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侨华人与古代丝绸之路
一 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2]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的统称，最早开辟于秦汉时期。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中国沿海城市出发，往来于南洋和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古代和现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途经路线、商贸互利和人文精神方面是高度相似和一脉相承的，都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
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源远流长，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密不可分。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官方和民间的海外探索活动，东起中国，经东南亚、印度，直至波斯，连接罗马的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历经晋代至唐代的发展，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往不断繁荣；宋元时期，在政府鼓励、民间商业发展和航海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最繁荣的时期，并出现了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一批名列世界前茅的贸易港口；明清之际，因为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到来，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式微。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中国从事航海、对外贸易和迁居海外的人也逐渐增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渐渐出现了成规模的华侨华人聚居地，形成了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了海外华商网络。
关于华侨华人出国的历史时期分布是华侨华人学科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看法，陈碧笙认为华侨历史的上限应该自华侨出国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的时候开始，而这种现象是从南宋开始的，因此他将华侨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2世纪中叶（南宋建炎元年）至16世纪后期；16世纪下半叶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至今。[3]庄国土认为中国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始于16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1920年至1949年；20世纪70年代至今。[4]为更好地体现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认识其随海上丝绸之路兴衰起伏而变迁的全貌，本书将其划分如下。
（一）秦汉至唐代
这一时期是中国人向海外活动和迁移从零散偶然性走向常态化的时期。从秦汉至初唐，中国已经有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但是人们向海外迁移的规模小、数量少、距离近，主要分布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后汉书》记载，会稽外海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又如，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名叫汉织、吴织、兄媛、弟媛到日本传授技艺。[5]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交往的增多，彼此之间的人员交流也日益增加，且更具组织性和目的性。东晋时的法显成为中国第一个从陆上丝绸之路出国去印度取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高僧。在他所著的《法显传》中记载了沿途各国风情和人员往来的情景。而据《梁书》记载，黄武五年（226年），吴国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当时扶南国王范旃派遣苏物出使天竺，返国时天竺王派陈宋等人到扶南，康泰、朱应与之相见，并详细了解天竺的风俗民情。[6]到了隋朝，对外交往已经不仅仅是贸易、取经等民间行为，也不仅仅是探索性活动，已经带有明显的外交目的。隋炀帝于607年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个赤土，大多数学者考证是位于今天的马来西亚。常骏和王君政受到了赤土国王的隆重接待，并派王子和他们同来中国做友好访问[7]。
唐朝建立之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政府奉行开放政策，特别是造船业、丝绸业发达，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以巨港为中心的苏门答腊岛东南海岸兴起了室利佛逝王国，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而阿拉伯帝国积极开拓东方贸易，东西两大帝国的兴起促成了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空前繁忙，出现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也有越来越多的沿海人民参与到航海贸易中。当时常有国人于秋冬之际顺着东北季风扬帆南下，而在春夏之交依托西南季风返航。由于辗转贸易或错过季风时节，往往需要流寓驻冬，因此出现了短期侨居的行商或“住蕃”。[8]比如，据坎贝尔记载，后唐同光三年（925），“闽王延翰（王审知之子）立，有中国大沙船一艘，在爪哇三宝垄附近沉没，船货漂流至岸，其管舱者献宝物于直葛王，得王之允许，召集余众，定居其地，受优良之待遇，是为中国人定居爪哇之始。”[9]此外，还有一些国人是因为佛教交流、战乱和避祸等多种原因移民海外。
（二）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最为鼎盛的时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了发达的贸易网络，涌现了一批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港口和城市，而且建立了成熟和完善的贸易管理制度。不论是国内商业还是对外贸易的经营环境都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特别是出海经商得到鼓励和保护。大量的人参与到对外贸易活动中，出现了规模大、实力强的“海商”，也出现成规模的人群对外迁移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
