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的传统文化扬弃观[1]
陆信礼 刘静[2]
【摘要】在“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思想体系中，张岱年全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问题。他以唯物辩证法为理据，揭示文化的内在矛盾性和文化发展的辩证性，强调文化扬弃必须以承认文化的可分性为前提，提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扬弃标准；进而据此对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诸多欠缺的消极文化因素做了分析总结，形成在当时独树一帜又系统深刻的传统文化扬弃观。张岱年的这些创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扬弃和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启示，堪称一笔温故而知新的宝贵学术遗产。
【关键词】张岱年；文化扬弃观；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化讨论中，有两派极端对立的学说：一派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另一派是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优越论”。两派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应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则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明，主张全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张岱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代表之一，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认同。在他看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正确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继承发扬其积极方面，克服消除其消极方面。这是张岱年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或扬弃问题的基本主张，也是他的文化扬弃观的集中概括。对传统文化的扬弃问题，张岱年在理论上颇有建树，在实践方面也做出诸多探索，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
一 文化扬弃观的理据、前提及标准
要开展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或扬弃工作，必须先在理论上做充分准备。就文化扬弃的理论来说，张岱年一生进行过深入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文化扬弃的理论根据（“理据”）是什么？开展文化扬弃工作的前提和标准是什么？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独具特色的。
（一）文化扬弃观的理据
张岱年先生之所以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问题。长期以来，张岱年始终认为唯物辩证法（或者说“对理法”[3]）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他曾指出：“文化是最复赜的现象，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对待，才能妥善地处理。”[4]又说：“唯用‘对理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5]在20世纪90年代初，张岱年又说：“如何正确对待祖国民族文化遗产？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考察分析中国文化遗产。”[6]张岱年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的合理性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揭示了文化的内在矛盾性。张岱年认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同样包含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健康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和不好的、病态的、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这两种成分互相排斥、互相融合，相激相荡，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种文化内部的对立倾向，就是列宁讲的民族文化中的“两种文化”，[7]即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与保守的、反动的文化。张岱年认为，这种文化的内在矛盾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体现，从精神态度角度说就是“刚健”与“柔静”的对立：前者是积极的，主张自强不息，生生日新，宰制自然；后者是消极的，主张谦卑自守，因循无为，顺应自然。在他看来，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都有所认识，才不会出现对待文化问题的盲目性，造成以偏概全、顾此失彼。
第二，指出了文化发展的辩证性。张岱年提出，“辩证”（或者说“对理”）方法包含“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否定之否定作为事物发展的第三阶段，对之前的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实非仅消灭之而已，乃更容纳之，然又非依其本来面目而容纳之，乃加以改变使之更新而后容纳之。”[8]也就是说，新事物在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中，一方面否定了旧事物，另一方面又保持并发扬旧事物中的好的东西。对于新旧事物的这种更替关系，黑格尔称之为“奥伏赫变”（德文Aufheben），中文译文为“扬弃”，张岱年还将其译为“遏扬”[9]“拔夺”[10]。他以哲学为例，指出：“辩证法对于任何哲学学说，都不是片面地加以排斥，而是容纳其中正确的部分。不唯容纳之，且提高之。对于任何哲学，都是且扬举且抛弃，且擢拔且摈除，且吸纳且扫荡。”[11]
（二）文化扬弃观的前提和标准
第一，文化扬弃观的前提：承认文化的可分性。发展新文化须扬弃旧文化，即在否定旧文化中不好的东西的同时，保持、发展旧文化中好的东西。这显然已对旧文化进行了分析，即将旧文化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在张岱年看来，承认文化的可分性，是开展文化扬弃工作的前提。他指出：“必须肯定了文化体系的可分性，才能讲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12]该观点与当时的全盘西化派坚持的文化不可分观点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沈昌晔的西化派学者批评张岱年的文化观点时指出：“张先生没有注意到文化的不可分性”。[13]事实上，所谓文化不可分的观点是全盘西化论者的基本前提。因为只有承认文化具有整体的不可分性，才可以提出用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该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陈序经当时也曾提出：“文化是完全的整个，没能分解的。”[14]
对于东西文化，张岱年“都持分别观”，不承认“文化的不可分性”。在他看来，文化作为有机体，并不是“生命的整个”，或者说“活的有生命的整体”，而是“复杂结构的整个”，“我们随取其哪部分都可以，都是无害的。”因此，“文化并无不可分性，而是可析取的。文化各要素，并非都有不可解的必然联系。”[15]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他更指出：“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中去的。”[16]
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内容，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文化的可析取性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讨论中，张岱年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角度对文化的可析取性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提出：“从文化发展上看，文化之可析取，更为显然。如社会主义文化要否定资本主义文化，然而于资本主义文化亦非无所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之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要选择的承受的。”[17]又说：“文化变迁之原动力何在耶？曰在于生产事业之变迁……人类之产业，或为牧畜，或为农业，或为工业。牧畜时代之人民，可谓尚无文化。而农业时代之文化，可谓为农业文化。工业时代之文化，可谓为工业文化。”[18]在张岱年看来，社会进步会带来文化发展，文化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总体性否定，同时也包含新文化对旧文化中合理因素的继承和保留。因此，文化发展本就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析取或选择。
第二，文化扬弃观的标准：科学性与进步性的统一。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哲学家冯友兰从哲学遗产继承的角度提出：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可以继承，具体意义不可以继承。该观点是冯友兰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提出的，当时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而受到很多论者的批评。张岱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观点确实存在错误，但其错误并不在于主张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而在于把这种区分看作继承的主要方法，没有把区分精华和糟粕看作扬弃的主要方法。但是，如何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呢？有没有可作为扬弃依据的统一标准呢？张岱年认为有两条尺度或标准：其一为“真理尺度”，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或者说是否具有“科学性”；其二为“价值尺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是否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或者说是否具有“进步性”。
