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非洲学是一门行走的学问
刘鸿武[1]
学术研究是一种思想性的探索活动，我们做学问，以学术为志业。不会无缘无故，也不能漫无目标，总该有一番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在里面。[2] 做非洲研究，可能尤其如此，非洲大陆距我们很遥远，地域极为广袤，国家林立，文化多样，从事研究的条件亦比较艰苦。在过往年代，非洲研究一直为清远冷僻之所，少有人问津，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升温，非洲研究逐渐为人所重视而热闹起来。然而，在非洲研究这样一个相对遥远陌生、复杂多样的学术领域要长期坚守，做出真学问，成得一家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古人治学，讲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在我看来，若我们立志以非洲研究为人生的事业，则在开始之时，必得先有一番关于此项事业之价值与意义的深入思考，仔细思量一下，非洲研究有何意义？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做非洲研究？它里面是否有某种不一样的精神追求？我们又该如何做才可更好地认识非洲、把握非洲，并进而可对国家、对民族有所贡献？[4]对这些所谓的“本体性”问题，我们若在一开始时有所思考，有所明了，能寻得一安身立命于此的信念置于心头并努力践行之，那我们或许就能在非洲研究这个相对特殊而艰苦的领域走得远，走得坚定，并最终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一 非洲学何以名
非洲研究，也可称之为非洲学，是对那些有关非洲这片自然与人文区域的各种知识、概念、思想、方法的研究活动及其所累积成果的总和性统称，“这是一门专以非洲大陆的自然与人文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5]换句话说，“非洲学是一门在特定时空维度上将研究目光聚集于非洲大陆这一空间区域，对这块大陆的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综合性、专门化研究的新兴学科”。[6]其内容既包括人们所进行的对非洲大陆方方面面的自然和人文事象作认知研究的探索活动与探索过程，也包括由这些探索活动所积累而成的系统化的关于非洲的概念与方法、知识与思想。[7]
非洲地域辽阔，国家众多，文化多样，所涉及的领域与问题也很广泛复杂，为此，我们可以对“非洲学”做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非洲学”，包括以非洲这块“地域”“大陆”为研究对象的所有知识与思想领域，诸如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学科领域所做的各种研究活动和成果。狭义的“非洲学”，则主要是指以“非洲大陆的文明进程及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为研究的核心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主要包括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层面开展的非洲研究。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今天人们开展的“非洲学”活动，主要还是狭义概念方面的，且大体上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侧重于研究非洲大陆以往历史进程的“非洲文明研究”，二是侧重于研究非洲大陆现实问题的“非洲发展研究”。[8]总体上来说，“非洲文明研究”重在历史，重在非洲传统；“非洲发展研究”重在当代，重在非洲现实。前者为背景研究、基础研究，后者为实践研究、运用研究。当然，这两部分其实也是一体之两面，互为基础的。
一般来说，“非洲学”与“非洲研究”两个概念可以换用，但表达的意义有所不同。“非洲研究”这一概念的内涵很清楚，无须特别解释就能明白，一切与非洲有关的研究活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但凡与非洲有关的各类研究活动都可统其门下。而“非洲学”这一概念的指向则有所提升，突出了非洲研究的学科主体性、学理建构性、知识系统性和理论专业性。当我们使用“非洲学”一词时，便是更多地关注非洲研究的理论旨趣、学科路径、体系建构、方法创新等问题，侧重于讨论它的学科建设过程与学科表现形态的某些问题，并且期待它能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9]
二 非洲学何以立
那么，“非洲学”能够成立吗？有必要建立这样一门学科吗？以我自己多年的实践经历与感受，及目前中非关系面临的客观需求与知识期待，我的基本看法，一是有可能但不容易，二是有必要但需勤为之。总体上说，这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客观情势所迫，对拓展中国域外知识以完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对积累中非共享知识以助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都是一项意义重大但又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可能向前推进的事业。[10]
第一，“非洲学”之所以成立，在于非洲这块大陆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区域还是一个人文区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内部差异很大而呈现高度多样性与多元性；但另一方面，一直具有一些泛大陆的、泛区域性的共同属性，整个大陆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诸多方面，一直有一些共同的内在联系与普遍特征，这一切使我们可以对这块大陆做出整体性、联系性、宏观性的认识与把握。而事实上，在过去百年，许多现代非洲的历史学家、知识精英和思想者、政治领袖，普遍地主张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有整体性联系的区域来看待，作为一个有共同历史遭遇与现代命运的整体来对待，他们一直强调要特别重视把握非洲大陆各文明各地区间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和民族纽带”。[11]正是因为这些联系和纽带的历史与现实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整体与联系的眼光”来看待非洲，形成“专门化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与学术体系。