一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互利性的跨国贸易网络。宋元时期，中国已经与东至日本、高丽，南至马来半岛、东非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该贸易网络的范围和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通商国家包括今天的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索马里、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坦桑尼亚、埃及和意大利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的贸易交往历史是友好往来、互利合作的历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制成品大量输出到沿线手工业落后国家，并从当地进口胡椒、肉豆蔻、丁香、珠宝等初级产品，是典型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合作的现代贸易模式。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国际贸易，能够互通有无，有效促进参与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远远不同于后来西方殖民者进行的掠夺性贸易。
二是海上丝绸之路催生了一批富有影响力的港口和城市。跨国贸易的发展必然会催生商品、人员和资金等要素的集中，逐渐产生一些有辐射力和集聚力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日趋发达。许多沿海贸易港口逐渐崛起为中心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广州、泉州、杭州和明州等。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唯一长盛不衰的港口。[10]北宋时期，广州已经具备政府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外国侨民聚居区——蕃坊和远洋航线等港口中心城市的完备条件。据《岭外代答》卷3记载：“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兰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才至此国。”[11]麻离拔即今阿拉伯半岛南部马赫拉地区。可见，广州在宋代已经直接参与到经由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半岛的贸易活动中，并且出现了短期侨居的现象。
泉州港也是在两宋时期实现飞跃性发展，北宋末年设立市舶司，南宋末年对外贸易赶上广州，到了元代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海港和“东方第一大港”。在这个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航线可分为三个方向：西南方向，到达战城、渤泥和三佛齐，然后折向西，到达天竺、大食，直抵非洲东岸，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东南方向，到达麻逸、三屿和琉球；东北方向到达高丽和日本。通过上述三个方向，泉州港得以覆盖广阔的国外市场。国内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泉州通过海路以及陆路的泉州—临安—淮南一线，辐射到江浙等经济富庶地区。再加上宋元时期政府对外贸的鼓励和保护，大量阿拉伯和三佛齐商人涌入泉州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东方第一大港”的繁荣。[12]
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地处江浙富庶之地，随着宋代经济和政治中心南移，逐渐具备了开展对外贸易的良好条件，但其主要方向是日本和高丽。后来明州逐渐成为中国与高丽及日本开展贸易活动的中心港口，包括广东和福建商人到高丽和日本贸易，都必须到明州市舶司办理手续。
除了中国沿海港口之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也出现了一些中心城市，比如爪哇、三佛齐、兰里、马尼拉等，并与中国的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有许多中国商人前往贸易和居住。如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记载了泉州与爪哇的杜板（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13]
三是海商队伍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中国沿海居民，以港口城市为中心，较早地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迁移活动中。特别是当时的政府放宽了进军海外市场的限制，商人出海经商日渐增多。当时的东南亚和南亚之行是经常性的和有组织的，甚至得到地方官员和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港口中心城市设置市舶司、船舶建造和维修场所，并开展海员招聘和管理。因此，在当地逐渐出现了往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商队伍，专门从事商品贸易和海商运输。[14]
这些海外华商还在外国港口建立离散社区，短期或长期住在东南亚港口，称为“住蕃”。其中部分人开始在当地定居，经年累月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海外华侨华人聚集区，其中一些延续至今。他们在当地长期生活、经商，保持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加强了当地与中国的联系和往来。这些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区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和延续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
（三）明清时期
1.明代
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形式、参与者和规模上都发生了变化，整体上是由盛转衰，但是华侨华人的活动却日趋活跃。
一是实施海禁与朝贡贸易并存。明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取缔民间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买卖国外商品，只能以朝贡的名义进行有限的官方交流。到了永乐时期，规定必须持有明朝的“勘合符”贸易特许证的商船，才准许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其实是以进贡为名的特许贸易。[15]而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达到非洲东岸和红海沿岸港口，与沿途各国开展商品交换和使节往来。这是更有组织、有规模的朝贡贸易。
