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1.1 古典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发展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杜阁（A.R.J.Turgot）、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这一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Adam Smith，1776，chapter 1 of book Ⅰ），分工依赖于市场的规模（chapter 3 of book Ⅰ），市场规模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pp.31-32）。此外，斯密关于专业化和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p.37），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工具的资本理论（p.371），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以及配第的城市化理论和杜阁的猜想，也是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配第认为，城市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分工（Petty，1683，pp.471-472）。杜阁推测，分工、货币出现、商业扩展和资本累积之间一定存在一种内在联系（Turgot，1766）。^[2]我们将这一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亚当·斯密下面的一段话中：“在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蒙昧状态向最大程度富裕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其实什么也不要做，只需维持和平、宽松的税收和公正的司法管理，所有余下的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也正是17～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制度以及19世纪西欧自由化改革政策的真实写照。^[3]

我们将同古典发展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称为现代经济发展（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7）、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布劳德尔（Braudel，1984）和诺斯（North，1981）强调，现代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条件来影响分工水平和相关市场的扩展，而分工水平和市场扩展又影响发展绩效，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西欧和其他北大西洋地区，制度及分工还同优越的地理物质环境相得益彰。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动力在于欧洲缺少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同时，相互敌视的主权国之间的竞争，则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试验提供了机遇。这种竞争还给统治者带来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创造性地模仿先进的制度，以提高经济绩效并巩固其政权。

巴克勒（Baechler，1976，p.79）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源于：一方面，同一文化背景下多个政治单元的共同存在；另一方面，政治的多元化使经济自由化。”麦克尼尔（McNeil，1974，p.125）也指出：“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多元化，我认为，是根本的和与众不同的原因……在现代火炮的威力面前，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地区的反应是巩固和强化庞大皇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而中欧和西欧的地方君主国的反应，则是更有意识地同他们的邻居展开竞争，有时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就像风箱一样，刺激了意识形态竞争之火，并使任何有利于提升一国竞争优势的技术革新之火得以燎原。”霍尔（Hall，1987）、墨克（Mokyr，1990）、琼斯（Jones，1981，pp.226-235）、布劳德尔（Braudel，1984，pp.128-129）、韦伯（Weber，1988，pp.186-187）和雷斯勒特（Laslett，1988，p.235）也都赞成这种观点。

巴克勒（Baechler，1976，pp.77-113）同时指出，这样一种没有任何霸权主义政治的多元地理-政治格局能维持这么长时间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倾向于无限扩张。对于这种罕见的现象，目前有几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将其归因于西欧和地中海特殊的地理条件，这种条件有利于城邦国家之间进行距离长的贸易，而不利于进行统一战争（Baechler，1976；Mokyr，1990，1993）。尤其是不列颠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保证它只需花少量的防御费用就能避免同邻国的战争，使其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普通法传统持续进化，而且使它拥有了非常利于贸易的运输优势。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对追求财富的合法性的认同，使得大量人才在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从军事、宗教和官僚领域转向了商业活动（Baechler，1976，pp.93-95）。相反，东亚的地理结构则确保了中国文化霸权地位，西洋文化入侵前，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对中国文化构成挑战（蒙古族和满族，不管是在他们臣服于中国还是在他们统治中国之时，都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被中国征服）。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很容易赢得统一国家的战争，而内陆之间的贸易费用则十分高昂。这样，东亚地区制度试验的种类就远远少于西欧，这种状况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才得以改变。

西欧另外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自由城市的发展先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由城市和相关的国际贸易，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摇篮。相反，在古代亚洲，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堡垒而存在。同时，一些经济史学家还认为，欧洲之所以长时期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原因在于教会、国家以及分散的封建主之间的竞争（McNeill，1974；Weber，1968）。宗教改革后，众多独立教会之间的自由竞争也是一个原因。

