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方法理论之范畴与内容
马克思对历史的分析，包括经济现状与问题、政治现状与问题、文化现状与问题、生态现状与问题、人的问题等都是直接从现实和现成的东西出发来进行阐明，并指出历史运动的趋势。这些现实和现成的东西就是生产[68]、交往、分工、联合的各类形式。除了历史规律之外，历史自为过程有方法吗？“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69]这一段话充分说明了马克思认知到有一种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本体论性质的方法，历史方法以各种“范畴”表现出来。
1.范畴之一：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70]无论根据哪一维度划分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生产方式。生产作为人的类的存在的基础之一，在不同的时代其地位却又不同。单从生产的物质角度来分析，生产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得生命的补充，没有生产就无法对抗自然[71]，生产构成了人类文明之初。但生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并不构成历史唯一的中心。如在原始社会，“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72]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们都知晓物质财富越多越能够获得生存便利，却都没有像资产阶级社会及以后那样明白生产只是为了生产。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生产尽管占据着基础地位，在形式上却依附着政治、宗教、暴力。生产的缩减和扩大都与政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反作用相统一。具有政治地位的生产才能够获得自然资源与人口，这是当时生产的全部。
在生产的过程中，一种名为现代生产能力的要素变革逐渐取代了生产的过程与生产的自然方式。生产能力的变革体系建立在生产工具变革之上。生产工具变革的意义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效率的提升改变了财富的积累方式，即机器生产全面取代人力生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73]在生产转型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对人的类存在与人的精神产生异化作用。这种异化将生产与生产者对立起来，将生产者与生产者对立起来，将生产者与自身对立起来，将生产者与人类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就是对立的升级过程。
机器取代人力在生产中的位置之后，原来能够控制人口的政治现在转为由生产控制，从而改变了政治与生产二者的地位，从生产从属于政治转为政治从属于生产。“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4]政治与生产地位的互换，暗含了人类历史的一种新的转型。人类历史的辩证法在这一个时代里得到了一种新的开端，它为一个没有政治生活的社会，即没有国家的社会提供了动力源。不过，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操纵中，“暗含”并不等于实现，它只是一种可能。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生产取代了政治、宗教的地位，政治、宗教失去了依靠，束缚人的政治、宗教意识转变为对生产的意识。[75]“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6]个人由屈从于政治转为屈从于生产工具。在生产能力中，作为人的根本力量在形式上被生产工具的力量所异化。从而，生产方式的变革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一个更大问题，即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生产本身来回答，也可以通过人的精神来回答。要解决这一问题，却不是生产本身，而是人的关系。人的关系在生产取代政治之后，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变得更复杂。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无限扩大，不是为了需求。
生产的无限扩大建立在技术的不断转型之上，技术促使产品的无限增多。产品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主要由劳动力引起增值，产品作为一种物质却由资源与自然构成。为了使产品更多更快地生产，“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77]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为无限扩大中的产品找到了销路，给欧洲带来了金钱上的财富；另一方面也将整个世界的自然界卷入生产中。产品的扩大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便利也使得生产的无意义扩大化[78]，更为重要的是，无意义生产的扩大化直接破坏了生态，包括人口、资源与环境。后三者在当代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生产的无意义。“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79]
马克思对生产变革所导致的社会代价与自然代价保持着高度的关怀。要解决异化问题，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所有问题，不是改变生产的方式，而是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表面为物的生产，实为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一个分立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中，生产不是满足各阶级而是满足特定的阶级。马克思就认为：“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80]马克思将生产能力的提升视为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也将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中介。
生产与历史的关系就在于生产成为历史的动力，又导致社会代价，这些代价在没有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是无法去除的。人在生产中获得桎梏，人又在生产中生产了摆脱桎梏的工具。随着生产与历史关系的转型，这种工具逐渐形成，人必将用这一工具剖开身上的桎梏。
2.范畴之二：交往及内容之一——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关系
交往范畴活跃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各种思想、观点中。马克思明确地对“交往”予以界定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81]可以看出，马克思笔下的“交往”范畴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规则/制度及其传承与变革是“交往”范畴的核心，物质交换以制度为前提。[82]又如，“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不过，又有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存在于交换价值控制了生产的全部深度和广度的现代世界和这样一些社会形态之间”[83]。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交往的代理是“交换”一词。同时，关系、行为等是交往的其他重要方面，受同时代制度的约束。
