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黎初朝代碑文概略

（一）黎初朝代

蓝山起义胜利之后，领袖黎利于1428年称帝，取年号顺天，正式建立黎家王朝。至1527年，黎家衰亡并被莫家代替。黎初朝代存在时间是1428年至1527年。黎初朝代存在一个世纪，主要是在15世纪。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黎初朝代是越南历代最兴盛的封建朝代之一。

即位之后，黎利着手恢复国家秩序，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政权机构。1471年，黎圣宗改革行政系统，废除宰相职位，实行君主集权，使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至顶峰，故黎初朝代政权被命名为集权中央政权。同时，儒教地位提高，被看作国教。京都文庙国子监扩大规模，刻立进士题名碑。此处既是儒学尊崇的地方，又是儒教科举、组织学习的地方。蓝京区域是黎家的发迹地，黎家皇族与黎帝的寺庙和陵墓于此建造，故该地存有黎初朝代王朝的印迹及皇家碑文。

（二）黎初朝代碑文的收集状况

黎初的一些碑文已被搜集、拓录或抄写，现藏在汉喃研究院的书库中。在这些拓片基础上，结合田野搜寻，我们已收集到70份拓片。蓝京地区是黎家的发迹地，亦是黎家皇族及功臣的寺庙陵墓所在地，此处有大批陵墓碑刻，碑文内容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主。另在河内文庙，黎代开始建立进士题名碑。二者是黎初碑刻的两个重要中心。

皇家陵墓碑的典型有：大越蓝山永陵碑，立于顺天六年（1432）；大越蓝山祐陵碑，立于大宝三年（1442）；大越蓝山昭陵碑，立于景统元年（1498）；坤元至德之碑，立于景统元年（1498）；大越蓝山裕陵碑，立于景统七年（1504）；大越肃宗若皇帝敬陵碑，立于端庆元年（1509）；大越唐王神道碑，立于洪德二十三年（1493）；等等。功臣碑文通常建立在社村寺庙和祠堂中，典型有：东山县东宁社阮摘庙的国朝佐命功臣之碑，立于太和八年（1449）；寿春县春蓝社黎抄寺庙的皇越开国功臣碑，立于光顺三年（1462）；安定县定海社郑公旦寺庙的赠舒郡公神道碑，立于洪德二十八年（1497）；寿延社群来村的大越开国庆郡公碑，立于洪德年间（1470～1497）；等等。这些也是神道碑，因为它们多位于陵墓前。

黎初朝代还有另外一个碑刻中心，即河内文庙进士题名碑群。越南进士题名碑之缘起是受中国进士题名碑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自唐朝（618～907）就有各进士考场的碑刻，开始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后来是在北京文庙。在越南，黎初朝代的黎圣宗（1460～1497年在位）于1484年第一次下令在文庙国子监刻录黎太宗（1434～1442年在位）时考中进士的花名，黎显宗（1740～1786年在位）于1780年命令立最后一通题名碑，以记录1779年考中的进士，总数共82块。黎圣宗立进士题名碑的目的在于表扬科举考试成功者，这一主张被以后的皇帝所继承并受到地方官员的拥护，形成全国进士题名碑系统。黎初朝代的进士题名碑刻现存12块，最早的是刻于洪德十五年（1484）的进士题名碑，最晚的是刻于光绍六年（1521）的进士题名碑。

这些是黎初的代表性碑刻，已得到收集和研究。其中，大多数碑文采用题记文章的形式来记录有关人物的事件。文章蓄积，文辞庄雅又形象丰富，在这里各种文学典故常被采用。蓝山永陵碑、大越蓝山昭陵碑、大越蓝山祐陵碑、坤元至德之碑等所刻碑文，均是叙事文章风格的典范。同编者或润色这些碑文者均是名儒，如阮廌、申仁忠、潭文礼、阮仁帖、程志森、阮冲确、阮宝。其他碑文的编者亦是当时的文豪，如状元阮直、状元梁世荣、申仁忠和杜闰均是黎圣宗帝的骚坛诗会的副元帅^[3]。

有关进士题名碑，其目的是强调儒教对社会文化、政治的重要性，称赞君主集权制度并歌颂皇帝的功德。这明显表现在各碑文的内容中。越南君主集权政府非常重视人才，视其为国家之元气、国家兴衰之源泉，如刻于1484年的《大宝三年壬戌科进士题名记》写道：“贤材，国家之元气。元气盛，则国势强以隆；元气馁，则国势弱以污。是以圣帝明王，莫不以育材取士、培植元气为先务也。盖士之关系于国家如此其重，故崇尚之意，殆无终穷。既宠之以科名，又隆之爵秩，恩至溥也，犹以为未足。又标诸雁塔之题载，褒以龙虎之号。”杜润于1484年刻的《太和六年戊辰科进士题名碑记》也就此问题提出其见解：“帝王正治之大莫重于人才，国家制度之详必待夫后圣，盖为治而不本于人才，制作而不资夫后圣，皆苟焉耳乌，从致治效风化之隆，文物典章之备哉。”由此可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等对任何朝代都是首要任务。这就是黎初朝代的文庙进士题名碑刻所反映的内容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