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现状
在对《启颜录》进行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将《启颜录》留存至今的内容尽量辑佚完整。对《启颜录》的整理工作，前人已做很多，在下文会有详述。因笔者期待研究可以更深一步，故在前人对《启颜录》整理的基础上，以封存于敦煌藏经洞中的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为主要依据，同时对其他各文献典籍中收录的《启颜录》内容进行搜罗和整理，以此辑录成《〈启颜录〉各则内容版本源流及其类型分析》，见下册内容。笔者现将有关《启颜录》的整理和研究现状叙述如下。
（一）对《启颜录》的整理
今人对《启颜录》的整理，最先始于王利器，在其1956年出版的《历代笑话集》之《启颜录》中，根据“敦煌卷子本”[1]、“明谈恺刻《太平广记》”、“明刊《类说》卷十四”、“明吴永辑《续百川学海》广[2]集”、“明万历甲寅（1614）陈禹谟辑《唐[3]滑稽》卷二十二”和“明刊本许自昌《捧腹编》”六种本子，对《启颜录》进行辑录和整理。在《历代笑话集》的目录中，《启颜录》有六个条目，分别是：“敦煌卷子本三十六则，《太平广记》引二十五则，《类说》本十则，《续百川学海》本九则，《广滑稽》本二十一则，《捧腹编》本一则”。[4]该目录中所录书目和后面实际收录的《启颜录》数目，有不符之处，如对“敦煌卷子本……全录”[5]，但敦煌卷子S.610是四十则，非“三十六则”；从“《太平广记》辑出者共二十五则”，而其实际收录的内容却是二十六则。其“《捧腹编》一则”《典琴》内容基本同“《续百川学海》……今省并重复得九则”中的一则《王元景》，如按其“省并重复”原则的话，可以删除两种中的一则。其收录的各书中所载《启颜录》的内容数目与原书中实际所载内容的数目稍有出入，因各书的分则标准不一致，在遵从原书分则标准的情况下，陈禹谟辑《广滑稽》卷二十二中所载《启颜录》共是五十二则，而《历代笑话集》中认为“《广滑稽》卷二十二所载，原共四十五则”；明吴永编《续百川学海》庚集中所载《启颜录》共十一则，而《历代笑话集》中认为“《续百川学海》广集载十则”。关于《历代笑话集》之《启颜录》各则笑话的命名，王利器在辑录时依据其整理的原书中的命名情况，如原书中未命名的，仅录内容，不对其进行命名；如原书中有命名的，照录其名和内容。
其后是曹林娣和李泉于1990年出版的古代笑话专集《〈启颜录〉辑注》（亦称“辑注本《启颜录》”）。从其“前言”中的介绍可知，其辑录的《启颜录》内容是从“唐敦煌写本残卷”“北宋《太平广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南宋曾慥辑《类说》明刊本”三个本子中辑录，并从“元末陶宗仪辑《说郛》宛委山堂本”“明陈禹谟辑《广滑稽》万历甲寅（1614）本”“明许自昌辑《捧腹编》万历己未（1619）本”“明吴永辑《续百川学海》本”“王利器辑《历代笑话集》”的“后世旧辑本”中进行参校，但诸如“元末陶宗仪辑《说郛》宛委山堂本”“明陈禹谟辑《广滑稽》万历甲寅本”“明许自昌《捧腹编》万历己未（1619）本”“明吴永辑《续百川学海》本”等参考用书的书名和版本等信息，并未出现在其书后的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中。其对敦煌卷子S.610的整理内容，在文字的采录以及标点的点注方面，基本同王利器的《历代笑话集》中对S.610的整理结果，只是在王利器整理结果的基础上，加入了辑注者的“按”和“校注”两个方面。《〈启颜录〉辑注》中对辑录的《启颜录》各则的命名原则是“按则标目外，又加标细目”[6]，但各则细目仅在书的“目录”中可见，在正文的各则内容之前未见。
之后1999年出版的《中华谐谑十大奇书》之（二）《启颜录》（以下简称“奇（二）本《启颜录》”），从其“前言”对《启颜录》简介的失误一同《历代笑话集》中对《启颜录》简介的失误，如将“庚集”作“广集”、将“《广滑稽》”作“《唐滑稽》”[7]等，再加上书中对敦煌卷子S.610等书的整理和对《启颜录》各则的命名情况来看，其只是将王利器《历代笑话集》中辑录的《启颜录》的内容，一一抽离，单独成册。在抽离的同时，将《历代笑话集》中的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但在转换过程中，有舛误之处。
陈尚君于2000年“参今人王利器及曹林娣、李泉两种辑本，重新辑录校点”的《启颜录》，“分为两卷，以敦煌本为上卷，以《太平广记》等书所引为下卷”[8]，收录在《中华野史》中。
董志翘于2014年出版的《〈启颜录〉笺注》，认为“存世的《启颜录》残本或收录遗文者有八种”：“敦煌写本”“宋初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南宋曾慥编《类说》卷十四”“明代陈禹谟《广滑稽》卷二二”“许自昌《捧腹编》卷六”“吴永辑《续百川学海》庚集”“陶珽重编宛委山堂本《说郛》”“清末民初吴曾祺编《旧小说》乙集”；另，“清代王仁俊辑《经籍佚文》中也收录了一则‘路励行’”；且“王利器先生汇辑六种本子的部分笑话编入《历代笑话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9]。