张岱年认为，文化扬弃的两条标准或尺度是统一的，因为符合客观实际的文化成果必然能促进社会发展。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张岱年“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综合创新的大原则。”[19]张岱年还借用毛泽东关于认识论中的辩证法的经典论述，将文化扬弃的标准概括为八字方针，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20]他讲：“新时代的文化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继承的过程中创建起来。”[21]这其中的“去粗取精”，指的就是文化扬弃中的价值尺度——“进步性”标准；“去伪存真”，指的就是文化扬弃中真理尺度——“科学性”标准。张岱年提出的这八字的文化扬弃方针，和他整个“综合创新”文化观一样，代表了学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基本立场。有学者提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准确界定，是正确传承和弘扬的认识前提。”[22]
二 扬弃之“扬”：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
张岱年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23]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依据，如果丧失了文化的优秀传统，也就丧失了民族自立的根基。”[24]因此，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张岱年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成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示了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意义
第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提供内在根据。张岱年认为，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并不是完全“断裂”，而是在对旧文化进行否定的同时还有所继承，其中有否定性，也有累积性（继承性），或者说有变革性，也有连续性，是变革性（变）与连续性（常）的统一。在张岱年看来，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重要表现之一。他以西方近代文化为例，认为虽然在具体表现上大异于往昔，但作为其序幕的文艺复兴运动却是以回归古希腊的思想学术传统的面目呈现的。这说明新旧文化之间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贡献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基础，如果完全否定这个基础，那就失去民族的独立性，只能在世界文化的冲击中成为别的民族的附庸。他提出，在继承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方面，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我们做出了模范，[25]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待既有文化的科学态度。
第二，可以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思想基础。一个充满希望、有光辉前途的民族，必然是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发扬且具有高度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在张岱年看来，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密切相关，二者的关联就在于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前提：必须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了解。他以爱国主义为例，提出：“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一是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如果没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爱国主义激情是无从产生的。而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根源在于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了解自己民族确有可爱之处。只有了解祖国的可爱之处，才能激起爱国的热情。”[26]因此，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树立民族自尊心的依据，也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20世纪80年代，反传统思潮流行，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染上了民族自卑感，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有极端论者甘愿当外国殖民地的顺民。对此错误思想，张岱年多次进行批判，并反复强调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意义。
（二）阐扬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精神
张岱年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弘扬，突出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阐扬上。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指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也可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岱年认为，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广泛影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领会，对广大人民起了熏陶作用；二是具有激励进步、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他提出，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如法国的“法兰西精神”，德国的“日耳曼精神”，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美国的“美利坚精神”……在中国，当然有“中华精神”。张岱年认为，“中华精神”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主要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的意思是说，要永远奋发向上，永不止息，永远自强，不被环境所屈服，积极奋斗。这体现的是“刚健自强”的“进取精神”（或“拼搏精神”“奋斗精神”）。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就个人生活来说，强调人格独立和努力向上。在坚持人格独立方面，孔子曾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还赞扬伯夷和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孟子这样表彰过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在努力向上方面，孔子自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其二，就政治生活来说，一方面表现为中华民族反抗剥削和压迫，对恶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抗争、直到胜利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华民族坚持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绝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精神。
“厚德载物”的意思是说，要有大地一样的博大胸怀，能以宽厚态度包容不同事物。这表现的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所谓“和”，即“和谐”，兼容不同的意见又归于一致，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就个人生活来说，是指对不同人都采取包容态度，宽厚待人，团结群众。就民族生活来说，“和”的观念更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精神基础。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不同宗教彼此相容、并存相处。中国人虽以儒学为正统思想，但对其他教派却能够宽容，甚至出现一个人同时信不同教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各教派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力冲突。这使得各族之间，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依然能够相互团结。其二，中国向来主张国与国之间应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反对扩张主义，对外基本采取防御的政策，长城便是其象征。在张岱年看来，以和为贵的观念正是中华民族坚强凝聚力的思想基础，虽然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战争，但由于“以和为贵”观念的作用，仍能消弭战乱达到相对的治平。
（三）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的发掘
