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对蒲鲁东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

什么是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人们能否自主地选择社会形式？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马克思和蒲鲁东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一）对蒲鲁东“普遍理性”的批判

在这封书信的开端，马克思谈了他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印象，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13]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蒲鲁东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存在错误。而这些错误是安年科夫没有完全看到的。马克思一语道破了蒲鲁东所犯错误的实质：“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14]所谓的现代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同任何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个人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而只有通过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在这里显然存在着研究社会历史，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问题，即究竟是从物质关系出发，还是从思想出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1.关于“普遍理性”

蒲鲁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信中连续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15]

首先，关于蒲鲁东的“普遍理性”。在蒲鲁东的理论体系中，“普遍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蒲鲁东认为，普遍理性既不是现实中具体的人的理性或者思想，也不是脱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纯粹的理性，而是一种特殊的没有人身的“集体理性”或者“人类理性”，这种理性是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蒲鲁东认为，普遍理性不创造真理，它的功能是发现真理，因为真理隐藏在上帝怀中，普遍理性的任务是从上帝那里发现真理。蒲鲁东借助于上帝，借助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社会历史发展说成理性、观念发展的历史。他用普遍理性来论证一切经济范畴都是先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存在，它们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的怀里”。那么，是谁从上帝那里发现真理呢？他认为是像自己这样的学者。这是典型的天才决定论。

其次，蒲鲁东大谈“普遍理性”的原因。蒲鲁东认为社会的一系列进步和发展是在历史中实现的，而“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16]他认为普遍理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提与历史的出发点，作为普遍理性的工具的经济范畴有着对应的社会形态，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观念或经济范畴本身固有的矛盾运动来完成的，因此，蒲鲁东认为历史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他认为历史观念的历史是经济范畴转化的历史，不是人自己创造了历史，创造历史的是理性，人只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可以看出，他不能用物质的经济的原因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要用精神的因素解释历史、编纂历史。

最后，“普遍理性”如何自我表现？蒲鲁东生硬地照搬了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看成世界的本原，看成历史发展的根源，而蒲鲁东则把“普遍理性”看成历史的根源，同时，也像黑格尔一样，把普遍理性划分成从分工到共产主义的十个阶段。另外，蒲鲁东也把黑格尔的三段式逻辑方法引入他对社会历史，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分析中。“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设定、对立、合成。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7]

2.“软弱的黑格尔主义”和“坚强的思想家”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所谓“软弱的黑格尔主义”，即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原。他认为从“逻辑阶段”到“自然阶段”再到“精神阶段”的发展，是一个从自身的纯粹形式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因而，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精神，都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试图揭示这一过程及其规律性。但是，这种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导致他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辩证法。蒲鲁东试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是，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方法，于是极力模仿黑格尔，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他用“普遍理性”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用经济范畴的阶段划分代替了黑格尔的“三段式”。

3.蒲鲁东提供了一把解开“哑谜”的钥匙

在书信中，马克思指出：“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18]就是说，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内在规律性，这一过程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个人的活动，而历史中个人的行动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愿望，然而历史的发展与个人的目的和愿望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是分离的和毫不相干的。从总体上说，个人并不能孤立存在和生活，他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受生产关系制约。或者说，人的目的和愿望的实现，主要是看这些目的和愿望是否与社会规律特别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相符合，以及符合到何种程度。对于这一矛盾现象，蒲鲁东无法解释，于是就做出假设，把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个人发展的矛盾说成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这种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解释，是神秘主义的表现，自然就是不合常理的空话。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普遍理性”自我表现的结果，而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理解经济发展吗？”^[19]

（二）对所谓“辩证旋转”方法的批判

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演绎和归纳法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原则推导出个别性结论，而归纳则是从个别事实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两种逻辑的思维方法相互联结，互为前提、相互补充。恩格斯曾经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片面地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认清它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20]蒲鲁东自认为找到了能够融合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的特点，并同时兼顾理性与经验的更高一级的辩证法，即二律背反，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充分运用二律背反来说明他的价值理论。但是，蒲鲁东认为二律背反不仅不能解释观念的种类、属类、发展和进化，更不能准确说明构成科学的体系。所以，他需要的是最后的一种辩证工具，这种工具，或者说方法，应该能够把演绎和归纳法以及二律背反融合为一体，于是，蒲鲁东就创造了一个关于发展、分类和系列化的“系列辩证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他认为系列辩证法不仅是思维的原则、认识论的最高方法，还是社会存在的原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全部成员彼此制约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因而人人应当是平等的。

