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萨满教究竟是地方性现象，还是世界性现象？20世纪以后，随着越来越多民族和地区萨满教相关材料的发现和发掘，很多学者认为萨满教是世界性现象，其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萨满教是一种基于人类原始本能的意识改变状态（入迷）而形成的宗教现象，这种本能在古老的社会中曾属于每位社会成员，在后来的发展中才逐渐专属于萨满一类的人神中介者。萨满教是古老的入迷技术这一观点是由著名的宗教学家伊利亚德提出的。伊利亚德认为，萨满与神灵沟通的“疯狂”或“昏迷”、“入迷”行为是萨满教的基础或总根源。而这个总根源作为宗教基础是普遍存在的，并非北极地区萨满教所专有。之所以说萨满教是世界性的现象，是因为世界各个地区萨满教实践的相似性衍生于变化状态的人类神经系统行为方式。[1]人类学家温克尔曼（Michael Winkelman）曾对4000年时间跨度中的47个社群进行过观察和比较，并得出结论：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至今，所有的文化都使用意识改变状态进行宗教和医疗实践。[2]
其二，萨满教是史前狩猎社会的产物。很多学者提出，萨满教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由于人类是作为狩猎采集者而得到发展的，所以把萨满文化的许多特点归功于这种生活方式。同时，拥有狩猎采集传统的北美印第安人以及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狩猎群体仍旧保留萨满教也为此提供了证据。萨满教与狩猎社会密不可分，这几乎是研究界的共识。在一般意义上，史前人类狩猎社会明显地利用萨满教这个古老的文化来代表，萨满教深深地根植于古老的狩猎文化中。[3]所以萨满教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同时发展，它是通过有天赋倾向的人或者循环的社会需要而不断传承的。[4]
其三，萨满教有一套特殊的元素并由此构成各种复合系列，这些元素和系列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世界各地所有萨满教实践都有其相似性，特定地域或特定文化中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一些典型的萨满教母题。匈牙利著名的萨满教专家V.迪奥赛吉（Vilmos Diószegi）在撰写当时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的萨满教词条时指出：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原始人群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和萨满教的特点相似的现象。在这种系统中核心的人格是巫师、医生以及类似的人。他们通过入迷与其他世界进行沟通。[5]萨满教学术领域广泛流行的规范性研究常常是通过把萨满教的各种组合因素进行分类，将其作为萨满教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和由这些特征组合的具体系统，对萨满教的本质进行概括。关于“萨满教特征”的具体内涵，在大的方向上学者们基本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对具体特征的看法上，仍各执己见。事实上，萨满教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些抽象模式的选取对于研究传统社会的萨满文化是必要的参照，但毕竟每一个特定的人类社会都是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种宗教成分构成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和个别的样式。[6]按照这样的理解，萨满教是在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之间实现的，研究萨满教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个概念下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说萨满教既是一种世界现象，同时也是受民族、社会、地方局限的特殊现象。
在研究领域，关于萨满教到底是普遍的文化现象还是地方性的现象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在学者那里既有持“普遍论”者，也有坚持“地方论”者。虽然普遍论者在萨满教的研究历史中越来越拥有优势地位，但地方论者也占据一席之地，它的学术遗产被持有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理念的人类学学者或多或少地继承着。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倡文化相对论，重视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独特价值。在萨满教考察和研究的早期，博厄斯组织了由美国和俄国学者共同参加的“杰塞普北太平洋考察队”，对太平洋西北沿岸的诸多土著民族的生活考察延续了40年之久。他们的考察成果集中出现在由他组织编纂的《杰塞普北太平洋考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莱顿、纽约，1900～1930）出版系列之中。以博厄斯为代表的20世纪初的美国人类学家在考察、描述、研究西伯利亚以及北美部分地区萨满教的学术活动中，努力对不同民族的信仰状况、口传历史进行具体研究和尽可能细腻的描述，提倡历史的、个别文化的深层研究，尊重土著民族信仰文化的独特性，重视从民族文化自身出发对现象进行全面的了解，追求对所研究民族或地区萨满教信仰状况尽可能完整的观察和历史过程分析。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是《杰塞普北太平洋考察》的显著风格。
后来从事萨满教研究的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继承了博厄斯的传统，他们的兴趣在于对个别现象的了解方面，强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深层的民族个案研究。一些学者十分重视各个民族的礼仪、服饰、铃鼓、送葬仪式、舞蹈、雕刻品等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了解到萨满教（比如西伯利亚萨满教）的整体样貌，而且有助于揭示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苏联著名的民族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阿尼西莫夫（Anisimov）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鄂温克族群部落的历史，他指出不同民族的萨满教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阿尼西莫夫认为这些不同点不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而是特定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分布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经济类型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北美印第安人群体。