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前“人文洞庭”与中华万年文明史的几个问题
因为旧石器考古对远古人类生活反映有限，对直立人乃至晚期智人的生存状态知之甚微，故探讨中华史前文明只能从新石器时代寻找源头。我们十分认同20世纪是中华上古史大规模被推翻的时代，21世纪则是需要我们对中华史前文明重写的时代。但中国有史时代不到3000年，而现在我们提出中华万年文明史，究竟该如何重写？我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民间传说和考古发掘埋在“地下的历史”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后者更是真实历史的客观存在，是重写的基本依据。
（一）中华万年文明史需要重新认识史前“人文洞庭”
首先要澄清两个历史观点：一是神话虚无说；二是商代起源说。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曾谈到，诸如黄帝、炎帝等神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甚至还认为大禹是一条“虫”。[13]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指出：“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14]两说均局限于当时有限的考古，但两位又是极为顶尖的专家，以上观点至今尚有影响。夏鼐先生说得好，中国史前文明要凭借考古，“把文明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15]
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史前“人文洞庭”，一方面是基于以上著名学者错误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则在于当代仍有人囿于成见研究历史，并已引起学界不满。[16]《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放兜于崇山（今张家界市郊），以变南蛮”，似乎湖湘自古就是“蛮荒极边之地”。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提出湖湘新石器文化可与中原并峙，这在当时的确不易。因司马迁的“南蛮”评价，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已写入正史；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玉蟾岩、城头山和高庙遗址等震惊中外考古界的遗址均未发掘。今天，湖湘新石器考古新发现的确颠覆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史的很多认知，而且重新认识史前“人文洞庭”已渐成学界主流。严文明先生认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在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文化中起了凝聚的核心作用”[17]。罗二虎先生更明确：“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进程中，铜石并用时代前期以前长江流域的步伐可能要快于黄河流域。”[18]也有学者认为：“高庙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还表现在南方文化的北渐……并与北方长城地区南下中原的古文化一起，直接导致了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出现。”[19]史前“人文洞庭”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并非本文重点，我只是感觉我们应根据考古新成果积极构建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理智分析所谓“南蛮”的前因后果，以及史前“人文洞庭”的宝贵财富，进而努力创新当下大学特别是湖湘区域大学“以文化人”问题。
（二）三皇五帝时代的“人文洞庭”
所谓“三皇五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相传三皇五帝还有其他说法，此不一一列举。后来人们讲三皇五帝并非确指，或是传说中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或多指特定历史时期，即“传说时代”，具体又分为“三皇时代”（指“以石为兵”的新石器时代）和“五帝时代”（大体上等于青铜时代）。为了强化三皇五帝传说的真实性，学界几千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研究。
五帝时代的“人文洞庭”为何变成“南蛮”？从三皇五帝传说的角度来全面审视“人文洞庭”的过去也许能给人启示。
1.从五帝时代遗址发掘看
湖湘本时期遗址虽数量不少于前几个时期，但出土相关遗存却仍以石器、陶器为主，青铜器较为罕见，好像历史还在原地踏步。即使有炭河里和罗家冲遗址，我们也不能以国宝四羊方尊而掩盖本时期湖湘发展落后的事实。在皂市中层遗址虽也出土了一批铜制工具，但数量有限，质量也不够同时代水准。
2.从传说和相关遗存看
相传有“三皇五帝”之名号的，诸如炎帝、蚩尤、黄帝、舜帝、大禹等无不与湖湘关系密切。