张岱年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传统哲学，因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也主要是从哲学角度着手的。他指出：“中国哲学中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传统，有一个内容丰富的辩证思维传统，更有肯定人生价值的人本思想传统。”[27]这就是他发掘出的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传统。张岱年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唯物论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28]他认为，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到明清时期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在研究宋明道学的过程中，张岱年从本体论角度将该时期哲学创造性地分作“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派，凸显了该时期唯物论哲学——“气本论”的地位。在张岱年看来，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与无神论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如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等著作，都是批判宗教有神论的光辉文献。另外，中国古代的唯物论者大都怀有崇高的道德理想，而且他们都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些理想。他还认为，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学者，都对鬼神持存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不以对上帝、神的信仰作为道德的根据，这就割断了道德与宗教的联系，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因此，受儒家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意识一般比较淡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带有鲜明无神论色彩的、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
第二，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富于辩证思维。中国的辩证思维，渊源于《周易》，发展于《老子》《易传》，到张载、王夫之时期更有进一步的推阐，形成了一个辩证思维的传统。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观点，表现出深邃的智慧，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值得研究也是最应该加以扬弃的部分。张岱年认为，中国辩证思维的主要内容是整体观点和对立统一观点。中国古代先哲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息息相关，其中充满了变化，其源泉就是对立统一。在他看来，强调对立统一，即认为对立面既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是中西方辩证法思想的共同点；但是，中西方辩证法思想又有不同，西方辩证法思想比较强调斗争，中国辩证法思想则比较强调和谐。他还认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是一种包含丰富内容的发展观，其中的很多命题如“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反相成”“一物两体”“物极必反”等是反映客观实际的真理，在今天都是需要很好发扬的。
第三，中国古代哲学的人本思想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一些激烈的“反传统”论者提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贬低人的尊严、否认独立人格的看法。对这种违背历史实际的肤浅观点，张岱年做了有力的批评和回应。他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本来就是重视人格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其典型表现就是关于人生价值的学说。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主流的儒家为例，就特别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格尊严。相传孔子讲过“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的话，陆九渊声称：“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在儒家学者看来，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来自其内在的道德自觉性。这种自觉就是对于人与动物不同特点的认识，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荀子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荀子·非相篇》）。因此，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做人，研究“为人之道”，认为研究“为人之道”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自觉，实现人的价值。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这种重视人生价值的思想，可以称为古代的人本主义思想。
张岱年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论述还有很多，以上所举不过其荦荦大者，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来说，他还阐述过“天道生生”“天人合一”等深湛观点，另外如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中国古代医学、绘画、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独特成就，他也有所论列。需要指出的是，张岱年作为学界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代表，不仅注重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更强调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性思维，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他指出：“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文化的发展不能仅仅重复久已流传的真理，必须更向前进，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真理，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必须作出新的创造，突破前人的局限。”[29]张岱年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超越是相辅相成的，批判继承是超越的基础性步骤，没有批判继承，所谓超越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超越构成批判继承的目标指向，不能实现超越，所谓批判继承便毫无意义。”[30]
三 扬弃之“弃”：批评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31]张岱年也曾指出：“对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应有一个清醒的自觉，这是文化进步的前提。”[32]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必须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才能前进和发展。张岱年一方面很重视认识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认为这是保持高度民族自信心的前提。同时他又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缺欠，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惟有认识了自己的缺点，才能舍旧取新，大步前进”。[33]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张岱年十分赞同“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欠缺有两个：一是没有发明实验科学，二是没有完整的民主理论。此外，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缺欠，就是关于法治的思想理论不够完备。这一点与中国没有完整的民主理论的欠缺密切相关。在他看来，造成这些欠缺的最重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君主专制主义对于学术思想的严酷压制；二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的严重偏失。他还对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欠缺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
（一）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实证科学的原因
张岱年认为，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古代虽然也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并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没有产生像西方的哥白尼、培根、伽利略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在他看来，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一方面，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一直坚持重农抑商的思想，这很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中国工业极不发达，缺少近代科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与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相配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是遏制中国科学发展的最严重阻力。就中国历史来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再到清代大兴文字狱，文化专制主义逐步加强。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以“圣经贤传”压抑人们的思想，以“八股取士”政策控制知识分子，致使自由思想难以发展，严重压制了文化发展的生机，科学也难以再取得更大进展。张岱年反复强调百家争鸣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刻反思两千多年来独尊儒术政策的不足，认为该政策造成了重视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墨家的中绝，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另外，他还认为文化专制主义在清代中期还限制了中外文化交流，也是不利于中国科学发展的。[34]
