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22]
森林碳汇研究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直是国内外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森林碳汇与反贫困的探讨，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有扶贫和减排双重目标的森林碳汇项目。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三种灵活减排机制之一，其中国际森林碳汇的核心理念是要求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或固碳项目履行减限排承诺的同时，能够为项目实施东道国提供额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积极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23]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消除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CDM森林碳汇项目既为发达国家援助贫穷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崭新模式，也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贫困。[24]进入21世纪，在《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把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选定为“第一承诺期”唯一合格的CDM碳汇项目，并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后，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减贫功能与效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主流观点认为开展森林碳汇项目是一个既能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任务，又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选择，有利于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反贫困的共赢。[25]近年来，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森林碳汇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基于“京都规则”和“非京都规则”的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试点与日俱增，学术界进一步将森林碳汇与贫困地区发展及农户可持续生计、贫困人口参与及利益分享等反贫困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并在国内研究和实践中提出了森林碳汇扶贫这一新概念。[26]
一 森林碳汇产业发展与减贫
森林碳汇是基于市场机制下多层次（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的产物，森林碳汇市场形成及产业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实现其扶贫功能的前提。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虽然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立场和具体举措仍存分歧，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也并不完美，但森林碳汇具有比其他减排方式更经济、更高效的优点，已逐渐成为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替代方式，伴随碳汇计量技术和市场交易规则的日趋完善，其产业发展前景可期、商业机会巨大，具有不可忽视的减贫潜力。[27]Cacho等通过对CDM森林碳汇与减贫关系的分析，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创造了碳排放额新需求，可交易的碳封存“产品”不需要运输、没有质量差异，从而为偏远地区小农开辟了新市场，为解决贫困问题带来了新契机。[28]Milder等测算，到2030年，森林碳汇市场交易能帮助发展中国家250万～500万名低收入林农减轻贫困。[29]《森林碳市场状况》（2011～2014年）报告显示，近年来国际碳市场中的森林碳汇交易呈上升趋势，当前非京都森林碳汇项目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所占比重远高于京都森林碳汇项目市场。[30]由于自愿市场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其健康发展对贫困地区是一个积极信号。国内实质性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惠农扶贫为重要目标的自愿减排“熊猫标准”和“临安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31]等的实施，无疑为我国森林碳汇扶贫增添了信心。
二 森林碳汇项目设计与扶贫
突出扶贫内容和行动的项目设计，是发掘森林碳汇扶贫潜力的基础，也是考察其益贫绩效的重要依据。一些研究者基于项目多重目标、多重功能、多重效益的综合性以及实践可行性考虑，对项目扶贫功能设计的重要性给予了关注。其中，Smith和Scherr指出，一个设计完善的森林碳汇项目既必须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也可以通过提高农户对森林资源的支配和管理权来提高自身的生计水平。[32]MacEachern的研究结果显示，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商更多的是基于争取资金和买家、提高项目市场竞争力的动机，将减贫纳入项目设计中。[33]李怒云等通过对森林碳汇项目三重功能及其作用的考察，认为要发挥项目最佳效益，多重功能就难免需要权衡取舍。如何统筹安排、综合考虑项目的多重效益，找准其平衡点和结合点，更好地促进农村扶贫、确保社区居民从中受益，是森林碳汇项目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34]黄颖利等通过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可行性设计的分析，指出缓解贫困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项目社会效益的集中体现，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区是否合作与支持。因此，必须将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就业等纳入项目设计中。[35]黄宰胜和陈钦认为，减缓气候变暖是森林碳汇项目的首要目标，从林种选择、地块落实到营林过程中的用工等都要因地制宜，既要符合碳汇项目的技术要求，又要有利于当地林农或村集体组织共同分享项目开发带来的红利。[36]Asquith等通过案例分析表明，把保障当地更穷且拥有更少话语权的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初始权利纳入项目设计，是合理改善农户生计、有效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37]Smith和Scherr指出，CDM森林碳汇项目设计应强化本土居民参与、扩大项目规模、优化补偿机制、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而在降低项目交易成本和实施风险的同时，为贫困社区带来更大收益。[38]
