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对五四运动的两类解读与两条中国道路
——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
马秋丽[1]
【鲁品越简介】1949年生，上海财经大学首批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津贴享受者，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名师。2011年入选中国校友会网“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1992年起，历任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现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先后主持“《资本论》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五项重点和一般项目，“从资本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四项上海市重大与一般项目，两项教育部基金项目。出版《鲜活的资本论》等专著十部，译著两部，境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数十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等名刊。《深层本体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入选国家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三等奖。《鲜活的资本论》（第二版）等著作与论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其他论著获省部级奖十余项。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深层生成论思想、《资本论》研究，以及对唯物史观新探索。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五四精神的实质，百年来争论不断。这些争论不仅是关于如何准确地理解历史的理论问题，也是直接关乎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此做出科学总结，关于五四运动的本质和五四精神的本质的科学结论，澄清了围绕这个问题的重重迷雾，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刊就如何理解习近平这一讲话的深刻理论内涵等问题，对著名哲学家、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鲁品越进行了访谈。
一
记者：鲁教授好！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地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本质和“五四精神”的本质。请问您认为今天纪念五四运动，总结五四精神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鲁品越：从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给中国封建社会打开了缺口，甚至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积贫积弱的中国一直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境。五四运动的发生，意味着中国人民在经过重重失败的探索之后，寻求中国革命新的道路的起点。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具有了真正的主心骨。因此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奏，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因此，如何理解五四运动，理解五四精神，对今天正在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意义重大。
因此，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对于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而是直接关涉当代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五四以来中国所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否正确？当下中国要走怎样的道路？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目的正是拨开围绕五四运动问题的重重思想迷雾，明确五四运动的本质和五四精神的核心，以继承历史，开拓未来。
记者：对五四运动，学界提出过各种解读方式，它们各有各的道理，导致人们往往会陷入重重思想迷雾之中。您认为这些使人陷入迷茫的解读，主要有哪些？
鲁品越：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无数人参与的复杂事件，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是无限的。于是导致这样的现象：人们所持的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各种看法都能够从历史事实中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史料依据。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极其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参加者众多，各有其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就导致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设立的对五四运动的各种不同解读，似乎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所谓“史实依据”来支撑。这就是围绕五四运动的各种思想迷雾会产生的原因所在。
关于五四运动的解读很多，其中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解读是“救亡压倒启蒙”说。其核心观点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因而五四精神原本的主旨是启蒙运动。这里所说的“启蒙”指的是：用欧洲18世纪启蒙学者们倡导的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来教育民众，以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国家，奉行西方式文化。而到了1919年，由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反帝的游行示威活动（五四事件）。于是，作为包括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大五四运动”就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的双重变奏：一个是作为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的救亡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救亡促进了启蒙，因为正是国家面临的危难促使中国人要学习西方，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后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民族的救亡，因此“救亡压倒了启蒙”，致使启蒙运动不得不暂时中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长期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在理论上和实际中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并行不悖和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2]按照这种对五四运动的解读，思想启蒙的主题被救亡压倒而中断了，这一历史任务有待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既然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被中断的关于“个体自由和个人解放”的思想启蒙应当继续。可是由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以这种思想启蒙始终没有进行。因此，改革开放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继续那种被中断的关于个体自由和个人解放的“思想启蒙”，用西方启蒙时代的那一套理论来改造中国。因此改革开放应当走的道路，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由“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必然得到的结论。
这种解释受到了学界许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上。有人以“救亡压倒启蒙”作为“元叙事”，归纳出了围绕“元叙事”派生出的五种观点：“救亡压倒启蒙”说、“救亡唤起启蒙”说、“启蒙深入”说、“启蒙转向”说、“两种救亡”说，等等。[3]这些不同观点的争论促进了人们对“启蒙”与“救亡”的内涵的理解，有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其中有些观点仍然包含错误，其正确的观念也需要系统化的梳理。
还有另一些人反对“救亡压倒启蒙”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救亡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会因为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而放弃“启蒙”。他们主张：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4]那么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是比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启蒙”本身，是启蒙本身的变性变调。在救亡的压力下，本来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启蒙思想对中国人的启蒙，经过以章太炎和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派知识分子的鼓吹，产生了它的变种，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明治后日本中转到中国的异种——以“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后来又在民族危亡中，受到李大钊、陈独秀引入的苏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启蒙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西方社会主义经俄国中转的变异版本一拍即合”，由此产生了西方启蒙思想的苏俄变种，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解读，否认救亡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的核心作用，直接将“启蒙”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把五四运动的本质理解为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变异。而产生这种变异的原因，是在救亡的背景下中国人受到了引入的日本思潮与苏俄思潮的影响。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说：五四运动的本义是西方思潮对中国人民的启蒙运动，中国近现代历史本来应当是国人追求个性自由、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可是因为救亡的干扰，中国人接受了由留日知识分子和受到苏俄影响的知识分子们的影响，接受了作为异种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的日式思想和苏俄思想，于是陷入了变相的“启蒙”。[5]这种对五四的解读可以冠之为“启蒙变异说”。这种解读的主旨是压低爱国反帝的“救亡”，确立西方18世纪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实质上是形而上学思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其未言之义是：中国应当重回五四运动的本义，进行西方式的启蒙。因此，这种观念比“救亡压倒启蒙”说更离谱，离历史的真相更远。