专注于对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的整理，见郝春文在《历代笑话集》等的基础上，于2003年出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中对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进行的释录。[10]张涌泉在《历代笑话集》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的基础上，于2010年出版《敦煌小说合集》中对敦煌卷子S.610作的“题解”，对其全文的“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类共计四十则进行录入和整理，并一一给予“校注”[11]。
（二）对《启颜录》的研究
有对《启颜录》进行总体研究的；有专门对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进行研究的；有对《启颜录》的辑注本进行研究的；有以《启颜录》为据的研究；有将《启颜录》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的研究；也有在研究其他内容时，兼涉《启颜录》的研究，等等。
1.对《启颜录》的总体研究
对《启颜录》进行总体研究的，有曹林娣的《〈启颜录〉及其遗文》[12]，张继红的《浅论〈启颜录〉》[13]，朱瑶的《〈启颜录〉研究》[14]和《〈启颜录〉成书考》[15]，马培洁的《〈启颜录〉版本流传考述》[16]。
《〈启颜录〉及其遗文》由《启颜录》追溯“笑话”文学诞生的渊源历程，从经籍记载、版本流传和侯白本传，以及“尺八”等一些特定的名物对《启颜录》的作者和成书时间进行考订，对其内容取材所涉及的政治性、真实性，尤其是谙熟佛经的情况予以论述。[17]
《浅论〈启颜录〉》对《启颜录》的版本和作者进行考证，对其不同于《笑林》的称谓、笑话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因素，以及其“倾向于文人化”[18]的文字特点，予以总体论述。
《〈启颜录〉研究》分别“从《启颜录》的流传版本和后世辑录、其文学价值、其所体现的社会习尚，尤其对敦煌本《启颜录》给予重点研究”。通过对《启颜录》的“编写者、成书时代、原本体例、版本源流等问题进行考证”，对笑话文学的特点进行阐释，并对其所反映的“隋唐间口语、民俗民风以及其他中古社会文化”进行梳理和论证，“理清其版本源流，基本恢复《启颜录》在中古时期的原貌；揭示此类笑话文学的特点及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阐明其中所包含的俗文化因素”[19]。《〈启颜录〉成书考》（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一并论述）因《启颜录》“作者、版本源流、成书时间等问题，鲁迅、王利器、陈祚龙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众说纷纭，然皆论述不深，考订不详”[20]，故“利用敦煌本《启颜录》的资料，结合史志、目录记载和《太平广记》引文对《启颜录》的作者、版本源流、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再考证”[21]。
《〈启颜录〉版本流传考述》将《启颜录》分为“敦煌本和《太平广记》本两个系统”，对《启颜录》的“作者、成书年代、中古时期笑话集的编纂和流传等问题”予以论述，认为《启颜录》的研究对“中古时期笑话集的编纂和流传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是中国古代笑话研究的重要文本，对于后代笑话集的编纂具有启示性意义”[22]。
2.对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的研究
对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的研究，有小林博臣的《敦煌文学口语资料——〈启颜录〉敦煌卷子本考察》[23]，张鸿勋的《谈敦煌本〈启颜录〉》[24]和《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25]（后收入其专集《敦煌俗文学研究》[26]中时，有所修改），潘灵芝的《论敦煌本〈启颜录〉中关于佛教的笑话》[27]。