第二，在今日世界体系中，这块大陆又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发展任务与发展目标，它不仅有共同的历史遭遇，更有共同的现实命运，而这些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目标，是可以作为共同的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来进行研究的。现代非洲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清楚地知道“非洲大陆乃是一历史文化与现实命运的共同体”，如非洲统一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马所说，非洲“要么统一，要么死亡”。因而过去百年，非洲泛大陆的一体化努力持续不断，前有20世纪初叶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声势浩大的“泛非主义运动”，继之为独立后20世纪中期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联盟”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而今天，一个统一的非洲自由贸易区也在推动建设之中，非洲许多政治家依然在追求建立“非洲合众国”的终极理想。也就是说，“非洲学”之存在，是因为“非洲问题”之存在，对“非洲问题”之研究的活动、探索、思考及积累的知识与思想，就自然构成了“非洲学”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12]
第三，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有关非洲的知识与思考，本身也已经形成悠久的传统，今天则面临着更大的现实需要。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大陆，如要对非洲大陆之各国各地区的复杂问题有整体而宏观之把握，则必须对非洲大陆“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属性与联系性的”自然区域与文明区域的根本问题，即所谓的“非洲性”或“泛非性”问题，有一整体之认知，有一整体之理解。比如，我们时常说非洲大陆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54个国家全部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是非洲问题的核心，是非洲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因而需要建立一门面向发展的、发展导向的学科来专门研究非洲的发展问题，等等。所谓把握大局，挈其大纲，如此，则如登临高峰而小天下，举其大纲而通览四野，求得对非洲大陆之普遍性、共同性问题的全景式通览。[13]
第四，对非洲的研究需要整体与局部、大陆与国别、领域与地域相结合的综合视野。也就是说，在对非洲大陆做整体把握的同时，我们必须对非洲大陆之各国别、各地区、各专题之多样性问题、差异性问题，有更进一步具体而细致的研究与把握，分门别类地开展非洲东西南北中各区域与次区域、54个国家各自所在的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以及一些跨区域、跨国别的重大专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得以有“既见森林也见树木”的认知成效。[14]因而非洲学是一门将领域学、区域学、国别学、专题学融于一体的学问。[15]
第五，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一个相对有聚合性的、联系性的非洲研究学术群体在逐渐形成，有关非洲研究的学术机构、智库团体、合作机制日见增多，非洲研究的相对独立地位也在政府管理部门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如2013年度本人当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就是以“非洲研究”的岗位名称而入选的。[16]在国家人才奖励计划中专门设置“非洲研究”特聘教授岗位，说明非洲研究日益得到国家的重视。又如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跨学科频道”栏目中，专门设立的学科栏目有“非洲学”“边疆学”“敦煌学”“藏学”“江南学”“徽学”等。[17]可见，学术界已经逐渐对“非洲学”作为一个专门化的知识领域，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和认可。[18]
第六，一门学科之能否成立，大体看是否具备如下特征：一是有自己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二是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三是有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四是有突出的社会需求与应用空间。[19]总体来说，今日非洲大陆发展问题的紧迫性、中非发展合作的丰富实践与现实需要，都在日见完备地提供这些必要的基础与条件，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持久的努力，逐渐地形成专门化的认识非洲、理解非洲、言说非洲的知识体系、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从而为我们建构一门相对统一的“非洲学”开辟前进的道路。
三 非洲学何以行
对人类知识与思想活动进行类型化标注或体系化整合，从而形成各种各样门类化的“学科”或“专业”，是服务于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开展学术研究的一种工具与手段。[20]考察人类的知识形态演进过程，一方面，由于人类的学问汪洋四溢，知识无边似海，因而得归类、分科、条理，成专业化领域，才可挈纲统领，把握异同，因而学术之发展总需要“分科而治”“分科而立”，科学科学，“分科而学”，大致就是对“科学”的最一般性理解。另一方面，因为人类知识本有内在联系，为一整体、一系统，故而在分化、分科、分治之后，又要特别注重各学科间的统一灵魂及其综合与联系，因而学术之发展又需要“整体而治”，需要“综合而立”，多学科融合方成鼎立之势。[21]就比如我们今天经常用的所谓“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概念，也并非自古就有，未来也会有变化，有发展。事实上，科学与学术，往往是在那些边缘领域、交叉领域、跨学科领域获得突破而向前推进的。作为以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质的“非洲学”，其成长也一样要走这种“综合—分化—综合”的螺旋式上升道路。[22]
“非洲学”是一门以聚焦地域为特征的“区域学”学科，它重视学科知识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特别重视从非洲这块大陆的特定地域与时空结构上来开展自己的适宜性研究，建构自己的适地性知识体系，形成可以系统说明、阐释、引领非洲问题的“地域学”学科群落。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学科建构与体制来看，“非洲学”这样一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正可以对目前我国以“领域学”为特征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从而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也有知识划分的传统及“领域学”与“地域学”的意识。在“领域学”方面，则如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或“诗、书、礼、乐、易”等的划分，到唐代，杜佑撰《通典》将天下之事分为“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等领域，大体上如今日之经济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军事学、法学等，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对学科领域之划分更细，有“二十四门”之说，略当今日之“二十四科”或二十四门领域学。