张岱年认为，中国实证科学不发达，还有思维方式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长于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而缺乏分析思维。中国的辩证思维，重视整体、重视关联，这是其优长方面，但由此也造成了一种偏向，即大多数中国人都惯于笼统思维，对所研究问题，往往作全称判断，而不进行分析研究。另外，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直觉，比如儒家、道家都讲直觉，这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抽象思维，最终陷入了直觉神秘主义。这对科学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张岱年结合恩格斯的相关论述，认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其所用的分析的研究方法有直接关系，虽然这种方法在后来导致了偏颇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是分析思维方法对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35]其次，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很不重视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轻视对于客观世界的实际探索，也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最后，中国传统思想在价值观上存在明显的近效取向和实用观点。张岱年指出：“中国学术向来注重人伦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表现为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之原因之一。”[36]
（二）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原因
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古代确有民主思想的萌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子产不毁“乡校”就体现了一种民主作风，孟子宣扬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宋元之际的邓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的初步的民主思想等。但是，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没产生很大影响，之后也没有据此建立起民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家长制。从根本上说，中国缺少民主传统的情况与中国没有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相关。另外，它与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也有密切关系。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虽然没有像法家那样宣扬君主专制，但还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其中，最能体现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是“三纲”观念。当然，此观念也并非孔孟思想中所有，而是由汉儒提出的。就其内容来说，“君为臣纲”否定了臣对于君的平等人格，“父为子纲”否定了子对于父的平等人格，“夫为妻纲”否定了妻对于夫的平等人格。在“三纲”观念的束缚和笼罩下，臣、子、妻的独立人格受到极大压抑，广大人民的个人自由被剥夺了。民主与等级制是不相容的。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消除了等级制度才逐步实现的。就中国的“三纲”观念来说，虽然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受到激烈批判，但其流毒至今仍未肃清，还在危害中国社会的发展。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家族本位传统对个人权益重视不够，这也不利于民主的发展，是一项严重的缺陷。
与缺乏民主传统的缺陷相关，中国传统社会还缺乏法治传统。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依法治国的思想，但是真正的法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造成此缺陷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官僚政治遗风与民主法制的矛盾。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养成了诸如独断专行、以权谋私、因情枉法、特权思想等根深蒂固的腐朽作风，另外加上中国几千年的等级制度的严重影响，“尊尊”“亲亲”成为牢固的积习，使得法制难以顺利进行。二是中国古代没有建立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儒家讲“德治”却不重“法治”，法家强调依法治国但完全排斥道德文教。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并无矛盾的。孟子虽然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正确观点，但他并没有就法治作详细说明。因此，张岱年指出：“在今天，正确理解法治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建立完备的法制，同时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道德，这都是当务之急。”[37]
在张岱年所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中，还有被称作“国民积习”的内容。“国民积习”是张岱年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五四”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要改造的“国民性”，诸如愚昧、落后、盲从、奴性等造成中国落后的中国人民的“劣根性”。在张岱年看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些落后表现自属必要，但它们并非民族的“根性”或“遗传性”，而是世代养成的落后习惯，是“后得性”，可称为“国民积习”。这些积习是由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以及君主专制的压迫造成的，具体表现是：“一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观念，没有效率观念，等等。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之下形成的不良习惯，例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亲朋之间拉关系的风气；尊官，敬畏官长的风气；家长作风，家长独断一切的风气，等等。”[38]张岱年认为，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这些落后的习性是可以改变的。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不足取的，批判继承的扬弃态度才是唯一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历来重视传统文化的扬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的正确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39]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舍弃其中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另一方面，结合时代条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张岱年关于传统文化扬弃的系列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科学态度的重要论述在思想上是高度一致的，对于指导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关于文化扬弃的思想原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Traditional Culture Sublation View of Zhang Dainian
LU Xinli，LIU Jing
Abstract：In the thought of“The Culture Concept of Synthetic Innovation”，Zhang Dainian made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sublating probl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Based 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he reveale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ulture and the dialectic of cultural development，emphasized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sublation was to recognize the separability of culture，and proposed the standard of culture sublation was to“discard the dross and select the essential”.Hereby，he analyse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negative cultural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eficienc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t the same time，a unique and profound view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blation was formed.The original idea of Zhang Dainian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metho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lture sub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o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valuable academic heritage.