北美北部地区是狩猎传统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表现出典型萨满教的诸多特征。相对而言，在农耕文明较为发达的北美南部地区，萨满有着明显的与其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祭司化倾向，萨满常常兼具祭司的特征和功能，萨满与祭司各司其职的现象也很普遍。很显然，在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族群中，宗教和它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以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阿尼西莫夫指出，需要有一种具体的历史方法论把对萨满教的研究看成是特定族群的一个历史方面。只有把萨满教与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才能正确地了解它的社会功能。[7]
美国现代萨满教兴起的萨满教“技术化”运动，导致很多学者对于人类学方法回归的呼唤。人们认为，萨满的本能，他（她）进入昏迷的能力，可能是普遍的，但这种能力并非独立于土著群体而存在，萨满的行动是为了其群体的利益，也是为了安慰那些由不确定的事情而产生的恐惧；同时萨满的活动不可能脱离群体的文化想象，他所提供的观念应该是群体思想的表达。因而只依赖萨满技术是不能充分研究萨满教的。所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把萨满的精神表现和这种表现的社会作用结合起来考察。[8]多米尼克·斯克若德（Dominik Schroder）概括地指出：“萨满教是萨满以一种制度化的和程式化的方式在人类与其他世界之间进行沟通的、服务于社会的昏迷术。”乌尔素拉·克诺尔-克瑞凌（Ursula Knoll-Greiling）认为：“萨满是一类人，由于特别易患病的体质，具有创造特别状态的能力（昏迷术，改变意识状态），通过与超人类经验的力量（精灵）的合作在氏族事务（疾病、狩猎、战争等）中发布预言，对社会发挥一种宗教—医疗的影响，这种影响与氏族文化框架结合在一起，在其中履行一种必需的社会心理作用。”[9]
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教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萨满教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宗教现象。我们说萨满教是民族性的，因为萨满文化存在于具体活动的语境和群体之中，为此我们尊重各个民族自身对其萨满教的解释。萨满教与人类的象征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它显示了人类存在所要对应的那些关系，具体化了人类在各种历史和环境语境下的经验状况，在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的理解和希望。如果我们希望从人类学的视角理解萨满教，我们还需要对上述宗教系统在文化群体的象征思维活动以及这种思维活动支配下的个人或集体行动进行考察，我们会把萨满教当作一种文化的象征系统，在萨满活动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中展开讨论。萨满教包含很多经验材料，它与人的经验世界相互联系，是连接人类不同经验的媒介，它由此显示了自身的现实性，因此允许一种人类学的描述和分析。
我们说萨满教是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扎根在人类世界文化存在条件的方方面面，它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数不清的文化表达中实现自身。在人类的发展中，萨满教在人类文化生活中不断提供一种互动和沟通的媒介，与各种不同时代文化需求结合在一起。为此，我们不但要讨论它的那些“原型”，还要发现在不同时空社会生活之中萨满教的某些事实，并由此阐发一种关于萨满教活动如何存在的理解原则。研究萨满教我们必须面对萨满教概念下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历史过程的丰富性，理解各种文化案例中所揭示的问题。我们不能脱离特殊意义上的各个民族宗教情况来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萨满教。如果我们想得到关于萨满教的一般认识，就需要在文化或宗教理论上总结每个特殊的萨满教状况。萨满教的一般研究和个案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经验材料，适当的理论认识问题就不能获得；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认识，我们也不会将经验材料放到合适的观察之中。
[1] J.Lewis Clottes and D.Williams，The Shamans of Prehistory：Trance and Magic in the Painted Caves，New York：Harry N.Abrams，1998，p.19.
[2] Hans Mebius，“Ake Hultkrantz and Study of Shamanism”，In Shaman，Vol.13. Spring\Autumn，2005，p.18.
[3] Ake Hultkrantz，“Ecolog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Aspects of Shamanism”，In V.Dioszegi and M.Hoppal’s Shamanism in Siberia，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Dolgikh，1978，pp.51-52.
[4] Hans Mebius，“Ake Hultkrantz and Study of Shamanism”，In Shaman，Vol.13. Spring\Autumn，2005，p.17.
[5] Vilmons Diószegi，“Shamanism”，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Vol.16，Chicago：Macmillan，1974，pp.638-641.
[6] 〔英〕埃里克·J.夏普：《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31页。
[7] I.S.Vdovin，“The Study of Shamanism among the Peoples of Siberia and the North”，In Hoppál Mihály’s Samanizmus Archivum，1990，pp.265-268.
[8] 对部落精神医生观念的变化，人们可以在列维-斯特劳斯、西尔弗曼、隆梅尔和哈利法克斯的著作中发现。这些变化根植于欧洲和美国对非西方文化传统态度的一般变化，远离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走向精神的和非理性的方向。
[9] Anna-Leena Siikala，“The Rite Technique of The Siberian Shaman”，In FF Communication，No.220，Cademia Scientlaum Fennica，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