不过，中国传统学术，在重视对社会事物做分门别类之领域划分和把握的同时，始终十分重视对人类事象与国家治理的时空关系的综合把握，重视人类文化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整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综合理解，重视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域制约性、时间影响力的观察世界的传统。因为人类的文化与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与生态环境中，于历史进程中生成和演变的。各不相同的地域空间，中原与边疆、内陆与沿海、北方与南方、西域与南洋，如形态各异的历史大舞台，在什么样的舞台上就唱什么样的戏，一直是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特别重视历史和文明的环境因素、时间关系、发展基础与演化动力，不能离开这些具体的环境与条件而侈谈空洞抽象的普世主义。以这样的眼光和理念来研究非洲，我们就不能离开热带非洲大陆这片土地的基本属性，离开它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因素，来做抽象的概念演绎，从书本到书本，而必须沉入非洲这块大陆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中去，站在非洲的大地上做非洲的学问，这就是非洲学这样的“区域学”“国别学”的基本特点。
区域研究并非舶来品，作为一个特别具有“文明发展的时空意识”的民族，中华学术传统中一直就有区域学的历史精神与丰富实践，有特别重视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域制约性、时间影响力的观察世界的传统。从学术传统上看，中国人看待世界，特别倡导要有一种“文明发展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认识眼光与思维模式。大体可以这样说，所谓“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指中国人传统上十分重视事物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时间关系，凡物换星移，自川流不息，而时过境迁，当与时推移，也就是说，要重视历史的时间背景、基础与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个民族，其历史之不同，传统之相异，我们认识它、把握它也得有所不同。而“文明发展的空间意识”，则指中国学术重视事物生存空间环境的差异多元，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环境不同，生态相异，因而需要“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因地制宜，分类施治。如此，方可得天时地利之便，求国泰民安人和之策。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整理之《诗经》一书及其所体现出的认识世界的理性觉悟与思想智慧，大致可以看成中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23]我们知道，《诗经》凡三百篇，大体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之“风”则有所谓的“十五国风”，如秦风、郑风、魏风、卫风、齐风、唐风、豳风等，此即时人对于周王朝域内外之十五个区域（“国”）的民风民情（“区域文明”）的诗性文字表述。在当时之人看来，采集这十五个地方的民歌风谣，可观风气、听民意，从而美教化、移风俗、施良策、治天下。《诗经》的这种精神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对于区域、地域、文明等“时空概念”的独特理解。
尔后延及汉代，中国知识思想体系渐趋于成熟，汉代大学者班固撰《汉书》，专门设《地理志》之部，承继了《诗经》写十五国风的传统，分别推论自远古夏商以来的国家疆域沿革变迁、政区设置、治理特点，详细记述疆域内外各地区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点，及广阔疆域及其周边世界的经济物产、民风民情，以求为治理天下提供知识依托。《汉书·地理志》这一传统后世连绵传承，促使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了发达的具有资政治国意义的“疆域地理学”或“政区地理学”，历朝历代治国精英与天下学人皆毕一生心力，深入分析国家政区内外的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的相互关系，从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编写历史著述，从而使得在中华学术框架下，各类区域的、国别的政区治理学著述不断面世，流传久远。
受这一传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一向高度重视把握特定时空环境下各地区不同的气候、江河、物产、生产、交通、边民情况，详细描述各民族不同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及政治制度的演进与相互关系，从而积累起中国古代成熟发达的国家治理思想与知识体系。如东汉山阴人赵晔著《吴越春秋》以丰富史料和翔实的纪年记载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天下而兴亡存废之事。北宋苏洵著《六国论》纵论天下治乱得失之道，“气雄笔健，识更远到”，一时洛阳纸贵，名动天下。所有这一切，与今日中国要建立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学科的宗旨，可谓“古今一理”，本质相通。就如我们今天要理解非洲、研究非洲，当注重对非洲民风民情的调研考察，掌握真实的非洲大陆及各次地区、数十个国家之具体情况，关注非洲发展之大趋势，做深入扎实的研究，而不拿抽象的标签来贴非洲丰富的生活世界，才可真正认识非洲，懂得非洲。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务实精神的民族，尊奉实事求是、理论来自实践的认识原则，由此而形成了中华学术区域研究中“由史出论、史地结合”的治学传统，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必统筹考虑的思维模式。历史上中国人就有比较突出的时空交错、统筹把握的文化自觉，因而管理社会、治理天下，历来主张既要通盘考虑天下基本大势，把握人性之普遍特点，此所谓“天时”；又要把握各国各地国情民状之不同，需因地制宜，一国一策，一地一策，此所谓“地利”；由此而因材施治，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方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此为“人和”。