《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作为生产工具最早出土即在澧阳平原八十垱遗址，表明神农氏（炎帝部落）曾在湖湘与民劳作。《汉书·魏相丙吉传》载：“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路史·蚩尤传》又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相传蚩尤为九黎和三苗部落联盟首领。《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上可知，蚩尤部落起源于湖湘等地，且炎帝和蚩尤很有可能都是湖湘人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晚年在南方为民治病，后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而今，炎帝陵就坐落在株洲市炎陵县城西鹿原陂，炎帝陵祭典已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另《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称帝，也曾“登熊、湘”。“熊”，指今新化县东北“熊山”，也称“大熊山”[20]；“湘”，指今洞庭湖中之君山[21]。湖湘在黄帝看来也应举足轻重。舜帝作为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海经》载“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可知舜帝传说也源自湖湘。而南岳衡山禹王碑，即为大禹治水功德碑，大禹治水重点也应在湖湘。
以上并非纯粹的神话，原始人不复杂，传说虽有一定荒诞性，但必定植根于现实。陈连开先生说得好：“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22]应该说，三皇五帝时代的“人文洞庭”较为发达，这与“南蛮”评价不太对应。
（三）史前“人文洞庭”之盛衰及其多学科分析
湖湘在新石器时代是“天下谷源，人间陶本”，世界上最完整最早的古城遗址也在这里。十多年前，任式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从粮食作物、栽培蔬菜、家禽家畜、房屋建筑、彩陶、白陶、玉器等七个方面总结中国新石器文化主要成就，湖湘几乎均处于领先地位。[23]“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新石器时代有30项，其中湖湘有2项，在全国并列第2位。[24]令人惊讶的是，国际国家文明起源五要素，即文字、城市、青铜器（冶炼术）、宗教礼仪性建筑以及国家的建立，在湖湘新石器考古中的确独标异彩。西方学者把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神像上刻画的“×”象形符号，当作“世界第一字”，但在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石质装饰品上也刻有“×”符号，而它比前者要早两三千年。
史前近万年耀眼的“人文洞庭”之所以形成，与其地理和人类学因素相关。湖湘地形地貌非常独特，东南西三面环山，南高北低，朝东北方开口临水形成不对称马蹄形盆地。西边有武陵山、雪峰山构成东西交通屏障，南边东西向有南岭山脉横亘，东边有连云、九岭、万洋等山连成一线。全境湘、资、沅、澧四水由南往北，在湘北汇入洞庭湖。洞庭湖周边则因河湖冲击形成素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洞庭湖平原。湖湘属于红壤区，在全新世初期极适宜于树木和植物生长，野生动物也较为丰富。在极不发达的史前时期，地形相对封闭的湖湘却因有山有水、资源供给无忧，生存条件优势突出。应该说，石器时代的人类对地理资源的依赖处于首位，它正是早期原始人“利用经济”的前提。而在中国那些自然条件不理想的地区，即使到了新石器晚期，目前所发掘遗址也仍然很少。正如中国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地理因素正是优势。
湖湘的中华史前文明如此发达，为何商周前后又的确落后于中原，直至秦以后才逐渐恢复“人文洞庭”往日的灿烂景象？
第一，从现有史料看，虽然早前殷墟已有甲骨文，但商周时期并未普遍应用，有关三皇五帝传说均为口传，由后人所追记。《史记·五帝本纪》有一段文字值得我们关注：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轩辕之时”，指轩辕氏黄帝起势时代；“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神农氏即相传“南方之神炎帝”所率领部落，因实力日衰，故不能保其湖湘百姓平安，可知湖湘曾经历一场持续大乱。蚩尤系南方上古九黎及三苗集团首领，与炎帝同属神农氏，经梁启超等学者考证，现苗族就是三苗后裔，九黎是三苗先民，黄帝擒杀蚩尤而称帝，此可谓中国早期政治势力大“洗牌”，湖湘社会于商周之际倒退不难想见。
第二，据地球学、古气象学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地壳和环境气候变化非常强烈，对湖湘影响巨大。[25]其一，洞庭湖区在地质时期原本是雪峰古陆的一部分，是河湖切割的平原，直到新石器中期前后，洞庭水系及湖区才逐步形成，但又因这里处于断裂地带，地震频发，或许商周之时在湖湘发生过一场天灾，结果很惨。[26]其二，进入以冰后期为标志的全新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开始）后，全球气候普遍转暖。据竺可桢等学者研究，殷墟十万多件甲骨，其中数千件都与求雨求雪有关。当时黄河流域气温近于热带气候，“西安和安阳地区也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27]，而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区则上升为中热带气候，如在澧阳平原三元宫遗址就曾发现亚洲象的遗骸[28]。湖湘地区也曾是适宜亚洲象生存的热带森林和竹阔混交林之所在，但最后亚洲象毕竟又逃离这里，如此变化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