18世纪不列颠的特殊条件，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然后，通过19世纪创造性的模仿和修订，这些制度又在西欧其他国家得到了传播。这些基本的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分工的演进，并为很多重要经济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结构变化被称为工业化，它包括工业产出份额的上升、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上升（Lewis，1955；Chenery，1979；Kuznets，1966；Kaldor，1957）。

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由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转化的过程。在自给自足社会里，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有必需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在高分工水平的社会里，有了农民和职业制造商之间的分工（Lewis，1954；Ranis，1988，p.88）。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投资额的上升，意味着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发展，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这一工业化过程使总合生产力和个人效用（真实收入）不断得到提高。在多个独立主权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绩效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因此，我们可以分五个层次对现代经济发展进行分析。第一层次是地理政治格局，比如，欧洲就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第二层次是意识形态、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政治法律制度。第三层次是商业制度、工业组织和商业实践的演进。第四层次是分工和相关经济结构的演进。第五层次是总合生产力和福利。其中，第一层次影响第二层次，依次到第五层次。反过来，第五层次又影响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和制度的演进（North，1994）。其中，第二和第三层次（制度）的分析得到了产权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派文献的实质性关注。根据这些文献，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有以下特征。^[4]

第一，政府对宪政规则可信的承诺，成为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成本的条件。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承诺机制是基于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在这种可信的承诺机制下，理性国家不仅提供各种服务，诸如重量和距离的测量标准、货币和基础设施（公路系统、人口普查系统等），而且国家本身也通过法律（公共法）进行统治。私人企业的自由登记制取代了审批制和政府对企业的垄断。自从19 世纪自由结社在西欧成为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之后，许可制度就不再受制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国家征税的权力需经议会批准，英格兰银行不再是国王存放钱财的保险箱（Huang，1991）。同时，平等法创造了一种机制，新的案例在公正条件下能够取代过时的案例，这就使普通法能够不断地适应世界的变化（Huang，1991），自发地创造了很多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尤其是保护私人剩余索取权和私人企业的不对称控制权，以及企业名称、商标品牌和版权等私人产权的规则。墨克（Mokyr，1990，1993）指出，对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法律保护，比专利法对技术、管理的创新与发明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这种宪政规则下，出现了私人产权的法律基础，以及国家遵循理性程序对私人合同的强制执行。同时，可信的法律以及职业化的官僚管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新的制度有效限制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17～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制度演进，为解决国家权力的两难矛盾创造了一种机遇：如何控制控制者（或怎样控制国家权力）。通过最高水平的政治竞技场上的制衡，合法而又强大的国家暴力能用来保护个人的权利（Macfarlane，1988，pp.189-191）。^[5]

第二，在光荣革命后，一种特殊的公平竞争的政府政策制度以及很多政府制度创新在英国出现，并在后来被西欧国家模仿。在这种自由主义制度下，中世纪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贸易干预政策和一切不合时宜的规章都被废除。这表现在1846年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及1860年英国与法国签订《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Sachs and Warner，1995）。新的金融货币制度（如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破产法、邮政系统、政府图书馆和其他一些积极的政策制度创新，都同自由主义政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欧自由移民的传统也对提高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形成了强大压力。

第三，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一系列的市场制度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关于劳动、土地、资本和其他产权的私人合约逐渐替代了非市场制度。例如，劳动力市场取代了农奴、奴隶和强迫劳役。土地的私人所有和相关市场的出现，取代了地产的奴役职能、世袭制、非转让及祖传的土地关系和公地。资本市场取代了政府在货币借贷中掠夺、垄断和干预的角色（如英国废除限制高利贷的法令）。同时，技术和知识产权市场取代了政府对技术的垄断及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英国1624年颁布的《专利法》）。在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很多商业制度创新出现，包括现代的复式记账法、背书和商业工具，诸如贷款、股票、抵押、汇票、信用契约、保险、代理人权利、特许经营和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等等。^[6]