历史上，中国发达的方志学、郡国志、地理志，皆可视为历史上中国的“区域研究”知识传统。在中国文化的思想传统中，所谓国有国史、郡有郡志、族有族谱，州、府、县、乡亦有治理传统与本土知识。故而说到国家治理、社会协调、区域管理，中国人都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白“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中国人看来，人处于不同区域，风土人情、制度文化各有差异，因而无论是认知他人、理解他人还是与他人相处，都应该“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好的治国理念原则、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是注重人类文明的地域结构与环境生态的差异性与历史多样性，动用时空结构层面上开阔整体的“会通”眼光，依据对象的真实情况，即所谓的区情、国情、社情、民情、乡情，实事求是地努力去了解、理解、适应、建构生活在此特定时空环境中的“这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观念、文化、情感与制度。[24]
这一传统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创新性地继承，当年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影响深远。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开展深入的区域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成功，就“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5]
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扬。邓小平同志一生的最大思想智慧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治理国家，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区情、社情来处理内政外交，他的思想都是很务实、很接地气的。“地区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思想与政策要“接地气”“通民情”。习近平同志早年在河北正定县工作，通过深入调查正定县的基本情况，提出一个区域发展理念，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的二十字方针，叫“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26] 这“二十字方针”，就是一个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自我的方针，很有理论意义。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正定农村考察后，建议创办“农村研究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解决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这些，也是中国区域研究传统的现代发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民族接触过程中，也形成了基于自身民族传统智慧与精神的对外交往原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提出亚非合作“五项原则”、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和后来对非援助的“八项原则”，都基于中国人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文明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能力与对传统的尊重。这正是中非合作关系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中国外交特色领域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的中国要与非洲友好相处，要让中非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也自然先要在观念上、文化上懂得非洲，理解非洲，多从非洲的特定区域的时空结构上理解非洲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些优良的知识传统，这些积累的思想智慧，在今日我们认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包括认识复杂的非洲大陆的区情、国情、民情、社情时，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把学问做在非洲的大地上，做在非洲各国各地区真实的环境里，而不是仅停留在书本和文献中做文字推演和概念分析。遵循这样一种历史时空意识而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当深入该特定区域、地域、国别的真实环境里去做长期的调研，也就是“深入实际”地通过调查而开展研究，而不是只待在象牙塔中、静坐在书斋里。它要求研究者要“换位思考”，在对象国有“一线体验、一流资料、一流人脉”，把自己努力融入研究对象之中，在“主位与客位”之间穿梭往来，内外观察，多元思维，多角度理解。
这种深入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实地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超越僵化刻板地套用某种“普世主义”绝对教条，来理解生生不息、千姿百态的天下万物。在中国人看来，认识世界、治理国家，唯有“因时因事因地而变”，方可穷变通久，长治久安，若滞凝于某种僵化刻板的“绝对理念”，从教条的概念来推演丰富的现实，或用“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的观念来强求“那一方水土与那一方人”，一把尺子量天下万物，必然是削足适履，缘木求鱼，得不到真理。
中国传统学术特别强调学术与思想的实践性与参与性。如果说西方的学术传统强调学以致知，追求真理，比如古代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是纯粹的思想家，那么中国的学术传统强调学以致用，追求尽心济世。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柏拉图、卢梭、孟德斯鸠那样的单纯的政治思想家，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著书立说来实现对于现实政治加以影响的理想与抱负，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家首先是政治家，他先是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参与了实际的国家治理，如果他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理想因其参与了实际政治而有所发挥，有所实现了，则是否还要著书立说似乎已不重要。如钱穆所言：“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实际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当时的实际行动实际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27]这大致也就如王阳明所倡导的那样，知行合于一，知行本一体，两者自不可分离，“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为“知已自有行在，行已自有知在”，行中必已有知，知则必当行，唯有知行合一，知行合成，方能显真诚，致良知，致中和，最终求得古今道理，成得天下大事。[28]