三 森林碳汇项目实施与扶贫效应
森林碳汇项目是发掘森林碳汇扶贫潜力的载体，离开了项目开发就不能开展扶贫实践。其中，有关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实施的扶贫效应受到了广泛关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和贫困户两个层面。其中，针对贫困地区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等方面，针对贫困户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可持续生计方面。
（一）对贫困地区的影响
从宏观尺度看，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由于欠发达地区具备连片宜林地选择空间大、林地经营机会成本小、劳动力价格低等比较优势，这有利于降低开发成本和提高投资效益。因此，森林碳汇项目经营地域对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有着高度的依托性与重叠性，国内主要集中在边远贫困地区，[39]这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且对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吟隆和居辉指出，森林碳汇不但为贫困地区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提供了通道，而且为贫困地区提升自身应对气候变化加剧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能力，降低贫困人口因灾返贫风险带来了新契机。[40]刘娜等认为，我国贫困自然保护区可以通过碳中和技术与碳汇机制的应用，增加财政收益，均衡居民收入，加快整村扶贫步伐。[41]Bluffstone等的研究显示，在埃塞俄比亚实施的森林碳汇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社区管理和协调能力，有利于当地减贫。[42]Byron和Arnold的调查表明，部分项目合同明确要求，造林公司须协助当地修建公路或学校，从而在客观上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提升了教育水平，扩大了对外开放程度，加强了与外界的市场联系。[43]马盼盼通过对四川省越西县碳汇扶贫的案例分析，发现森林碳汇项目实施不仅为边远贫困地区带来了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和新技术，而且为其打破资源陷阱提供了外部资源，调动了内部资源，吸引了政策资源。运用参与式扶贫方式提升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关注贫困社区发展，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作用，是借力森林碳汇项目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44]丁一和马盼盼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构建森林碳汇扶贫模式，既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又为项目实施参与扶贫设计了参考模式。在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的贫困地区，帮助当地改善基础设施比发放补偿金更能实现农户在项目中获益这一目标。[45]刘诗宇和张雪娇对贵州省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的生态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认为森林碳汇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助于石漠化治理，而且能在环境、经济、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均衡效果。[46]魏雪峰在对云南省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生态路径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47]此外，邹新阳、张艳等、季曦和王小林的研究结果显示，碳金融与农村金融具有互动关系，碳金融创新为低碳扶贫带来了新契机，贫困地区可以借助森林碳汇项目获得碳融资，发展区域经济。[48]蓝虹等通过对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开展森林碳汇交易是化解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创新模式，能够有效引导资金回流至农村偏远贫困地区，促进金融机构在支持碳汇交易的同时，改善贫困农村金融生态。[49]
与此同时，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给项目实施区域带来的风险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并且他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学者指出，项目开发存在由自然灾害、人为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风险[50]，并与当地社区的本土知识、传统文化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突[51]，其在经济上的持续竞争性也受到其他扶贫惠农项目的挑战。林德荣和李智勇认为CDM造林再造林对区域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既可能给区域带来病虫危害及蔓延、土壤表层养分消耗和土壤片状侵蚀增加、地表水减少、乡土树种减少等环境风险，也可能导致当地富有特定文化的自然景观退化，社区和农户对土地、林产品失控以及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产权冲突等社会负面影响。尤其是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政府往往会提供低价格转让土地等优惠政策引入项目，导致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和部分利益外部化，反而不利于减贫。[52]李金航等通过对项目实施的比较分析后强调，地块选取要顾及诸多自然因素，且必须采取连片经营的形式，可能导致忽视个体贫困、加大区域内部贫富差距等问题。[53]