二
记者：对五四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的解读的确多种多样，以至于有人说历史是可供人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人们总能够从浩瀚的史料中找到支撑自己的事实材料。您怎么看待历史学的这种现象的？
鲁品越：把历史说成可供人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随意地选择历史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否认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否认历史学中的真理性标准，正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诚然，如前所说，人类历史既然是由无数人参与的实践活动，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每个人（包括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创造历史的活动都罗列出来。即使对每个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我们也无法穷尽。那些号称能够通过“穷尽史料”来做出历史结论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实际上是唬人的，根本做不到。于是，人们可以主观地设定某种观点，然后从史料库中选择性地找到支撑自己观点的材料。可以说，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即使其所引用的全部材料都是事实，也是对历史本身的篡改和歪曲，不能反映历史本身。
为了避免这种主观解释的随意性，有人想用纯粹的客观数据分析来作为历史判断的客观指标。他们利用现代的大数据统计工具对当时的报纸杂志进行数据分析，以各种词语出现频率的高低来作为判断历史事件的根据。比如在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中，有人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被提及就更少了。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由此得到结论说：巴黎和会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五四运动的核心是“启蒙”而非“爱国反帝”。我们姑且不论从上述数据分析中能否得到这一结论，就这种所谓“大数据分析”方法本身而论，也是不一定靠谱的。这样的所谓“数据分析”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因为数据分析的对象也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来选择的，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同时，被选择的数据本身（如五四时代的某一报纸杂志的文章）也是相关人员的主观意志对当时事件筛选的结果，必然打上其价值观的烙印。各种词语的权重不同、褒贬不同，不能把当时的历史看成各种词语的无机混合体，仅从它们的出现频率做出对历史的客观判断。例如，“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仅仅出现过一次，却是贯穿整个《国富论》的核心思想。
但这不等于说历史本身没有其客观性，是供人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随意解释，不存在评判各种关于历史的判断是否正确的标准。那种把历史看成“可供人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的思潮，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认为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历史的面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主观解释，或者说，人们对历史的任意的主观解释就是历史本身。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实质上正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历史学上的表现：主观唯心论认为物质存在是虚无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本质的客观性是虚无的——历史就是人们对史料的主观解释，各种解释都是正确的，不存在那种能够反映历史本质的客观真理。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历史本身有没有其客观本质是怎样确定的？在历史学中，检验对某个历史事件的判断是否客观的标准是什么？
鲁品越：历史并非各种历史事实或史料的混合，更不是相关史料中某些“词语”的拼凑和混合。历史是个有机体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创造物质文化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实践过程。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过程的总体方向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的本质，它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本身。一切社会事件只有纳入这个主流过程中，作为这个主流过程中的矛盾运动的某个环节，才能成为历史事实。与这个主流过程没有内在关联的事件，即使是真实的事实，也不能成为历史事实。你不能把每一片落叶都当作历史事件来对待。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离开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向的主流，人为地对历史事件及其细枝末节进行主观取舍和拼凑，或者根据某个方面的所谓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都不能还原历史本身，即使所举的事例全都是事实，也是对历史事件本质的错误解读和歪曲。因此，对五四运动的解读也必须以五四运动本身和五四以来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向为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体现。
三
记者：那么，按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应当如何分析围绕五四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析五四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新文化运动的本质？
鲁品越：五四运动必须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理解。这就要区分这个历史过程中几个关系密切、相互交叉而又有区别的历史过程及其概念。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又可称为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两个相互交叉而又有区别的概念。
“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中国封建文化而言的文化运动，它就是唤醒人民、开启民心民智的“启蒙运动”，二者含义完全相同。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要早于五四运动，同时也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而进入新阶段。因此，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时间跨度要大于五四运动。我们把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称为“早期新文化运动”（或称早期启蒙运动），其主旨是要对中国国民进行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目标是将中国建立成为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国家。早期新文化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文化土壤和精神准备，但不属于五四运动。而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后期新文化运动”，它是内涵更为丰富、包含政治运动在内的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
五四之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早期启蒙运动）是向中国大众传播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以反对中国的封建主义，它本质上不同于五四运动。客观地说，16～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用基于理性的人权反对封建神权，用民主反对专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引导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发达社会的思想基础。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这种崇尚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的启蒙思想，逐步传到中国，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国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企图引进西方民主来替代中国的封建专制，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辛亥革命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反思辛亥革命未能真正改造中国社会的原因，认识到仅仅从器物文明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都是治标不治本，应当从思想文化上全面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以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将中国建设成西方式国家。