四 非洲学何以成
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国计民生的改善结合在一起的，立足实践，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经国济世。这些精神品格与文化传统，与今天要建设非洲研究学科、推进中国海外国别与区域学科建设可有对接的历史基础，是值得今日挖掘的学术精神源泉。虽然今天的时代与古代已大不一样，但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一致的。我们今天从事非洲研究，从事非洲政治学的研究，要做得好，做得有益，学者们还是一样要深入中非合作的实践，深入非洲的社会生活，努力了解国家对非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观察中国在非企业和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将田野考察与理论思考真正结合起来，由史出论，因事求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可获得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正确把握，我们的著书立说，我们的资政建言，也才会有自己的特色、风格、思想的产生，才可能是管用、可用、能用的。
“区域研究”（也可以叫作“地区研究”“地域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区域性”、“专题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综合性运用，它要求有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灵活多维的治学方法，有服务于现实的实践可操作性，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可能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区域性”是指以某个特定自然地理空间为范畴的研究，这“区域”之空间范围可根据对象与需要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可以很大，也可以较小，诸如非洲、拉美、亚洲等，或做更进一步的划分，比如，非洲研究中就可划分为东非、西非、北非、中非、南非的研究，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之角、非洲大湖地区、萨赫勒非洲等各特定区域的研究，也可有按照非洲语言文化、宗教传统与种族集团而开展的专门化研究，如“班图文化研究”“斯瓦西里文化研究”“豪萨文化研究”等。
“区域化”研究，其实也是“国别化”研究，即按照“国家”这一政治疆域开展专门化的国别研究，比如非洲区域研究中就可有非洲54个国家的专门化研究，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国别研究”，诸如“埃及学”“尼日利亚学”“埃塞学”“南非学”等。事实上，历史有关非洲文明的研究中，早已有类似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形态，国际上也有所谓的“埃及学”“埃塞学”的学会、机构与组织的存在。甚至在一国之内，也可进一步细化，比如像尼日利亚这样相对国土面积比较大，内部经济、宗教、文化差异突出的国家，则可有尼日利亚的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研究的细分；正如古代埃及之研究，从来就有上埃及与下埃及之分野一样。
在此类“区域化”研究活动中，人们总是将某一特定的或大或小的、自然的或文化的或历史的“区域”，作为一个有内部统一性、联系性、相似性的“单位”进行“整体性研究”，探究这一区域上的一般性、共同性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与关系、机制与功能、动力与障碍、稳定与冲突等问题。而“区域与国别”研究之下，则可做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专题性”则是指对此特定区域和国别的问题做专门化研究，比如，对非洲大陆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环境、语言、安全等问题的专题研究等，即“非洲+学科”的研究，如非洲政治学、非洲经济学、非洲历史学、非洲语言学、非洲民族学、非洲教育学等。
而“综合性”则是指这类区域研究又往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特点，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域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综合交叉性研究。比如，研究非洲的安全问题，就不能就安全谈安全，因为非洲的安全问题总是与其经济、环境、民族、资源、宗教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非洲某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又是与其周边国家、所在区域的整体安全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上，非洲的许多问题具有跨国境、综合联动的特点，因而非得有学科汇通与知识关联的眼光，非得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不可。[29]非洲问题往往很复杂，比如，非洲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其实与非洲的文化、宗教、种族、生态是搅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问题、相互关联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对它开展研究。因而我们说，“非洲学”应该是“领域学”“地域学”“国别学”的综合，既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的一般性理论与方法，但又特别重视它的地域属性，以区域研究的视野，开展东非、西非、南非、北非的研究，同时，它还是“国别学”，要对非洲一个一个的国家开展研究；最后它也是“问题研究”，要切入一个一个的重大问题来综合研究。
这些年，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一直在带领学术团队做综合性的实践探索。比如我们非洲研究院在过去十多年中所聘的二十多位科研人员，考察他们在博士期间所学，其专业背景可以说来自于七八个一级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甚至还有影视学、传播学。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进入非洲研究领域后，围绕非洲研究院的学科规划与核心主题，开展聚焦于非洲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非洲 + ”的交叉学科态势。这些年，每当年轻博士入职，我们尽量派其前往非洲国家做一段时间的留学调研，获得非洲体验，掌握一线知识。然后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非洲这块大陆各地域各国别的若干共同问题。