二是民间贸易和海上私商兴起。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民间贸易体系，但是沿海人民出洋谋生、开展海上贸易的传统并没有中止，反而愈加兴盛。在当时的浙江双屿、福建泉州和漳州、广东潮州等地，民众纷纷群聚海上从事走私贸易，称为海上私商。其中，有些私商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海上贸易集团，有些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仍然大量从事到东南亚的贸易活动，据何乔远的《名山藏》载：“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其久贾以数万。”张燮的《东西洋考》载：“华人皆多谐吕宋，往往久居不归，名曰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16]同时，还有些海上集团在官府海禁政策的镇压下，将遁匿海外作为退身之路，化“盗”为“侨”，定居海外。不论是出于经商还是避祸的原因，这些侨民都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是欧洲殖民者的东来。明朝中期以后，欧洲殖民者开始远洋探险，并将海上贸易开拓到亚洲地区。海上丝绸之路随之面临重大的改变，华侨华人的活动范围、规模也发生了变化。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1533年占据澳门，标志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力量发生变化。西班牙人紧随其后，在1565年占据菲律宾；1619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并成立东印度公司，以此作为远东贸易的中转中心。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一方面使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更为直接，交往更加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客观上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延伸和扩展；另一方面，以中国丝绸、瓷器等制成品为主，以中国人为主导的海上贸易逐渐改变，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成为全球贸易的环节之一，而欧洲殖民者是其中的主导力量，他们攫取了大部分的利益。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人，特别是华侨华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欧洲殖民者仍然大量通过中国商人开展贸易。如西班牙殖民者占据菲律宾期间，充分利用在马尼拉久居的华人，大力鼓励中国商人前往贸易，甚至在当地成立特定的华人区名曰“涧内”，即“生丝市场”，以华侨华人为主，在马尼拉形成了繁荣的生丝和丝绸贸易市场，产品远销欧洲和拉丁美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心城市。而荷兰殖民者占据巴达维亚期间，也千方百计吸引中国商人来此贸易。
2.清代
这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明朝末期，中国处于朝代更迭的战乱中，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又推行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官方基本停止了对外交往和开拓，也严禁民间对外贸易，不允许居民迁往海外。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却以举国之力，开拓远东贸易。欧洲殖民者“亦兵亦商”，以政府的强力支持为后盾，以坚船利炮为辅助，以通商获利为主要动机，全面主宰了“中国-欧洲”的海上贸易。这种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贯穿整个清朝。
二是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开发。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了早期开发，英国和法国等也开始向东扩张，并逐渐后来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在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的海上角逐中占据上风。1795年，英国占领马六甲，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18世纪中期，英国将印度纳为殖民地，此外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尼泊尔等许多国家也被纳入英国势力范围，法国殖民者紧随其后，将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越南等国并吞为殖民地或保护国。
欧洲殖民者继续开发和占据重要通商港口，开展海上贸易，将中国和东南亚的丰厚物产源源不断地贩卖到欧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展更为深入的殖民开发。以茶产业为例，英国人从中国获取茶种和茶叶种植、加工技术，以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为基地，开展茶叶种植和加工，并将产品销回英国国内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英国的扶持下，印度逐渐取代中国，成为英国最大的茶叶进口来源国。[17]
三是华侨华人出国的新高潮。清初至清中期，海禁政策时紧时松，但是沿海居民出海经商和移民的步伐从未停止。福建、广东、江苏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和农民，或为了生计，或为获取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仍然大量赴海外谋生。而清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客观上又迫使这些华侨华人在国外生活定居。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开发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商业和劳动力需求。于是，他们采取种种方法和措施，吸引中国人前往经商和劳动，从事货物贸易、种植和矿物开采工作。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从中国前往东南亚经商谋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下南洋”的高潮。随着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定居人数的增多、时间的延长，定居的范围也从原来的港口中心城市扩展到城乡各地，遍布东南亚各地区。