Keywords：Zhang Dainian；Traditional Culture Sublation View；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The Deficienc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传统文化扬弃研究”（MYYCX201506）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个案研究”（16XZX007）阶段性成果之一。
[2]陆信礼，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静，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3]“对理法”是张岱年先生对英文“Dialectic Method”的中译，现在一般译为“辩证法”，张先生也曾将其译为“对演法”“反综法”等，他个人比较认同“对理法”，但因“辩证法”已为人们所习用，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很少用“对理法”的译称了。
[4]《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157页。
[5]《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48～249页。
[6]《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196页。
[7]“两种文化”的概念，是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提出的。列宁讲：“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诃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44～345页。
[8]《张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36页。
[9]张岱年指出：“此种关系，黑格尔谓之‘奥伏赫变’。此有三方面：破灭、容纳、昂扬。普通译为扬弃，亦可译为遏扬。《易传》‘遏恶扬善’，合遏扬为一词，正合奥伏赫变之义。”参见《张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36页。
[10]张岱年讲：“德文Aufheben译为‘拔夺’较恰，‘拔’有擢取、荡除二义，‘夺’者裁定去取之谓，‘拔夺’二字正合德字原旨。”参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52～253页。
[11]《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92～93页。
[12]《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89页。
[13]《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53页。
[14]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黄山书社，2008，第384页。
[15]《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50页。
[16]《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44页。
[17]《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50页。
[18]《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341～342页。
[19]李景源：《文化体用观与综合创新论》，参见刘鄂培、衷尔钜编《张岱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339页。
[20]“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说法来自毛泽东的《实践论》，其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91页。
[21]《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314页。对于这八字方针，张岱年在其他文章中也有所阐述。在1985年8月24日庐山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他曾提出：“对于历史遗产进行分析鉴别，区分精粗优劣，将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参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91页。在1990年12月9日撰写的《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中，他提出：“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努力研究传统文化，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取精去粗，去伪存真，这样才能真正创建中国新文化。”参见《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85页。在《漫谈国学》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研究国学，要运用分析的方法，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参见《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21页。
[22]迟成勇、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东方论坛》2018年第6期。
[23]《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119页。
[24]张岱年：《晚思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125页。
[25]对于马、恩继承传统优秀思想的情况，张岱年概括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指的是同反映私有制要求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不是否定一切传统思想。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并以它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传统而感到骄傲。”参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19页。列宁也十分注重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张先生常引用他在《共青团的任务》中说的两段话：“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48页。
[26]《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425～426页。
[27]《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55页。
[28]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着重讲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对于宋代以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的唯物论学说特加表扬”，参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90页；1954年在《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1956年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小册《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都于1957年出版；1994年5月，所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9]《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37页。
[30]《邵汉明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第67页。
[31]《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22页。
[32]《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443页。
[33]《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158页。
[34]张岱年在与其弟子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论争》一书中讲道：“从古代到近代，技术的发展并不需要知识分子参与，但是，科学特别是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然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主义却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科学隔绝开来。这也是中国未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具体表现，该书总结了五点，分别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具体措施——学官制度；封建国家对儒家“道统说”的官方支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文字狱；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35～238页。
[35]张岱年讲：“中国古典哲学富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运用整体观点、过程观点来观察事物，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重视不够。西方16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丰硕的成就，乃是运用分析、实验方法的结果。”他还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自然科学的话：“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他由此提出：“恩格斯主张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代替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但也承认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所谓用静止的孤立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乃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并不一定切当。我认为这种方法在实质上是分析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参见《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49页。在《中国文化与辩证思维》一文中，张岱年还引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两书中的论述，说明了分解的研究方法对于15世纪以来欧洲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且指出：“在15世纪的中国，分解研究的方法没有兴起。15世纪的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科学。”参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2页。
[36]《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387页。
[37]《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518页。
[38]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44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6、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