为此，非洲研究院建院之初，我提出要聚焦于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非洲发展问题研究”，另一个是“中非发展合作研究”。这两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可以把全院的七八个一级学科的二十多个科研人员聚合在一起，可以从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研究非洲的发展问题，因而学科虽然散，但是问题很聚焦，形散而神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逐渐提炼出关于非洲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这就是专门化的“非洲学”知识形成的过程。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及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我国现行的“一级学科”设置与建设模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其阻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殊学科成长的弊端及解决出路的讨论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此，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构想，在国家管理层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2016年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二是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三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是要突出优势，二是要拓展领域，三是要补齐短板，四是要完善体系。他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30]
习近平同志所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情形，在中国的非洲研究领域有着更突出的表现。因为非洲学正是一个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它既是目前我国学科建设中的“短板”，应该努力补齐，同时它也可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从根本上说，要促进中国非洲学的成长，就要克服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划分的“这些短板”，需要在认识方面、体制方面、政策方面有一些创新变通的切实举措，通过设立“非洲学”这样的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与身份，同时，在国家的学科建设、学科评估、学科投入方面，给予相应的关注与重视，这些学科短板才能逐渐得到加强提升。[31]
非洲研究在当代中国出现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是伴随着当代中国对非交往合作关系的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对非洲认知领域的拓展，而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因而这一学科一开始就带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它具有十分鲜明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或者说面向中非合作关系需要的时代特征与实践特点，具有突出的服务当代中非发展需求的问题导向特征与经世致用精神。二是它作为当代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努力，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简单引进移植他人的舶来品，虽然在此过程中也包含着借鉴移植他人尤其是西方成果的持久努力，但它一开始就必须是扎根在中华学术古老传统的深厚土壤上的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创造，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外部世界、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产物，因而它必然会带上中国学术的某些基本的精神与品格。[32]
时代性和中国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非洲研究必须面对中非合作中的中非双方自己的问题，建构自己的根基，塑造自己的品格，拓展自己的视角，提炼自己的话语，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当代中国学人自己扎根非洲、行走非洲、观察非洲、研究非洲的长期努力。[33]概而言之，中国立场与非洲情怀，再加上一个全球视野，是中国非洲学的基本品格。
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目前中国的非洲认识和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材料积累与经验探索的早期阶段，在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体系问题、方法问题研究方面，尚没有深入而专门的成果问世，这是这门学科现在的基本情况。[34]然而另一方面，过去六十年中非交往合作的丰富实践，过去六十年中非双方在知识与思想领域的交往合作，已经为这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非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提供了充沛的思想温床与知识土壤，因而使得中国的非洲学极有可能成为一门最具当代中国知识创新品质的新兴学科、特色学科。
还在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章中就明确提出，“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已发生重大变革，其中中非新型合作关系构建及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影响的扩大具有时代转换的象征意义。30年来，中非关系的实践内容在促进中非双方发展进步方面所累积的丰富经验与感受，已为相关理论及知识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的学术理论界需要对30年来中非关系丰富经历做出理论上的回应，以为新世纪中国外交实践和中非关系新发展提供更具解释力和前瞻性的思想智慧与知识工具”。[35]那么，中国的非洲学建设之路应该怎么走？我想，正如当代中非发展合作和中国对非政策本身是一个实践的产物，是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一样，中国的非洲学也一样只能在建设的实践中来完善提升，这需要许多人的创造性参与、探索与实践。
