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建设的战略思考
欧亚[1]
摘要：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以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不但数千年来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积极促进了世界医学的进步。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是中国中医药科研生产和开展中医药出口、服务贸易、文化交流的重镇。在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背景下，北京应进一步发掘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以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为己任，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带动北京中医药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为提升中国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及国家软实力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北京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中医药 中医药国际化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国内外以中医药为主题的重要活动时多次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北京是中国中医药科研生产和开展中医药出口、服务贸易、文化交流的重镇。凭借首都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可成为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支点。
一 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背景与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逐渐提升，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应用日益深入。1996年，科技部颁发《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将“中药标准化研究”列入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药产业国际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03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科技部从战略高度分析了中国中药产业国际化状况，提出了中药产业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中药产业国际化逐渐进入业内企业家和学者们关注的视野。
2006年，顺应中医药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制定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使用了“中医药国际化”这一概念，提出“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解决中医药现代化中的关键科技问题，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促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药进入国际医药保健主流市场，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中医药行业发展的基本共识，“中医药国际化”这一名词也频繁出现在国家以及地方中医药管理局的政策性文件及规划纲领、中医药企业的发展目标、愿景以及学者的阶段性成果中。中医药行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涉及科研、教育、文化等产业，其本身具有较长的由农业、工业、商业构成的产业链，中药产品众多包括中药材、饮片、配方颗粒、中成药、健康产品等。[3]中医药国际化同中医药行业组织体系的各个环节都产生联系，内涵丰富，并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全球化等概念有所关联，这令政府、学界和业界往往针对不同层次的问题，在丰富而多样的意涵上使用“中医药国际化”一词。
以学者的研究为例，有的研究基本上将“中医药国际化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思路”作为逻辑起点，研究主要包括中医药国际化存在的问题、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中医药企业的国际化、中医药的标准化、中医药国际人才培养以及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推广等问题。
例如，涂瑶生认为，中医药国际化是指传统中医药学在国际社会被完整准确地接受，并在法律保护下规范地应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医药学被国际社会整体接受；二是获得所在国家的法律保证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三是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和诊疗体系能被现代科学的技术指标和术语所表述，同时被国际社会理解与接受。[4]李幼平等认为，中医药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医药被国际接受，对人类健康事业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定义可简述为：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5]其他研究者还提出，“中医药国际化是指中药能够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在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上不亚于西药”，[6]“中医药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医药被国际接受，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发挥重要作用”[7]。
吴莞生进一步提出，中药国际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扩大中药的进出口量，推动中药国际贸易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是，推动中药“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逐渐被国际市场所接受和认可；二是指进一步建立中药在国际市场中的合法地位，使它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受到当地法律法规的保护，从而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当地的医药市场。[8]
张超中在《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一文中，转引了《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研究》报告中对中医药国际化较为全面的界定，中医药国际化是指“中医的诊疗思想、方法及科学性得到国际科学界广泛认同；中医、针灸和中药全面融入世界各国主流社会，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各国的医疗保健实践中；中医药的诊疗服务合法化，并被纳入各国的医疗健康保险体系；中医药诊疗活动所使用的专属物品在世界各国经正式注册成为药品和医疗器械；具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医疗康复保健理念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9]
