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理论依据

（一）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由Ostrom（1990）提出，旨在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她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自然或者人造的一个资源系统，该系统足够大，可以让不使用该资源的潜在受益用户付出高昂的成本，但也并非不可能排除。公共池塘资源的整个系统由人们共有，但人们分别享用各自的资源单位，而且它还具备非排他性以及竞争性，其中，非排他性意味着若某人消费该物品，他无法剥夺另一个人也同时消费该物品的权利，而竞争性意味着当某人享用该物品时，同时享用该物品的其他人的利益将受到损害（李琼，2013）。

公共池塘资源存在两种传统治理模式，分别是利维坦模式以及私有化模式。其中，利维坦模式主张中央政府应当持续地对大部分自然资源系统进行控制，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Carruthers and Stoner，1981），这是因为公共池塘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但是，这种模式的有效实现是基于准确的信息、强有力的监督和可靠的制裁。若没有准确的信息，中央政府将无法制定准确的政策，也无法有效地监督和惩罚农户的不当行为。私有化模式主张中央政府应当放弃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并对公有资源实行私有财产权制度（Johnson，1972），这是因为公共池塘资源具有竞争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理性将促使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公共池塘资源使用的帕累托最优（Ostrom，1990）。这两种模式相互对立，若一种主张是正确的，另一种主张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矛盾的双方不会同时都正确。但是，无论是集权论还是私有化论，均非唯一解决方案，因此，在此基础上Ostrom（1990）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组织及自主治理模式。

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模式中，人们为了维护集体利益而组织起来，并在规则范围内自主管理公共池塘资源。为保障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可持续，Ostrom（1990）提出了八项设计原则，用来激励资源占用者遵守规则并对他人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包括清晰的边界，即公共池塘资源的界限须明确，并且应明确公共池塘资源使用权所属个人或者单位；占用及供应的相应规则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说，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时间以及地点、技术以及资源数量的使用规则，必须与当地实际情况、劳动以及资金供应规则相匹配；集体选择的安排，也就是受到操作规则约束的用户有权利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可以保障操作规则有效地与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融合；监督，也就是有效地监督公共池塘资源的实际情况，以及资源占用者的行动；分级制裁，即如果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违反了操作规则，将会根据其违反的内容和程度，受到其他占用者和当地行政部门的制裁；冲突解决机制，也就是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以及当地行政部门人员可以利用投入较低的平台，有效化解资源占用者之间的矛盾；最低限度的认可组织，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更多地认可他们设计的制度，不被外部权威所干扰；分权制企业，即层次较多的分权制企业组织并管理资源供应、占领、监督、执法、解决冲突以及治理活动（Ostrom，1990）。在此基础上安排制度，将会激发人们积极地维护相应的公共池塘资源，愿意付出努力来保持制度的持久，破解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合作困境。农田灌溉系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它的管护治理同样适用该自治模式。

中国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从最初集体经营体制时期的集体化治理，到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产权放开治理，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合作治理，以及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产权多元化治理，一直在探索合适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联合大中型灌区的更新改造以及后续的设施配套，并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对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进行了改革试点。作为灌溉系统的提供者，政府提供资金和设计，使农田灌溉设施的供给达到一定水平后，授权当地的农民对灌溉系统进行管护治理，政府将包揽的治理职责部分或全部移交给农民的自治模式是效率最高的（Ostrom，1990；Huang et al.，2009；Muhammad et al.，2014）。但由于农田灌溉系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农户使用农田灌溉系统时将会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在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时会倾向于选择搭便车行为，这就有可能导致农田灌溉系统利用的公地悲剧。而社会信任和组织支持将为破解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困境提供新的思路，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二） 集体行动理论

群体理论认为，当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时，他们将会自愿地为促进共同利益而展开行动（Truman，1958）。集体行动是组织成员为了获取共同的利益而达成的一致行动，是组织成员共同遵循规则或者执行规范的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组织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与行为准则，更多的是靠组织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规则来行事（董海荣，2005）。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能否成功则主要依赖于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若组织成员愿意与其他成员配合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则能有效保障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若组织成员不愿意与他人进行合作，则集体行动将很难有效达成。