蒲鲁东将他这一“伟大发现”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建立了他的“经济矛盾体系”。这一系列包括从分工到人口的十个因素，其中的每一个范畴或阶段都带有二律背反性质，有益处，也有害处。后一阶段始终是为了解决前一阶段的矛盾而出现的，直到解决全部矛盾为止。只要回到各个矛盾的起点，即价值的二律背反，按照一项统一的公式，即构成价值理论，就会解决全部矛盾，就能实现公平、平等。

蒲鲁东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范畴。蒲鲁东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和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矛盾，但是他无法找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正确办法，于是就求助于“普遍理性”，而且试图通过头脑中的“奇妙运动”来寻求解决矛盾的良方。他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要保留其好的方面、清除其坏的方面，就要提出另外一个范畴，将之作为前一个范畴的“消毒剂”。这就是蒲鲁东头脑中的“辩证旋转”。基于此，在蒲鲁东看来，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不是靠社会行动，而是靠他头脑中的“辩证旋转”。他把经济范畴看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关键，认为只要改变了范畴，就会改变现存的社会。马克思指出：“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21]在这里，马克思以自由和奴隶制为例，对蒲鲁东这种所谓“辩证旋转”进行批评。马克思认为，首先，蒲鲁东炮制的“经济进化的系列”只是将人们所熟知的经济范畴用哲学语言加以修饰和编排次序而已。他试图用二律背反解释社会经济的现实运动过程，但只是描述了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即简单形式的正题和反题，与真正的辩证法相去甚远。其次，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决定了经济范畴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蒲鲁东不仅将两者的关系颠倒了，还错误地把经济范畴视作永恒的事物。最后，经济范畴本身固有矛盾的“矛盾”。“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共同构成了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用一个范畴消解另一个范畴中的矛盾的做法不仅会陷入矛盾的无限循环，还会因消除“坏的方面”而切断真正的辩证运动，即对立双方的共存、斗争与融合。

总之，蒲鲁东的哲学来源于黑格尔，但是，在实质上他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或者说，蒲鲁东在方法上是坚持形而上学的。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包含着相互矛盾斗争的对立双方，它们相互依存，相互离异。概念的发展过程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实现了对立面的真正统一。但是，蒲鲁东却将每个经济范畴简单又机械地划分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绝对对立的。

（三）对蒲鲁东颠倒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批判

蒲鲁东以“普遍理性”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运用系列范畴的经济学理论以及“辩证旋转”的方法，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认为历史不是人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而是观念的历史。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22]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23]“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24]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经济范畴具有客观性。经济范畴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范畴作为基本概念，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思维对现实事物及其本质的主观反映，就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但是内容必然是客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5]“意识［das 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6]经济范畴就是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因而，它们在内容上具有客观性。这些经济范畴虽然经过人脑的加工，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主观自生的。另外，这些范畴往往也需要通过语言和文字等这样的“物质外壳”表现出来。

第二，经济范畴具有历史性。“人们的观点、观念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27]首先，经济关系本身是不断变动的。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动中，这也就导致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总是有一些新的经济关系产生，旧的经济关系消亡。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人们对这些关系的抽象上，这就导致范畴本身的历史性。其次，同一种经济关系，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其特点和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也会引起范畴从内涵到外延的变化。可见，经济范畴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历史的规律。而蒲鲁东将经济范畴绝对化，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28]

由于蒲鲁东颠倒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因而，他必然将历史发展看成观念发展的历史。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提出：“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29]就是说，在蒲鲁东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按照时间顺序发展的历史，并不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观念在“普遍理性”中依次更替的历史。这样，在蒲鲁东看来，“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30]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种观点，“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而历史的发展“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31]，因此蒲鲁东就“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这样，他就只能借助于虚构，这种虚构就是：一系列经济范畴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观念而被发明出来的。蒲鲁东没有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经济范畴只是现实的经济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经济范畴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历史的规律，即只适应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遵循一定的生产力发展规律。