《谈敦煌本〈启颜录〉》认为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是“现存年代早的一个抄本”，其对“探讨久佚之《启颜录》原本面目、作者与成书年代、内容价值诸问题，多有裨益”[28]，将其内容与《太平广记》中对《启颜录》的记载内容做对比，发现两本之内容各有优劣，肯定“敦煌本《启颜录》”对讲唱文学和《金瓶梅词话》等小说的重要影响。《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再次肯定敦煌本《启颜录》“这一古抄的发现，对长期有争议的该书撰写者、成书时代、原本体例，以至中古某些社会情状、隋唐间口语、民俗、文艺等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从敦煌本《启颜录》考察其编著者”，肯定“敦煌本《启颜录》在校勘上的价值”，认为“敦煌本文句有更多朴实活泼神情，《广记》本就有些逊色”，对“敦煌本《启颜录》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进行考证，并从“佛家讲经‘论议’到优人‘论难’”“从敦煌本《启颜录》看宋人‘说诨话’等”“一个故事的演变”三个方面论述“敦煌本《启颜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29]
《论敦煌本〈启颜录〉中关于佛教的笑话》认为敦煌本《启颜录》中“佛教的共计10则（“论难”5则、《辩捷》2则、《昏忘》1则、《嘲诮》2则），占四分之一”，对“崇佛背后的疑佛”现象给予了解析，并且对“佛教和儒学都被调侃了，但独不见道教”[30]的文本现象，从历史背景上进行分析，认为是“佛教势力较大，而道教有道士维护其政敌，所以大力打压道教”而形成这种社会现象。其实，《启颜录》中虽无有关“道教”论难方面的笑话，但是《启颜录》中有关于“道教”方面的笑话，如第9则《师公之义》中关于“师公”的笑话和《买奴变婢》中关于“师婆”的笑话。
3.针对辑注本《启颜录》的研究
针对辑注本《启颜录》的研究，有黄征的《辑注本〈启颜录〉匡补》[31]，董志翘的《辑注本〈启颜录〉词语注释商兑》[32]、《辑注本〈启颜录〉商补》[33]和《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34]。
《辑注本〈启颜录〉匡补》认为“曹林娣、李泉辑注的古代笑话专集《启颜录》”“完全照抄了王利器所辑录的《历代笑话集》中校录的敦煌本《启颜录》”，且“没有核校敦煌写本原卷真迹，甚至连该写本的原编号码都没有查出来（因为王录本只说‘敦煌卷子本’、‘以上据敦煌写本’，而没有标明S.610的卷号，所以辑注本自始至终就没能说明该卷编号出处）”，对辑注本中诸如“论难”“买奴合婢来，一个分成两”“荡荡朗朗铛铛”等“误校误注、漏校漏注（当校而失校、当注而未注）和标点不当等，现按该书页码顺序、条目顺序和校注顺序为先后匡补和商榷”，从而便于“读者覆核”。[35]后以同名论文收录于1997年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六的《敦煌语文丛说》中，但有所增补。如其对辑注本“没有核校敦煌写本原卷真迹”做出合情合理的推理：“由此可见辑注者虽然已知有敦煌本《启颜录》，但可能不懂敦煌学、不熟悉敦煌资料，或者对王录本过于迷信。”[36]同时，在论文后附录《曹林娣、李泉〈启颜录〉补校》。
《辑注本〈启颜录〉词语注释商兑》认为曹林娣和李泉辑注的古代笑话专集《启颜录》“完全照抄王利器所辑录《历代笑话集》中校录的敦煌本《启颜录》”，而“根本没有核对敦煌唐写本原卷真迹（卷号：S.610）”，虽然“黄征已撰《辑注本〈启颜录〉匡补》一文加以指正”，但“该书校点、注释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有不少为黄文尚未言及者”[37]，故“再次校核敦煌本原卷，研读录文及注释，略举该书校点、注释可商补者25条”。《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是因曹林娣、李泉辑注本《启颜录》对英藏敦煌文书中编号为S.610的写卷的“注释错误甚多”[38]，故选取其中的“论难”类的7则，“重新给予笺注”。
4.以《启颜录》为据的研究
利用《启颜录》内容做分析的研究论文有王虎的《〈启颜录〉中“豆”字考》，该论文以《太平广记》中收录“出《启颜录》”之嘲酒语中所用的“豆”字，去探求“涟水话的特殊系词”“斗”的历史来源。[39]
5.利用《启颜录》与他书做比较研究
将《启颜录》和其他作品做比较研究的论文有《中国敦煌话本小说与韩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40]《〈启颜录〉与中古时期的笑话集》[41]和《雅俗文化的两相对照——〈世说新语〉与〈启颜录〉》[42]。