五 非洲学何以远
学术是人的一种主体性追求与创造，依赖于人的实践与探索，并无一定之规，不可能有什么普适主义的理论或主义可以照着去做，当代中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探索一条基于自己实践的道路，积累自己的成果，形成自己的思想。人们常说条条道路通长安，学术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年，由于国家的重视与时代的需要，国内涌现出了不少非洲研究的机构，仅在教育部备案的非洲研究机构就有二十来家，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这些机构能否坚持下去，成长起来，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年时常有一些研究机构负责人来我们非洲研究院交流调研，我也到其中的一些机构讲学，交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感受体会。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探索中的学科，一个新的非洲研究机构，若要走得远，走得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理念与原则可以遵循。第一，有一番慎思明辨、举高慕远之战略思考与规划构想，遵循古人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精神传统，在努力设定好自己的建设宗旨、发展目标与前行路径的基础上，再以严谨勤奋之躬身力行，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探索、完善、提升。第二，要有一种与众不同、开阔包容之治学理念与精神追求，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文化与研究品格，并将其体现在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第三，要有高屋建瓴之建设规划、切实可行之实施路径，并在具体的工作中精益求精，做好每个细节、每个环节，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切忌只说不做、纸上谈兵。第四，要逐渐搭建起开阔坚实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平台，积累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汇集起方方面面的资源与条件为创新发展提供空间。第五，要有扎实严谨、亲历亲为的勤奋工作，敏于行而讷于言，在实践中探索，由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完善提升。第六，要培养出一批才情志意不同凡响的优秀人才，有一批志向不俗的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应该是真正热爱非洲、扎根非洲的人，有高远志向，有学术担当，能长期坚守于此份事业。
记得2007年我到浙江金华筹建非洲研究院，每年非洲研究院招聘人才时，会给前来应聘者出一道必答题，一道看似有些不着边际的、与非洲无关的题目：“试论学问与人生的关系”。由应聘者自由作答，各抒己见。为什么要考这么个题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世界里，学问从来不是自外而生的，学术本是人生的一种方式，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术理想，从而影响其做事、做人、做学问。孔子当年讲“三十而立”，这“立”，并不仅仅是讲“成家立业”，找到一份工作，分到一套房子，有一个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之立”“信念之立”“人格之立”。中国传统学术讲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而后“修身、齐家”，最后“治国、平天下”。学问虽广博无边，无外乎“心性之学”与“治平之学”两端，学者唯有先确立内在人格理想，然后推己及人，担当天下，服务国家。只有这内在的人生信念与志向“立”起来了，精神人格上才能做到“足乎内而无待于外”，那么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条件是好是差，自己都能执着坚定地走下去。如果这方面“立”不起来，或“立”得不稳，终难免患得患失，朝秦暮楚，行不高，走不远，即便有再好的科研与生活条件，也难成大事业。过去非洲研究条件艰苦，国家能提供的支持和资助很少，往往不易吸引优秀人才，这些年，国家日益发展，也开始重视非洲研究，提供的条件日益改善，这当然是好事情，非洲研究的吸引力明显提升了。但是，学术研究和真理追求，更多是一种精神世界里的事业，它的真正动力与基础还是来自人的精神追求，学术创新的内在支撑力量也来自研究者对这份事业的精神认同，因而一个人如果只是为稻粱谋，只看重名利，其实是很难在非洲研究领域长期坚持下来，很难长期扎根于非洲大陆做艰苦而深入的田野调研的。
非洲研究院成立后这些年，我着力最多也最操心的，就是招聘人才、组建团队、培养人才。那么，招聘什么样的人才、培育什么样的团队呢？当然应该是愿意从事和有能力从事非洲研究的人才和团队。中国古人讲，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乐之不如行之，行之不如成之，正所谓“知行合一”，是为真诚。学问之事，总是不易的，聪明、勤奋自不待言，才、学、识，行动与实践，缺一不可。但做非洲研究，还有一些特殊之处，它面临许多做学问的挑战，诸如研究对象国之气候炎热、疾病流行、政治动荡、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使得做非洲研究不仅相对辛苦，也不易坚持，因而必得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与心灵的爱好，有一种源自心底的情感牵念，你若爱上非洲，爱上远方，便能于苦中作乐，视苦为乐，如此，方可坚持前行，行远而登高。我常说，非洲研究既难也易，说难，是因为有许多艰苦的地方，它也挑战人对学术的理解是否单纯本真；说易，是说在此领域，毕竟中国人做得还不多，有许多空白领域，所谓门槛还不太高，不一定是特别聪明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做。所以，在非洲研究这个新兴的世界里，在这个中国学术的“新边疆”里，你只要有一真心，扎根于非洲，用你的双脚去做学术，用你的真诚去做学问，长期坚持不懈，就迟早会有所成就。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是我院成立之初启动的一项中长期的学术建设工程，历十二年之久，已经出版各系列著作80多部，汇集了我国非洲研究领域的众多老中青学者，所涉及的非洲研究领域也很广泛，大体上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国非洲研究的前沿领域与最新成果，2008年首批丛书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言《非洲研究——中国学术的新边疆》，于中国非洲研究之发展提出若干思考。[36]十多年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随着研究进程的深入，本次推出的“非洲研究新视野”系列，聚焦于非洲研究的一些基础性、学术性成果，多是我院或我院协同机构科研人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教育部项目的成果。这一系列的推出也反映了我在建院之初提出的建设理念，即“学术追求与现实应用并重、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兼顾”，既考虑研究院自身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追求，又密切关注国家战略与社会需要，努力实现两方面的动态平衡，及“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的发展思路。[37]希望本系列著作的出版与交流，将对我国非洲研究基础性领域的拓展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有不当之处，也请同行方家批评指正。