二 华侨华人与陆上丝绸之路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指汉唐间从中国长安（西安）出发，向西经陆路贯通亚洲并通往欧洲和非洲的贸易和交流之路。[18]其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则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一条主要商路和人文交流之路。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并被广泛接受。中国倡议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线路高度重叠，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19]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文明交往、经济联系、政治互动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贸易、宗教和政治活动的进行，陆上丝绸之路也产生了频繁的人员往来，既有外国人迁移到中国，也有中国人迁移到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成为早期的中国移民。虽然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陆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移民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定差距，但是这种迁徙从未间断过，而且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1.陆上丝绸之路的早期交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交往，只不过是间接的、传递式的。一些学者认为，在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中原地区经新疆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已经存在贸易往来。其中，中国昆仑山出产的精美玉石，成为较为稳定的贸易商品，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玉石贸易”；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的丝绸经由西北各民族的贸易活动，最终转售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20]人员往来方面，古代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部落和小国家，他们在早期的贸易、征战和迁徙活动中，产生了一定的交往，促进了对彼此的了解。据载，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和散居中亚北部的塞人，通过常年的游牧生活，充当了中原与西域各国间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秦国大商人乌氏倮用丝绸从部族首领手里交换牛羊。而这些部族首领则用这些丝绸，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和塞人交换，换取他们从中亚、西亚、罗马人手中交换来的黄金。而这种贸易活动也得到了秦国政府的支持。[21]但是这些早期交往所建立的联系对当今中外交往的影响比较小。
2.汉朝——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一般认为，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主要出于政治和外交目的，试图与大月氏形成联盟。张骞带着使团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等国，并派出使者到达更远的安息（今伊朗、伊拉克等地）、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之间）、条支（阿拉伯半岛）、黎轩（塞疏古王朝，今地中海东岸）等地。
张骞出使的政治和外交目的并没有达到，联盟没有形成。但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上的成就巨大，使原来丝绸之路沿线上零散、间断和无组织的贸易活动得到根本性改变，国家有意识地组织、提倡和推动沿线的贸易，并进而带动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汉朝与西域国家间的相互了解、认识提高了，官方使节往来和民间贸易活动变得频繁。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又被称为“凿空之旅”。自此以后，东起汉帝国，西至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赫德生（G.H.Hudson）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二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不亚于洛阳。”[22]
3.魏晋南北朝时期
2～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动荡中。在长年的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和社会变迁中，丝绸之路不但得以延续，而且取得了新发展。与西域各国的人员往来密集，国与国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比如北魏时期董琬出使西域，韩羊皮出使波斯，当时还有大批胡人侨居中原开展贸易，也有众多的中原商人和僧侣前往西域。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的繁荣带动沿线的经济发展，涌现出长安、洛阳、平城、邺州、凉州等一批丝绸之路中心城市，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
4.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统治者主动经营，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隋代出现了最早的国际贸易大会——“都下大戏”。隋炀帝委派裴矩经营西域，根据裴矩的建议，隋炀帝在洛阳举办“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遣掌藩率蛮夷与民贸易。”[23]
丝绸之路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日渐明显。隋唐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长安和洛阳这种百万级人口的大都市，成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大运河的开通，全国性驿道网络的建设，使全国各地甚至丝绸之路实现了“互联互通”。全国各地物产汇聚到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并转运到各地，经由中外商人输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包括汴州、相州、太原、襄阳、南阳、颍川等众多城市，形成了那时繁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但是后来西域各国政局变动，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联系受到冲击，特别是青藏高原吐蕃势力强大后，占据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彻底受阻。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优势不断凸显，逐渐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并在宋代成为中西贸易和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而贸易的内容也更为丰富。