鄢良则认为，中医药国际化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行动。中医药国际化作为一种目标是指在中国本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医药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应用；中医药国际化作为一种过程是指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被接受和应用的过程；作为一种行动的中医药国际化是指相关领域的人们为实现中医药在世界各国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还反对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医药文化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传播”等角度来界定中医药国际化，因为“科学内涵”的概念模糊，而“中医药文化”所指过于宽泛，应该从医学的最本质特征来定义中医药国际化。医药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治疾病、增进健康，医药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疾病防治的知识和技艺体系。因此，鄢良认为，“中医药国际化”主要从中医药作为一种防止疾病、增进健康的知识与技艺体系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鄢良的定义较为全面和科学，但是将“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医药文化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传播”排除在中医药国际化之外的提法有失偏颇。因为中医药产业同其他第一、第二产业国际化的不同表现在中医药体系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所持有的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和思想的高附加值。中医药对世界的贡献不仅是技术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如果将中医药国际化仅视为科学与技术层面的认可，其实是低估了中医药的作用，没有真正认识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同时，我们已经进入媒介化的信息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未经大众媒体报道的事物等同于不曾存在和发生，不借助国际传播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影响力，中医药是不可能真正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
还有研究者集中于对中医药产业国际化的研究。如王广平认为，所谓中药产业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ndustry），是指利用全球科技和医药学资源，推进中药产业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实现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并进入国际医药保健主流市场；从狭义角度来看，中药产业国际化就是中成药以药品身份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医药主流市场，实现中药产业的持续增长。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包括产品出口和提供服务、向世界范围内投资设厂和配置资源、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并占有相当的份额。[10]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度，中医药国际化被赋予了更多的外交战略意涵。2015年11月，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主办的首届中医药国际化论坛，对有关专家撰写的《新形势下发展中医药国际化的战略规划与行动纲要建议》进行了讨论。建议提出，中医药国际化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在海外某国家或区域零散地、局部地、随机地开展若干特定的中医药产品贸易、健康服务等交流与合作。中医药国际化应在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系统、全面、综合、可持续地在海外推进中医药领域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国际社会能够认识、谈论、应用中医药并允许中医药存在，由此推进与对象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合作。[11]
结合中医药行业特点及中医药学的本质，综合以上的研究观点，我们认为，中医药国际化是指中国本土传统医药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包含“了解—认可—采用”三个不同层次又互有联系的目标。
第一，国际社会充分、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医药作为一种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知识与科学体系，以及中医药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和哲学理念，中医药在国际社会中有较高的存在感。
第二，国际社会认可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品质可控，主要体现为中医药学的研究形成了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医的诊疗思想、方法及科学性得到国际科学界广泛认同，同时相关的科学知识能够通过公共传播有效转化为国际公众的常识，以及通过舆论与政策之间的某种互动机制成为各国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思想依据。
第三，世界各国采用中医药治病救人，包括在医疗保健实践中采用中医药诊疗方法及手段，中医药的诊疗服务合法化；中医、针灸和中药全面进入世界各国主流社会，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各国的医疗保健实践中，被纳入各国的医疗健康保险体系；中医药诊疗活动所使用的专属物品在世界各国经正式注册成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等。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及中国中医药产业的重镇，有必要以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为契机，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带动北京乃至全国中医药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人类健康事业。
总体来看，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应包括以下内容：传播中医药信息及文化，消除误解，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和了解；推进中医药学术交流，提高国内外从业者的研究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科学性的认可；提升北京中医药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北京中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北京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在带动北京中医药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为提升中国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 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SWOT分析
