大量的酒。我们从来没意识到交易换回的会是酒和面粉。希望这种情况能够被禁止，不要在印第安人的领地卖酒。如果印第安人想喝可以到白人居民那里自己去交换。酒商每次都带来三四十桶的酒放在我们面前，印第安人就开始喝……这些缺德的酒商，把印第安人灌醉之后便让他们卖掉自己身上的衣物（动物皮毛）。总之，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必然会毁灭。”[27]酒精带给北美印第安人的消极影响并未仅止于此，而是从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
尽管欧洲殖民者给北美印第安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但也将马匹带入他们的生活之中，这对加拿大林地以南地区，特别是平原印第安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6世纪中叶从西班牙人那里引进马匹之后，平原印第安人便由徒步捉捕的游牧者变成马背上的骑士，常年骑马驰骋于平原之上，狩猎效率大大提高，而在此之前整个部落的人都要参与到一年两次的季节性狩猎活动之中，通过驱赶野牛至山崖处或栅栏中以获取数量有限的野牛。马也取代狗成为平原印第安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这不仅加快了部落迁移的速度，而且能在狩猎之后拖运回比以前更多的猎物。
马的引入不仅改变了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对其宗教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平原印第安人丰富的仪式生活一般以法物袋（medicine bundle）或仪式包（ritual bundle）为中心。法物袋内装有与仪式相关的各种收集来的圣物，用动物皮或布小心包裹起来，由个人或专门的家族掌管者保管。为方便携带以适应部落迁徙，以前的法物袋相对较小。当马成为主要运输工具时，随迁的包裹越来越大，法物袋内的仪式器具也越来越多，包括烟斗、舞杖、沙锤和头饰等。最大的法物袋长达1.5米，直径1米。另外，平原印第安人将其最为重视的太阳舞仪式安排在晚秋时节，可能也与马有关，因为这时的马草最为丰足。
平原印第安人对马匹的喜爱和生活上的依赖使马迅速成为贸易中最为宝贵的商品之一，并因争夺和盗窃马匹而引发了一系列部落战争。除引进马匹外，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的平原印第安人文化”之形成还取决于在殖民压迫下从东部和北部地区迁入平原的诸多印第安人部落以及枪支的引入、皮毛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发展等因素。白人物质器物与交通工具融入多元性的平原本土文化之中，促成了平原印第安人文化的再次转型，使头戴鹰羽战冠的武士、骑马驰骋猎捕野牛、举行盛大的年度仪式——太阳舞仪式和传统的圆锥形帐篷[28]等成为至今仍深入人心的平原文化印象，很多欧美人甚至将平原印第安武士视为北美原住民的原型。
除此之外，欧洲文明对平原以外的地区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西南文化区内编织和畜牧等工艺和技术发展都得益于欧洲殖民者。但相较之下，殖民者及其统治所强加给北美印第安人的苦难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恩赐”，从而造成二者之间矛盾与冲突不断，而保留地制度的建立作为殖民统治的变相延伸无疑象征着北美印第安人厄运的继续，甚至意味着更深层的统治与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