（二）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移民活动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汉唐时期上千年的延续和发展，不计其数的中国和西域先民沿着这条道路来来往往，进行贸易、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交流。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从祖籍地迁徙到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国家，并在当地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成为早期的跨国移民。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所以从中亚和西亚向中国的移民为主，中国对外移民为辅。在各种移民类型中，以商业移民为主，以僧侣和战争移民等其他移民为辅。
1.来华的外国移民
在丝绸之路的中外经济交往中，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商人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古称“胡商”。其中，粟特人最负盛名，他们是生活在中亚以泽拉夫善河为中心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这一地区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24]进入中原地区的栗特人都以国为姓，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史称“昭武九姓”。他们以经商著称，尤以康、安两国为多。这些粟特人来中原经商，往往以商队的形式出行，而且他们往往携家带口，久而久之便定居在中国各地。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一批西晋在华粟特人的商业信札，记载了当时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及中亚、敦煌、凉州，以及长安和洛阳之间。[25]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粟特人聚集区，安家落户、繁衍生息，逐渐融入中原文明。他们不仅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货物交换，还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宗教交流，对中西文明交往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商业移民之外，还有战争移民和僧侣等。汉唐时期，中原与匈奴和突厥的军事冲突频繁，战败方的一些俘虏和平民也被迫迁徙到中原地区。由于当时中原地区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他们很多都融入了中原社会，甚至成为当时的栋梁之材，比如汉代的匈奴人金日
和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忠。[26]僧侣是当时各国来华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北魏统治者信奉佛教，吸引了大批西域僧人前来中原传播宗教，建立寺庙。而到了隋唐时期，又有朝鲜和日本的僧侣来中原学习佛教知识和其他中华文化。
2.中国对外移民
（1）从事丝路贸易的商人
西汉之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代中原王朝积极经营西域，在丝路沿线，修建了邮驿、烽燧、城池等，保障了商路的畅通。许多中国商人也纷纷参与到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带着丝绸、瓷器、玉石等商品，远赴中亚和西亚经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往返一次丝绸之路，往往经年累月，动辄十几年。因此，有部分商人在西域建立货物中转基地和家宅，暂居甚至定居下来，成为早期的华侨。
（2）出使西域的外交人员
丝绸之路时期，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的官方联系十分密切，国家间的官方使团频繁往来。以张骞出使为例，首次出使时，成员多达100余人，而最终只有两人回到中原，其他人大多流散在西域各国；第二次出使时，成员多达300余人。张骞出使的成功，也促使汉朝政府派出更多的使团。这些使团中，有部分成员会滞留不归，特别是一些打着官方使团旗号的民间商人，他们留居不归的更多。此外，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的历次和亲活动中，也有大批随嫁人员、护卫和工匠。这些人就定居在当地，同时也带去了中原的技术和文明。
（3）军事冲突中的战俘和难民
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匈奴、突厥等西域政权的军事冲突不断，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因为路途遥远、自然条件恶劣和技术水平不高，中原王朝远征西域的军队中掉队离散和逃亡军人较多，战败时，投降和被俘的军队往往被掳走或扣留在当地，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同时，西域军队袭扰边境时，往往会掳走中国的边民和牲畜。
总之，汉至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先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丝绸之路的商贸、外交活动中，有部分人迁移定居到沿线各国，成为早期的华侨。但是总体而言规模不大，且年代久远，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中了，对现在的中外交流影响有限。
（三）西南丝绸之路的海外移民
古代中国存在从西南地区通向国外的陆上商道：起于成都，途经云南大理、保山及缅甸，经印度、孟加拉国直达西亚地区和罗马。[27]这条线路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印孟缅经济走廊”高度重合。
20世纪80年代，四川与云南的学者将这条路线定义为“西南丝绸之路”[28]，主要包括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蜀身毒道”指古代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从保山出境入缅甸、泰国，经印度直达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商贸通道。“茶马古道”则起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条路线，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和红海沿岸。[29]
通过西南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的人民开始对外移民。他们移民的方向主要是接壤地区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种移民活动自汉唐中原王朝探索西南地区就开始了，清末民国时期进入移民的高峰期。许多人因为躲避战乱和谋求生计，到东南亚地区定居，有的开垦荒地，经营种植、养殖业；有的在工厂、矿产和农场务工；有的开办工厂和商号，成为企业主。久而久之，他们在当地繁衍生息，成为华侨。而在云南，形成了腾冲、红河、盈江、鹤庆、大理等著名侨乡。
总体而言，西南丝绸之路的海外移民以云南地区的人为主，由多民族组成，他们移民的距离较近，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规模也较小，但是他们一样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和文明交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