本部分采用SWOT方法分析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与威胁（Threat），再利用矩阵排列进行综合分析。
（一）优势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中医药人才和资源的汇聚地、中医药研究的重镇和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中心，具有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先天优势。
1.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中国国际交往中心的区位优势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和信息中心，是中央媒体、智库、企业、高校聚集之地，集中了中国一流的传播资源和科技研发资源，国际交往资源丰富，国际交往能力强，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在传播资源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四大中央级媒体的国际传播部门以及《中国日报》、《环球时报》英文版等最重要的外宣媒体都在北京，北京市外宣部门也办有This is Beijing，Beijing Review等地方外宣媒体，《中国中医药报》《中国中药杂志》等中医药行业最重要的期刊也在北京。这些主流媒体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全媒体对外传播体系。北京可以充分借助这些专业性传播机构的传播能力，将北京建设为专业、可信的中医药信息权威来源以及中医药信息的交换和共享中心。
在科技研发方面，北京是知识经济密集的科技创新区。北京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91所知名高校，有中国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科学研究机构和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各类研究开发机构超过2000个，有8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5个重点研究室、10个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北京每年研发投入超过1286亿元，R&D科研经费支出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江苏省，经费投入强度全国排名第一，每年获国家奖励的成果占全国的1/3。在中医药研发领域，北京地区目前有50个国家级和市级中医药重点实验室，已经基本形成了科研院所、企业和高校并立的中医药研发体系。同时，北京也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和全球重要的研发基地，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北京区域内集中了我国近1/3的生物医药委托研发（CRO）资源。北京具备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
在国际交往能力方面，北京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中心，与国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统计，北京市与72个国家的124个首都和大城市有友好往来关系，其中已与37个国家的41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北京现有外国驻华大使馆137个，国际组织和地区代表机构17个，外国新闻机构190个。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这两个国际性的中医药非政府组织总部都落户北京。
目前，在北京设立的国外驻京代表机构已超过7000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185家来京投资。北京每年外国人常住人口超过20万，外国留学生17000多人。在2014年接待国际会议数量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北京以104场接待量位列第14，占全国的1/3，居中国首位、亚洲第二。2014年北京共接待旅游总人数2.61亿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427.5万人次。虽然相比其他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北京在很多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国际交往能力在中国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
2.北京中医药资源丰富
截至“十二五”末，北京市共有中医类机构1004个，比“十一五”增加282个，中医实有床位19810张，全市中医类别医师近2.2万人，2015年中医门/急诊服务总量为5247.5万人次。建立45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社区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疑难病、治未病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京交会中医药板块，共接待国外来宾约10.5万人次，签订合作协议29项，签约额6.6亿元。[12]
北京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在文化资源方面，北京拥有“同仁堂”“鹤年堂”等中医药老字号，同仁堂等著名国药文化和中医药制作工艺如安宫牛黄丸炮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举办中医药世界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日活动，形成了地坛中医药文化节品牌。“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落户东城区，北京还开通了中医药数字博物馆，并建立首家“中医药传统文化青少年教育基地”。北京成立了中医药国际论坛组织委员会，举办了以“开放的北京，发展的中医”为主题的首届北京中医药国际论坛。2014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与北京市旅游委联合旅行社推出了7条中医养生文化旅游路线，出版并发行了《北京市中医药文化旅游精品路线》中英文双语手册，并依托博物馆、中医药堂、医院、植物园等设立了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21家，示范基地建设单位8家，形成了成熟的中医药文化体验式推广模式。
3.北京中医药服务贸易已具备一定规模，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医药服务贸易方面，北京在全国城市中起步较早，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四种基本模式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北京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主要体现为国际医疗服务和海外中医药教育服务。北京市现有全国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骨干企业（机构）3家，北京市辖区内的综合医院中医科、三级中医院及部分二级中医院，均向外籍人士提供国际医疗服务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部队医院和回民医院、藏医院等民族医院每年也会接待国外就诊患者。北京的民营医疗机构也在逐步开展涉外中医服务项目。
提供国际中医医疗服务的代表性医院如表1所示。
表1 提供国际中医医疗服务的代表性医院
表1 提供国际中医医疗服务的代表性医院-续表
仅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的国际医疗部近三年就接待外籍患者万余人次，并为上百位国外政要进行了中医诊疗。