蒲鲁东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看不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他必然把历史看成精神发展的历史。“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其本身来说，即把它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32]

（四）对蒲鲁东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1.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社会包括两个部分，即社会构成和政治构成。社会构成主要指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政治构成主要指权威。蒲鲁东认为当时存在的政府限制了人们个性的发挥，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他在《什么是财产？》一文中第一次公开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提出要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实现社会的重组，促进人民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样就能建立一个既有自由又有秩序的无政府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通过各种契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契约最终将代替政府。

具体说来，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采取批评态度，认为二者都是不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贫富不均，共产主义违背了人的自由和独立。因而，应当建立一种体现独立、自由、平等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模式的社会，即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而这种社会在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第二，反对权威，反对国家。蒲鲁东认为任何国家政权都是危害个人自由的，而真正的“自由社会”应当是“无政府”的。蒲鲁东认为国家权力是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所以他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并反对一切政党和政府。蒲鲁东坚决反对用革命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他曾经在1846年5月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33]因此，他主张阶级合作，主张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学习，二者携手，共同打造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

第三，他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他所谓“人民银行”，一方面可以组织商品的直接交换，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盘剥；另一方面可以向工农业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使得工人可以开办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厂，成为独立生产者，而且不用背负沉重债务。

马克思说：“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马克思认为：“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34]

蒲鲁东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永恒的、唯一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35]马克思在这封书信中还指出：“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的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同样，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去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36]这里所说的18世纪“平庸的人物”，是指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思想，认为一旦实现，这三种权力将相互制约、彼此平衡，原来封建专制下的国王、贵族就不复存在。蒲鲁东也试图寻找一个新的平衡公式，来消除社会对抗。马克思对此进行批判，指出：“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37]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用了四个“代替了”，说明其理论在政治学上的错误。他指出：“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在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38]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社会革命爆发的深刻根源不是蒲鲁东所谓范畴，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辩证运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达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9]其二，社会革命是广大群众的事业，是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反抗压迫者的历史行动，它绝不是某些“天才”的个人行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其三，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暴力，社会革命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马克思在这里同时也批判了蒲鲁东的英雄史观，批判了蒲鲁东认为“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40]的错误观点。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蒲鲁东称为“一个空论家”，一个“空论的政治家”。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阐述了社会革命的客观基础，认为社会革命是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并强调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不能用平衡的手段，而只能用阶级斗争，通过革命群众的社会行动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在信中，马克思列举18世纪法国阶级斗争的实际，进一步说明蒲鲁东调和矛盾的做法是错误的。

2.蒲鲁东错误思想的阶级实质

蒲鲁东的思想不仅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蒲鲁东出身于19世纪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那时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工业革命在西欧迅速发展，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或濒于破产，这种情况在法国尤为严重。蒲鲁东作为小资产者的代表，在目睹和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小生产带来毁灭性灾难后，开始痛恨资本主义。可见，“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4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时指出了其思想合理性的一面，即它“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42]就是说，它从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但是，它也不会满意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的，而且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点和蒲鲁东迷恋小生产方式并试图保持小私有者地位的愿望相矛盾。因此，蒲鲁东企图建立一个小生产的、无政府的社会主义。“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的和宗法式家庭的幻想。”^[43]

马克思认为，首先，蒲鲁东在政治上表现为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4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45]其次，蒲鲁东的思想“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46]最后，蒲鲁东的理论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47]虽然蒲鲁东没有直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他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试图通过改良的手段，从而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保存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什么是财产？》中，他曾试图借助于现存国家来实现他的改良社会的主张，甚至希望得到国王支持。当这种幻想破灭后，转而鼓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建立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使得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实现社会平等。这就是马克思在这封书信中所说的：“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48]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理解社会、历史和经济范畴，正是蒲鲁东的黑格尔式的方法的转变，颠覆了马克思对他的评价——从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到“可笑的哲学”。马克思出于自己对“物质利益”所带来的“苦恼的疑问”的关注和思索，逐步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思辨哲学的清理与超越。后来，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进一步申明了他和蒲鲁东在历史观上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