交往的哲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在马克思对“交往”的界定中“一览无余”。马克思可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范畴并用其分析了历史运动。交往首先起到保持文明成果延续的作用。一方面是空间压缩[84]的交往的后果。在很长的人类社会存在期，由于各地域的相对封闭性，一个地域的文明成果同样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通常导致文明成果存在几种风险。一是每一个地域的文明成果无法有效地被其他地域所获得，使得每一种“发明”都必须在每一个地域重新“发明”，或者导致每一种“发明”经常需要数世纪才能传到另一个地域。这一状况大大延缓了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导致了历史的横向不平衡。二是一个地域的文明成果还未来得及被其他地域所获得就已经消失了。大致因为战争、自然灾难、文明所在国自然没落等。三是个人的文明成果往往得不到重视，各种“发明”没有产生社会效益。空间的扩大使得“文明的果实”在全世界流通、“果实”的种子被全世界获得，人类能够依靠别国的文明而发展起来。空间的扩大也使空间的普遍生产成为一种可能，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时间压缩的交往的后果。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一种社会形态往往不是由经济形态最终决定。如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实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世界一流位置，却并未主动、快速地脱胎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时间静止与变化导致了历史的纵向不平衡。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85]，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太深“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86]，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交往对历史形态变革的巨大作用。交往的扩大，使得每一个静态的社会成为动态的社会。动态的社会比静态的社会更容易产生新的形式（复数形式的形态），改变了甚至最为偏远、最为落后、最为封闭的社会的结构。1840年之后，正是清朝“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87]同时，随着交通、通信工具的变革，交往压缩了人与人各种关系建立的时间，并使人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复杂化。“随着交往手段和交换途径在数量上的稳步增长，分隔和特殊主义崩溃了。”[88]
现代社会里，交往空间扩大化与时间压缩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有一种东西起到了决定作用：资本。资本是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资本主义化。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89]这实为用历史的纵向平衡来消灭历史的横向不平衡。资本起到了寻找空间与摆脱时间束缚的作用，人类社会在资本的无限膨胀中正常与非正常地发展着。
文明成果的世界交往取得了进步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90]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交往文化，它使所有的东西，包括人情、职业、艺术、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交往改变了被卷入其中的各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使文化从属于金钱、从属于物质。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在世界普遍交往进程中改变了其他社会的文化形态，却使它们重新陷入另一种人与人关系对立的文化中。
马克思在考查生产、交往与生态的关系时指出，人类社会“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91]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并不是对立的，自然界甚至成为人类历史的前提。生产与交往的扩大化以及政治从属于经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得到了扩大，改变了自然的演变形式、存在形式。出于资本的要求，自然与资源成为资本外在的、不计入成本的外衣。“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同样数量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而无须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么，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92]资本以无限扩大的名义对自然与资源进行了殖民。一边是资本取得了生态的地位，一边是生态服从了资本。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变革对生态的粗暴，借助于人与自然的再生产的人类社会将改变这种粗暴的手段，形成自然主义。
交往同时也扩大了个人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个人可以借助发达的交通、通信工具在世界流动。这种流动一是表现了“在场”的时间性，人可以更快速地到达另一个地方，或者获得其他地方的文明成果；二是表现了“缺场”的“在场”性，一个地方的人能够与另一个地方的人、物、事进行直接交往。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个人在生产与交往扩大中，失去了身份与定位。“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93]生产者成为生产部门的标准部件，可以随时交换与抛弃。交往不是生产者的权利，是对生产者的束缚。然而，随着交往的普遍化，在世界范围将产生这样一个同一性的阶级，“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94]
从对交往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交往对历史运动具有重大价值。“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95]在这一段话中，“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属于生产的范畴，能够“利用”，“继续从事所继承”属于交往、制度继承、变革的范畴。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也提出除了横向的交往之外，纵向历史交往的重要性——一种基于交往的传承。
马克思认为，每一代人在历史中实现着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关系，最终导致现代社会的产生。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将原来由单个民族演进的社会现象通过“交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证，得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结论，即我们现在称之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在创立其历史理论之时，本来就是在用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6]随着这种互相依赖的扩大，也导致了一种更深层的冲突，这种冲突“必须由社会主义来解决”[97]。