除了国际医疗服务，中医药海外教育服务也是境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安门医院等提供了中医药海外培训教育，通过直接招生、合作办学等形式，为89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14000余名中医药专门人才。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北京市中医院等通过举办“发展中国家中医药技术官员研修班”“发展中国家中医药技术培训班”及其他形式的中医药短期培训，实现中医药知识传播普及的国际化。各机构先后为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30000余名中医药专门人才。
中医药服务贸易的第二种模式：商业存在充分发展，国际化程度较高，业已形成北京中医药老字号的品牌效应。以北京同仁堂为例，同仁堂从1993年在香港开设境外第一家零售药店，到现在已在境外形成现代制药、零售商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核心业务。截至2016年6月末，集团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商标，共有115家海外零售终端和66家服务终端，遍布境外2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中药品种规格达680种。据不完全统计，同仁堂在海外累计诊疗的患者超过3000万人次。同仁堂的生产线通过了中国香港、日本、澳大利亚的GMP认证，以及穆斯林哈拉认证和犹太洁食认证等。香港生产研发基地除获得香港卫生署每两年一次的GMP认证以外，还通过了国际最高标准的ISO22000认证以及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HACCP）认证，这也是目前在香港取得该项认证的唯一一家中药企业。
北京中医药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和自然人流动也初具规模。在跨境交付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提供远程教育服务；北京慈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为海外中医机构提供中医实时诊疗方面，研制了中医药辅助诊疗数据库软件，增强了境外中医诊疗的一致性、及时性和询证性。在自然人流动方面，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及各医疗机构等通过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展中医药医疗服务、科研技术指导、讲学、交换学者、护理等服务活动，平均年出境人数2600余人。[13]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已经举办四届的京交会中医药板块是北京宣传、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的重要窗口。到2016年，四届京交会共接待来宾27.7万人次，签订中医药服务贸易协议35项，协议金额达8.7亿元（见表2）。北京也借力京交会，开展“中医药服务主题日”、中医药海外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中医药研究成果、传播中医药文化。
表2 京交会中医药板块的相关情况
（二）劣势
在看到优势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北京市在中医药国际交流方面的劣势。
1.北京中药出口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相对较弱
我国中医药产业相对分散，产业链衔接不紧，衔接效率低，专业化协作体系不健全，造成中间商过度操纵市场，加大流通环节的成本。各企业独自发展，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对关联产业和其他产业带动性不强。这导致企业生产成本高，规模效益差。中药出口经营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但规模普遍较小。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中药类产品出口企业总计2766家，其中，出口中药材及饮片的企业有1000家，出口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仅有7家（《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篇》，2010年），大部分企业的规模偏小，出口额相对偏低。大部分企业创新能力弱，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国际上一般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可以维持，占5%以上才能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发达国家医药企业的研发资金一般在8%～10%。而我国中医药企业中只有个别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5%以上，大部分企业的研发经费一般不足销售收入的3%。除了几个重点企业建有研发机构外，多数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研发机构。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导致产业创新能力弱，许多企业极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处于低水平重复生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高端产品，造成我国中医药产品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处于低端领域，我国中医药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
2.中医药人才匮乏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兴起，人才不足的弊端凸显。从人才总量上看，中医药产业人才总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现有的人才队伍中，还存在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初级人才多，高级人才少，缺乏创新型人才，同时还缺乏中药研发人才、中药生产与管理人才及中药外贸和营销人才，更缺乏既有深厚的中医药专业知识，又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和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的短缺导致我国中医药科研水平不高，重大创新成果少，对外交流效果不佳。
在中医药服务贸易方面，人才短缺且缺乏通过国际认证的高水平医疗机构。北京市缺少涉外中医服务人力资源。北京市仅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培养专门的中医涉外人才，缺少临床经验丰富且具备一定外语水平的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北京提供国际医疗服务的医院中只有北京和睦家医院、北京燕化医院和北京建宫医院通过了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标准体系认证，广安门医院通过英国“保柏认证”（Bupa），其他医院都没有获得国际认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北京吸引境外人员来京就医、疗养，也阻碍了北京医疗机构和国际保险公司开展合作。
3.中医药信息和文化传播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传统上，北京的外宣体系在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北京外宣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目前北京外宣工作更多的是配合中央政府的政治方针路线和外交整体战略，是中央政府的公共外交及外宣工作微缩到北京一级的翻版，外宣活动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效应，缺乏整体、科学的规划。[14]这种劣势也体现在中医药文化传播方面，对北京市外宣部门来说，可能会较少关注传播效果及评估，传播不是以受众为中心，而是以自我需要为中心，忽视对目标受众的分析，缺少针对性；此外，缺少中医药行业信息和认知，也可能会影响传播效果。这需要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予以协调和指导。