在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奥尔森。奥尔森（Olson，1971）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集体行动理论，重点关注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奥尔森认为，组织成员通过比较付出和收益从而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而至少存在两个成员认为他们可以在集体行动中获得收益时，集体行动才有可能达成。当社会环境稳定且封闭时，组织成员更倾向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集体行动带有公共产品属性，即使组织成员在集体行动中并无贡献劳动，依然可以分享他人集体行动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付出和收益对组织成员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是不足够的，组织成员在集体行动中通常会存在搭便车心理和行为（Simonet al.，1998），即只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而不愿承担其成本。即使是小团体，因搭便车行为出现而形成的合作困境依然很多。当一个成员存在搭便车的行为而未被及时制止时，将有更多的成员选择搭便车，这也会导致集体行动无法达成，从而影响到公共产品的供给（许增巍，2016）。

集体行动中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容易出现合作困境，Ostrom（1990）提出了摆脱困境需要面临的三个问题。首先，新制度供给问题，即制定相应规则，并保证它的普遍约束力，以此来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制约。Ostrom（1990）认为，公共池塘资源占有者建立的自主治理制度可以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但是，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即使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集体行动的规则进行设计，如果不考虑资源占用者对遵守规则的承诺，即可信承诺问题，合作困境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破解。占用者在使用公共池塘资源时，如果违反承诺带来的利益非常可观，那么其将受到诱惑而采取搭便车行为。而只有当占用者在制度约束下对其他占用者做出可信承诺之后，制度才能有效运转。因此，监督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可信承诺发挥作用的关键，这也是摆脱合作困境所面临的相互监督问题。有效的监督是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成功的原因之一，如果监督不存在，可信承诺便也无法形成，而可信承诺的存在是制定新规则的基础，也是实现公共池塘资源有效自治的关键（Ostrom，1990；鲍文涵，2016）。

在破解搭便车困境方面，社会认同感起到了关键作用。社会认同感会为组织成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合作氛围，尤其是在集体行动初期（Zomeren et al.，2004）。当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感很强的时候，他们会在心理上对搭便车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抵触，从而选择积极参与集体行动来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Simon et al.，1998）。除此之外，成员间相互的沟通协作也不可忽视，组织成员在集体行动中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而出现的消极情绪可以通过沟通的方式进行化解，从而将消极情绪转化为更优的行动策略，并最终作用于集体行动（李斯斯，2014）。

本书研究的农田灌溉系统作为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在管护治理集体行动中农户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导致其搭便车心理和行为的产生，从而形成集体的非理性，将不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和组织支持为破解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治理集体行动中的合作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农户的社会信任能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彼此的认同感，而彼此的认同感则会对农户形成道德约束，减少管护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而组织对农户的支持能有效地增强农户对组织的认可，从而愿意在村组织的带领下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治理集体行动，这些都对提升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是有利的。

（三）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思想历史悠久，而在近几十年才逐渐发展成熟。Hanifan（1916）率先提出了社会资本，之后，Jacobs（1961）也开始运用社会资本，Bourdieu（1984）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但令社会资本广为人知的是Putnam等（1993）。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社会资本理论最初主要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由于其较为强大的解释力，之后逐渐被社会学家、管理学家以及政治和经济学家用来解释集体行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较为一致的是都强调信任、网络、互惠以及规范，因此，农户的社会资本可以概括为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其他主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互惠性的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信任。

社会资本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作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而存在。人力资本是投资于人的资本，物质资本是指实物和货币等实际资本，与二者一样，社会资本需要人们长时间累积形成。不同于人力资本的可流动性，社会资本并不具备流动性，不可转让也不可让渡（Coleman，1988）。同时，不同于物质资本的越用越少，社会资本并不会越用越少，它具有可再生性，可以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但是社会资本也不是一直都会增加，当人们做出错误的行为时，有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失去他人的信任和与社会的联系，社会资本有可能因此迅速流失掉（朱宏，2016）。另外，社会资本比其他资本的社会性更强，收益的外溢性也更强，可以作用于人们之间的福利共享，也可以促进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李惠斌、杨雪冬，2000）。

在破解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合作困境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的作用。农村的社会资本通常是在农村社区中，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熟人关系基础上，农户通过长期的沟通交流和互助合作而形成的，体现为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组织之间的信任、互惠、网络和参与等资源（刘春霞，2016）。首先，社会资本可以将单个农户组织起来，降低单个农户的交易风险和经济压力，提高公共池塘资源的供给效率。其次，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农户之间的沟通交流，这既有助于降低信息的不完全程度，从而降低农户之间合作的不确定性和合作中的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农户之间信任机制的建立，进而促进农户进行自愿合作（陈成，2015）。再次，社会资本可以增强农户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并提升人们社会心理的稳定程度，而这有利于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利益感，从而矫正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不道德行为。最后，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能够规避集体行动中的欺骗和投机等不道德行为，从而促进合作的有效达成（姜庆志，2015）。