“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98]也就是说，生产与交往是互为前提的，生产为交往扩大、交往形式的变革产生物质基础，交往为生产的扩大提供最为广义上的前提。交往在这里同样指证出它流传下来的制度意义。“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99]，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100]
随着生产与交往的扩大，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关系[101]达到新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中每一个个体获得了全面发展的现实。因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必定是生产与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生产与交往的普遍性获得。
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造成了文明在全球的扩散，使那些一味拘泥于地域的东西受到世界关注，使那些落后的东西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为其他文化的变化很快就影响到了那些地域性的狭窄的文化。就是说，全球社会使社会进步成为一种现实。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历史的逻辑问题：在考察一个社会的历史运动时，应坚持外因为主还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还是内因为辅，或是共为同因。
3.范畴之三：分工
分工是马克思构建历史理论的重要基石[102]，“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103]每一次分工种类的增加与分工程度的精细化都导致了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的极大提升。“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104]新的分工形式的出现表征着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分工结构与系统是当代历史运动的标志。
分工在马克思时代达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所有时代的精细，这时的分工不仅取代了自然分工[105]，也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地域“工业”——（工场）手工业，形成了一种以社会为整体、以机器为核心的分工模式。“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106]这种分工形式，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分工又依赖于新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了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提升了分工在自然地域、生产领域的位置。马克思就曾谈到“机器对手工业的取代”催生了当代资本运动的一种新形式——金融全球化的前身：股份制经济。[107]可以说，分工本身成就了经济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108]，经济的世界就必然要引起世界的经济，分工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109]
在分工成为世界的分工之时，分工仍不是世界人的分工，在马克思的文本里，分工至少产生了两种压抑。一是地域压抑。“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10]世界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农业世界的生产部分，一个工业世界的生产部分；一个贫穷的人口部分，一个富裕的人口部分；一个受到资本破坏的部分，一个受到资本转移财富的部分。二是机器对劳动的压抑。“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111]机器生产催生了更多机器生产，对劳动的需求催生了更多劳动力出现在市场上。二者又是对立的，机器生产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处理机器，另一方面又力求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压迫到最低；工人一方面受到机器带来的劳动解放，另一方面又受到机器的取代。机器应用于各种行业，工人则随意地在各种行业流动，机器固定于工厂，工人“自由”流动于工厂。
现代分工造成了压抑，这一后果的原因则在于分工[112]的根本性质。分工是经济结构，也是一种受到政治安排的社会结构。两种结构受制于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关系。“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113]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指明，分工不仅是生产与交往的经济产物，也是生产与交往的政治产物。分工首先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变化，各城市间形成新的分工，进而各城市间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新的政治关系，“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必将形成一个占优势的工业政府部门，各城市间的工业政府部门形成了分工的政治体系。
“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14]这也是分工的政治结构的最终归因。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分工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同一事件。[115]所有制的法律意义则是所有权，所有权的分配在于国家的权力机构。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所有权，却不是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都拥有所有权。这二者又造成了另一个矛盾，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分工导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6]。资产阶级解决的方式是形成一种形而上的代表全体市民的政治共同体。
“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117]分工不仅造成了压抑与利益冲突，也造成了人的生存的问题。人的生存被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部分，而精神活动、享受、消费这些代表文化与文明的内容，被排除在现代分工中的劳动者之外。文化在劳动者那里是向下的异化，在剥削者那里是向上的异化。形式各异，内容则同。文化被分工分解为异化的符号，异化的符号是现代分工的真实写照。
由于分工方式的变革，分工也将世界资源进行了整合。“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18]这种空间与时间的资源整合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与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为资本提供了更便宜、更丰裕的原材料，成为推动资本发展、战胜那些落后的封建式帝国的生产方式的非暴力的力量。但是，这种资源整合带有“一切为了资本”的极端工具理性。尽管世界资源是资本的根本，却被资本排除在交易成本之外。资源曾经被人格化的资本认为是无限可利用的，一种无限的东西是没有成本可核算的。对资源的无限使用与资源的有限性最终导致了资源与社会发展的二律背反。