就大众传播渠道而言，北京本地的外宣渠道是不能有效抵达目标受众的，存在渠道失灵的问题。国外受众将其所在国的主流媒体和国际知名媒体作为获取有关北京信息的主要媒体渠道，中国传统外宣媒体的作用较为边缘化。即使来北京后，国际主流媒体仍然是其选择的主要媒体渠道（见图1、图2）。[15]
图1 在京外籍人士没有来北京之前了解北京的信息渠道
图2 在京外籍人士来北京之后了解北京的信息渠道
这意味着，在国际传播中非常重要的大众媒体渠道上，绝大多数没有来过北京的国际公众将国际媒体作为他们了解和评价有关北京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参考依据。我们缺少有效的大众传播渠道去传递信息，应更多地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但目前北京市利用新媒体进行中医药信息传播的情况不尽如人意。
目前，北京中医药对外交流与技术合作中心建有北京中医药信息网英文页面，还建立了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网站。这两个网站应该成为储备中医药行业相关信息的一个基本仓库，是进行信息传播的基本和权威途径之一，尤其数字博物馆有关中医药历史文化的信息非常丰富，图文并茂。
但是，建设网站本身不等于就能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一个网站的影响力越大，传播效果才能越好。可以通过网站排名、访问量、网站单用户日均页面浏览量、停留时间等指标来评价网站对用户的吸引力。
利用alexa.com提供的全球网站排名信息分析发现，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英文页面的全球浏览量非常低。
该网站英文版全球排名在2500万名之后，浏览量过低，导致alexa.com无法进行访问量统计。这个排名也意味着用户搜索Chinese Medicine这类关键词时，是不可能在google搜索结果的前十页看到这个网站的，也就是说，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用户找到这个网站并不容易。
而全球范围内，网民是通过搜索什么关键词链接到这个网站的，从图3可以看出，基本上是因为搜索“北京故宫”，合理的推测是故宫全称是故宫博物院，跟该网站中文版有重名，所以搜索引擎列出了该网站搜索结果。
图3 “北京故宫”相关搜索情况
也就是说，该网站在网络环境下并没有和“中医药”（Chinese medicine）之类的关键词链接在一起，阻碍了传播效果。网站的链接数量也非常低，只有北京市中医药信息网跟该网站进行了链接（见图4）。
图4 “中医药”相关搜索情况
北京中医药信息网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通过关键词搜索链接到中医药信息网的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中医药信息网相关搜索情况
除了网站，在最流行的社交媒体facebook和twitter上尚没有来自北京的、权威的中医药信息。北京中医药大学设有一个facebook官方账号，但已久未登录。需要整合、利用新媒体的渠道资源，才能针对国际公众进行有效传播。
（三）机会
医药业是按国际标准划分的15类国际化产业之一，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的“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之一。在未来10年内，中药的开发利用将在全球兴起，中医药产业必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处于非常难得的机遇期。
1.中医药需求增长，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
随着健康观念的转变，传统医药国际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传统医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导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世界疾病谱发生了改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如缺血性心脏病、中风、肿瘤等的患病率显著上升。这些疾病难以治愈，需要长期服药、终生治疗，让国家、社会和个人都面临了沉重的医疗负担。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题调查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领域，而应当将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传统医学突出地表现为应对不断增加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一种方法。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全球医药市场尤其是中医药市场持续快速扩大。据统计，国际植物药市场份额已达400多亿美元，并且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全球对天然营养药品的需求也正以每年70%的增长率递增。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植物药治病，占世界人口的80%。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ICD-11），意味着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在融入国际医疗卫生体系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在2013年2月举行的东南亚国家传统医学国际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指出，“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有保证的传统药物有助于实现确保人人获得卫生保健的目标”，在世界各国卫生保健费用急剧增加和几乎普遍出现财政紧缩的情况下，传统医学因其低成本、易得性和可负担性而更具吸引力。在这种形势下，2014年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传统医学决议》，敦促成员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采纳和实施《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
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接受度也逐步提高，外国政府开始重视传统医药，加强对传统医药的管理，加大了研发投入。在世界范围内，约有10万家中医药诊所、约30万名中医药技术服务提供者以及不少于1000家的中医药教育机构。仅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37个成员中就有14个设立了政府的传统医学支持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多个国家设立了2000多个植物药研究机构，尤以美国、日本、法国、韩国、英国等国家研究人员最多，同时，有170多家大型国际制药公司也积极从事包括中药在内的传统药物的开发研究，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各种中医药疗法中，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多的是针刺疗法。在联合国的192个成员中，178个（93%）具有针刺疗法实践，59个有针刺疗法组织。针灸疗法在许多国家获得合法性，被纳入本国医疗保险范畴，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古巴、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3个国家和地区均将针灸纳入合法管理范围。这为中医药事业的海外交流与传播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中央和北京地方政府重视与支持中医药“走出去”