《中国敦煌话本小说与韩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把《花王戒》和《启颜录》分别定位为韩国古代小说和“中国敦煌话本小说”中“世态心理和讽刺文学”的代表，认为：“从世态心理和讽刺文学的角度来看，韩国的讽刺文学始于新罗时期薛总的《花王戒》，后经高丽时期的《麴醇传》、《麴先生传》、《孔方传》等假传体文学而丰富起来的。敦煌话本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讽刺文学有《启颜录》。”[43]
《〈启颜录〉与中古时期的笑话集》中用《启颜录》与中古时期其他的笑话集进行比较，认为《启颜录》有“敦煌本和《太平广记》本两个系统版本”，且“互有异同”，“对《启颜录》作者和成书年代进行考证……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剖析，对其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古今中外幽默的纵横比较凸显其在笑话艺术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并以《启颜录》两个系统版本的流传为基点，探讨中古时期笑话集编纂流传的一般情况”，肯定“《启颜录》在文献学、通俗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美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44]。《雅俗文化的两相对照———〈世说新语〉与〈启颜录〉》中从雅俗对照的层面，将《世说新语》和《启颜录》分别定位为“文人幽默语录的集锦”和“民间笑话集中的精品”，“选择两书中的幽默笑语作为比较对象，探讨两者在语言特色、题材内容、取笑对象、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同，突出雅、俗文化的特异之处”，认为“《世说新语》个别篇章带有俗文化影响下的因子，以及《启颜录》将《世说新语》的幽默言辞作为笑话创作的素材”是“两者并非截然不同，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沟通与融汇是必然趋势”的“鲜明例证”[45]。
6.研究其他内容时兼涉《启颜录》的研究
在研究其他内容时，兼涉及《启颜录》研究的，始于鲁迅，其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的《〈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将《启颜录》作为“《世说》之流”[46]进行概述。
《〈太平广记〉析疑——看了〈古典小说论评〉以后》是从史书的角度进行考证和质疑，针对叶庆炳文中关于《启颜录》的论述发表自己的见解。
《敦煌小说研究》在其章节《敦煌志人小说叙录》（后出版时名为《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中对《启颜录》进行叙录。[47]
《〈启颜录〉：民间笑话的集大成》是《唐代幽默文学研究》（后出版时名为《唐代幽默文学论》）第三章“唐代的幽默小说”第一节，从“《启颜录》中的笑话类型”、《启颜录》“政治性笑话比较少”的特点对《启颜录》进行分析，认为“《启颜录》保存了不少民间故事，反映了隋唐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中古汉语的文献资料，又比较接近口语，可以作为研究隋唐社会习俗和中古汉语的文献资料”[48]。
《六朝笑话文学研究》认为《启颜录》“由于内容有昏忘笑话，用语较为浅显，非专载上层人士的笑语，使此部笑书有俗化的倾向”，对其“作者与版本”“内容主题与表现形式”[49]等方面予以探讨和研究。
《隋唐时代笑话书之研究》中亦对“隋唐时代之笑话书”[50]《启颜录》在著者和版本方面进行研究和综述。
二 研究创新
本书的研究创新有以下十点。
（一）重新整理《启颜录》，并梳理各则内容的版本源流
笔者将各文献典籍中收录的《启颜录》内容进行爬梳整理，整理成《〈启颜录〉各则内容版本源流》，见下册内容。在笔者整理之前，在《历代笑话集》中已经有对《启颜录》的整理，有奇（二）本《启颜录》的单行本面世，有辑注本《启颜录》和《〈启颜录〉笺注》对《启颜录》辑注和笺注。
笔者对《启颜录》进行重新整理，原因如下：1.前人整理本中给《启颜录》加注的标点符号，笔者有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需要重新加注标点符号；2. 前人的整理本中，大多是只选取了其中一个版本的内容进行整理，笔者需要的是将不同版本中的同一则内容进行反复对照、比较和研究，故笔者将各个版本中的相同内容摘出并以表格形式呈现，以备内容的对照、比较和研究所需；3.笔者从《启颜录》各则内容笑点的角度，对其进行命名，同时对《启颜录》各则内容的版本源流进行梳理。
（二）对《启颜录》各则内容进行溯源的考证