以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为代表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以1915年《青年》（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作为开端的标志，其主旨是引进西方以个人自由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启蒙文化，反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辞中，倡导用“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条主张来改造中国文化。后来又概括为将“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引进中国。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它主张反对封建礼教，力图用资本主义文明改造中国。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区分中国封建制度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基本上全盘否定的态度，其极端人物如钱玄同，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将所有线装书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而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尚处于十分幼稚的水平，采取全面接受的态度，甚至主张实行全盘西化。这时期的陈独秀主张：“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6]而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一些真正深谙西方文明的博学之士，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明具有的各种弊端与危害，反对崇拜和学习西方。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语言的辜鸿铭，以及翻译过众多西方名著的林琴南等人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这些人士又找不到中国新的出路，于是只是站在维护中国封建道统的立场上反对西学，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这种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高峰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所推行的“启蒙”，虽然具有唤醒国民、反对封建的进步作用，然而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终于逐渐趋于破产了，其标志正是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由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中国大地上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正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记者：有人认为陈独秀《新青年》于1915年创刊“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因而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大五四运动”的开端，您是否认可这种观点？五四运动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鲁品越：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关于五四运动的许多错误解读，正是源于将早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混淆。他们不理解，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早期新文化运动是主张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五四运动则以反帝爱国为核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二者主旨不同，绝不可混淆。此外，就最简单的学理来说，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创刊说成“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那时连五四运动的影子都没有，谁也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发生五四运动，何以“吹响五四运动的号角”？有什么理由把四年后发生的抗议西方列强的五四运动的帽子戴在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
事实与此恰恰相反。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不仅不属于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早期启蒙运动，恰恰是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反省与批判，使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阶段，从而形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折点。这才是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流的高度，对历史事实的正确理解。
1919年5月，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往西方社会，以西方启蒙思想为人类公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国家，向国人进行启蒙教育之时，却传来当头棒喝：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那些作为启蒙思想偶像的西方文明国家，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宣扬的“人类公理”，把战败国德国占有的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而是搞强权政治，欺凌作为弱国的中国，将山东交由日本并吞！这是西方文明国家对中国的出卖与背叛，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五四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当时巴黎和会还在进行过程中，青年学生还想通过游行示威来宣示意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寄希望于西方国家能够回心转意，主持公道，还我国权。然而西方国家完全无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正义的呐喊，完全拒绝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提出的正义要求，仍然坚持原先的罪恶勾当，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将其明明白白写在6月28日各战胜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上，致使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对西方的“公理正义”彻底失望，全国性罢工罢市风起云涌，五四运动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铁的事实告诉中国人民：西方启蒙思想鼓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都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西方国家并非公义的代表，而是欺凌弱国的强权政治，因此不能作为中国学习的样板。由此，中国革命的主流开始逐渐告别以西方启蒙思想为理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发生了历史性转向。正如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7]这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的最高概括。这种“历史性转折点”和“里程碑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反封建学西方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转向并扩大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全新的阶段，成为整体的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对中国社会的封建礼教，而且反对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剥削。因此，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教训了中国人民，由此将思想文化运动上升为社会政治运动。
二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以西方启蒙思想为引导的旧启蒙运动（早期新文化运动）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启蒙运动，这是启蒙运动的转变与深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率先将俄国革命介绍给中国，这就给五四运动带来的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变播下了种子。而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1919年7月25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表对华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华特权。这就使中国人在认识到西方启蒙思想的伪善的同时，鲜明地看到了代表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义性与真理性。于是从崇拜西方转向学习苏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向。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及一大批青年学生，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主张中国实行西化的旧民主主义者，逐渐相继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中出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这里需要指出，鼓吹“救亡压倒启蒙”者，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排除在“思想启蒙”范畴之外，认为这些只是纯粹的政治运动，而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只有传播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观念才是思想启蒙，由此得到“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按照这种说法，一旦思想转化成政治活动就不再是思想启蒙，那么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也就不是启蒙了，因为它与政治相结合而兴起了法国大革命运动。如此说来世界上哪有什么启蒙运动？用18世纪的个人解放观念教育中国人民当然是思想启蒙，但只是旧启蒙，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中国人民是新的思想启蒙，而且是最深刻、最伟大的启蒙，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越旧启蒙。五四运动是从旧启蒙向新启蒙转向的转折点。