为动员全球科技资源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2006年7月7日，科技部会同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并正式启动根据该纲要制定的“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科技部计划投入1亿元，与国外联合启动首批50个治疗肿瘤、艾滋病、疟疾等重大疾病药品开发的项目。
北京市高度重视中医药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出台了加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决定或意见，制定并实施了扶持政策。作为北京中医药事业的直接领导单位，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侨办、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等政府机构，统合相关资源，力图将中医药资源流动机制打通，将创新、创业、创意机制打通，将健康服务业的全业态、健康服务的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全要素的“三全”机制打通，建设北京中医药科技研发中心；实施人才培养平台、资源整合平台、产事业结合平台三大平台战略，建设北京中医药国际交往中心。
（四）威胁
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一些问题，成为中医药国际化的约束和障碍。
1.外籍人士，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中医药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仍然较低
中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整体、辩证的原则形成了中医药独特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这套理论体系及其治疗方法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由于各国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外籍消费者对中医药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较低。有调查显示，欧美人对中医的主要印象是“中医能治疗一些西医治不了的疾病”，韩国人对中医的主要印象是“中医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而中医在普通治疗领域并不是国外患者的首选。对204名在京外籍消费者的一项调查发现，听说过中医的外籍消费者不足一半，听说过并亲身体验过中医治疗的消费者比例更低，占35.29%。调查显示，47.92%的外籍消费者在生病时会首选西医治疗，仅有12.50%的外籍消费者会考虑选择中医治疗。据调查，外籍消费者不愿意接受刮痧、汤药、拔罐服务，外籍消费者认为服务见效慢、标准化程度低、诊断技术落后是中医的主要劣势。由此看来，外籍消费者对中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普遍较低。
2.中药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出口贸易壁垒增加
现阶段，我国在中药生产加工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很多方面还处于空白，虽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标准，但是存在标准偏低、范围有限等问题，还没有形成国际认可的中药管理标准体系，中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质量标准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内标准还难以发展成为国际标准。例如，历史上曾出现过小柴胡汤事件、麻黄事件、马兜铃酸事件、御芝堂减肥药事件等不良反应和中药副作用事件，被国际媒体大肆炒作，对我国中药出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现阶段，我国中药依然存在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的中药出口。
在我国中药标准体系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不断提高对中药安全卫生、技术含量、疗效、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限制我国中药的出口。加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中药出口的贸易壁垒有所增加，进一步影响了中药的出口。例如，2004年3月31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欧盟传统植物药（草药）注册程序指令》（200424EC指令），其中规定中药出口企业必须提供“待批药品或同类相关药品在申请日之前已有至少30年的药用历史，包括在共同体内至少15年的使用历史的文献或专家证据”。该指令首次承认了中药的“药品”地位，针对于目前已经在欧盟市场上以“膳食补充剂”等身份销售的草药产品，允许再销售7年，并在此期间允许采用传统草药简化申请的途径来获取“药品”的合法地位。但是我国的中药产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基本上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内企业基本无法出具产品在欧盟安全使用15年的相关证明材料，导致我国中药出口依然受到很大限制。截至目前，在欧盟植物药注册中，我国仅有个别产品完成了简化注册，而大多数产品只能继续以“膳食补充剂”或“食品”等形式出口。近年来，日韩也在不断提高中药进口质量标准，对我国中药出口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世界上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很少，只有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澳大利亚承认中医在其本土的合法地位，在美洲、欧洲等地区均作为补充替代疗法。
3.中国周边国家主要城市日益强烈的竞争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印度、泰国、韩国等国家借助资源、技术、服务等优势，开展了针对国外消费者的医疗服务，形成较成熟的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如印度以一流的医疗水平和较低的服务价格以及全面的英语服务流程，成为亚洲最大的医疗旅游目的国；泰国多层次、多元化的治疗和保健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费者前往体验；新加坡已把高端医疗和医疗旅游作为本国的支柱产业；韩国、匈牙利等国家也纷纷推出具有本国特色和优势的服务吸引国外消费者前往体验。一些传统医疗服务，如印度医学、瑜伽服务，泰国的食疗、浴蒸等保健项目，都与中医在治疗、保健等服务领域形成竞争。