笔者对《启颜录》的各则内容进行溯源，考证结果如下：《启颜录》中源自《史记》的有第45则《始皇议苑》[51]和第46则《二世漆城》；源自《后汉书》的有第51则《韶梦周孔》；源自《三国志》的有第47则《酿具同罪》、第52则《裔辩孙权》、第53则《署潞涿君》和第54则《无犬为蜀》；源自《诸葛恪别传》的有第56则《所出同耳》和第57则《梧桐待凤》；源自《晋书》的有第65则《短尾为刁》；源自《晏子春秋》[52]的有第48则《非使狗国》、第49则《使不肖王》和第50则《水土使然》；源自《殷芸小说》[53]的有第55则《子前字父》；源自《裴启语林》[54]中的有 第63则《风起鸟集》、第112则《傍河牵船》、第113则《两猪一槽》和第114则《神锥神槌》；源自《世说新语》的有第58则《谁当卿卿》、第59则《夫子家禽》、第60则《漱石枕流》、第61则《顽民苗裔》、第62则《何敌羊酪》、第64则《驴宁胜马》和第110则《亦有丹朱》；源自前人笑话集邯郸淳《笑林》的有第139则《煮箦为笋》和第140则《羊踏菜园》。
（三）从新角度对《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过程给予论述
《启颜录》是众人编撰的结晶，非一人之力，且非一时之作。此点前人有所论述。笔者从《启颜录》的内容入手，对其中记载的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解析和阐释，以此对《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过程予以论述。
（四）对《启颜录》托名侯白的原因给予深入剖析
从史书文献中对侯白性格方面的记载和《启颜录》中对侯白内容选录的侧重点两个方面入手，对《启颜录》著者托名侯白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启颜录》首先应该是为记录侯白的言行而存在，侯白的早亡，为《启颜录》托名侯白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侯白的性格，为托名侯白提供了主观上的可能，也是托名侯白最主要的原因。
（五）将民间故事中对类型的研究引入笑话的研究
笔者将民间故事中“类型”的概念引入笑话的研究中，但分类的依据稍有不同。笔者对《启颜录》分类依据的是每则内容中的“笑点”，因为“笑点”是一则笑话生存价值的体现，是一则笑话存在之本。
（六）对《启颜录》中的人物形象与其在正史中的原型形象做对比研究
对《启颜录》进行溯源，可知其有些内容来自于正史中的记载，笔者通过对《启颜录》中的人物形象与其在正史中的原型形象做对比，发现“秉笔直书”的正史中的原型形象是通过将一个个流动画面的描摹串联成该人物的一生，而《启颜录》中的人物形象是其生活中某个特定画面的定格。
（七）通过题材、结构模式看《启颜录》在笑话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从笑话中所选的题材和所用的结构模式入手，对《启颜录》在笑话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
（八）对《启颜录》中使用的艺术手法的承传进行分析
《启颜录》从前人书籍中摘录内容入笑话集的编撰手法为后世笑话集所承继，这种手法不但开启了后世笑话集直接从前人书籍，尤其是正史中选取笑谈摘录而成笑话的编撰手法，还开启了后世笑话集直接从笑话集中摘录笑话的编撰手法。《启颜录》将笑话中“愚人的地域化”固定为“鄠人”，并进一步将地域化的人特定化为某个人，即“托名于一人”，这种托名的手法亦为后世所承继，如托名艾子等。
（九）《启颜录》可以作为“嘲”史的一部活教材
通过对《启颜录》中“嘲”的研究，发现《启颜录》中有关记载“嘲”的笑话，串成一部活生生的“嘲”史。“解嘲”是对“嘲”在成熟状态的特指，是一种定型化、模式化的“嘲戏”活动。历史名人可入嘲戏，风俗人情可入嘲戏，身体特征可入嘲戏，常见之物可入嘲戏，所见之景亦可入嘲戏。事事皆可嘲，物物皆可戏。
（十）对《启颜录》中“笑”的美学范畴进行提炼
笔者对《启颜录》中“笑”的美学范畴进行提炼：对于“笑人”一方是“捷”，其审美内涵表现为“辩捷”和“机捷”；对于“笑于人”一方是“痴”，其审美内涵表现为“愚痴”和“痴钝”；对于“看笑人”一方是“叹”，其审美内涵表现为“惊叹”和“雅叹”。
三 研究方法
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多样，但以文献整理法、排除法和文本细读法三种方法为主。
（一）文献整理法
文中使用文献归纳、分类整理的研究方法，笔者本着尊重历史、还原本真的学术态度，将各文献典籍中所记载的《启颜录》内容一一整理。
（二）排除法
史书文献中所记载的《启颜录》著者不一，有“隋侯白”等几个不同的著者，笔者从他们各自的著述入手，对史书文献中所载的《启颜录》著者，用排除法进行考证，将侯白等一一排除，得出《启颜录》是集体创作的结论。