三是从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转向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全民族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从此走上历史舞台，直接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五四运动之前，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发动、由政治家和军队参加的运动，还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五四运动最初也是爱国学生的运动，然而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全国各地学生纷起援助，罢课游行自北到南，直抵广州。特别是在中国无产阶级诞生地的上海，在作为先锋的青年学生动员之下，广大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发起了罢市罢工运动。于是以上海为新的起点，全中国广大民众的罢市罢工风潮又从南到北，直传天津。学生的示威运动自北向南，然后再由学生与民众相结合的罢工罢市自南向北，由此形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的宏伟历史景观。正是这种举国澎湃的爱国主义风潮，迫使北京的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彰显了全民运动的伟大力量。[8]
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向合在一起，促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逐渐转向。这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逐渐从西方启蒙思想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向。这才是五四运动的真正的历史本质。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对于五四运动的本质做出高屋建瓴的概括：“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9]
四
记者：很高兴听到了您对习近平关于五四运动作为历史转折点和里程碑意义的理解。那么，五四运动的上述转向产生了怎样的五四精神？
鲁品越：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上述转向，使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参与者发生了分化。其中的先进分子领跑或顺应历史潮流，参加了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运动，同时吸取和改造了早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反封建、反愚昧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由此产生了伟大的五四精神。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其主要内容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发起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欺凌与出卖，由此导致了进步青年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由此形成的五四精神，必然不再是西方18世纪的启蒙主义精神，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西方启蒙思想中的反对封建、反对神权的合理成分——科学与民主思想被吸收到这个革命精神之中，并且得到了作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改造。五四运动之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因此而不断获得新的含义。首先，追求科学真理成为中华民族追求自身富强的手段而被中国人民所尊崇，而那种以不变的形而上学理性为标准的旧科学精神，则逐渐被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新科学精神所取代。其次，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则是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需，而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建立民主政治的目的，不是像启蒙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实现所谓的抽象永恒的正义，因为这些只是被事实所戳穿的神话。这种“民主神话”不仅被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现实所戳穿，而且也被西方社会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所戳穿，同时也被中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后果所推翻。因此，西方民主思想，经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运动，逐步地批判地吸收与改造，而成为新民主思想，其目标一是反对丧权辱国的封建独裁统治，建立为人民谋幸福的民主政府；二是为了反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从封建秩序的压迫下的解放。正如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10]
当然，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跑者，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仍然坚持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他们以实现个人自由为核心，而不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其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把中国现代思想分为两期，一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具有反个人主义的倾向。[11]晚年的胡适在回顾五四运动时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12]这种以个人自由为核心，而不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潮，是五四运动的支流与逆流，而不是主流，这是胡适自己也承认的。现在有些人将它作为五四精神，是何等的违背历史本身！
记者：您的分析十分透彻。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和总结五四精神，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鲁品越：如前所述，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其意义不仅是正确理解历史，更是正确地看待今天和未来。违背历史事实的判断，必然导致对当今道路选择的失误。如果把五四运动理解为“救亡压倒启蒙”，就会认为改革开放是对历史上曾被“压倒”的启蒙的补课，因而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来改造中国。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曾经秉持这样的理念来改造苏联，结果不到几年的工夫，苏联就走上解体亡国之路。中国如果步苏联的后尘，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五四运动的真实历史本质，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意志。五四运动的本质不是用救亡暂时“压倒”了“启蒙”，而是对西方式“启蒙”本身的反省与批判，由此将反对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改造和扩张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因此，改革开放绝不可能回到旧的“启蒙”思想，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文明的优点与缺陷进行更深层次的反省与批判，沿着爱国主义道路前进。因此，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是爱国主义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为此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价值观念渗透对我国的危害性。
新时代的青年学生要承担起实现强国梦的伟大历史责任，为此砥砺奋斗，终生不渝。以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将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今天，“爱国”精神集中体现在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进步”精神集中体现于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甘人后，力争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创新精神。“民主”精神表现为深切认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坚定地建设好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工作的目标。“科学”精神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坚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好练就过硬本领。这才是对五四运动的本质与五四精神的正确解读，它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引导当代中国人民砥砺奋进。
[1]马秋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3]陈亚杰：《评关于救亡与启蒙的五种论说》，《理论学刊》2005年第5期。
[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399页。
[5]本段引文及观点引述均参见秦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上）》，《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
[6]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3号。
[7]《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8]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211页。
[9]《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10]《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1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257页。
[12]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收于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