[1]刘鸿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创始院长。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页。
[3]《礼记·中庸》。
[4]刘鸿武：《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78—79页。
[5]刘鸿武：《非洲学发凡：理论与实践六十问》，人民出版社，2019，第2页。
[6]刘鸿武：《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5—10页。
[7]刘鸿武：《“非洲学”的演进形态及其中国路径》，《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63页。
[8]刘鸿武：《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3—31页。
[9]刘鸿武：《国际思想竞争与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2期，第89—97页。
[10]刘鸿武：《创造人类共享知识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bwyc/201807/t20180728_4512627.shtml。
[11]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序言》，载J.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计建民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xxiii页。
[12]刘鸿武：《非洲学发凡：理论与实践六十问》，人民出版社，2019，第4页。
[13]刘鸿武：《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第57页。
[14]刘鸿武：《非洲文化与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第9页。
[15]刘鸿武：《非洲国别史研究的意义》，《非洲研究》2016年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50页。
[16]《教育部关于公布2013、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名单的通知》，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132/201502/xxgk_183693.html，最后登录日期：2018年1月20日。
[17]中国社会科学网—跨学科频道，http：//indi.cssn.cn/kxk/，最后登录日期：2018年3月30日。
[18]刘鸿武：《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indi.cssn.cn/kxk/fzx/201709/t20170918_3644181.shtml，最后登录日期：2015年2月12日。
[19]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48页。
[20]刘鸿武：《故乡回归之路——大学人文科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208页。
[21]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0页。
[22]刘鸿武：《打破现有学科分界是人文学科的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mzgz_1653/201406/t20140624_1225205.shtml，最后登录日期：2016年8月22日。
[23]刘鸿武：《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第52页。
[24]刘鸿武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2页。
[25]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6—801页。
[26]参见赵德润《正定翻身记》，《人民日报》1984年6月17日，第4版。
[2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9页。
[28]王阳明著，叶圣陶点校《传习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第8页。
[29]刘鸿武：《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汇通与综合——关于非洲文化研究的一种新探索》，《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3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最后登录日期：2016年5月25日。
[31]刘鸿武：《中非发展合作：身份转型与体系重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22—129页。
[32]刘鸿武：《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第9页。
[33]《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对中方研究机构加强对非洲原创性研究提出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492905.shtml。
[34]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第3—13页。
[35]刘鸿武：《论中非关系三十年的经验累积与理论回应》，《西亚非洲》2008年第11期，第13—18页。
[36]参见刘鸿武、沈蓓莉主编《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11页。
[37]刘鸿武：《中国非洲研究使命光荣任重道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1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