（三）文本细读法
文中使用文本细读、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文本出发，通过文本细读，遵循让文本说话的研究原则。从史料阐释、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启颜录》中的内容进行解析，不论是对敦煌卷子S.610的研究，还是对《启颜录》整体流传过程的结论，以及对笑话类型、笑话题材和笑话模式的研究分析，一切都以文本为依据。
[1] 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9页。
[2] “广”字，《历代笑话集》中写法为“廣”，对照《续百川学海》原书，当为“庚”之误。
[3] “唐”字，由《历代笑话集》正文中书写“《广滑稽》”推：“唐”字是“廣”字之误。
[4] 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古典文学出版社，“目录”第1页。
[5] 王利器：《历代笑话集》，第9页。
[6] 曹林娣、李泉辑注《启颜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前言，第8～9页。
[7] 老根编《启颜录》（《中华谐谑十大奇书》第二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导读第1页。
[8] 车吉心总主编《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第889～899页。
[9] 旧题（隋）侯白撰，董志翘笺注《〈启颜录〉笺注》，中华书局，2014，前言第4页。
[10]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59～277页。
[11] 张涌泉主编审订，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第1～45页。
[12] 曹林娣：《〈启颜录〉及其遗文》，《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3期合刊。
[13] 张继红：《浅论〈启颜录〉》，《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
[14] 朱瑶：《〈启颜录〉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 朱瑶：《〈启颜录〉成书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朱瑶：《〈启颜录〉成书考》，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09。
[16] 马培洁：《〈启颜录〉版本流传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1期。
[17] 曹林娣：《〈启颜录〉及其遗文》，《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3期合刊。
[18] 张继红：《浅论〈启颜录〉》，《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
[19] 朱瑶：《〈启颜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8。
[20] 朱瑶：《〈启颜录〉成书考》，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09。
[21] 朱瑶：《〈启颜录〉成书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2] 马培洁：《〈启颜录〉版本流传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1期。
[23] 〔日〕小林博臣：《敦煌文学口语资料——〈启颜录〉敦煌卷子本考察》，《中国研究》1958年第6期。
[24] 张鸿勋：《谈敦煌本〈启颜录〉》，《学林漫录》1985年第11期。
[25] 柳存仁等：《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26] 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第360～388页。
[27] 潘灵芝：《论敦煌本〈启颜录〉中关于佛教的笑话》，《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8] 张鸿勋：《谈敦煌本〈启颜录〉》，《学林漫录》1985年第11期。
[29] 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第360～388页。