马克思还提出了旧分工与新分工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关键问题在于分工是异化了人还是自由了人。在异化人的分工的社会形态中，人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在自由人的分工中，人完全掌握了他物，他物成了人的物，而不是相反。由于人的劳动的真正自由化，社会的生产能力不再是剥削他人的生产能力，更不是剥削生态的生产能力。人们在自由的联合体中生产，在这种生产中，人再也不会将自然作为“外在成本”来对待，而是把自然与资源视为人的真正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人的生产为所有的人。个体不是在生产之外，而是共同生产的有机部分，在生产中完成“所有人的需要”。
分工成为个人的自由，在这种情境中分工的意义也就消失了。分工转变为了联合。每一个人成为社会的人，而不是阶级国家的人，人在分工消灭的过程中形成了真正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19]这正是消灭分工后，马克思憧憬的个人生活状态。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分工保持着乐观的看法，认为分工的压抑与人在分工中的异化终将趋于消灭，只有对分工进行最严厉的物质批判与精神批判才能将分工消灭。[120]
4.范畴之四：联合及内容之二——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行动口号，随后在许多文本中对联合的意义、内容、趋势、方式等进行了阐述，但目前马克思的联合、协作、合作等思想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般是将这些思想作为马克思分工思想的补充。确实，马克思在论述分工时，经常会提到联合。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协作”、“分工”和“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归结于“采用技术”方式的三种类型。[121]可以看出，联合在历史运动中拥有自身的独立地位。联合不是附属于其他范畴，它具有独立的历史推进力，甚至还具有整合其他范畴的功能。接下来，我们看看联合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与人的独立的作用。
联合的经济作用首先表现为促进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生产的社会化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同时也是生产者的社会化。社会化是联合的前提，社会化将生产的整个宏观过程一体化，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的理性来源于世界的每一个市场，每一样商品、每一个工人都是世界生产的有机部分。“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22]社会化的生产不仅将国内经济事务结成一体，更是将世界经济事务结成一体。一体化的世界改变了各自独立的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各国、各地域的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受到另一个地方的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的影响，从功能中形成新的经济结构，这种新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影响到其他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
联合的独立性生成的过程也成为生产的前提。不断扩大的经济联合形成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其中。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联合，联合甚至成为压制生产的前提。没有适应经济扩张的新经济联合形式出现，经济扩张就必须等待。如虽然英国最初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清王朝的门户，却打不破清王朝的自然结构，只好进一步通过鸦片贸易来获得金银。[123]经济联合还将分散的资本积聚起来，形成一个个经济帝国，“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124]资本的联合衍生了生产的联合，联合从结果走向过程，联合的过程在联合中占据着决定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联合。这种联合穷尽工具理性，它把生产转变成了消费。从而，联合在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成为一种符号。
“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125]马克思在这段话里说明了信用事业的作用。股份公司“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126]信用原本是道德范畴，却成为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范畴之一。通过信用事业，经济将道德捆绑于其中，将道德视为金钱的化身，或者相反。同时，经济与道德演化为社会机制，通过资本的代理——国家——这一虚幻的东西来规制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一切事物都好像在道德的仁义中进行，一切事物都披上了华丽的天鹅绒，然而道德的仁义就像天鹅绒一样，华丽却经受不住金钱微风的吹拂。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中的作用也仅止于不断地把落地的“天鹅绒”披盖在金钱之上。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27]当那种金钱与道德的关系离开本国之后，“天鹅绒”也无须再披上。金钱与资本赤裸裸地入侵于他国。“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羊毛产地。”[128]“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资本改变了其他国家的生产功能，按照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理性将一切被其视为非理性的东西纠正过来，它将所有它不认同的场所变成了生产之地。在这种生产理性下，各地域的东西统统世界化，地域文化被摧毁，仅受文化保护的地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些地域自身的政治、宗教、文化都不足以保护它，它受到资本肆虐，在摧毁本国的市场时，也在摧毁本国的自然与资源的延续性。一切自然与资源都朝着资本汇集，资本没有生出一息的怜惜，对其“专制”，形成了“工业封建主义”。[129]
当然，联合对于人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工业和商业社会”中存在的联合与以往社会形态存在的联合具有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联合是非自发性的联合，它建立的基础不是农业与自然经济，而是工业与商品经济。单就这一点，现代社会的联合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而非人与人的关系之上。它的进步意义在于，个人摆脱了地域的自然性，个人成为真正的社会化动物。这种进步仍建立在人的个性的巨大牺牲层面上。
无法摆脱的物的压抑在于人的价值本身。正如劳动者之所以能够被剥削剩余价值，前提是劳动者能够生产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比自身基本需求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指的是劳动者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要防止这种生产能力被取走，唯一的途径就是劳动者的联合，在共同掌握生产资料的同时共同分配，从而消除“一袋马铃薯”的隐喻。
