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所有经济发展和交易成本的新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遵循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将经济分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用一组数学函数描述经济发展的环境，如效用函数、生产函数、预算约束等。第二层次，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描述个体的自利决策。第三层次，更多复杂的数学工具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上述三个层次都只是描述客观事实，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当发展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做价值判断，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他们要做的只是进行思想试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哪些情况将会发生，以及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第四个层次，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一层次的分析被称为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遵循这种方法，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首先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做出一些假定，然后运用数学去描述一般均衡的发展机制，并在无形的行为和有形的发展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对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最后，那些经过经验证据检验了的均衡机制，就可以作为符合现实的理论推荐给决策者。我们在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利益冲突和机会主义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部分在无形的内生交易成本及效用与有形的资本收益率及贸易量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从而通过一种复杂的方法从有形中推断无形。

但是，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太遵循上述科学的研究方法。20 世纪50年代，在对经济发展一般均衡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发展经济学家就已将大量的热情倾注在对经济发展的规范分析上。他们设计的很多指标，往往专门用于测度经济发展的福利效果（Sen，1989），很多政策建议则缺乏有力的实证分析，只是追求人们自认为对社会最好的目标。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除了因为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对超边际分析的技术实质和一般均衡模型不熟悉外，还因为他们的理论总是假定经济学家或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慈善的中央计划者，其做出的价值判断一定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先不说这一假定的对错，即便是对的，至少这种方法也是天真的，因为它忽视了经济生活中很多变数之间存在复杂的两难冲突，个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自利决策也存在十分复杂的交互作用（一个人效用的提高往往导致另外一些人效用的下降）。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建议用直接的福利测度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绩效。但是，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印度的人均产出高于中国，但中国人的预期寿命高于印度人，究竟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更高的效用？这是一个没有唯一答案的问题。按照将单位资本产出率、住房、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等指标加权后形成的生活标准指数排序，日本的福利居全世界之首，而美国则排在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居第七位。但很多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并不同意这种排序。换句话说，每一对发展指数之间都有很多种可能的替代（两难冲突），只有个人才知道他的效用最大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是无形的，而一个人效用最大化同其他人效用最大化的两难冲突就更加复杂，政府计划者不能计算它们，就算能，也不能通过仁慈的方式来实现。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建立在数学广泛应用的基础之上的。马歇尔对分工的发展含义的深刻见解，远远比他的供求边际分析重要。但是，分工没有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供求分析反而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就说明，数学化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是何等重要。此外，正如德布鲁（Debreu，1991）指出的，数学不仅能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交流工具，而且能对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产生深刻的影响。劳动力剩余理论和高级发展经济学文献演进的历史，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刘易斯（Lewis，1988）和拉尼斯（Ranis，1988）的观点，刘易斯发展劳动力剩余理论的最初动机，是解释促进分工演进的发展机制。根据这一思想，二元结构更多的是指社会分为自给自足地生产产品与商业化、专业化地生产商品两大部门，而不是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但是，刘易斯不能找到合适的工具将他的这一最初思想数学化。我们今天知道，这一工具就是在选择专业化水平时进行决策的超边际分析。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指出的，劳动力剩余模型的支持者们，当时甚至连简单的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都不能操作。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仅能操作一些固定规模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还不熟悉这种模型中的超边际分析。因此，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只有使用带有固定规模报酬的边际分析模型才能将他们的思想数学化。结果，他们最终的模型就同古典发展经济学及他们自己最初的思想大相径庭。非均衡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假定、外生技术进步或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在他们的模型中成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本书的模型表明，如果用内生专业化的斯密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可以成功地将刘易斯最初的思想数学化。

克鲁格曼（Krugman，1995）指出，关于因果循环（鸡生蛋、蛋生鸡）、产业关联网络的协调以及规模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比劳动力剩余模型更有意思。但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还不能使用带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将高级发展经济学数学化。克鲁格曼将劳动力剩余模型相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成功视为当时经济学家分析水平低的结果。本书将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很多思想用带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数学化，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比劳动力剩余模型的故事有趣得多。

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证明，如果一种思想不在一个数学框架下很好地数学化，再深刻的思想也不一定能纳入主流发展经济学；而一旦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学化的正确工具被经济学家掌握，古典主流经济学就能在一个现代超边际分析的躯体里复活。因此，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早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但它的成形晚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它对现代商业社会发生的新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它不仅能应用于欠发达国家，而且能应用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驱动18～19世纪英国、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同驱动东亚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掌握了新兴发展经济学的武器，不仅能描绘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的发展机制，而且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做出预言。