（二）对贫困户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来看，学术界在对项目实施区域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贫困人口经济收入、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影响的探讨。
在经济收入方面，众多研究结果显示，项目实施地往往也是贫困人口聚集区，鼓励更多农户参与到森林碳汇项目中，能给他们带来一定劳务收入、放牧损失补偿等费用。[54]与此同时，林农还可以通过林地入股、出租和流转等方式获得收入，这种由森林碳汇项目迅速发展诱致的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方式转变，可以帮助贫困的土地使用者缓解贫困。[55]除项目造林管护、林木产品销售等后期收益外，更重要的是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销售收入分配。[56]此外，适当选用经济价值高的速生树种开展碳汇造林，可额外增加农户生计收益。[5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冲影以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项目实施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发现项目开发在5个方面提高了农户收入，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该项目“造林实体+农户”的运作模式，保障了所有农户均可从项目中受益，认为森林碳汇项目是生态服务补偿框架下的一种商业交易行为，而不是简单具有扶贫效应的扶贫项目。[58]
相对于经济收入方面的影响，项目开发对农户的可行能力提升、发展机会创造等非经济收入方面的影响也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Jindal等对莫桑比克实施的森林碳汇项目评估结果显示，与直接收入相比，项目对提升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更大。[59]一是通过对农户进行作业技术培训，直接为林农带来了造林营林新技术，提升了人力资本[60]，通过“干中学”，可以提升农户种苗选择、栽培、抚育和森林病虫害综合治理等实践技能与管护经验[61]。二是农户可以将所获得的可行能力迁移到其他就业、创业等经济活动中，以提高收入水平。[62]例如，林农可以利用在项目中习得的管理经验，发展碳汇林生态旅游业。[63]三是拓展了农户社会网络，增加了与外界联系的机会，拓展了市场信息等来源渠道，提升了林农的社会资本。[64]此外，有证据显示，CDM川西北退化土地造林再造林项目还采取开展食用菌培育等社区项目，通过印发《香菇袋栽活动历》，邀请科研院所专家和专业大户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积极推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等补偿方式，从而在赢得社区居民更好合作与支持的同时，也为农户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65]
项目开发对农户的负面影响也受到了较多关注。例如，为避免碳泄漏，农户在项目实施及其周边地区从事林下种植、采伐薪柴、放牧等生计活动往往受到限制。[66]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了贫困山区农户采挖中草药、蘑菇等增加收入的机会。[67]成本收益分析表明，部分地区林农从碳汇项目中所获收益明显小于其机会成本，其中坦桑尼亚的当地林农在碳汇造林中种一棵树，可以获得的收入约为0.02美元，远远低于养殖、种植等带来的经济收益，低廉的劳务价格极大地挫伤了林农参与项目的积极性。[68]
四 发掘森林碳汇扶贫潜力的挑战
释放森林碳汇扶贫潜力，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贫困地区直接参与森林碳汇项目困难。虽然新近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活动增加森林碳汇机制为欠发达地区当地居民直接参与森林碳汇交易开辟了新途径，在国内也已有农户森林经营碳汇成功交易的个案[69]，但森林碳汇开发与交易面临技术、市场、政策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国际社会对REDD+机制仍然存在政治、政策和技术层面的争议，尤其对认证其可监测、可报告、可查证（MRV）的基本技术谈判还存在较大分歧[70]，而广为实施的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普遍面临实施范围广、工程周期长，较一般造林项目标准更严、风险更高、投资更大等挑战，尤其是CDM项目申请成本高，一般采取后付费机制，对土地合格性、碳吸收和固碳行为的额外性要求苛刻，项目准备和注册程序复杂、技术性强等限制因素，导致现阶段贫困地区小微企业和分散农户很难直接入市，在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大多还局限于大企业，在国内通常由具备较强经济实力的项目业主（企业）组织实施[71]。
其次是贫困人口参与障碍。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农户参与是森林碳汇项目顺利实施的最重要保障[72]，但交易成本、林地产权制度和自身相对弱势的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限制了贫困人口有效参与，抑制了扶贫功能发挥。其中，Smith和Scherr认为，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CDM项目应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可持续生计，但以减贫为重要内容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两全，社会效益好的项目往往伴随较高的交易成本。[73]Sunderlin等和Stringer等的研究结果显示，森林碳汇项目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但合同限制只允许种植某些特定树种，导致碳汇林经济效益偏低，对低收入人口吸引力不大。[74]Jindal等通过对非洲实施的森林碳汇项目调查，认为其好处是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增加了自然资源，其挑战是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限制了投资、交易成本较高。[75]Benessaiah、吴国春和赵保滨的研究结果表明，和多个交易主体一对一谈判会抬升交易费用，为降低项目启动、执行和监测成本，项目业主往往倾向于选择与拥有较大面积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易谈判，排斥小规模土地拥有者或无土地林农参与项目。[76]Cacho等发现，项目实施往往伴随不平等的政治博弈，在此过程中，妇女、少地者、穷人和土著居民等往往被边缘化，被排除在项目参与之外，即使被纳入项目建设计划中，其正当利益也往往被攫取，积极性容易被挫伤。[77]朱臻等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家庭森林碳汇供给意愿，收入较高的农户由于风险厌恶度较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更容易改变传统森林经营模式，积极参与碳汇开发并从中受益。[78]