联合不是工具，是目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0]马克思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了联合这一范畴。
5.“范畴”间的功能关系
马克思提出了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互构运动关系。马克思用三者的间性阐述了社会的有机结构。这种有机结构是现存的，也是演化的。要理解社会发展的有机结构，无法缺少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结构及间性的剖解，尤其是对历史规律的表征实体——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的剖解。最终，马克思发现了历史方法，形成了历史方法理论。历史方法主要由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有机构成。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既具有促进或延缓历史发展相对独立的功能，也是相互搭配的一套组合，形成一套功能来影响社会结构运作。如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宣告“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131]类似，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是马克思找到的分析并批判历史现实、从后思索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预测未来社会的本体论工具。
正如本节的分析，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各自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与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四者在历史运动中有着自身的地位，都可以用来剖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并推导社会发展的过去与趋势。马克思曾用生产力区分各类社会形态，也用交往区分社会形态，更是用联合区分资产阶级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异化与自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四者的独立性。同时，四者虽独立但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位格”都无法完成对历史运动的剖解，尤其是对当代全球社会的剖解。剖解历史运动的终极意义不仅在于知道静态社会的结构，更在于知道动态社会的功能，并通过这种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结构，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
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矛盾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自身演化，但没有实现完整的功能定位。正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体都有一套ABO血型系统，这套血型系统由A、B、AB、O四种类型构成，AB型血被称为万能受血者，O型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132]然而，这些血型的分类与关系只是人体血型系统的一种。Rh血型系统[133]的发现使得ABO血型系统又分为两类人群：Rh阳性人群（占总人口的大多数），Rh阴性人群（占总人口的少数），Rh阳性人群与Rh阴性人群的各自ABO血型系统不能交替输血。从而，在用历史的基本规律来分析社会状态之时，还必须结合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的功能准确定位历史运动的态势与现状，从总体上把握今日社会之前世今生。
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作为剖解一个时代历史功能的关键，相辅相成，马克思对此有着精彩的论述，“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134]“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135]在上述的引用里，马克思指证，生产依赖于交往和分工，交往以联合和生产为前提，分工以生产和交往为前提，联合表现在交往和分工之中。这些功能关系最后总是要与个人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36]当然，关于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还有更复杂、更丰富的表达。
可以说，马克思文本中存在着与历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矛盾[137]并行的历史方法理论。关于历史方法，马克思在文本中并未放低其地位，甚至有时候将其提升至一个非常高的层次。“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38]这一段文字表明，马克思经常把生产与交往之间的功能关系视为具有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规律一样的历史地位。[139]“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40]“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41]这些论述，一方面奠定了历史方法理论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运动的论述中存在的两对功能关系。
结合马克思的文本，可以将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大致区分为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关系、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马克思在文本中，就两对功能关系对历史运动的功能做了定位。“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42]“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143]从这些文本中也可以看出，尽管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者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这两对功能关系之间的地位还是有差别的。前者往往在剖解现代历史运动方面比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后者在推测未来社会之时则比前者更有力量。
如果说，历史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历时性，那么关于历史运动的两对功能关系则是社会发展的空间性。其实，马克思在文本中经常用生产、生产能力、交往的水平、分工、私有制这些术语描述人类社会文明的程度。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发现了生产、交往、分工与联合四个历史方法的范畴和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两对功能关系。马克思用四个范畴和两对功能关系对经济、政治、文化、人和生态的发展进行剖解与批判。如，“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144]；“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145]。这些文本表明，马克思综合运用了历史方法理论的“剖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