[30] 潘灵芝：《论敦煌本〈启颜录〉中关于佛教的笑话》，《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1] 黄征：《辑注本〈启颜录〉匡补》，《俗语言研究》1995年第2期。
[32] 董志翘：《辑注本〈启颜录〉词语注释商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3] 董志翘：《辑注本〈启颜录〉商补》，《2006年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同见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4] 董志翘：《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5] 黄征：《辑注本〈启颜录〉匡补》，《俗语言研究》1995年第2期。
[36] 黄征：《敦煌语文丛说》（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第483页。
[37] 董志翘：《辑注本〈启颜录〉词语注释商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8] 董志翘：《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9] 王虎：《〈启颜录〉中“豆”字考》，《中国语文》2014年第1期。
[40] 申相星、李芳：《中国敦煌话本小说与韩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中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世界文化》编辑部，2004，第48～53页。
[41] 马培洁：《〈启颜录〉与中古时期的笑话集》，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9。
[42] 马培洁：《雅俗文化的两相对照——〈世说新语〉与〈启颜录〉》，《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3] 申相星、李芳：《中国敦煌话本小说与韩国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中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世界文化》编辑部，2004，第53页。
[44] 马培洁：《〈启颜录〉与中古时期的笑话集》，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9。
[45] 马培洁：《雅俗文化的两相对照——〈世说新语〉与〈启颜录〉》，《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6] 《鲁迅全集》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7～68页。
[47] 王昊：《敦煌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王昊：《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48] 李锦：《唐代幽默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李锦：《唐代幽默文学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49] 苏品文：《六朝笑话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高雄师范大学，2011。
[50] 王丽惠：《隋唐时代笑话书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云林科技大学，2012。
[51] 《启颜录》各则内容的标题使用的是本书下册《〈启颜录〉各则内容版本源流及其类型分析》中笔者对《启颜录》各则内容进行命名的标题，特此说明。下同，不再说明。
[52]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第389～392页。
[53] （南朝·梁）殷芸编纂，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26～152页。
[54] （晋）裴启撰、周楞伽辑注《裴启语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第3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