五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森林碳汇已在反贫困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减贫正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实施森林碳汇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在对森林碳汇越发深入的研究中，已日益紧密地将森林碳汇与反贫困直接联系起来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些成果深化了对森林碳汇扶贫功能、潜力、基本路径及挑战的认识，为深入开展森林碳汇扶贫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成果借鉴。然而，森林碳汇本身的实践尚处于试点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众多研究主要是围绕森林碳汇可持续发展，以推进森林碳汇市场构建与规范运行、产业发展与项目建设等为目标，专注于扶贫视角下的森林碳汇研究相对匮乏，森林碳汇扶贫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新议题。相关研究深度不够、缺乏理论建树，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有关森林碳汇扶贫的概念及基本内涵、基本要素、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等不够明确，论述性探讨居多、实证研究较少，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不多，缺乏不同项目和同一项目在不同实施区域益贫效应的定量分析和探讨。
本研究认为，要进一步发掘森林碳汇的减贫潜力，深入开展森林碳汇扶贫研究，至少有两大基本科学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问题。众多研究把目光投向森林碳汇开发对贫困地区及其农户生计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对贫困人口的关注。虽然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高度重叠，但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未必都是贫困人口。作为市场机制主导的森林碳汇项目，关注的重点必然是效率而非公平，很难自动关注和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社会扶贫核心目标。如若简单地将在贫困地区实施森林碳汇项目等同于森林碳汇扶贫，就不仅存在扶贫目标偏离或被置换的理论风险，导致贫困人口所付出的代价高于受益等实践问题，而且也有悖于森林碳汇扶贫理念提出的初衷。进一步讲，正视扶贫目标与项目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深入研究如何发挥政府支持与干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引导、激励和规制在项目规划设计、组织建设、持续经营、监测评估等环节中突出扶贫的内容和行动，提升目标人口瞄准、减贫路径设计、益贫效果评价的靶向性、精准性，进而建立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森林碳汇，即PPFCS（Pro-Poor Forest Carbon Sink），还须进一步成为森林碳汇扶贫研究的核心问题。二是森林碳增汇与扶贫的权衡关系问题。相关研究已注意到森林碳汇与扶贫的相互影响及矛盾，但以森林碳汇开发为扶贫路径，就必须重视以碳汇为核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有效供给与减贫之间的权衡关系。[79]如果片面强调扶贫目标而忽视森林碳汇的首要任务，降低了项目实施的生态服务效用，就有违于森林碳汇提出的初衷及实践的可持续性，即正视扶贫目标与森林碳汇供给之间的权衡关系，深入探讨如何建立有利于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双赢的实践模式、可持续路径和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等，应成为深入开展森林碳汇扶贫研究的另一关键问题。就当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而言，有待进一步的森林碳汇扶贫理论分析，项目社区农户参与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精英带动与精英俘获、益贫评估指标构建与方法选择、宏观战略与政策体系研究，以及针对实践操作层面，不同森林碳汇项目类型（规则）、同一项目在不同实施区域的案例研究、定量分析等都非常迫切，并有望在这些研究中，为扶贫理论创新和减贫工具设计，生态补偿理论拓展与实践的路径选择、制度安排等，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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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参见碳排放交易网，http：//www.tanpaifang.com/tanhui/2014/0529/32890.html，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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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合格性是森林碳汇项目能否注册为CDM-AR项目的基本前提，明确规定造林再造林地块是50年以上或者1989年12月31日以来一直为无林的退化荒山荒地，即不同时满足郁闭度≥0.2，连续面积≥1亩，成林后树高≥2米三个条件的严格要求。
[7]额外性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增加的固碳量相对于任何没有项目下发生的减少或增多是额外的，即天然碳储存必须计入基线；二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固碳行为是额外的，具体包括技术、资金、投资、环境和政策额外性。
[8]吕植：《中国森林碳汇实践与低碳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何宇、陈叙图、苏迪：《林业碳汇知识读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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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本节相关内容参见曾维忠、刘胜、杨帆等《扶贫视域下的森林碳汇研究综述》，《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2期，第102～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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