农田灌溉系统属于公共池塘资源，因此也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国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其中蕴含着信任、网络和互惠等重要的社会资本要素，会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在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治理集体行动中，引入社会资本机制，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户在共同治理农田灌溉系统的过程中更好地感受社区归属感，加强农户之间的沟通协作，有效促进农户自觉遵守村域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将农户个体的利益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集体利益相统一，对农户获取资源形成激励或者约束，在提高农户合作水平的同时有效弥补政府在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治理方面的不足（刘春霞，2016）。而作为社会资本关键维度的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其包含的人际信任可以建立农户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信息不完善给农户带来的风险（何可等，2015），并增强农户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过程中的监督能力；另一方面其包含的制度信任可以建立农户的内在约束机制，减少农户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Sonia，2013；Herb and Hartmann，2014），促使农户遵守治理规则，从而最终突破集体行动困境，实现农田灌溉系统的有效治理。

（四）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该理论认为，人们交换各种资源并期待从中获取更多收益，同时，人们在社会交换中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杨丽君，2010）。社会交换理论在解释个体行为的过程中强调个体的心理因素，认为人们的行为会被有报酬和奖励的交换活动所影响，人们的社会活动都能够归结成一种交换（罗安娜，2014）。

作为早期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性人物，Homans（1958）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本质上为一个交换过程。这种交换不仅涵盖物质交换，还涵盖精神交换，例如获得鼓励、安慰以及社会地位等。他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越能经常获得报酬的行为，越可能被人们重复；当刺激相同的时候，人们的行动会相同或者相似；如果某种行为的后果价值较高，人们往往愿意采取该行为；个体近期重复获取相同报酬的次数越多，则追加的报酬对其价值越小；人们的行动未得到相应报酬或者受到了预期外的惩罚时，人们会产生负面情绪，而当人们的行动得到了相应报酬、比预期的报酬高或者未受到预期惩罚时，人们会产生积极情绪；人们具有理性行为，其在采取行动时既关注报酬的价值，也关注在多大概率上能够得到报酬；人们在交换的过程中希望得到比成本较高的报酬。

在Homans（1958）之后，Blau（1964）在社会交换理论方面取得了突破，他强调交换双方的互惠，不但研究了交换双方，还研究了未实现公平原则的交换活动。在社会交换的要素和准则方面，Blau（1964）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交换的互惠性，也就是交换活动对双方都有利，当其中一方采取可以使另一方获益的行动时，另一方有责任回报该行为，这种回报是自愿的；内在性酬赏和外在性酬赏，其中，前者获取的利益来源于社会交换这个活动本身，后者获取的利益来源于社会交换关系之外；信任的价值，即信任降低社会交换中的风险，使社会交换得以持续；权利的产生，即社会交换具备互惠义务，当交换的一方无法用同等价值物回馈另一方时，就不得不选择放弃一些权利来保障最终的交换均衡。

另一个研究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Emerson（1976），他在个人行为倾向的基础上研究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交换关系，探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否适用同样原则。他的研究并未强调行动者的特征，即行动者既能是个人又能是集体，而是重点关注交换关系的结构，所以依赖、权利和平衡就成了交换关系中的核心部分。Emerson研究了微观和宏观问题，很好地破解了社会学理论中宏微观分裂的局面（冯小东，2014）。

在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过程中，村组织为农户提供相应的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得到村组织支持的农户倾向于采取行动回报村组织的支持，并在村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的管护治理工作。同时，农户不仅与村组织这个集体有交换活动，与其他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农户之间也有交换活动。这是因为农户在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与其他农户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合作达成集体行动；另一方面要对其他农户的行为进行监督，减少由其他农户搭便车造成灌溉资源使用的不公平。农户与村组织和其他农户之间的社会交换，不但能够激励农户对村组织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做出积极的行为响应，而且能够在农户之间形成一种软约束，减少农户搭便车行为，促进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集体行动的达成，并最终作用于治理绩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