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蔓延，这一过程是通过暴力征服和殖民统治，以及经济改革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来实现的。从1840年前后开始，西欧的强权者用他们的优势工业及由此发展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挑战传统社会。1830～1840年，法国开始在北非殖民。英国则在1840～1842年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53～1856年，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了俄国。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和远东地区，只有日本还能动员社会和政治制度来支持市场改革，1868年明治维新后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休克疗法”。^[7]

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市场已经形成。西欧和美国构成了世界主要的工业力量。德国统一后，工业化有了一个大推进，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通过对外融资修建横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俄罗斯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日本通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贸易，戏剧性地向世界经济开放了门户。早期的日本工业化完全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当时的西方强权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制日本实行低关税。这些条约直到19世纪末期才失效。在独立后半个多世纪，拉丁美洲也终于在19世纪70年代走向基于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主要是原材料出口和资本进口（主要是铁路建设）。至于最落后的非洲，也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被西欧列强侵吞，这一过程在1880～1910年到达高潮。1860～1914年的几十年间，这些经济体还一直保持着很低的贸易壁垒。^[8]

19世纪末期，第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技术和经济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出现。远距离交通和通信方面取得的突破同今天的情形相类似（Headrick，1981）。1869年和1914年分别完工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加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不断出现的更快更大的蒸汽船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国际航运所需的时间。印度、俄罗斯、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新铁路（通常由外国资本兴建），则大大拓展了居住和经济发展的版图。19世纪50年代后，电报和跨海电缆的使用使世界能以电子速度联为一体。军事上的革新，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大负荷来复枪的出现，加之工业化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使得欧洲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医学上的进步，特别是奎宁的使用成功地预防了疟疾，对欧洲人在居住、统治和投资方面的迅速扩张（尤其是在非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同今天取得的技术突破一样，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

与此同时，重要的经济制度也在向全球扩张。国际黄金和白银标准在19世纪70年代后几乎成为全球标准，在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中得以实行。到1908年，世界上大约有89%的人口生活在可按黄金或白银标准进行货币兑换的国家，^[9]基本的法律制度，比如商法，已被广泛采用。它们都是基于欧洲模式，主要是《拿破仑法典》，该法典吸收了普通法的很多特点。新的多边制度也建立起来，比如1878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

就像现在一样，这个体系是高度一体化的。一个双边贸易条约网络使得保护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得到限制（美国和俄罗斯相对高的关税是例外）。很多国家，比如阿根廷和俄罗斯，都在努力调整其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金本位制度的实行，可以视为国际一体化战略的关键一步。维特回忆过他如何战胜保守的俄罗斯帝制法院，以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引进黄金标准（Owen，1994，pp.15-16）。在拉丁美洲，自由市场制度不论在民主（阿根廷和智利）还是独裁（巴西和墨西哥）的政权下都建立起来了。这四个国家的国民总产出和出口增长都是史无前例的。1870～1914年，印度在英国的统治下，也经历着类似的出口快速增长。

杰弗里·威廉姆森和他的合作者在其一系列重要论文中证明，19世纪末开放的国际体系产生了一个经济趋同的时代（Jeffrey Williamson，1992，1993；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4）。欧洲的外围国家，像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其真实工资同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更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拉丁美洲的前欧洲殖民地和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同样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基础上取得了趋同的增长率。

罗纳多（Reynolds）通过对41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1850～1914年开放的国际经济对促进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ynolds，1985）。罗纳多注意到，“除去政治原因，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转折点或迟或早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有效参与由世界经济扩张带来的贸易机会的能力”（Reynolds，1985）。他列举的国家包括：几乎全部的拉丁美洲国家（除委内瑞拉）；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但不限于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部分非洲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Reynolds，1985，pp.34-35）。

主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带来的现代经济发展，现在已经从西欧的发源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这一扩展过程是由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挑战和竞争驱动的，其间也伴随着战争、征服和殖民化。因此，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不仅包括创造性的模仿过程，而且包括痛苦的被迫接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