韩国、日本等国家在传统医药方面发展较快，这些国家生产的中药在药品质量和包装设计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优势，加之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注重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品牌的建立，对我国的中医药产业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据统计，在国际中草药市场上，日本占据了80%的份额，韩国占据了10%，而我国仅占5%。而日本、韩国所用的中药材，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国有渐渐沦为“原料药基地”之虞。国内市场也不容乐观，由于我国农业的分散性、落后的管理方式和农民自身素质问题，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部分农民使用违禁农药，加之国家尚未制定完善的中药材质量标准，中药材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事件频发。而国外借助质量优势开始大举进军国内中药材市场，目前洋中药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已达到1/3，直接威胁我国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 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战略目标选择与组织机制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中医药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首都，北京市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在找准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己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采取有力的措施推进中医药产业的创新，从而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并开拓发展空间。通过以上分析，综合考虑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内外部环境、资源和优势，我们可以做出相应的战略选择。
通过SWOT分析和战略选择，我们进一步确立北京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目标与定位，并将战略目标分解为可实现和可操作的具体目标与任务。
将北京建设为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需要以推动中医药进入世界各国医疗体系为目标，以多平台协同创新为主体，以中医药“生产研发-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服务贸易-文化传播”为路径，围绕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机制、中医药行业组织协调机制和中医药文化传播推广机制，建设以生产研发创新为基础、组织协调创新为纽带、文化传播推广为助力的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使中国的中医药在世界中医药领域具有核心影响力，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如图6所示。
图6 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组成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负有统筹协调本市中医药资源配置，拟订中医药发展总体规划和目标，参与拟订中药产业促进政策及开展本市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组织开展中医药国际推广、应用和传播工作等职能，可以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北京市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任务。其下设的中医药对外交流与技术合作中心（BTCMIECC）负责北京市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组织开展中医药国际推广、应用和传播工作。因此，北京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的实体机构可以下放到BTCMIECC，领导开展相关工作。
总之，北京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中医药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推动北京中医药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
[1] 欧亚，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研究员。
[2]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
[3] 参见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华《中药行业发展报告》。
[4] 涂瑶生：《中药配方颗粒关键技术与中医药国际化思考》，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 李幼平等：《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策略》，《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7年第3期。
[6] 崔钧：《从天士力集团看中药产业的国际营销》，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 郑国庆、王艳、胡永美、胡臻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特征》，《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年第7期。
[8] 吴莞生：《中药国际化机遇与挑战》，《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6期，第83～84页。
[9] 张超中：《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转引自尚勇、李大宁《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研究》，2006，第86～87页。
[10] 王广平：《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发展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1] 《“中医外交”成中医药国际化重要推手》，新华网，http：//m.news.cn/html/63/201791.html，2016年7月21日。
[12] 《北京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110077/zhgl42/2017-05/25/content_815071.shtml。
[13] 此处缺少北京市每年派出中医临床医师赴境外执业的人数，这是中医药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模式的核心。
[14] 根据笔者2016年对北京外宣部门工作人员的访谈。应访谈对象要求，匿名使用访谈内容。
[15] 该调查结果来自笔者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于2013年进行的“在京外籍人士对‘北京精神’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调查”。由于无法获得在京外籍人士完整的抽样框，调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在京外籍人士职业类别统计资料，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机构相关研究的样本选择情况，对被访者的职业做出了相应的配额限制，在北京不同国籍、不同职业外籍人士聚集地区以街头拦访形式完成485个样本的调查，其中留学生136人，驻华使馆人员35人，外籍教师/科技专家/外国记者共67人，外国企业代表机构人员/合资企业外籍人员共230人，其他职业人员17人；针对驻华使馆人员，还通过电子邮件邀约访问以及网络论坛调查访问的方式，追加了15个样本，共计500个样本的调查。其他相关研究也同我们的调查结果一致，参见赵永华、李璐《北京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受众的媒体选择与使用行为研究——基于英语受众的调查分析》，《对外传播》2015年第1期，第49～52页；杨凯《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新思路——基于外国人对广州城市印象及媒介使用习惯调查》，《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第117～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